世界主义、种族革命与《共产党宣言》中译文的诞生————以《天义》的社会主义宣传为中心（一）
内容提要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文是中日革命者在1907-1908年的东京密切交流与合作的产物。本文揭示了这一复杂的历史语境，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宣言》的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实践，激活了拥有相同命运和相同传统的亚洲人走向联合的思想，同时也使清末革命呈现出世界主义的面向。
关键词
《共产党宣言》《天义》无产阶级 平民 刘师培
引言
1848年2月末，一位名叫布格哈特(J.E.Burghard)工人借助于手动印刷机在伦敦一家私人住所印制出了马克思刚刚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文件——《共产党宣言》。从3月份开始，这份纸质粗劣、排印错误不少、篇幅达23页的小册子被秘密散发给在巴黎、阿姆斯特丹，瑞士、比利时和瑞典的盟员们，其数量有数千册之多。① 3月到7月，由伦敦德国移民创办的《德意志伦敦报》第一次以连载形式公开出版了《宣言》。1851年，马克思应科隆共产主义同盟的要求在科隆出版了一个现在被称为“30页版”的德文新版。由此直至“国际劳动者联盟” （第一国际）成立（1864年）期间，《宣言》的出版和传播陷入了低谷。巴黎公社失败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的实际发展状况修订了《宣言》的相应段落，1872年出版的德文版遂成为后续诸多版本的基本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W）第四卷收入的《宣言》是1899年恩格斯生前最后一次校订的版本。②《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本由英国著名宪章运动者、妇女解放运动者海伦·麦克法林（Helen Macfarlane）完成，发表在《红色共和党人》（1850年11月30日）上。③ 1888年，曾经翻译过马克思《资本论》部分章节的萨缪尔·摩尔（Samuel Moore）发表了《宣言》的第二个英译本，这个译本由恩格斯亲自参与校订并添加了必要的注释，后来被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④
《宣言》最初打算“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拉芒和丹麦文公布于世。” ⑤但是仅在“巴黎公社”前后的1871-1873年间，《宣言》就至少有9个版本、6种语言译本问世。尤其是在19世纪80年代，随着工人运动和第二国际的日益活跃，《宣言》在欧州和美国的翻译和传播与马克思的个人声望一同达到了高潮。⑥ 尽管如此，自从诞生以来，《宣言》的翻译和影响还主要局限在欧美国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前几年才告结束。1904年11月13日，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和堺利彦以1888年英译本为底本，将《宣言》第一次翻译成日文，发表在东京的周刊《平民新闻》上。同一天，《平民新闻》被政府禁止发售，幸德秋水因笔祸被判入狱。1906年，堺利彦补译了1904年译文缺失的第三章，将完整的《宣言》日译文发表在《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⑦ 1908年3月，在刘师培与何震创办的《天义》第16至19卷合刊（春季增刊）上出现了《宣言》的序言部分和第一章的中译文，译者为“民鸣”，经研究发现，其采用的《宣言》底本正是1906年的日文全译本。⑧
《宣言》诞生于1848年包括法国“二月革命”在内的、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一场革命风潮当中。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经典解释，这场革命缘于19世纪30、40年代欧洲工业化进程带来的城市居民的普遍贫困（“饥饿的40年代”）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和政治矛盾。但近年来兴起的全球史研究表明，造成这场被认为是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最大规模革命的背景、原因以及各个革命主体的动机和政治目标非常不同，这期待着人们分别从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等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入手进行细致的研究。其实，以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一秘密组织活动为代表的城市工人运动只是当时波起云涌的社会反抗潮流中的一支，与发生在巴黎、柏林、慕尼黑、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威尼斯这些旧秩序中心地带的暴动相比，农民为抗议旧式地主的租税和新式地主出于商业利益对公用林地和土地的霸占而发动的革命行动，对于统治者们来说更难以镇压, 因为与城市居民的集中化相比，农村人口分布更为松散，统治力量也更为薄弱。⑨ 因此，工人革命的意义更多地在于它构成了一种有力的政治象征。大量来自下层、由于在新兴商业社会中无法谋生从而在政治态度上趋于激烈的中产阶级、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的城市小生产者和遭受传统农业工业化和商业化侵害的农民组成了一支革命团体，其中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充当了这个团体的代言人和领导者，在他们当中既有受过教育的大学生，也有新闻记者、教师和官员。尽管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然而一旦他们在革命政府中谋求到合适的职位，他们的内心就会产生动摇，甚至做出背叛革命之举。因此，这个团体充其量只是一支革命力量而已，还没有能够成为在现实政治之外的“另一种政治选择”。⑩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1年所写的一篇书评中揭露了这类“流氓无产阶级”当中的一员——“二月革命”党人、《改革报》的编辑德拉奥德（Lucien de la Hodde），这位外表道貌岸然的“革命者”暗地里充当了巴黎警察局的密探，在夜幕里的巴黎街头干着为革命者所不耻的勾当。⑪ 在发生在农村的一系列暴动中，农民虽然显出了自身的强大力量，但他们数量不多，而且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都尚未成熟”。⑫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852）中，马克思展示了天才的政治分析能力，深入揭示了法国小农（拥有和世代耕种一小块土地的农夫）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期望，“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支配社会，国家支配社会。”⑬ 小农经济的天然封闭性和自足性使他们非但不能作为独立的阶级，完成一场艰巨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反倒在1851年12月20日和21日的选举中变成了波拿巴政权的积极支持者和拥护者。与散居的农民不同，“无产阶级在工厂和城市里的集中使他们意识到了他们共同利益。以此为基础，他们开始建立工会这样的机构表达他们的想法。”⑭ 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马克思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得到启示，洞悉了人们普遍的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要求，他从熟悉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恩格斯那里初步了解了当时欧洲，特别是英国工人阶级的真实生活状态，从而把改变欧洲旧制度的希望寄托在刚刚从贫穷的劳动者、独立作坊主和小商人的队伍里转化为“无产阶级”身上。在《宣言》中，马克思呼吁这群失去财产、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人们在“感觉到自身量”之后，把自身“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⑮ 在这个意义上，《宣言》是以一种撼人心魄的语言和修辞方式唤醒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动员令。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共产主义的动员令无疑是国际性的和全球性的，然而大卫·哈维却断然地说，《宣言》的首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便把论证放在了欧洲情境当中，它的主张首先诉诸于跨国实体及其工人阶级，因此这个文献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不是国际性的。⑯ 哈维继续说，在马克思看来，欧洲通过新航路的发现，将剩余的资本转向了美洲殖民地，试图以此克服由其生产方式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矛盾，但他最终否定了这一可能性，从而把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坚定地放在欧洲内部跨国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肩膀之上。《宣言》发表的最初几年，在亚洲，英帝国刚刚用马克思在《宣言》里所说的“坚船和利炮”打开了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君主制国家——中国，并借助于宗教和“西学”将一种不同的道德习俗、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带给了中国人；而此时的日本正处于幕藩体制末期，德川幕府一方面惊恐于英美即将在自己家门口发动的侵略，另一方面依然坚守着“锁国”和“击退”的防御政策，直到1853年美国海军中将佩里率领的舰队打开了日本的通商口岸才结束了这个局面。⑰ 同一时期，马克思在一篇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时评文章中，预言由英国对华贸易引发的持续的中国革命将会沉重地打击英国经济，从而引发欧洲的政治危机和政治革命。⑱ 对于另一个亚洲国家——印度也一样，马克思评论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⑲ 正如哈维所说，欧洲资本“空间转移”的结果非但不能消解欧洲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相反会加速欧洲和亚洲社会革命的来临，这样的结果似乎否定了哈维的上述质疑，预示了无产阶级在更大范围内的、全世界的联合呢？
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不断加剧中成立和发展起来的第二国际（1889-1916）真正迈出了包括亚洲在内的无产阶级国际联合。在日俄战争进行当中举行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会议（1904年7月，阿姆斯特丹）上，日本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片山潜与来自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普列汉诺夫共同被宣为大会的副主席，来自交战国的两人在开幕式上当着所有与会代表亲切握手，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宣言》第一个日译本恰恰出现于4个月之后。1905年5月，孙中山造访了设在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执行局，与时任执行局主席的范德文(Emile Vandervelde) 及秘书胡斯曼（Camille Huysmans）进行会谈，提出欲率领中国革命党人加入第二国际的要求。⑳ 三个月后，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赤坂灵南阪本金弥宅正式成立，据范德文回忆，胡斯曼还亲自参与了同盟会纲领的讨论和制定。20年后，这位第二国际领导人甚至说，马克思写下《共产党宣言》的布鲁塞尔是国民党和中国革命的发源地。㉑ 1907年2月，在上海积极进行反清活动的同盟会会员刘师培迫于清政府的缉拿，携妻子何震来到东京，加入了以孙中山、章太炎和张继为中心的《民报》社革命知识分子团体，并与日本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人展开了密切交往，一年之后，《宣言》第一个中译文（“序言”和“第一章”）便经刘师培和何震之手发表出来。如何在19世纪初期欧美和亚洲全球革命的语境中理解《宣言》中译文的诞生？通过跨语际的翻译实践，《宣言》激活了怎样一种来自亚洲本土的革命资源，从而使中国革命者们试图采取与当时欧洲社会民主党不同的革命策略？在辛亥革命前的刘师培和何震那里，在近代中国革命的复杂历程当中，《宣言》扮演了怎样一种特殊的角色？本文尝试将上述问题纳入到从第二国际的理论论争和国际社会主义实践的视野当中，从1907-1908年留居东京的清末革命党人和日本社会主义者的知识交流中来加以考察。
注释
① Thomas Kuczynski, 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 Partei）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von der Erstausgabe zur Leseausgabe, Trier: ②Karl-Marx –Haus,1995, SS.58-78；关于近年来《共产党宣言》第一版出版情况的详细研究综述和分析，参看橋本直樹《＜共産党宣言＞初版の確定》，载《商学論集》第75卷第２号，2007年３月，第３〜20页。
③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 Bd.4, Berlin: Dietz Verlag, 1977, SS.459-493.“Manifesto of the German Communist Party (I848)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abridged) by Helen Macfarlane (1850)”,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Communist Manifest, Terrell Carver and James Farr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261-282.
④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6,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ress, 1976, pp.477-519.
⑤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序言》，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版第2卷，2009年，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0页。
⑥ Eric Hobsbawm,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Reflection on Marx and Marxism,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04; 关于《宣言》各种语言译本出现的情况，参看大村泉著、陈浩、张立波译《〈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史与中译的问题》，载《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 2015年第5期。
⑦ 参看大村泉《幸徳秋水/堺利彦訳<共産党宣言>の成立・伝承と中国語訳への影響》，载《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雑誌》，No.603／2009.1， 第１〜13页。
⑧ 马尔克斯Marx、因格尔斯Engels 合著、民鸣译《共产党宣言》，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21-431页。
⑨ C.A. Bayl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 1780-1914：Globe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 Oxford: Blackwell, 2004, pp.155-156.
⑩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Capital, 1848- 1875, London: Abacus, 1995, p.33.
⑪ 马克思和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四期上发表的书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24-341页。
⑫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Capitial ,1848- 1875, London : Abacus, 1995, p.34.
⑬ 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567页。
⑭ David Harvey, “The Geography of Manifesto”，in Spaces of Hope, Edinburgh :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5.
⑮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40-41页；第53页。
⑯ See David Harvey, “The Geography of Manifesto”，in Spaces of Hop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4.
⑰ See Marius B. Jansen，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 5,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p. 4, pp. 259-309.
⑱ 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607-614页。
⑲ 马克思和恩格斯《英帝国统治印度的结果》，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686页。
⑳See Martin Bernal,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65-66.
㉑See Émile Vandervelde, À travers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Soviets et Kuomintang, Paris: Alcan, 1931,p.91.
本篇文章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11月18日），作者授权海螺发表全新修订版。未完待续，敬请期待。海螺曾推送作者另一篇论文《帝国的想象：卡夫卡〈中国长城修建时〉中的政治话语》（载《外国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详情请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