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义、种族革命与《共产党宣言》中译文的诞生————以《天义》的社会主义宣传为中心（三）
二、无产阶级革命/平民革命
在激烈反对正在进行中的日俄战争，积极寻求由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第二国际理论支持的情境中，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翻译和发表了《宣言》的第一个日文译本。在经过警方的查禁和合法斗争之后，堺利彦被允许以“历史事实”和“学术资料”形式再度修改和发表《宣言》，因此 1906年3月出现在读者面前的译文是以“不扰乱社会秩序为前提的”（78），换句话说，与第一个译文相比，第二个译文至少应当是更加平和一些。民鸣的中译依据的就是1906年堺利彦的重译本，这一点单从两篇文章题目完全相同的书写方式就可以看得出来。（79） 刊行第二个日译文的《社会主义研究》杂志第1号（1906年3月）很有可能就是译者本人，或者是经常到“社会主义讲习会”讲演或教授世界语的山川均、大杉荣等人。但是在民鸣开始酝酿翻译之时，无论是日译者，还是主持中文翻译的刘师培都转向了无政府主义，这意味着《宣言》在英文、日文和中文之间的转换不仅仅体现为译者对语言透明性追求，相反它首先是作为一种历史和政治事件的跨语际实践，其中所透露的是不同的政治立场、文化传统和社会想象之间的战斗。（80） 在此，我们关心的问题是，面对陌生的异质语言，译者选取什么样的译词来表述已经变化了的政治理念？这些被选择出来的译词怎样激活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它们又是如何驱动了译者的社会想象？
幸德秋水
在为中译文撰写的简短序言中，刘师培将《宣言》与对当时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满足于在一国范围之内进行议会斗争的批判结合起来，强调了劳动者进行国际联合的必要性，他说：“观此《宣言》所叙述，于欧洲社会变迁，纤悉靡遗，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接着，他话锋一转，将《宣言》的主张与无政府主义学说拉开了距离：“惟彼所谓‘共产’者，系民主制之共产，非无政府制之共产也。故共产主义渐融于集产主义中，则以既认国家之组织，致财产支配不得不归之中心也。”（81） 由此可见，刘师培和中译者民鸣是本着劳民“去中心的联合”这样的理论诉求来阅读《宣言》的，很显然这是严格意义上的批判性阅读。
《共产党宣言》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出现的多种人类联合体或共同体形式，认为无论是史前社会的原始人群、氏族、部落，还是有文字记载以来形成的行会、寺院和中世纪的各种自治团体等等都是随着人们经济活动和交换方式的变化而产生和消亡的。在1888年英文版《宣言》中“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话的下面，恩格斯补充了一条注释，对马克思的上述结论做出了限定。从这条注释里我们知道，马克思在1847年撰写《宣言》时，对人类史前社会的状况还不十分了解。但马克思出于自己的理论兴趣一直对这方面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著作非常感兴趣，从1850年代开始，他先后阅读了哈克斯特豪森关于俄国原始农业经济状况的调查、毛勒对条顿人建立的“马尔克公社”的描述，特别是摩尔根关于北美易落魁人原始部落的研究，这些学者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发现，印证了马克思关于阶级社会并非像当时的社会学家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自然现象，从而使他对一个新兴的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更加充满了希望。《宣言》英译本的注释中保留了摩尔根的两个关键性术语，即“氏族”（gens） 和“部落”（tribe）。（83） 前者是指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和家族名称的史前人类集体，其本质是具备了社会和管理体系的组织单位，按照这位人类学家的定义，它是古代社会的根本基础（84）；后者是由操同一种方言的二、三个氏族相互通婚而构成的社会组织，摩尔根的“族群”（nation）则是由一个政权进行统治的多个部落组成，并且拥有共同的方言和领土。（85）在摩尔根眼里，由氏族到部落、再到族群是原始社会的典型进化历程。然而我们看到，日译文和中译文均未将这两个术语译出，而代之以“家族”一词，这使《宣言》英文版强烈的历史感消失殆尽。不仅如此，家族或家庭是日译者堺利彦转向社会主义之前一直关注的问题。明治初年日本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使支撑传统社会的伦理观念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在知识界就此展开的激烈讨论当中，堺利彦将家庭视为能够对抗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和践行“新道德”的阵地。（86） 可以说，与《宣言》通过经济革命来重建家庭伦理的主张不同，家庭革命在堺利彦那里是在道德框架之下进行的社会革命的起点。透过“家族”这个译词，我们看到了两位日译者鲜明的道德视点，这种道德观被传递到中译者和读者那里。
堺利彦
1916年5月，在《民报》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就中国实行君主立宪还是社会革命进行的论战当中，朱执信发表文章，告诫立宪党人应区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主客体：“凡政治革命之主体为平民，其客体为政府（广义）。社会革命的主体为细民，其客体为豪右。平民政府之义今既为众所共喻，而豪右、细民者则以欧文Bourgeis 、Proleterians之二字。其用间有与中国文义殊者，不可不知也。日本于豪右译以赀本家或绅士阀。赀本家所有赀本，其为豪右，固不待言。然如运用赀本之企业家之属，亦当入豪右中，故言赀本家不足以包括一切。若言绅士，則更与中国义殊，不可袭用。故暂赐以此名。至于细民，則日本通译平民，或劳动阶级。平民之义，多对政府用之。复以译此，恐致错乱耳目。若劳动者之观念，则与中国自古甚狭，于农人等皆不函之，故亦难言过当。细民者，古义率指力役自养之人， 故取以为译也。”（87） 在民鸣的《宣言》中译文发表前，刘师培显然已经接受了朱执信将“Proletarians”译为“细民”的做法，在介绍克鲁泡特金的学说时，他说：“乃保护资本家之产业，助之劫掠细民。”（88）但是对朱执信颇费斟酌而选取的“豪右”一词他却并不以为然，而是坚持日译文中的“绅士”译法，尽管他心里非常明白，所谓“绅士”是指“中级市民进为资本家者言，与贵族不同，犹中国俗语所谓‘老爷’，不尽指官吏言也。”（89） 那么，中译者为什么坚持这样做呢？答案应该是他试图与日译者保持同一种思想立场。作为译者，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内心非常清楚“绅士/平民”这对译词其实并不贴切，因为在1888年英文版中，恩格斯还特意就如何界定“Bourgeois/Proletarians”做出了一条意义非常明确的注释：“资产阶级是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 （90）两位日译者也如实翻译出了这句话，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把采用上述“不贴切”译法的原因归结为当时“日本的工业化水平不高，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现象尚不为一般民众所熟悉”（91）。果真如此，那么日译者完全可以用日文片假名来表记它们，这已经是明治时期日本翻译西书的惯例。实际上，堺利彦后来在1921年根据1872年、1890年德文版全面修订《宣言》日译文时就是将“Bourgeois/Proletarians”的译词修改为“ブルジョア/プロタリア”（92），而且这种做法一直沿用至今。（93）
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精髓》
经过“反复推敲”之后，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决定选择“绅士”和“平民”这对译词凸显了二人在看待当时日本出现的贫富分化问题上所持的道德立场。在“译者云”中，他们补充解释道，“‘绅士’本来的意思是指君子，但根据近来日本出现的诸如‘绅士’、‘绅商’的说法，作为表现那些变得自私自利和恶俗不堪的一般上流社会人物的词汇，可见它们颇为贴切。但是在这里还可译为‘市民’和‘绅商’。平民的原词是‘Proletarians’也可译为‘劳动者’或‘劳动阶级’”（94）。 堺利彦在1930年回忆道，当初之所以选择“平民”这个译词是考虑到了“平民社”和《平民新闻》揭櫫的“平民主义”思想。（95） 鉴于《宣言》的首次日译发表在《平民新闻》一周年纪念号上，堺利彦16年后的回忆完全与当年的事实相符。由“平民社”同人共同署名的《宣言》（1904年11月）曾经这样声称道，“吾人为了实现人类的自由，欲打破因门阀的高下、财产的多寡、男女的差别而产生的阶级，去除一切压制束缚”（96）。 幸德秋水在同一时期发表的《平民与社会主义》一文中，频频以“智慧“、“正直”和“素朴”的“平民”或“劳动者”与“文明”、“优雅”和“不德的”的“绅士贵女”对举，并且指出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尽管身处饥饿、穷困和流离之中，但他们应拒绝少数绅士贵女们出于伪善向他们提供的“保护、救济和慈善”，要求恢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权利。（97）将包括日本传统社会中非武士阶层，即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以及新近出现的工人和职员在内的大多数民众动员起来，并把他们塑造成为一支对抗少数富人阶层的力量，这是幸德秋水和堺利彦放置在《宣言》语境中的“平民”含义，这一以自由民权理念和人口数量为出发点的平民思想，在其倡导者转向采用“直接行动”策略之后自然而然地走向了所谓“中等阶级”思想。中等阶级的塑造实际上从1903年撰写《社会主义神髓》以来一直被幸德秋水视为社会主义的目标：“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提升整个社会，并把每个成员都变成中等阶级的一员。”（98）1907年1月，日刊《平民新闻》刊发了一篇题为《中等階級の話》的文章，其大意是：引领时代的中等阶级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中流砥柱，旧式的中等阶级在渐渐减少，新生的中等阶级数量在不断上升。中等阶级包括官吏、职员、教师和店员，他们在智识学问上并不属于旧式中等阶级，随着社会的变迁，他们选择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其中的一些人顺应了资本家，另一些人则因对社会不满走向了拥有社会思想的社会主义道路，该文的作者西川光次郎认为包括自己在内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均出身于这个中等阶级。（99）与多数平民或中等阶级形成对立之势，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将《宣言》中的“Bourgeois”视为当时在日本社会已经出现的富人阶层，并把表示“Bourgeois”状态和群体的“Bourgeoisie”视为造成富人阶层产生的某一社会集团——“绅士阀”：按照幸德秋水的看法，统治当时日本社会的是由少数人组成的“藩阀集团”，他们控制着国家并从自己发动的日俄战争中获利。来自自由民权思想故乡——土佐的幸德秋水，一直眷恋着只有在日本传统武士身上才能找得到的那种纯粹道德和肝胆侠义。然而，眼下的日本却堕落成为一个由形形色色排他势力相互勾结、相互争夺而形成的社会——“阀的社会”：党阀、财阀、门阀、宗阀和学阀。（100） 难怪日译者在情感上会觉得以“绅士”和“绅士阀”来描述日本当时的社会“颇为贴切”。可见，构造强大的中等阶级来对抗富人和资本家，此时俨然成为幸德派社会主义者的共识。从刘师培将“Bourgeois”解释为“中级市民进为资本家者”的情况来看，他显然密切地把握到了幸德派的思想动向，试图在中译文中强化平民阶级的构造与革命的意涵。试比较以下语句：
【1890德文版】
Die ganze Gesellschaft spaltet sich mehr und mehr in zwei große feindliche Lager, in zwei große, einander direkt gegenüberstehende Klassen: Bourgeoisie und Proletariat.
【1888英文版】
Society as a whole is more and more splitting up into two great hostile camps, into two great classes directly facing each other: Bourgeoisie and Proletariat.
【1897法文版】
La société se divise de plus en plus en deux vastes camps opposés, en deux classes ennemies: la Bourgeoisie et le Prolétariat.
【1908中文版】
故今日之社会离析日甚一日，由双方对峙之形，以呈巨大之二阶级。此阶级惟何？一曰绅士，二曰平民。
【1906日文版】
今の社會は全體に於て、刻一刻に割裂して、两個相敵視する大陣營、直接に相對立する二大階級を現じつつあるなり。何の階級ぞや。曰く紳士曰く平民。
【2009中文版】
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在这里，马克思用德文“spalten”（分裂）一词来描绘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基于阶级利益分裂而形成的社会状况。然而，与马克思的其他术语一样，我们应在黑格尔辩证法的意义上来把握它，所谓“分裂”中包含了“联合”之义：资本的驱使工人集中于工厂，但自由竞争又将他们彼此分离，共同的阶级利益最终使他们联合起来对抗资本家。在理论层面，马克思依据黑格尔的辩证法原则，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视为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在经验层面，二者之间日益加剧的对立和仇视并非基于人性的善恶，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必然结果。 对比以上各语种译文，可以明显感觉到1906日文版的强烈道德激情。日译文的“割裂”一词不仅使文句语气尖锐化，而且固化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道德地图上的位置，遮蔽了二者在历史上彼此生成的过程。1908中文版由于以“离析”替换了“割裂”，取消了“敌视”，读起来要比1888英文版还要温和。“离析”不但从文义上更接近于“splitte”（103），而且凸显了幸德秋水派有关中等阶级逐渐分化为资本家和社会主义者的观点，隐藏了占社会多数的平民基于共同生存权之上的联合趋势。再看下面一句话：
【1890德文版】
Das Proletariat, die unterste Schichte der jetzigen Gesellschaft, kann sich nicht erheben, nicht auflichten, ohne daß der ganze Überbau der Schichten, die die offizielle Gesellschaft bilden, in die Luft gesprengt wird.
【1888英文版】
The proletariat, the lowest stratum of our present society, cannot stir, cannot raise itself up, without the whole superincumbent strata of official society being sprung into the air.
【1901法文版（104）】
Si le Prolétariat, couch inférieure de la société présente, se soulève se redresse, il faudra bien que toute la superstructure de couches qui formela société officielle soit emportée dans l'explosion de ce soulèvement.
【1906日文版】
現在社會の最下層たる此平民は、公權社會上層の全部が空中に吹き飛ぶに非ざるよりは、决して自ら動き自ら登ること能はず。
【1908中文版】
然社会最下层之平民，非与社会之上层相接，亦不能自奋而自兴。
【2009中文版】
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句中德文“Sprengen”确为“炸毁”之义。比较而言，1901法文版的 “emporter dans l’expostion”最忠实于此义，译者查理·安德勒曾被誉为“法国日耳曼学之父”，他是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日译文跟随英译文弱化了上述意义，而1908中译文将日译文中的双重否定句改为了简单肯定句，几乎失去了德文版原有的激烈语气。“相接”的语义非常暧昧，究竟是“彼此交手”，“相互接触”还是相互接近？恐怕最后一种含义更符合刘师培和中译者的意图：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平民想要立足于社会，必须经过一番与社会上层的争斗，从而将自己提升为上层社会。果真如此，那么这分明意味着多数下层平民的“自奋”和“自兴”仅限于在现存社会的既定框架下争取与中层和上层分享平等的地位。因此，平民只是有待于上升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人群而已，从而失去了成为无产阶级那样的政治革命主体的资格，这就与《宣言》中马克思下面的话直接发生了矛盾：
【1890德文版】
Die bisherigen kleinen Mittelstände, die kleinen Industriellen, Kaufleute und Rentiers, die Handwerker und Bauern, alle diese Klassen fallen ins Proletariat hinab……
Sind sie revolutionär, so sind sie es im Hinblick auf den ihnen bevorstehenden Übergang ins Proletariat……
【1888英文版】
The lower strata of the middle class —the small tradespeople, shopkeepers, and retired tradesmen generally, the handicraftsmen and peasants—all these sink gradually into the proletariat…..
If by chance they are revolutionary, they are so only in view of their impending transfer into the proletariat……
【1906日文版】
中産階級の下層——行商人、小賣商人、及び一般の商人上り、諸職人と農夫、縂て是等の者は漸次平民の間に沈まざるを得ず。
若し彼等にして真に革命的なる場合ありとせば、そは彼等が将に平民に落ちんとするを悟るが為めに外ならず。
【1908中文版】
中等阶级之下层，如行商、小卖商、诸职人，以及农夫亦渐次而降为平民。
使彼等而果为革命，则非与平民为伍不可。
【2009中文版】
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
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首先，“中産階級”不能等同于马克思的“Mittelstände”（中间阶级），因为他们中的手工业者和农民或许并不占有生产资料；其次，如前文所揭，幸德秋水眼中的平民严格来说就是中等阶级或者中间阶级，如果说前者降落为后者，那么这本身就构成了语义重复。须知，马克思的原意应当是本来属于社会中层的人因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中失去了财产，从而沦落为无产阶级，反过来说，中间阶级只有在失去财产而落入无产阶级队伍中时，才具备革命的可能性。幸德秋水和堺利彦两位日译者以及刘师培和民鸣均无视《宣言》相应段落的讽刺意味，反而把中间阶级加入平民队伍看做是前者成为革命者的必要条件而非可能条件。日译文和中译文显然在以这种翻译策略在进行中等阶级或者平民革命的动员，而他们视之为革命主体的平民的范围被无限夸大，以至于它甚至涵盖了“Bourgeois”，幸德秋水在1904年初次翻译《宣言》时的确认为“Bourgeois”或可译为“市民”，果真如此，“市民”与“平民”二者的区分又在哪里呢？假如二者是指同一社会阶层，那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便可相安无事。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认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是需要和为了满足需要而进行的劳动生活体系。在全部的劳动生活体系中，“处于相同社会关系中的个体和团体，也就是说，他们因属于同一经济活动的范畴而构成了一个阶级”，1920年代，接替考茨基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的海因里希·库诺在研究了马克思有关阶级的论述基础之上，指出划分阶级的标准不是财产的多寡、收入的多少和职业的种类，而是“经济活动的方式和由之决定的社会成员在社会经济机构中所处的地位。”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划分为三个，即地主、资本家和雇佣工人。（105） 除了依据纯粹经济地位来划分阶级之外，马克思还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6）里提出了在经济生活中基于共同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而形成的一个阶级——小农阶级（106），可以说这是一个社会阶级。 在《宣言》里我们看到，城市工人阶级正在由经济阶级过渡到社会阶级，而且有待上升为政治阶级。（107）幸德秋水心目中的“平民”既非经济阶级，也非社会阶级，只能是一个国家之内的社会等级，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第三等级”一样。除去幸德秋水在日俄战争前后对国家主义批判之外，所谓平民等级的革命完全就是拉萨尔主义，马克思就曾经对后者将工人阶级视为含混的“工人等级”非常不满。（108） 日译文和中译文《宣言》对“平民”定位的模糊性全面消解了德文版和英文版《宣言》中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幸德秋水的平民革命主张隐藏着两条非常容易相互转化的路线：当中等阶级在国内争取平等权力时，他们采用的策略是议会民主政策；而一旦他们的平等诉求遭到拒绝和压制时，一切形式的国家、政府等等外在的权利本身就变成了他们的死敌。
本篇文章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11月18日），作者授权海螺发表全新修订版。未完待续，敬请期待。由于微信公号字数限制问题，论文注释部分将在最后统一推送。海螺曾推送作者另一篇论文《帝国的想象：卡夫卡〈中国长城修建时〉中的政治话语》（载《外国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详情请点击“阅读原文”。
本期编辑刘紫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