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废墟：福岛核电站——从原子弹爆炸谈起（一）
活著的廢墟：福島核電站——從原子彈爆炸談起
武藤一羊/著
武藤一羊 Muto Ichiyo
(Founder of AMPO magazine,former director of People’s Plan Institute )
日本活躍社運份子。亞洲和平聯盟（Asian Peace Alliance, APA）的創始成員之一、資深和平運動暨反亞太地區軍事化運動者、二十一世紀人民計劃（People’s Plan for the 21stCentury, PP21）發起人、兼任亞洲文化發展論壇（Asian Cultural Forum onDevelopment, ACFOD）顧問。日文和英文著作甚豐，評議社會運動和日本國家性質，不少已譯成中文。
福島第一核電站
我們不得不承認，在還在不停地排出放射物的福島第一核電站中，有某種意志存在著並發揮作用。這並不是比喻，實際上，這個活著的廢墟已經成了建立並支配核電站體制的人們的意志的結晶，並成了他們在此基礎上長期活動的一種物化的形態。這種意志在核電站體制的統一支配之下，被以清潔的能源、以及對未來的美好承諾等面紗所覆蓋。我們不斷地被告知，如果沒有了核電站，就不可能承受電力的大量消耗，不可能有便利的能源，也不可能有繁榮可言，而我們——社會的多數派——也接受了這樣的說法。但是現在，核電站已經變成了對環境造成無限污染、持續侵害人的生命、而且無法輕易殺滅的兇惡生物，它的本來面目和起源也隨之暴露無遺。
對於原子能發電這一事物在根源上的兇險性，長期以來，我並未有充分的意識。我雖然不是反原子能發電運動的活動家，但從 70 年代開始對反核能發電的居民運動產生了共鳴，做了一些把這一資訊傳遞給國際社會的事情，參加了相關的遊行，也發表了一些言論，宣導建立一個與以往的以開發和經濟增長為目標的社會相對立的共生型（alternative）社會。 但是，3·11地震海嘯造成的日本東北沿岸社會（community）的徹底破壞和大量的死亡，卻使我看到因東電公司福島核電站的崩潰而逼近的現實卻完全是另一回事。這使我遭到了沉重的打擊。這很顯得有些狂妄、不知分寸甚至愚蠢可笑，因為我本人並沒有在地震中受傷，房子也沒有倒塌，卻在這裡說什麼“受到沉重的打擊”。但是，在這次的大災難與政權的低劣、處理的無能相疊加所造成的事態發展當中，我感到了一種社會全面崩潰的危機。
這雖然不是戰爭，但是它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深淵——本來被作為自明的前提的自然和社會的秩序開始從腳下崩裂的深淵，從這一點來看，它與戰爭——而且是核戰爭——相連接。已經有許多的居民被推落進這個深淵。對於那些從福島的受輻射地區撤離、被迫拋棄家園拋棄城鎮避難的人們來說，他們自己一手建立起來的自然和社會的組織遭到了致命的破壞，從腳下開始崩裂塌陷。而且，由於是核污染，破壞的過程所造成的災害並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會以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為單位持續下去，一點一點地擴大，侵蝕著自然和社會。如果是自然災害的話，還可以通過災後重建進行復興。但從規定了這次災害整體性格的福島核電站的悲慘結局來看，同樣意義上的重建是不可能的。由於放射性污染會對人類以及環境持續施加事實上是永遠延續的污染和腐蝕作用，因此其破壞是不可逆的。放眼望去，在日本列島的大部分海岸線上密密麻麻排列著 54 個核電站和再處理設施，這一事實表明，有朝一日使日本列島上社會組織的存續本身變得不再可能的事態，並非沒有可能出現。
日本核电站分布图
即便如此，人們（我們）一定會活下去，重建社會，徐圖復興的吧。但我卻要拒絕這一啟示錄般的遐想。這一點在廣島、長崎、南京、切爾諾貝利、法魯加、越南、柬埔寨、以及前南斯拉夫身上都得到了證實。但是這與政府以及媒體的“來吧，讓我們踏上復興之路！”的呼籲造成的局面的轉換並沒有關係。如果災後的重建沒有與破壞及解體的性格、災難性結局的嚴重程度相符，那麼“復興”將會以把危機埋入地下、以謊言覆蓋真實的形式推進。將危機埋入地下，一定會通過災難受害者的分離、非當事人化和生活實態的不視覺化來進行。這一災難已給太多人造成了各種形式和程度的傷害與破壞。受災者才是在根本上具有決定權的當事人，只有他們不斷地站出來，災後復興才真正談得上有希望。在發生了福島核電站事故之後，雖然污染在無止盡地蔓延，受災範圍在無限地擴大，但由於其中存在著一種以東京的過度消費和福島的犧牲為支撐的中心vs.周邊的結構，因此就需要一種能打破並跨越這一障礙、將這一關係轉變為公正的關係的能動的作用——社會運動，這就是當事人化。當事人中的當事人從周邊發出來的聲音，是其中起主導性作用的力量。只有以當事人的生存權、否決權、決定權的行使為基礎，重建才會有可能。能否在“收拾”、“復興”的呼聲中將力量落實到救助物件的立場上，打破試圖非當事人化的勢力，這是圍繞著災害問題進行鬥爭的核心的內容，也是形成對峙的戰線。在這一對峙中，不是只有受災者才是當事人，將吸納了原子能的社會作為當然的事物接受下來的所有人，都承擔著決定是否使這一狀態持續下去的責任，在這個意義上，他們都應當作為當事人站出來。
這一戰鬥能否取得成功，就取決於這些以複合方式構成的眾多當事人，在孕育了矛盾的動態的過程中能否攜起手來，抓住危機的根本要害，並挖出其病根。
3·11 以後的事態已經充分證明，在原子能發電這一事物當中蘊藏了社會性解體的危險。也就是說，原子能發電已經不再是作為探討能源政策時的一個選項、缺乏能源的日本所必需的動力源、或是維持國際競爭力這一議論層次上的事物了。
核電站必須無條件地廢除。
如果是這樣，那馬上會浮現出來的一個疑問，就是這種事物最初為什麼會進入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來。尤其是在地震多發國家的日本，海岸線上竟然並排聳立著這種事物達 54 個之多，這種有悖常識的事情為什麼會發生？
許多的書籍和論文已經對這些問題做出了解釋和說明，我也並非這個領域的專家，但是由於長年來一直帶著批判性的眼光審視戰後日本這一國家，我感到有必要以我自己的方式對這一問題做出回答。對於日本的原子能發電問題，我將不是從能源問題或是環境問題的角度，而是把它與戰後日本國家的建立這一問題關聯在一起進行討論。對於已經成為爭論焦點的廢除原子能發電這一當前不可回避的課題，我也想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探討它的意義。儘管有些迂回，但讓我們從一個較舊的話題開始探討。
最近我才意識到，在還沒有意識到以上問題的情況下我與核電問題的最初相遇，是在1957 年。那一年的年初，我作為剛剛成立不久的日本廢核協議會（簡稱“日本原水協”）國際部的事務局員工，正在為 8 月在東京召開的第三次廢核世界大會緊張地做著準備和推進的工作。對於一個像我這樣從朝鮮戰爭下從事看不到光明和出路的運動、突然轉向了充滿光明和生機的活動場域年輕社會活動家而言，這真是一項極其有價值的工作。在美軍結束對日佔領的兩年以後，1954 年 3 月，美國在太平洋的比基尼環礁進行了氫彈試驗，試驗產生的死亡之塵飄落在日本的金槍魚捕魚船福龍丸第五號上，船上的人員引致遭到核輻射。對此，東京杉並區的主婦們自發地發起了禁止核子試驗的簽名運動，這一運動瞬間遍及全國，並與廣島的運動相匯合，發展成為廢除氫彈的大型運動。（藤原、丸濱）運動的成員從自民黨到社會黨、共產黨、地區婦人會與青年團，從學生運動到勞工運動，最終發展成為一個與平等的訴求相關聯的、名副其實的超黨派大型運動，共徵集了 3200 萬人的簽名。這一運動於 1955年和 1956 年分別召開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廢除核武器世界大會，在會上，廣島、長崎的原子彈受害者首次公開發言，向世界呼籲廢除核武器。對核武器受害者的救助也被採納為運動的課題。我是從第三次大會開始參加大會組織的。大會在東京召開，之後外國代表開赴廣島、長崎，為了協助他們，我第一次踏上了廣島的土地。
福龙丸第五号渔船和相关报道
借著這個機會，我第一次參觀了原子彈爆炸資料館。展覽給了我極大的衝擊。展現廣島整座城市被原子彈轟炸情景的立體示意圖位於大廳的中央。沿著稍嫌昏暗的通道，依次展示著遭受原子彈爆炸輻射的受害者的照片和遺物，原子彈造成的大屠殺，以一種壓倒性的、令人窒息的現實感撲面而來。但是在這條通路的盡頭，卻有另外一個展室。穿過一道門後燈光突然變得異常明亮起來，使人眼前出現一片陰翳。說明上寫著，這是“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展室。展覽先是告訴你——原子能是偉大的科學發現、人類的未來會因原子能而愈加開闊，其後是一幅幅色彩華麗的展板，用圖畫來講解處理核物質的機械手模型、原子能飛行器、原子能船隻、以及原子能發電等。從昏暗的原子彈爆炸的展室走進來，有一種強烈的不協調之感。就像是另一個世界。原子彈造成的無情大屠殺以及原子能許諾的光明未來，借著這一扇門之隔，被捏合在了一起。幾乎使人目眩。
這就是 1957 年的原子彈爆炸資料館。但是，儘管感到了這種不協調之感，但當時我並沒有試圖去分析其中的意義。當時的我投身於廢核運動這一和平運動中，不管是原子能還是別的什麼，不是炸彈的都被我排除在了關心範圍之外。
為什麼在原子彈爆炸資料館裡有一個“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展室呢？我知道其中的緣由是在很久之後。在我參觀資料館的前一年，也就是 1956 年，在廣島舉辦了一次關於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博覽會，其會場就選在了和平紀念公園內的原子彈爆炸資料館。為了給巨大的展示物騰出空地，原子彈爆炸資料館的展示物被全部移了出去。1956 年是廢核運動大有進展、組織漸趨完備的一年。然而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原子能和平利用博覽會被搬到了廣島，擠走了原子彈爆炸的展示品，在原子彈爆炸資料館裡得以召開。後來我才知道，在博覽會結束之後，和平利用博覽會的一部分展示品被“捐贈”給資料館，為了容納這些捐贈品而特別設置了一個單獨的展室。1957 年我所見到的就是這些展示物。
原子弹爆炸圆顶屋（又名广岛和平纪念碑，或译作原爆圆顶馆、原爆穹顶）
這些經過，我是從廣島廢核運動的領袖、也是其精神和思想支柱的森瀧市郎的著作（森瀧，1994，以下對森瀧的引用皆出自此書）中得知的。自身即是原子彈爆炸受害者的倫理學家森瀧在書中引用了自己的日記，帶著深切的自省，對“原子能和平利用”是如何被搬到了廣島、以及廣島人作出了何種反應做了如下敘述。
“我在廣島全面地接觸原子能發電的問題，是在 1955 年（昭和 30 年）的 1 月末”，森瀧寫道。那年的1 月27 日，美國民主黨的眾議院議員耶茨在議會上提出了在廣島建設核電站的決議案。（田中，2011）這個消息給廣島市民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引起了強烈反響。2月5日的《中國新聞》報導稱，關於這一決議案，耶茨在給原子能委員會及艾森豪總統的書信中提出，1、將廣島作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中心；2、廣島的核電站在 3 年以內投入使用； 3、最初是計畫建設醫院以救治至今仍需治療的 6 千名原子彈受害者的，但建設核電站更加有用。
森瀧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1 月 28 日（星期五）的日記
“……晚上，廢核廣島協議會常任理事會。……美國眾議院議員耶茨提議應在廣島建立核電站的報導出現在今天早晨的報紙和廣播中，我們對此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最後，我們決定向市民發出揭示其中問題點的聲明書。起草委員：渡邊、森瀧、佐久間、田邊、迫。”
起草發表的聲明書中列舉了原子爐有轉用為原子彈製造設備的可能、原子爐所產生的放射性物質極有可能對人體造成危害、其運營會使日本受制於美國、一旦發生戰爭廣島將會成為最先受攻擊的目標等理由，指出我們希望應首先對受原子病痛折磨的數萬廣島市民在治療、生活兩方面給予完全的補償。《中國新聞》將其作為“核電站反對聲明”做了報導。但是，森瀧回顧道：
看到這一聲明的濱井市長沒有掩蓋他的困惑和失望。見到他的時候，他對我說，“在報紙上看到那篇聲明的時候，我不禁想，‘這可糟了！’”本來正岡邁克（注一）真的是出於好意才運到那裡去的。”
濱井市長在報紙上談到，“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是我從去年開始向美國呼籲的，特別是去年訪美的時候，我把此事也向正岡邁克提過。他的積極活動終於結出了果實。但是，微量放射能所帶來的壞影響如果不解決，就不可能有和平利用。但不管怎麼說，能在最初的因原子能而犧牲的城市進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也是對死去的犧牲者的慰藉。以致死為目的的原子能如今可利用來使人生存，我想市民們會對此贊同的”。……“我相信這是為了生存的、充滿善意的饋贈。”
”於是第二年，和平利用博覽會就來了。如果說“在廣島建核電站！”的提議最終只是以一個小插曲而告終的話，那麼和平利用博覽會則是由廣島縣、市、廣島大學、中國新聞社和美國文化中心等共同舉辦的聲勢浩大的正式活動。於是“原子能和平利用”強行擠進了廣島，並待著不走了。市里提出的將原子彈爆炸資料館作為博覽會的會場、將原子彈爆炸的2000件展覽資料全部移至中央公民館的提案，當然遭到了原子彈受害者組織的反對。森瀧這樣寫道：
但是市里說，要是不使用資料館，就得新建300坪的會場，而這需要1000萬元，市里拿不出這個錢，所以沒有辦法，只能在資料館舉辦。
2 月 10 日（星期五）的日記
“……晚上，與市長（渡邊氏）就（為了和平利用博覽會）轉移原子彈爆炸資料館的資料一事進行談話。市長也覺得撤出資料是不明智之舉。但是，他還是說，由於財政上的問題， 現在只能是利用資料館做會場。”
4 月 25 日（星期二）的日記
“……從美國文化中心館長耶茨那裡收到了美國政府的答覆。這是根據3 月 1日比基尼兩周年集會的決議，向美英蘇三國首腦遞交的呼籲廢除核子試驗的請求書所收到的回復。對日本政府的回答與內容與此基本相同。”
那時，美國文化中心在廣島承擔了“美國大使館駐外機構”的任務。我收到這一答覆的信件之後，對 Futsui 館長耐心地反復強調，不應該為了做原子能利用博覽會的會場而把原子彈爆炸資料館的陳列品撤出去，應該充分考慮到遭受原子彈侵害的市民的感情。
“如果我是你，就絕不會做這樣的事”，我用了近乎強硬的語氣向他說道。而 Futsui 館長聽後也不再客氣，說“我一定要把‘和平利用！’‘和平利用！’‘和平利用！’塗遍整個廣島。”
這些圍繞著原子能和平利用的事件發生在 1955—1956 年，這使我再次感到震動。1955年是廢核世界大會在廣島召開的年份，當時運動蓬勃開展，盛況空前，而1956年是接著在長崎召開第二次世界大會的年度。而就是頂著這種氛圍，“原子能和平利用”被從外部、由美國帶了進來。（田中，2001）（加納，2011）
“和平利用”被嵌入了什麼樣的語境當中，在這一過程中已經得到了體現。那是以光輝的“和平利用”對帶來死亡與破壞的原子彈爆炸進行遮蓋並沖銷的語境。“把‘和平利 用！’‘和平利用！’‘和平利用！’塗遍整個廣島”，能說出這種話，真有些奇妙的感覺。而且似乎也達到了這樣的效果。反映參觀者感想的《中國新聞》的版面上躍動著“為人類的未來帶來希望”、或是“活到今天真好——驚異之旅”之類的標題，引用的知名人士的談話中也見不到對和平利用本身的批判。各種評論中雖然提出了和平利用要以廢除一切核彈 以及對放射病的根治療法的研究為前提、原子爐是否有產生致死灰塵的危險、放射性廢棄物該怎樣處理等根本性的問題，但整體上都在“和平利用”是好事的框架下平息了。（《中國新聞》1956年5月26日、27日）
對資料館長達三周的佔用，是轉換了原子能意義的具有象徵性意味的行為。儘管人們私底下對這一不厚道的行為也會感到不滿，但最終還是都被引向了“和平利用”=好事的陣線。森瀧在日記中引用的當時的濱井市長的那句話——“在最初的因原子能而犧牲的城市進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也是對死去的犧牲者的慰藉。以致死為目的的原子能如今可利用來使人生存，我想市民們會對此贊同的”——很有衝擊力。原子彈爆炸越是壞事、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就因此更加是件好事，通過這種逆轉或是倒錯的邏輯，人們被誘導至“和平利用”的舞臺之上。這就是之後“原子能是清潔能源、既安全又放心”的印象的原型。
但是這裡有一個問題需要注意，那就是在美國淡化原子彈轟炸、將“和平利用”塗遍廣島的地毯式轟炸的做法與接受方日本的文脈之間，存在著某種出入。《朝日新聞》（2011 年8月3日）適時地刊登了“‘在原子彈受害國進行原子能發電’的邏輯、‘正因為……才更 要’的邏輯推進、在根本上是救贖與復仇心”的評論文章，對“正因為是原子彈受害國才更要和平利用”的“正因為……才更要”的邏輯，列舉了幾個版本一一進行了批判性的探討。
抓住“正因為……才更要”這一邏輯作為問題是恰當的。上面的濱井市長的邏輯就是典型的“正因為……才更要”的思維模式。而且，原子彈轟炸與和平利用之間的這種關聯，在 美國一方的戰略性邏輯當中是不存在的。（注二）這種“正因為……才更要”的邏輯——我 認為它植根於戰後日本得以確立的根本性結構之中——把被原子彈轟炸的體驗當作了被給予的東西來對待。它已經是發生了的、無可更改的事實，所以不願再次把它作為討論的物件，被當作了這樣一種先在的東西。在此之上，就開始尋找自初就帶上了正面印象的“和平利用”與遭受原子彈轟炸危害的體驗之間有怎樣的關係。其中包含了一種希望二者之間儘量是親和性關係的願望。在這樣的追尋中，遭受原子彈轟炸的體驗就全部被打包、被抽象化了。因為從每一個人被轟炸的個別體驗中是很難找到通向“和平利用是件極好的事”的道路的。而個別的體驗一旦被抽象化為一個遭到原子彈爆炸的普遍化事件，這種抽象就可以與和平利用建立起關聯。而在其中起捏合作用的，就是“正因為……才更要”的邏輯。這時，把原子彈作為對象來正面面對的通路就被堵上了。到底原子彈爆炸的代價是什麼？為什麼會製造出原子彈這種東西？為什麼在8月6日會有原子彈落下？為什麼會落到人口密集的地方？到底是誰投下了原子彈？是誰做出了原子彈攻擊的決定？到底那次戰爭是怎麼一回事？是誰發動了戰爭？誰是加害者？誰是犧牲者、在哪裡是犧牲者，等等，進入這些問題的通路都被封閉了。那個時候的“和平利用”也沒有被追問其具體的內容，而是作為正面的價值被抽象化。最終，情緒和道德把認識推到了一邊。
广岛原子弹爆炸
但這也可以算是戰後日本的歷史經驗總結中所特有的模式的一個例子。“戰爭終於結束了，現在已是和平國家了”，或者是“正因為戰爭如此悲慘，今天的和平才得來不易”，這樣一些抽象的、無法再繼續向前推進的命題，將個人具體的體驗吸納於無形，因之阻斷了對活著的歷史進行總結的道路。“正因為……才更要”的邏輯就是這樣一個阻斷的裝置。對這一邏輯運用到極致的是“正因為在戰爭中有數百萬人的犧牲，才有現在日本的繁榮”，這樣的說法不僅是“靖國派”的論客在使用，也是在8·15的政府投降儀式上被宣讀的正式文書 等情況下常常被運用的邏輯。“數百萬人的犧牲”（A）與“現在的繁榮”（B）之間到底有何種關聯，並沒有得到說明。但是把肯定性的（B）看作是拜否定性的（A）所賜，就變成了一種應該的道德上的要求強要眾人接受。如果要否定二者間的關聯，等待著的將是一種“你想冒犯死難的同胞嗎”的脅迫。正是這種不以邏輯為媒介的情緒性的結合，成了戰後的日本推卸戰爭責任、免除殖民地責任的最為便利的手段。如果在50年代的日本，能夠對投放原子彈等前述的一系列問題進行認真的追問，那麼以投放原子彈而結束的戰爭的意義——包括日本的加害責任在內、包括使用了原子彈的美國的戰爭犯罪在內——得到全面揭示的通路就會被打開。緊接而來的就會是追究各自責任的過程。如果是這樣的話，在原子彈的死難者慰靈碑上就不會寫上“請安然長眠 過錯將不會再重複”這樣曖昧其詞的話了。在原子彈與 “和平利用”的問題上也就不會出現“正因此……才”的關係了。這裡面潛藏著的，是戰後日本國家確立的問題性這一秘密。
這裡有必要對“原子能的和平利用”這一表達稍作思考。這一說法在1950年代曾被大量使用，之後雖未變成死語，但似乎已很少被使用了。是從什麼時候它的使用頻率開始下降的，我並未做過調查。但是，有一點可以確定無疑，那就是“和平利用”這一說法是與“軍事利用”相對而出現的。正因為原子能首先是以原子彈、然後是氫彈的方式出現的，所以才有必要提出還有不是炸彈、不是“軍事利用”的利用方案。這就是所謂的“和平利用”。只有在這個對比之中，“和平利用”這個說法才具有意義。然而這並不是通常的詞語用法。誰也不會去說“石油的和平利用”。而石油卻是被用作戰鬥機、戰車的燃料、凝固汽油彈的材料，在以一切的形式被用作軍事用途。但是在用於暖氣、發電以及私家車的燃料等途徑的時候，對石油的用途人們卻絕不會說“石油的和平利用”。同樣的，人們也不會說“鐵的和平利用”。其理由就是，石油和鐵最初就是具有廣泛用途的物質。有很多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同時也可以用於戰爭的東西。但人們不會一個一個地去說xx 的軍事利用或是和平利用，只有在原子能上讓人們才說“和平利用”，是因為它本來就是專用於軍事的東西。這一用語揭示了原子能“出身的秘密”，即，用於軍事才是原子能本來的利用價值，而“和平利用”、以及作為其中心的用原子爐進行核能發電，其實是原子彈的副產品。
“原子能的和平利用”這句話的使用，是從1953年12月美國總統艾森豪在聯合國上所 作的知名演講“原子能用於和平（atoms for peace）”開始的，但這一演講的題目本身卻 很少被提起。“atoms”本來就是用於戰爭的（for war）。但是今後也可以用於戰爭以外的 目的（peace）、可以轉用於本來的目的之外，這一題目正是作為這樣的一個宣言才具有意義。
那時冷戰正酣。蘇聯已於1949年擁有了原子彈，並於1953年進行了氫彈試驗，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英國也開始獨立研發核武器，並在1952年進行了原子彈爆炸實驗。1950年開始的朝鮮戰爭在1951年6月差一步就發展為核戰爭，全世界為之震動。在之後的10年裡，再加上遠距離導彈的競相開發，冷戰與擴充核軍備的競爭變得日益激烈，人類研製出的核彈頭的破壞力總計達到了足以將全體人類殺死數百次的、Ralph Lapp 說的“over kill”的程度。這自然導致了美國、蘇聯和英國進一步提高了以製造核彈頭為目的的原子爐和濃縮設備的生產能力，超出軍事需要水準的核物質被大量生產出來。但是既然這些兵器無法被消費（既然不能發動核戰爭），那麼不管再怎樣增加核彈頭的儲備、再怎樣開發新型的武器，也是無法無限制地持續進行下去的。而且這個費用必須要由國家的軍事預算來填充。而僅僅靠製造炸彈維持一個生產部門是不可能的。為了能夠維持下去，就必須把原子能賣到什麼麼地方去才行。武穀三男這樣寫道：
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了對民營化的原子能產業的培育。英國和美國開始將軍用原子爐轉用為用於發電的原子爐。艾森豪“和平利用”的提案就是以這種需要為背景提出來的。
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的“原子能和平利用”是美國在失去了對核武器的壟斷之後、為了使美國生產的濃縮鈾等核物質向國際的轉移置於美國支配的國際機構的管理之下、從而使美國支配世界的一個計畫。也就是說，它是1950年代美國霸權的戰略性構成要素——以核戰鬥力為主軸的軍事霸權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回頭重新再看艾森豪在聯合國所作的演講，這是否真的是一個“和平利用”的提案，就顯得越發可疑。在演講的前半部分，是對核武器破壞力的強調和對美國在受到核攻擊時消滅對手的能力的誇示。僅在最後的三分之一的部分，才提到了包括蘇聯在內的“主要相關國”要將核分裂物質的一部分交由新成立的國際機構（IAEA）來管理、以及促進“和平利用”的提案。這是與廢除核武器及核軍縮完全沒有關聯的“和平利用”。這個“和平利用”，從一提案的時候開始，就不折不扣地是軍事利用的附屬品。
在戰後，美國多次提出了意在由處於美國實際支配下的國際機構來進行軍備管理的提案——即通常所說的 Baruch 方案——，但都遭到了蘇聯的否決。這次對於延續了美國一貫意圖的艾森豪提案，蘇聯也是斷然否決。於是在東西方冷戰的條件之下，“和平利用”就採取了東西方圍繞著帶有附帶條件的原子爐建設進行合圍競爭的形式。美國通過在美國的嚴加控制之下提供原子能技術和濃縮鈾的兩國協定，確立了美國主導的原子能利用同盟，而比美國更早（1954年）地開始了民用原子能開發的蘇聯，也確立了同樣的原子能同盟。“和平利用”的同盟不過是沿著冷戰下兩個帝國的分割線確立的。
到了1960年代，隨著法國（1960年）、中國（1964年）相繼加入有核國家俱樂部，世界上的核能利用狀況也就必須要能適應這種新的情況。已經擁有核武器的美、蘇（俄）、英、法、中五國開始著手核不擴散體制的建立，以加強幾國的核壟斷，阻止新的核武裝國的出現，並於1970年簽訂了核不擴散條約（NPT）。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 NPT)又称“防止核扩散条约”或“核不扩散条约”。
原子能發電也於同一時期走向成熟。在60年代中期，“用於發電的輕水爐的訂購迎來了世界性的高峰”，吉岡齊因此認為“以此為起爆劑，原子能發電實現了作為一項產業的起飛。”（吉岡，2011）。但是，真的可以認為原子能發電已經從軍事中獨立出來、成為了一個單純的產業部門嗎？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真的成了脫離“軍事利用”的一個普通業務了嗎？
並非如此。原子能發電作為一項產業的確立，並不意味著從軍事中獨立出來。發生改變的，只是產業與軍事這兩個要素的結合樣態。在從出發點的原子彈爆炸到後來的原子能發電這個通路之外，又打開了一個新的通路，即從原子能發電通向原子彈爆炸的通路。NPT 自身就是表明兩者新的結合關係的條約。這一條約在條約締約國之間把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作為一項權利加以確認（第4條），對於未擁有核武器的國家，禁止其製造和取得核武器（第2條），並且為了檢查這些國家是否嚴守規定，作為一項義務，要求非核國家接受IAEA的保障措施。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也就是用於發電的原子爐的運轉以及鈾濃縮和用後燃料的再處理、核物質的保管量、儲藏場所等等，這一切都是 IAEA“保障措施”（監察）的對象。也就是把有關原子能發電的“和平利用”的一切，都作為潛在的核武器生產能力來對待。當有轉用於製造核武器的嫌疑時，就要進行強制監察。從北朝鮮、伊朗的例子來看，由於用於發電等用途的“和平利用”與製造核武器之間的隔斷僅取決於國家的政治性決定，因此這一隔斷可以在任何時候被撤除。這也就是說，原子爐具有不斷的返回原子彈這一起源的遺傳傾向。對於牢牢控制世界的特權的核保有國來說，那些在政治上無法掌控的國家所進行的原子能發電，都是潛在的製造原子彈的能力。NPT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創立的制度。
這裡嘗試追問的是，如果沒有珍珠港襲擊，沒有曼哈頓計畫，不能製造原子彈，廣島、長崎，不會落下原子彈，現在會有某種的核能發電存在、普及嗎？我對此表示懷疑。無論多麼對利潤敏感的企業會為了發電，想到以如此高的代價與危險入手建設原子反應堆嗎？這一龐大、複雜、精密、昂貴，而又危險的設備卻只是為了將熱水煮沸產生蒸汽，從而使葉輪運轉起來用於發電。這與用煤燒鍋爐的原理沒有什麼差異，正是非常原始的技術想法。的確，這一發電方法對以長時間連續潛水航行為其生命的潛水艇來說，這樣的動力是有意義的。美國1954年起大肆宣傳的則是由通用電氣製造的最早的核能潛水艇——鸚鵡螺號中搭載了加重水型原子反應堆。之後作為核能發電的榜樣，宣傳開來。然而商業用的核能發電與鸚鵡螺號的原子反應堆完全不同。不過是給數萬家單位，幾百萬人的日常生活供電而已，為何不得不用這樣複雜、且高成本的燒熱水的熱源呢？何況這發生在1973年OPEC攻勢之前，英美的石油資本所在的中東支配之下、原油輕鬆入手的時代，為何會有使用核能進行民用發電的必要性呢？原本只有瞬間的大量破壞才能最大限度發揮作用的核裂變技術轉換成最忌諱瞬間大量破壞的民用發電，這一想法無疑最不合理，那有為何毫不費力地為人接受了呢？
我並沒有分析歷史經過，回答這些問題的能力。在戰後初期為實現支配世界的浮躁感充斥著的美國，曼哈頓計畫所提出的原子彈成為了美國永遠繁榮的象徵。我推測，這一“美國的世紀=核能”的心理背後大概也有“如果只是普普通通的話就會被擊退”這一選擇。
核能發電=原子反應堆的運轉與軍事從NPT來看的話，直至現在還有連續性。若是如此，核能發電這一連續性的另一端不受軍事影響不可能——這樣的想法也很自然。在這個意義上，有必要提前確認的是，軍隊的原則在於遵循殺害、破壞、削弱敵人，保存自我的秩序 。有效殺死敵人是軍人的本職，為此會把對方的士兵生命看作必要成本來進行計算。對軍人而言，他們必須守護國家這一抽象物，而不是活生生的民眾。軍隊並不關心環境。戰爭恰恰是最大的破壞環境的行為，也從沒有過對環境有利的戰爭。軍隊在作戰中不會修復破壞了的建築。軍人會固守軍事機密，絕不公開核心資訊。
然而，核武器不光在其使用上，甚至從鈾的採掘起，由放射線導致的人的生命與環境的破壞就開始了，從始到終從未改變。在製造開發過程中也好，也是以人的生命與環境的破壞作為前提。進行的核武器試驗的內華達州、新墨西哥、馬歇爾諸島、塞米巴拉金斯克、羅布泊等周圍的居民遭到輻射，儘管縮短壽命，（政府）也不覺羞恥，沒有什麼處罰，甚至讓本國居民注射鈈，進行人體試驗。美國的醫學調查機構ABCC為了給下次核戰爭收集生體資料，將廣島與長期的被輻射者當作小白鼠一般來對待，比基尼島氫彈實驗中日本漁民受災時，美國政府首先懷疑漁民是間諜，接著又否認了與實驗的因果關係。這中間蘊含著人與自然關係的某種哲學——將生命工具化，把漠不關心正當化的犬儒主義哲學。
核能發電本身並非軍用，然而其技術與使用形態的哲學難道不是繼承了軍事基因嗎？ “和平利用核能”的軍事起源開始的連續性難道不是伴隨著哲學的連續性嗎？尚不知處理廢棄物手段之時來進行核能發電，進行運轉的風格。只追求眼前的破壞，不繼承其社會的、人的結果，從未想過的核電受害者的生活。核能發電以剝削人的生命的前提，這與軍隊以士兵戰死在戰場作為前提組織起來是相通的。核能發電用的鈾的採集不可能與原子彈區分開來，侵蝕著環境與居民（尤其是原住民）的生活。這種對生活的犬儒主義難道不是核能利用從這一起源繼承而來的嗎？
尤為特別的是對於放射線的態度。讓人難以想像的是日本政府在福島核能發電災害之際，避開了明確說其最高使命在於面對放射線受害“守護居民安全”。政府在持續使居民處於高強度的放射線中之時，還主張“同時對健康沒有影響”，給外部傳出偽資訊。政府直至今日也沒有公開全部資訊。長期經過原子彈、核能發電與放射線這樣眼睛無法看到的有害源，人體會漸漸遭到侵蝕，被殺死。權力對核這一特有的、必須對其加以警惕的一面並沒有多談，而是將其從人們的視野中隱去。這一傾向無論是在原子彈還是核能發電中都能認識到，並不是偶然。
曼哈頓計畫的副負責人法賴爾準將于1945年9月率陸軍原子彈視察團來到日本，在東京的記者會上對原子彈的射線與熱輻射的威力進行宣傳，並說“未發現有日本報導中所提的由放射能輻射而死亡的案例：原子彈在經過長時間後未發現由放射線而死亡的案例，廣島現在完全是安全的。”日本方面對放射線的主張只不過是“宣傳”（繁澤, p93）。這與福島原子發電站倒下之後日本政府與核能御用學者的態度有著奇妙的一致性。雙方都對不可無視的放射能無視，或是低估。前者是為了避免戰爭犯罪的罪名，而後者則避免對離開人的控制就出問題的核能根本不能用於發電進行根源上的批判，將政權負荷不了的狀況隱藏起來。法賴爾否定被射線輻射的人群的存在，日本政府則犧牲了民眾的安全。這次政權對核能發電的事故與對東京電力的民眾的態度中看到了與軍隊的相似性人難道只有我嗎？
福島核電站事故以來政府堅守了什麼呢？文科省從未表示過“堅守孩童的安全”是自己的使命，而是將規定數值擴大到臭名昭著的20USV，因為若不如此，福島縣的公共教育則無法維持。這裡優守的是遵守學校制度，而不是活著的孩子，這表明給福島縣居民做的健康調查與過去ABCC把原子彈被輻射者當作收集資料物件的“小白鼠”是同樣的態度。
不過在此暫不深入來談，而是回到戰後日本繼續剛才的討論。
美國對戰後日本“和平利用核能”的引入並非只是“為和平的核能”這樣一般性的戰略目標，而是為佔領後的日本開的特殊處方。這一處方1）以美國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進行大量虐殺這一事實為背景，2）作為舊的敵對國，保證不再與美國二次敵對，3）利用冷戰最前線的日本作為反攻基地進行利用，不得不回應這一特定的必要。
這一意義上，對日本而言1954年有著決定性的意義。如前所述，這一年的3月1日， 由於美國的比基尼島氫彈實驗，使第五福龍丸遭難，第二天（3月2日），改進党的中曾根康弘、稻葉修、齊藤憲三、川崎秀二在國會中提交了核能研究開發預算。雖有其偶然性，但兩件事情一直都是帶著內在關聯而展開的。
40 年之後的1994年， NHK 從3月16日起分3次放映題為“引入核能發電的腳本——冷戰下的對日核能戰略”的紀錄片節目。這一出色的節目以對政治充滿野心的正力松太郎與美國諜報機關的關係為中心，敏銳地描繪出和平利用核能是怎樣作為對日本的新的心理戰展開的。華盛頓的國家公文檔案館的細緻調查，當時仍在世的美國工作人員，日本內部秘密打聽“接受”濃縮鈾的外務省官僚，通過核能協定與日本政府交涉的美國核能委員會的原國際部長，日本學術會議中和平利用問題的代表武固三男等人，在這部紀錄片中皆有其鮮活的採訪，彌足珍貴。這中間雖包括了眾多重要的證言與觀察，對我印象深刻的則是可以理解面對當時原子彈氫彈禁止運動的高潮而言，美國政府有著怎樣的慌亂與恐懼。
當時經歷原子彈氫彈禁止運動的我所看到的並不是反美運動，人們已瞭解廣島、長崎的慘狀，而且對美國對氫彈試驗與強硬否定責任表示憤怒，因此絕不會是親美運動。從比基尼的“死之灰”中守護孩子的母親們的活動，再到守護海洋、守護魚類的漁民、魚商的活動，進而到佔領下壓抑著的反對原子彈的呼聲的爆發，市井的人們為各種動機（尤其是希望停止試驗）所驅使，在忐忑不安的生活中對運動進行推進。（藤原，丸浜）
比基尼环礁进行核试验的情景
然而，美國當局的眼中看到的則是危險——這給了日本走向反美運動、共產主義的可乘之機。1953 年美國雖“給日本知識份子施以影響，迅速支援有意向的人進行軍備重賑，迅速促進日本及其它遠東自由主義諸國互相理解的心理戰——通過快速實施，與中立主義者、 共產主義者與反美情感做鬥爭的對日心理作戰計畫。（PSB D-27 1953 年 1 月 30 日）（有馬 pp63-4）。這一心理戰在比基尼事件中遇挫。有馬認為1954年比基尼事件引起的原子彈氫彈禁止運動的爆發是“佔領日本結束以來最大的心理戰的完全失敗，是外交上的大污點”（有馬 pp71）。NHK 中常引到的 NSC 檔《美國關於日本的目標與行動方針》中談到“日本對核武器的反應的激烈程度是我們對日關係所有方面的一個要素。太平洋中我們與以上試驗的聯繫，以及核能和平使用開發與美國行動的聯繫中都提出了特定的問題。”這中間有必要對日本心理戰略計畫進行修正。當時負責日本關係的國務副官沃爾塔·巴德遜 1 寄給駐日大使約翰·阿裡遜的書信中談到第五福龍丸事件時日本的輿論與日本反美的經過，阿裡遜的報告指出“有必要有更活躍的心理戰計畫，至今為止的心理戰有缺陷”，說明“心理戰計畫的必要性在於對現在共產主義者對日本和平攻勢在加強。”（有馬 p67）
“和平利用原子能”是這一新的心理戰計畫的關鍵，而且對讀賣新聞的正力松太郎—— 代號為“Potam”的CIA真正代理人而言，借助這一“和平利用原子能”是實現其政治野心的捷徑。1955年，在正力的推動下，通用動力公司總經理約翰·霍普金斯為代表的原子能和平使節團來日，讀賣新聞展開了華麗的報紙宣傳，通過日本電視將這樣的資訊傳向全國，並捲入政界、商界，引起了和平利用的高潮。美國緊接其後，從當年 11月起介入“和平利用原子能博覽會”，在東京的日比穀公園吸引了35萬觀眾的目光，使日本社會在形象上邁向原子能。而且到第二年，博覽會在全國各地巡展，正如前所述，廣島的原子彈資料館當然也在當時被奪走。
森瀧回想起在廣島召開博覽會的1956年，也正是在長崎召開第二次世界禁止原子彈氫彈大會的同一年。這一大會設置了和平利用分會，然而絲毫沒有對“和平利用”加以否定，他還說到，“和平利用”是必須為了民眾的，而非為了獨佔大資本。當時只是有很多這樣的警戒的聲音。“比如義大利代表齊亞薩蒂說為了和平所利用的核能並不能被增加巨大壟斷資本所利用，所有勞動者為了能有更多的食物，更高的生活水準，更好的健康狀況與更穩定的工作狀態，更多的自由與幸福，期望其成為社會共有財產。”
森瀧帶著自責與悔恨寫下了如下的話。
森瀧就廣島的歷史學家今堀誠二的“核彈氫彈爆炸時代”一書談到，這一觀點“最為鮮明地展現出來”森瀧繼續指出，貫穿其理念主要是“從原子彈氫彈爆炸時代，到核能的時代”。“通過廢除核彈氫彈，可以更早一日迎來和平利用核能時代。不單不是否定核能，而且將其評價為由於核能的發現，而將人類從自然的制約中解放出來，帶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轉機。” “所有人都認為自己成為被輻射者，這很重要，這樣的話全人類就不得不意識到都有陸續成為被輻射者的可能。“被輻射的人不能再增加了。”這樣的說法成為每個人的說法之時，才是原子彈氫彈時代的結束。核能時代的明光之下裹著的薔薇色的黃昏已經近了。（《原子彈氫彈時代》（上）後記）
今堀是廣島原子彈氫彈禁止運動中行動知識份子的核心，也是一位為人敬重的知識份子活動家。我認為《原子彈氫彈時代》是初期原子彈氫彈禁止運動中最優秀的分析之一。當森瀧得知今堀對核能時代予以禮贊之時，表示愕然——“竟然還有今堀！”我也在森瀧的文字中感受到這種感覺。而今堀並不是例外。
毋寧，從戰後的左翼到自由主義進步知識份子，這種關於核能的想法都植根於從社會運動中捕捉到的“常識”——無條件肯定科學技術的發展的近代主義。物理學家雖在軍事利用中表示明確的反對，但在由佔領軍破壞迴旋加速器的屈辱經驗後，期望再次研究的物理學家在1951年，要求交涉的講和條約中不包含禁止核能研究（吉岡，1999，p557）。廣島長崎經驗背後的50年代中，日本學術會議中對於“和平利用核能”有著強烈抵抗，伏見康治提倡的和平利用提案遭遇抵抗，一度撤回。然而，武穀的方針——原本用於防止軍事利用，推進和平利用的“自主、民主、公開”三原則——立即為學術會議所採用。這中間缺少對潛藏于“和平利用核能”自身核心中與軍事共通的部分的警戒與批判。“核能已是現實問題”，“若不對核能的和平利用給予足夠的注意，就要落後於世界了。”武穀的邏輯是“打破大國獨佔核武器這一科學中的機密體制是小國的任務之一”，“日本那樣被輻射的國家必須採取主導權。”“為此，為了明確分開核武器與和平利用，必須確立原則。”（武穀 p8-9）
然而，眾所周知，戰後日本核反應爐的狀態“和平利用核能”帶來的主要勢力並不是學者，而是前邊所提的正力、中曾根康弘等政治家和其背後的勢力。比基尼災害後第二天，眾議院中保守三黨突然共同提交提案，為了建造核反應爐，追加科學技術振興預算3億3500萬日元，此預算很快通過。中曾根這一讓熱鬧討論的科學家驚愕的突然的動向背後中，有怎樣的動機呢？不可思議的是，中間完全缺少“和平利用”這種觀點。
3月4日眾議院內部會議進行提案主旨說明的是改進黨的小山倉之助，在藤田祐幸來看，這一“主旨說明從開頭就之前的軍事狀況說起，為了處理最新的兵器，有必要進行教育與訓練。為了理解核武器，掌握使用能力，因此將核能預算提上議案。”小山至時還說“我認為，對MSA的援助是為了避免借美國舊時的兵器，理解新兵器和現在製造的過程中的某些核武器，此外使用他們的能力是先決條件。”我在讀到藤田的《戰後日本核政策史》（槌田， 藤田等，2007）之前，並不知道這一提案主旨使用了讓人震驚的文言。日本最初的原子能預算基於此主旨的說明，而不是“和平利用”，日本核武裝的第一步是引入核反應爐。藤田說“在日本議會以這樣單刀直入說原子能與軍事的問題，（我相信）這是空前絕後。”
中曾根在之後的採訪中說：“對自己核能的關心是源于為缺少資源的日本能源找出解決方式”。他自傳中說，1945年8月6日，他作為在高松的海軍主要軍官，看到西邊藍色的天空中飄起了白色的雲，瞭解到那是原子彈爆炸。“即使現在，那種白色煙雲的形象還留在眼底。那時的衝擊是使我走向和平利用核能的動機之一。”然而，中曾根現實中對核能的出發則是在1953年美國諜報機關的安排之下來到美國，參加了哈佛大學基辛格主持的40天的研討班。很明顯，這是當時美國在世界中展開的親美反共領導培養的一環，研討班中25國45人聚集一起，連日討論與學習。這次美國行中，中曾根訪問了軍校、大學、滯留美國的日本專家等，積極收集核能有關資訊，對小型核武器開發表現出了興趣，尤其對基辛格之後提倡的沒有內耗地開展核戰爭，只限定於使用小型核武器的核戰爭這一概念表現出特別的興趣。中曾根的“和平利用核能”從最初的改憲、重賑軍備、核武裝的劇本中就得到了定位， 這一點無可置疑。
中曾根康弘
1954 年以後的幾年裡，日美核能協議條約（1955年11月），核能基本法等核能三法公佈（1955 年 12 月），正力擔任長官設立核能委員會（1956年1月），正力擔任首位長官設立科學技術辦公室（1956年3月），將東海村選定為核能研究所地點（1956年4月），快速推進日本的“和平利用核能”的體制準備，由60年代最初的原子能發電的運作引到60年代原子能發電的熱潮。這裡暫不追究其過程。從上述過程中可以知道，“和平利用核能”的引入背後有三點不同性質的動因在起作用，而且可以確認的是，這些動因在深度上持續規定了圍繞核能背後的展開。
這裡三個原因在於1）作為美國的霸權戰略的“和平利用原子能”——尤其是發動日本的反對原子彈氫彈運動的心理戰略的“和平利用”；2）戰後保守政治勢力邁向改憲·核武裝的野心；3）包含科學家在內的戰後進步的潮流的科學技術進步志向與近代化意識形態。
第三個原因一方面與戰後憲法之下和平·民主意識形態相連。其左端是從俄國革命以來對社會主義的支持中而來的親近感，在肯定的態度中有著連續性。從整體上來說，這一原因作用在於很大程度上規定了戰後日本“擁抱佔領”(John Dower)的親美環境；2）是不能採取明確的反美自立路線，3）是美國的冷戰中霸權支配表現出很強的批判姿態，而對美國蘇聯類型的自然征服型開發模式則是飽含著憧憬，沒有批判。
“和平利用核能”的背後的這三個原因，與我所說的組成戰後日本國家的三個相互矛盾的原則相呼應。即戰後國家自身中插入的1）美國的世界霸權支配的原理；2）戰前日本帝國繼承性的原理；3）憲法和平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原理。我前後都在論證戰後日本國家這一歷史的存在可以作為這三個原理，即“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的運動來描述，這些自我矛盾的動因典型體現了戰後日本的特徵，有必要理解“和平利用核能”計畫自身內部運作的部分。
將日本放在美國霸權戰略中的主要杠杆並不是作為心理戰的“和平利用原子能”，而無疑是根據日美安保條約設定的軍事同盟關係。那是冷戰之下核對抗中美國政策下處於反共最前線的國家的日本與戰後日本社會的關係的代表。而原子彈氫彈禁止運動也是到1960年的安保修訂為止所採取的反對核武裝的立場、與安保進行對決。
然而，如我們所知，原子彈氫彈禁止運動圍繞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核子試驗、核武裝力的政治立場的決定分裂開來。1961年蘇聯雖單方停止了核子試驗，召開第七次原子彈氫彈禁止世界大會明明採取了“最初開始核子試驗的政府是和平之敵”的決議，1962年蘇聯卻再次開始核子試驗，抑制美國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蘇聯的核是為了和平——共產黨團體對迎向蘇聯的抗議表示反對，進而計畫的中蘇對立的直接影響下，圍繞 1963年部分核子試驗禁止條約出現對立，1965年包含總評、社會黨的勢力在“反對任何國家的核子試驗”的口號之下開始了禁止原子彈氫彈國民會議，運動在組織上分裂為原子彈氫彈協會與原子彈氫彈禁止協會。
從和平運動來看，與原子能發電相關的是原子彈氫彈禁止運動。（池山）原子彈氫彈禁止運動不光是站在反對所有的國家的核子試驗這一立場，而是調查了被核子試驗輻射的太平洋諸島居民的受害狀況，將視野擴展至核帶來的放射線導致的人與環境的全體破壞。這中間明確對核能發電採取批判態度的森瀧提到“原子彈氫彈禁止運動是從‘核武器的絕對否定’到文字上的‘核的絕對否定’，大約要7、8年的時間”，他寫了如下的話。
回來看我們對核的認識的變化，我想關鍵原因大概在於“放射線危害”的認識切實且深刻。核彈爆炸27周年大會（1972年）時喊出“反對引起最大的環境破壞、放射線污染的核能發電與建立再處理工廠”這一口號雖說明我們的核認識已經進展到了這一程度，在國內的“高度經濟增長”中，環境破壞和污染的問題越來越嚴重的同時，也有 世界上同年6月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這一背景。
在國內，尤其有很多反對設置原子能發電的居民運動，有必要有橫向聯繫的全國聯絡會議，有必要做“資訊中心”，並切實看到了學者、專家合作、幫助的必要性。禁止原子彈氫彈國民會議也從今年開始，做好回應這些必要性的準備工作。
原子彈氫彈禁止運動是加深對放射性能源危險的認識，擴展從禁止核武器到反對核能發電這一視野的先驅性和平運動。與此相對立的原子彈氫彈協會則從贊成“和平利用核”的立場，拒絕提出核能發電的問題。一般被理解為和平運動的反核運動的關心重點在核武器上，而原子能發電則著重于抵抗破壞性開發的居民和環境運動這一類居住隔離的課題上。
然而就全體而言，1960年代開始的運動分裂削弱了日本社會的反核言論和和平運動的力量。而且日本社會強烈的反對情感——“軍事利用”=原子彈氫彈爆炸——也被削弱。將 “軍事利用”與“和平利用”對立起來的必然性降低，也不怎麼能聽到“和平利用核能”這一說法。為原子能發電以外的醫療等的“和平利用”以及圍繞巨大的粒子加速器進行的研究則都被歸類到醫學、物理學的活動中，已不再作為“和平利用核能”的一部分來談了。
接著，替代它的“核能發電”作為主人公登場。說起“核能”，腦中首先浮現出核能發 電的時代出現了。
本期编辑
聂美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