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的新自由主义还是反动的民粹主义：一个霍布森选择
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成为这一系列戏剧性政治变乱（uprising）的代表性案例，它们共同宣告着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崩溃。这些政治变乱还包括英国脱欧公投，意大利反对伦齐改革，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竞争美国民主党提名，以及法国国民阵线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等。尽管它们的意识形态和目的各不相同，但这些选举中出现的反拨却分享着同一个目标：抵制企业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作为它们推手的政治体制。在任何情况下，选民都会对——经济紧缩、自由贸易、掠夺性债务、不稳定且低收入的工作（这是当今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典型特征）——这一系列致命的组合说“不！”他们的选票代表了民众对这种资本主义形式客观结构性危机的主观政治反应。在全球气候变暖和世界范围内对社会再生产的打击造成的“慢性暴力”中，这一结构性危机就已出现，并在全球金融秩序近乎崩溃的2007 至2008年全面爆发。
然而，直到现在，对危机的主要应对方式还是社会抗议——当然这些社会抗议是令人激奋和生机勃勃的，但大部分是短命的。相比之下，政治制度似乎不太受影响，仍然由政党官员和财团精英掌控，至少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区最强大的国家是如此，如美国、英国和德国。而现在，选举冲击波在世界范围内震荡，甚至全球金融的大本营也未能幸免。那些投票给特朗普的民众，同那些投票支持英国脱欧和投票反对意大利改革的人一样，已经站起来反抗他们政治上的主人了。这些人对（宣扬企业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嗤之以鼻，他们不再接受过去三十年掏空他们的生存条件的政策。令人惊讶的不是他们这样做了，而是走到这一步竟耗时如此之久。
然而，特朗普的获胜不仅仅是对全球金融的反抗。他的选民们所反对的不是简单的新自由主义，而是进步的新自由主义。这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但却是事实，尽管显得有悖常理，政治联盟才是理解美国大选结果的关键——或许也是理解其他一些方面发展动态的关键。按照美国的政治形式，进步的新自由主义一方面是新社会运动中（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LGBTQ权利）各类主流势力的联盟，而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高端的“象征”和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商业部门（华尔街、硅谷和好莱坞）。在这个联盟中，进步力量与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特别是金融化的力量有效地扭结在一起。但在不知不觉中，前者为后者赋予了更多感召力。像多样性和赋权的理想，原则上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如今却为损害制造业和中产阶级或曾拥有的生机的那些政策推波助澜。
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大致发展了近三十年，并在1992年比尔·克林顿的当选中获得认可。克林顿是美国“新民主党”——可以看做英国前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曾领导的新工党的美国版本——的首要设计师和领导者。为取代由制造业工人公会、非洲裔美国人和城市中产阶级结成的“新政联盟（the New Deal coalition）”，他组建了一个由企业家、郊区居民、新社会运动和年轻人构成的新联盟，大家通过拥抱多样性、多元文化主义和妇女权利来宣扬他们现代的、进步的善意。尽管赞同这些进步观念，但克林顿政府仍不忘讨好华尔街。将美国经济转交给高盛党人的举措，解除了政府对银行体系的管制，并商定了加速产业空洞化的自由贸易协定。被弃置一旁的是美国中西部的“锈带”——这里曾是新政社会民主的大本营，如今则成为将选举团交给唐纳德·特朗普的地区。过去二十年中失控的金融化逐步蔓延，使该地区以及南方的新工业中心遭受了巨大打击。克林顿的政策由包括奥巴马在内的继任者延续下来，工人群体，特别是从事工业生产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条件日益恶化。简言之，工会势力的削弱，实际工资的下降，临工的增多，以及“双收入家庭”的兴起取代了已被废止的家庭薪资（family wage）——克林顿主义（Clintonism）对这一切负有重大责任。
比尔·克林顿
正如这一系列社会现实的最后一点——双收入家庭的兴起——所表现的那样，削减社会保障金的行为被性别解放的虚假魅力所掩盖，这种方式借鉴了新社会运动的策略。虽然呈现为女性主义的胜利，双职工家庭理想之外的现实则是工资水平、工作保障和生活水平的下降，每个家庭的工时数剧增，两班制工作增多——现在多是三班倒甚至四班倒，女户主家庭增多，以及拼命要将照顾小孩或老人的工作（carework）转移给他人，尤其是贫穷的、少数族裔的和/或移民的女性。此外，在制造业深陷谷底的这些年里，美国喋喋不休地谈论“多样性”、“女性赋权”和“反歧视的斗争”。这是识别精英群体的过程而非追求真正的平等，这些术语将解放等同于在赢家通吃的公司等级制中“有才”的女性、少数族裔和同性恋者的崛起，而不是废止这种公司等级制。这种自由个人主义对进步的理解逐渐取代了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对解放运动更普泛的、反等级制的、平等主义的、阶级敏感的、以及反资本主义的认识。随着新左派的式微，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批判逐渐消失，这个国家特有的自由个人主义心态得以重现，不知不觉间消解了“进步分子”和自我标榜的左派的远大抱负。然而，搞定一切的是与这种演变同时发生的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一个致力于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化的政党在一种主张“冲破玻璃天花板”、“跻身”（男性主导的社会领域）的精英企业女性主义那里找到了他的完美伴侣。
这一发展历程体现出的是资本主义的划时代转变，它始于20世纪70年代，如今已接近尾声。这种转变在结构性方面是很好理解的：早先国家管制型资本主义的有关制度授权政府使私营公司的短期利益服从于国家持续积累的长期目标，而当前的国家体制则授权全球金融系统在保障私人投资者切身利益的基础上管理政府和人民。但在政治方面，这种转变则不太好理解。我们可以引用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术语来描述它。国家管制型资本主义将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与公共供给相结合，创造性地综合了波兰尼认为的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市场化和社会保护。但这两种方式的结合牺牲了被他忽视的第三种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解放运动——因为整个体系依靠（新）帝国对南方国家进行的掠夺，通过家庭薪资实现女性依赖的制度化，以及通过种族动因将农民和家佣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到20世纪60年代，这些被排除在外的人群正积极动员起来，反对那些要求他们为他人的安全和繁荣承担代价的协议。他们理当如此！但他们的斗争注定要和随后几十年与之并行的另一条战线的斗争相互交织。这第二条战线是致力于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正处上升期的自由市场派政党，反对资本主义核心国家正在衰落的劳工运动——这曾是支持社会民主的最强大基础，而现在就算没有完全失败，也至少处于守势。在这一语境中，旨在颠覆固有的社会性别、生理性别和“种族”—族裔结构的进步的新社会运动，发现自己正与寻求捍卫已建立的生活世界和既有利益的人们形成对抗，因为这样的生活世界和既有利益现在已受到新的金融化经济的普世主义的威胁。这两条阵线的碰撞催生了一个新的群体：解放运动的支持者与金融化的党派合作，使社会保护双重化。这一联盟的果实便是进步的新自由主义。
进步的新自由主义融合了解放运动被断章取义的理想和经济金融化危害极大的形式。正是这种混合是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们完全拒绝接受的。在这个大都市的美丽新世界中留下来的人，当然主要是产业工人，但也还有一些管理者、小商人，以及靠锈带地区和南部地区的工业生产谋生的人和饱受失业和毒品之苦的农村人。对这些人而言，产业空洞化的损害与进步的道德主义带来的侮辱相伴而生，他们通常被刻画成文化上落后的群体。特朗普的选民们拒绝全球化，也不接受自由的普世主义对它的认同。对一些人（虽然不是全部）而言，这与将自身不断恶化的处境归咎于政治正确、有色人种、移民和穆斯林仅隔一步之遥。在他们眼中，女性主义和华尔街是一丘之貉，完美地统一于希拉里·克林顿手中。
使这种整合成为可能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左派的缺席。尽管会周期性地爆发类似“占领华尔街”的事件，但事实证明这仅是昙花一现。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没有经久不衰的左派，也没有任何全面的左派理论可以一方面激烈批判经济金融化，另一方面也拥有反种族歧视、反性别歧视和反等级制的解放视野，以此来阐明特朗普支持者们的正当不满。同样致命的是劳动者和新社会运动之间的潜在联系日益微弱。若割裂两者的关系，那些对于一个可行的左派来说不可或缺的两极便愈行愈远，甚至互为反题、彼此对立。
伯尼·桑德斯
这一状况至少延续至伯尼·桑德斯获得压倒性胜利的总统初选，他在“黑人的生命同样重要（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激励下努力将这两极团结起来。桑德斯打破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共识，反对“受操纵的经济”——这一模式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以越来越大的规模重新分配财富和收入。他还将炮火对准支持和保护这种经济体制的“受操纵的政治制度”，因为民主党与共和党合谋，几十年来一直压制与结构性改革有关的任何严肃建议，尽管两党在其他方面的斗争充斥着公共领域，并且将其能量消耗殆尽。高举“民主社会主义的大旗”，桑德斯唤醒了占领华尔街以来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的民众情绪，并使之成为一场强大的政治叛乱。
桑德斯之于民主党的“起义”，与特朗普对共和党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在后者从内部颠覆了共和党建制派的同时，伯尼差一点就击败了奥巴马钦定的继任者。但是希拉里的羽翼掌控着民主党的每个层级的权力。在这些候选人中，桑德斯和特朗普都点燃了美国选民中的多数群体，但只有特朗普的民粹主义笑到了最后。他轻松的击溃了他的共和党对手们，包括那些深受巨额捐助者和党内大佬青睐的候选人，而桑德斯的“起义”却受到一个远不那么民主的民主党的有效审查。然后，等到大选之时，（以桑德斯为代表的）左派选项已经被删除了。
剩下的就只有反动的民粹主义与进步的新自由主义之间的“霍布森选择（the Hobson’s choice）”了。希拉里·克林顿迅速转向狭隘的道德说教，将其整个竞选活动的中心聚焦于批判特朗普的“道德败坏”。当然，他确实拥有持续制造、煽动无休止挑衅的天赋，每一个都比之前的杀伤力更大，并制造了无穷无尽的借口以逃避桑德斯提出的议题。但希拉里却把特朗普的这种做派当了真，并上钩了。她针对特朗普对穆斯林的侮辱和对妇女的嘲笑，以及自己理应对桑德斯的支持，而放弃了全部与“被操控的经济”、对“政治革命”的需要、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和金融化的成本、以及这些成本的极端分配不均的相关言说。她也没有对异议分子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包括他对系列政权更迭，北约的未来和将俄罗斯妖魔化——的怀疑与特朗普所持的不同意见提供任何合法性论述。克林顿认为一个拥有她这样资历的候选人不可能输给一个像唐纳德·特朗普一样粗鲁且毫无准备的人，她认为她所需要做的只是激起道德义愤并静候大选结束。利用惯常的恐吓策略，她的代理人打压桑德斯的支持者。为了防止“法西斯主义”的威胁，选民们需要暂停他们对候选人的批评，并尽可能地“两害相权取其轻”。
但这个策略被证明是灾难性的——不仅仅是因为希拉里·克林顿的大选失败。因为没能理解特朗普得以平步青云的社会条件，坦白而言，希拉里在此次竞选中将她的支持者们以及他们的诉求弃置不顾。其影响便是加深了进步派与全球资本狼狈为奸的认知——克林顿在高盛集团的演讲证实了这一观点。远不是要“将她推向左派”——正如一些不情愿的支持者所希望的那样，他们只想让人们更难以对这两个令人头痛的选项做出抉择——反动的民粹主义还是进步的新自由主义。
事实上，这样的“两害取其轻”的策略已是老生常谈。这是美国左翼的习惯性姿态，每四年重现一次：出于害怕出现一个布什或者一个特朗普的恐惧，而只能将自由的目标保留作腹语术并且进行自我压制。这种策略虽意在让我们摆脱“最糟糕”的选项，但它实际上成为滋生新的和更可怕的对手的温床，而这又反过来让左派继续“失声”——周而复始，成为恶性循环。有人相信如果是克林顿当选，那么政权就将会追随华尔街和那1%的亿万富翁吗？相信这样会减少而不是激起民粹主义者的愤怒？事实上，特朗普的支持者们感受到的愤怒是相当合理的，即便大部分的愤怒对移民和其他替罪羊不利。但恰当的回应不是道德谴责，而应是政治合法性，同时将愤怒转向金融资本系统性的掠夺。
这个答案也可用来回复那些敦促我们现在应团结新自由主义者以阻止法西斯主义的人。问题不仅在于反动的民粹主义（还）不是法西斯主义；而且在于，通过分析，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是完全独立的两个事物——一个是好的，另一个是坏的——而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两幅深度关联的面孔。虽然它们绝非完全对等，但两者都是无限制的资本主义的产物，它们到处破坏生活世界和生存环境，从而唤醒了个人的解放和无尽的苦难。自由主义传达了这一进程的前者，即其解放的面向，同时，它也掩盖了后者带来的愤怒和痛苦。只能在别无选择的境地中走向衰败，这样的情绪激发了各种各样的威权主义，包括那些真正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和那些根本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因此，（新）自由主义远不是法西斯主义的解毒剂，而是同伙。反对法西斯主义（无论原始的，类似的，还是真正的）的真正符咒是施行左派方案，将被压迫的痛苦和愤怒化为深刻的社会改革和民主政治“革命”。直到最近，这样的方案依然难觅踪影，令人窒息的霸权才是新自由主义的常态。但多亏了桑德斯、科尔宾（Jeremy Corbyn）、激进左翼联盟（Syriza）、社会民主力量党（Podemos）——虽然他们并不完美——我们可以再次设想左派势力壮大的可能性。
因此，从今以后：左派应当拒绝在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和反动的民粹主义间做出选择。我们不应接受政治阶层（the political classes）向我们开出的条件，而应致力于借助广泛且不断扩大的社会反感的基础来重新制定现有秩序；我们不应与金融化和解放的联盟为伍来对抗社会保护，而应努力打造新的解放和社会保护相结合的新联盟来反抗经济金融化。在这个以桑德斯的观念为基础的方案中，解放并不意味着使公司等级制变得更加多元，而是要废除它。繁荣也不意味着股票价值或企业利润上升，而是使所有人过上好生活的物质前提。这个联盟也是应对当下局面的唯一负责人且吸引人的方式。
譬如，我就不会为进步的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流泪。虽然特朗普政府的种族主义、反移民和反生态倾向激起了太多恐惧。我们同样不用哀悼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崩盘和希拉里的铁腕在民主党内部的破碎。特朗普的胜利标志着解放与金融化邪恶联盟的失败。但他身为总统却没能提出一个解决当前危机的方案，也没能对建立新的管理体制做出承诺，更没有树立牢固的霸权。我们所面对的，是国家权力交接时期的空白，一个可以争夺民心的开放和不稳定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风险与机遇并存：这是建立一个新的“新左派”的大好时机。
左派能否崛起将部分取决于一些在大选中支持希拉里的进步人士的认真反思。他们需要丢掉鼓舞人心却虚假的神话，即他们败给了靠普京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帮助的“一群无耻之徒”（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恐同主义者、仇视伊斯兰者）。他们应当认识到在牺牲掉社会保护事业、物质财富和工人阶级尊严，并虚构充斥着精英政治、多样性和赋权的解放理念方面，他们自身也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他们需要深思，我们如何改变金融化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实现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理念，并想清楚这在21世纪可能意味着什么。首先，他们需要接触特朗普的选民——他们既不是种族主义者，也不是狂热的右翼分子，而是“被操纵的制度”的受伤者，他们可以并且必定要加入到反新自由主义的新左派事业中来。
这并不意味着忽视对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的密切关注。但这的确可以展示新自由主义长期的历史压迫是如何在当今金融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中找到新的措辞和场域的。我们应当驳斥主导选举的那种不正确的“零和思维”（zero-sum thinking），我们应当把妇女和有色人种所遭受的伤害与那些投票给普朗特的选民自身的痛苦遭遇联系起来。只有这样，一个重生的左派才能为致力于为所有人争取正义的强大新联盟奠定基础。
本文是王尔晴（译），孙柏（校），选自《大衰退：时代思想状况的国际讨论》（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海螺独家，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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