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进化论——以威尔斯《星际战争》的晚清译本为例

摘要

我国对晚清翻译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研究晚清的翻译是否符合原文；一是研究晚清翻译文学如何影响清末新小说及五四新文学。两种研究思路都把晚清翻译文学作为“过渡，”或视它为不够“现代”或不够“正确”的翻译；或将它看作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本文反对把晚清翻译文学视为“过渡”，而是通过对心一翻译的《火星与地球之战争》的分析，认为晚清翻译文学是东西方遭遇之际对抗的场域。晚清翻译文学正是通过这种对抗展现了那代人对中国以及世界的想象。

关键词

晚清翻译文学；威尔斯；《星际战争》；《火星与地球之战争》

一

从1898年翻译文学勃兴一直到民国初年，翻译文学始终在中国文坛占有至为重要的地位。仅以小说为例，根据晚清收录小说最多的《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记载，当时出版的翻译小说达四百本，而同时期出版的原创小说则只有一百二十部。而按照钱杏邨的估计，翻译小说的实际数字则大概是原创小说的两倍。1908年，东海觉我（徐念慈）发表在《小说林》第七期上的《丁末年（1907）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列出该年出版的小说共计一百二十种，其中翻译小说八十种。有研究者甚至称：“晚清小说刊行的在一千五百种以上，而翻译小说又占全数的三分之二。”[1]翻译文学在晚清文坛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使得研究者在研究晚清文学时必须处理有关翻译文学的问题。但目前研究者在处理晚清翻译文学时通常只在两个问题上做文章，他们要么探讨晚清翻译文学是否忠实于原著，要么讨论晚清翻译文学如何影响了清末新小说以及后来的五四新文学。前者的研究把翻译简单的视为在两种语言之间寻找对应的语汇，而翻译的最高成就就是完美无缺的将原文的意思引入到译文之中。这种研究思路把西方语言及其背后所负载的涵义视为“普遍真理”，翻译成功与否需要用这一“普遍真理”来衡量，翻译越接近这一“真理”，就越是“好”的翻译。在这种思路下，晚清翻译文学中的错译、误译、曲译以及有意删改等情况，就是翻译者本身的翻译水平不够或者翻译态度不端正使然。例如《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一书就认为晚清翻译文学“译介择取的良莠混杂、参差不齐，翻译方式上的意译风尚，表明当时的文学翻译的译者缺乏对外国文学的尊重，而其深层原因就是缺乏明确的文学意识。”[2]而后者则在研究中更看重翻译文学的中介意义，在晚清翻译文学影响了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意义上，肯定晚清翻译文学的价值。以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为例，该书通过抽取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三百余篇著、译小说为样本展开论证，充分肯定了晚清翻译文学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推动意义。作者认为晚清翻译文学中很多误译、曲译以及有意删改等现象，或是因为翻译者有意迁就读者的审美趣味，或是因为翻译者深陷古文传统之中无法自拔，抑或是因为翻译者自身无法理解西方小说中的第一人称视角、限制叙事等现代叙事形式。在这样的研究思路下，翻译文学中的种种“错误”，就是中国文学从古代走向现代过程中的必然要走过的“弯路”。我们不难看出，两种研究思路内部有其相通之处，即进化论思维模式。第一种研究思路把翻译文学的最高标准视为与原文相同，因晚清翻译文学与原文之间的差异而视晚清翻译文学为不好的翻译、不那么“现代”的翻译或不“成熟”的翻译。第二种研究思路则把与西方现代小说的形式要素作为衡量小说是否现代化的标准，因为晚清翻译文学不够西方，因而也就不够现代，于是只能在从古代到现代的“过渡”意义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种以进化论模式为基础的从传统到现代的理论框架之外，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替代性的途径，不再将晚清翻译文学，抑或晚清文学视为从古代文学走向现代文学的过渡阶段呢？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

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一书的导论中提到，当代南亚的历史学家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新的理论模式。这一理论模式避开所谓“过渡”的思想，无论是“从东方过渡到西方，从传统过渡到现代，还是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3]，转而关注“对抗”的观念。在笔者看来，以“对抗”的观念代替以“过渡”的观念看待晚清文学，主要有两个好处：首先，“对抗”不像“过渡”那样预设了固定的衍变轨迹，即所谓从东方到西方、从传统到现代以及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等，而是将晚清重新历史化，把中西方遭遇的时代看成各种力量相互角逐的场域；其次，“对抗”不像“过渡”那样把“东方”、“传统”或者“封建主义”等看作被动的因素，而是充分考虑到它们在遭遇“西方”、“现代”以及“资本主义”时的主动性。如果我们不再将晚清翻译文学视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过渡”，而是将其看作东方与西方遭遇之际的一次“对抗”，那么晚清翻译文学的面貌将大大改变。从这个角度关照晚清的翻译文学，那些所谓的错译、误译、曲译以及有意删改等情况，就不是翻译者的翻译水平、翻译态度问题，也不是某种过渡时代的“遗迹”；这些“错误”恰恰就是东方与西方遭遇时发生对抗的场所，晚清一代中国人或许就是通过这些抵抗，展开他们对现代中国、现代世界的想象。在本文中，笔者将以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1866－1946）的科幻小说The War of the Worlds（今译《星际战争》）与由心一（生平不详）根据这篇小说翻译的《火星与地球之战争》为例，通过分析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在叙事、修辞等方面的差异，展现晚清翻译家在翻译——这一东西方对抗的场域——中如何想象中国与世界。

《跨语际实践》

二

H·G·威尔斯的科幻小说《星际战争》发表于1898年，正值意大利天文学家斯基亚帕瑞利（Schiaparelli）发现火星上的“运河”，欧洲人由此对火星兴趣高涨之时。威尔斯在小说中叙述了一场火星人对地球的侵略战争：因环境变化而面临灭绝的火星人侵略地球，他们凭借先进的武器轻而易举的击败了英国军队。正当火星人准备向全世界展开攻击时，地球上病菌轻易的攻破了火星人的免疫系统，使他们全部染病身亡。由于威尔斯在《星际战争》中使用限制型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写作，给小说营造了强烈的真实感。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广播剧在1938年10月30日在美国东部播出时，甚至造成上百万听众弃家逃亡。心一根据《星际战争》翻译的小说《火星与地球之战争》则最早连载于1907年7月3日到9月8日的《神州日报》上，后于1915年出版单行本。在这一部分中，笔者将根据原文和译文开头一段的差异，展开下面的讨论。下面两段引文分别是威尔斯的《星际战争》中的第一段以及心一的译文：

No one would have believed in the last years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at this world was being watched keenly and closelyby intelligences greater than man’s and yet as mortal as his own; that as menbusied themselves about their various concerns they were scrutinized andstudied, perhaps almost as narrowly as a man with a microscope might, scrutinisethe transient creatures that swarm and multiply in a drop of water. Withinfinite complacency men went to and fro over this globe about their littleaffairs, serene in their assurance of their empire over matter. It is possiblethat the infusoria under the microscope do the same. No one gave a thought tothe older worlds of space as sources of human danger, or thought of them onlyto dismiss the idea of life upon them as impossible or improbable. It iscurious to recall some of the mental habits of those departed days. At most,terrestrial men fancied there might he other men upon Mars, perhaps inferior tothemselves and ready to welcome a missionary enterprise. Yet across the gulf ofspace, minds that are to our minds as ours are to those of beasts that perish,intellects vast and cool and unsympathetic, regarded this earth with enviouseyes, and slowly and surely drew their plans against us. And early in thetwentieth century came the great disillusionment.[4]（译文参考采用李家真先生的翻译：在十九世纪最后那些年里，没有人会相信我们的世界正被其他智慧生命密切地监视着，这些生命比人类更高明，却又与人类一样不能免于一死。也没有人会相信，为自身各种得失奔忙着的人类正处在他人的审视和研究之下，其仔细程度与人用显微镜观察在水滴中拥挤孳生的那些短命生物时几无二致。无限自满的人们为着诸般琐事在地球上熙来攘往，自以为一切尽在掌握——显微镜下的纤毛虫恐怕也有同样的感觉。没有人会去想，宇宙中那些更为古老的星球会成为人类祸患的来源。就算有人想到，也只会断言那些星球上根本不可能存在生命。往昔人们的一些思维习惯，在今天看来真是难以理解。那时的地球人最多只会设想火星上也可能存在别的人类：他们也许比地球人低级，正等着地球人去传播福音。然而，浩瀚的太空之外还有其他的智慧生命，我们的智慧无法与之相较，正如那些已然绝灭的野兽无法与我们相较一样。这些智力惊人、冷酷无情的生物用嫉妒的眼光注视着地球，缓慢而坚定地制订着对付我们的计划。就这样，在二十世纪初，一场令一切幻象破灭的大灾难降临了。[5]）

余尝闻人有自诩之语曰：“万物人为最灵。”又尝闻吾白种以天之骄子自称，自谓最灵。遂谓世间万物，莫非为人而设。自称骄子，遂谓杂色人种，但足以供驱策，必消灭之而后已。噫！其亦知地球之外，火星之上，有更灵于吾之人类乎？其人灵于吾，必等吾于猕猴，而必不同类视吾。然则吾将为其犬马乎？纵或不然，亦决不同种视吾。然则将以吾所施于黑奴者施于吾乎？噫！孰知其犹有甚于是者！其人视吾，直等于蝼蚁而已。余幸未死，请为读我书者叙火星与地球之战争。[6]

火星上的“运河”

威尔斯在《星际战争》中以限制性第一人称的方式来书写“我”在火星人侵略地球期间的遭遇、见闻。因此小说的叙述者我包含了两个层次，即今日之我对过去之我的书写。具体到小说中，就是经历了火星人入侵地球这场浩劫的“我”对火星人入侵地球这一事件的回忆和描写。因此小说中“我”的叙述就带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沉重与感伤。在小说的第一段，“我”作为幸存者，对火星人入侵地球之前Man（人类）的懵懵懂懂深表不满。同时，叙述者“我”见识了火星人科技的发达、力量的强大，感叹人类的渺小无知并把人类比作“infusoria”（纤毛虫）或“those of beasts that perish”（已经绝灭的野兽）这类孱弱微小的生物。值得读者注意的是，小说的叙述者“我”在第一段八句话中，有四句使用了“No one”、“man”、“men”等可以指代全体人类的词汇（小说中提到No one相信某事的时候，也就是所有人不相信某事）作为句子的主语，另外四句中也有两句使用了“our”、“ours”以及“us”这类复数代词和复数所有格来指代全人类。也就是说，小说的叙述者在《星际战争》的第一段中首先自觉的代表Man（人类）发了一通议论，然后才开始讲述自己作为个人遭遇火星人的经历。在这里笔者不想讨论《星际战争》的叙述者在使用Man一词指称人类时如何想当然的将占人类总数一半的妇女排除在人类以外，笔者只想在这里指出小说叙述者“我”心中的“Man”仅仅包括欧洲人（或欧洲男人）。《星际战争》一书中确实提到了诸如“the Tasmanians”[7]等非欧洲族裔，然而在小说修辞上，“the Tasmanians”是和“bison”[8]、“dodo”[9]并置在一起的。这就意味着，小说叙述者提到“the Tasmanians”并不是因为“the Tasmanians”是人类中的一员，而是因为“the Tasmanians”和“bison”、“dodo”一样，是因为人类（欧洲人）屠杀而灭绝的物种之一，而“the Tasmanians”本身并不是人类的成员。同样的，当小说叙述者“我”发现伦敦在火星人的攻击下成了一座荒城时，他心中的疑问首先是柏林、巴黎是否也遭到了同样的攻击。欧洲之外的城市与文明，并没有进入到小说叙述者的视野之中，更没有让小说叙述者牵肠挂肚。从上述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出，威尔斯的《星际战争》是一部典型的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作品，这种欧洲中心主义是通过对欧洲以外的世界进行特殊的修辞处理或遮蔽呈现在读者面前的。

在汉语语境中，“人”或“人类”一词没有英语语境中“man”一词那样带有强烈的男性中心主义色彩。然而在21世纪初由国内主流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译本中，欧洲中心主义则被毫无保留的带到汉语语境之中。上文中提到的几处欧洲中心主义式的修辞方式和遮蔽方式，也同样出现在国内主流译本中。但是在20世纪初，心一先生则通过对《火星与地球之战争》的翻译暴露并瓦解了威尔斯的欧洲中心主义。《火星与地球之战争》的第一句话——余尝闻人有自诩之语曰：“万物人为最灵。”——中的叙述者“余”和《星际战争》中的“我”一样，将自己看作全人类中的一分子。但《火星与地球之战争》的第二句话——又尝闻吾白种以天之骄子自称，自谓最灵——就暴露并破坏了《星际战争》中隐藏着的“我”、人类以及欧洲人之间的相等关系。在这里，心一直截了当的点明叙述者“吾”的白种人身份，并指出了白种人的傲慢与狂妄。在《星际战争》中，叙述者“我”作为一个居住在伦敦郊外小镇“Woking”的作家，其白种人的身份根本无需加以特别强调，因为欧洲以外的世界从来没有真正出现在小说里。而在《火星与地球之战争》中，人类中既然出现了“白种”，那么很自然在接下来的叙述就中出现了“杂色人种”一词。在这里，心一通过他的翻译向读者表明人类是由“白种”和“杂色人种”构成的，人类并不仅仅是威尔斯书中的欧洲人。由于“遂谓世间万物，莫非为人而设。自称骄子，遂谓杂色人种，但足以供驱策，必消灭之而后已”，所以由“白种”和“杂色人种”共同构成的人类的地位高于地球上的“世间万物”；而在人类当中，“白种”则凌驾于“杂色人种”之上。

以今天的翻译标准来看，心一的翻译是以意译为主的，翻译不够准确的以及翻译态度不够严肃的。这也就意味着心一的翻译是过渡时代的产物，必然被新的、更准确的翻译所取代。然而当我们用“对抗”的模式来看待心一的翻译时，恐怕结论就不会这么简单。在威尔斯写作《星际战争》的年代，欧洲文明正如日中天，欧洲列强的殖民地遍布整个地球，欧洲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速发展，欧洲文明内部的矛盾与问题尚未暴露，大部分欧洲人都相信欧洲人将在科学、理性的带领下将走向幸福、美好的明天。那个时代的欧洲人相信，只有欧洲人才能称得上人，而欧洲之外的人都是土著，等待着欧洲人为他们送去福音。所以威尔斯才会在《星际战争》的第一段写到人类（即欧洲人）会认为外星人要比人类（即欧洲人）更为低等。这是欧洲人用处理与土著关系的方式来看待与外星人的关系。可以说威尔斯在《星际战争》的第一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欧洲人对于世界的想象。在这个想象中，只有欧洲才有人类生存，在欧洲以外的广袤土地上，则只生活着无数土著，等待着欧洲人传播福音。显然，这一欧洲人的想象无法被欧洲之外的人所分享，而翻译为心一提供了对抗这一想象的处所。心一通过自己的翻译，戳穿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谎言，否认欧洲人可以盗用“Man”（人类）的名义来指代自己，将欧洲人重新还原为“白种”。

三

如果说，心一这段译文的前四句挑战了欧洲中心主义的人类观，否认欧洲人可以“冒领”人类的头衔，并指出国际政治中“白种”凌驾于“杂色人种”之上的事实。那么这段译文的后五句话则再次将已经清晰的指代关系搞混。当小说的叙述人在这段译文的第五句和第六句中将地球人和火星人作对比时，使用的人称代词“吾”指代的是全体人类。然而第七句中的“吾”则又很明确的指代白种人。到了第八句，读者已经无法分辨出“吾”到底指代的是什么。而在最后一句，人称代词则换成了“余”，用以指代小说的叙述人——一位白种英籍作家。

威尔斯

在笔者看来，心一在这五句话的翻译中出现的指代混乱，并不是因为他翻译水平不够或是翻译态度不严肃，而是他通过翻译来对抗欧洲中心主义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毕竟《星际战争》是一部以限制性第一人称视角写成的小说，小说的叙述人又是一位白种英籍作家，因此这位自觉警惕欧洲中心主义的翻译家在小说的大部分篇幅中不得不以白种人的身份来讲述故事。对于现代翻译家来说，暂时以白种人的身份叙述故事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对心一来说，他似乎因这种身份感到极大的焦虑。这种焦虑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不得不跳出威尔斯的原文，增加了一段自己的议论：

吾方日筹对付杂色人种之政策，其人已踵于吾后，谛察吾举动，时机一至，战事将启。而吾犹日思噬人，效螳螂之捕蝉，岂不大可哀耶！[10]

在这一段中，心一伪装成小说的叙述者，展开对宇宙秩序的狂想。在引文的第一句中，白种人（即文中的“吾”）整天想的就是如何对付“杂色人种”。但正当白种人大肆攫取各种政治经济利益，剥削压榨“杂色人种”时，火星人则在白种人后面伺机而动，准备开战。也就是说，当威尔斯在小说中描写火星人与地球人开战的时候，心一将这场战争表述为火星人与白种人之间的战争。当然在另一种意义上，心一的表述更为准确直接，因为威尔斯小说中的人类，本来指的就是欧洲人。而在引文的第二句话，叙述者“吾”作为遭遇浩劫的幸存者，哀叹白种人在整天对付杂色人种的时候，不曾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道理。在这里，心一为读者展开了一幅新的世界图景：白种人凭借先进的科技凌驾于杂色人种之上，但白种人并不能因此而感到骄傲，因为在他们身后，科技更加先进的火星人正在相机而动。在威尔斯的《星际战争》中，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思维模式支配着全书。为了解释火星人的科技何以高于地球人，威尔斯提供的理由是火星与太阳之间的距离比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远，所以火星的形成时间早于地球。因此火星人的历史比地球人长，也就进化的更充分，科技也就更发达。在威尔斯的逻辑中，进化上的先后直接反应在科技实力的强弱上，从而决定了谁可以支配、统治谁。然而在汉译本《火星与地球之战争》中，心一将威尔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逻辑以及从火星人高于“白种”、“白种”高于“杂色人种”这一进化图景嫁接到《庄子》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典故上，并由此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思维逻辑戏剧性反转过来。在心一那里，杂色人种、白种以及火星人之间并不是逐渐递进的权力位阶关系，而是一种相对的位置关系。心一承认“白种”确实在科技实力上优于“杂色人种”，并实际统治着“杂色人种”。但心一要强调的是，“白种”不能因为比“杂色人种”地位优越而沾沾自喜，“白种”背后其实还有火星人比他们更加强大。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白种”和“杂色人种”的地位其实是相同的。如果白种人不能认识到这种位置上的相对关系，那么对于白种人来说就是“可哀”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心一凭借着火星人降临地球的想象，似乎已经实现了杂色人种世界地位的想象性提升，将杂色人种和白种人放在平起平坐的位置上。这样的想象自然让第三世界的中国读者倍感兴奋。但心一自己并没有走得那么远。清末民初那一代中国人纵能一时展开想象的翅膀，但最后仍落入现实的窠臼。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会看到：

然彼为蝉者，螳螂亦不知御，其梦梦实什百于吾矣。[11]

心一在这里终于清醒的承认，火星人的降临虽然想象性的把杂色人种和白种人放在了平等的地位上。但这样的平等并不能改变杂色人种受到白种人欺凌的事实。杂色人种不能抵御白种人的欺凌其实是比白种人不能抵御火星人入侵更为羞耻的事。

四

1898年，当欧洲人正因意大利天文学家斯基亚帕瑞利的发现而为火星兴奋不已之际，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则因为一本翻译著作的出版感到震惊。这部著作就是严复的《天演论》。严复在《天演论》一书中肯定了赫胥黎在原作《进化论与伦理学》中痛加批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阐发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思想，震动了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物各竞存”、“优胜劣汰”、“自强”等词成为风靡一时的词汇，进化论则成为思想界议论的中心话题。康有为曾称道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民报》则在《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书》一文中指出：“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从此进化论及其社会学翻版正式进入中国的知识语境，并重新改写了中国人看待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方式。在传统观念中，中国是想当然的世界中心，而外国则是有待王化的“四裔”。而在进化论的思维模式下，中国对于世界的想象由空间形态转化为时间形态。中国成了历史发展中的一环，且因为种种原因是较为落后的一环；而西方则是先进的一环，也是代表未来的一环。中国人需要做的就是改造中国，改造中国所用的模板就是西方，使中国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化。

《天演论》

从中国对世界的想象的角度来看，心一翻译的《火星与地球之战争》恰恰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形成了对话关系。在严复那里，中国因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要想生存，必须进行西方式的改革，这样才能强国保种。然而心一则借着庄子的想象，把进化论推衍至浩瀚太空，在那里，白种（即西方）不是进化的顶点，而和中国一样，是进化中较为落后的一环。西方人如果因为比中国先进而凌驾在中国之上，那么他们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无知之徒。

在笔者看来，不管是严复通过赫胥黎抒发亡国灭种的焦虑，还是心一借着威尔斯展开对宇宙秩序的狂想，都是通过不同途径对中国风雨飘摇的现实做出的回应。严复承认中国落后于西方，认为传统中国必须通过西方式的改革“过渡”到现代中国，以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似乎中国人一旦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就能通过努力复兴国家。但严复没有看到，若中国以西方的方式追赶西方，在西方已经出发在先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追上西方，更不可能超越西方。由是观之，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过渡”注定无法完成，因为进化论的逻辑已经事先将中国钉在进化的落后一环上。而心一则借着对火星人降临地球的狂想，执意与进化论逻辑相“抗衡”，拒绝承认白种人凌驾在中国人之上。然而螳螂之所以显得愚笨，是因为它背后有黄雀存在。但火星人是否存在我们尚无从得知，那么火星人降临地球则更是缥缈的想象。可以说严复和心一分别为我们以想象的方式复兴了中国，只不过前者把我们永远定义为疲惫的西方追赶者，而后者则让我们永远等待着火星人降临地球这一“弥赛亚”式的救赎。可以说直到今天，严复的想象始终在中国占据主流话语，我们始终有种现代化的冲动，以摆脱传统的束缚，拥抱现代的中国。但心一式的想象并没有像他的翻译那样被人忘记，而是成为一股历史的潜流，不时浮出地表。今天我们听到的诸如“中国可以说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或“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另一个版本是二十一世纪是亚洲人的世纪）之类的说法，都是心一式想象的翻版。似乎到了新世纪，人们夸大了心一的狂想，却忘记了心一狂想后的清醒。

注释

[1]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4页。

[2]谢天振、查明建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3]刘禾：《跨语际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43页

[4] H.G.Wells,The War of the Worlds, New American Library, 1986, P1.

[5] H·G·威尔斯：《星际战争》，李家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6]施蛰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11集、第27卷、翻译文学集二），上海书店，1991年，第149页

[7]即塔斯马尼亚人。居住在澳大利亚东南部的塔斯马尼亚岛上。18世纪英国殖民者将此岛变为流放罪犯的地方，岛上的土著于1876年被屠杀殆尽。

[8]即美洲野牛。由于人类的泛滥捕杀，一度于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之交（即威尔斯写作《星际战争》时）被认为已经灭绝。

[9]即渡渡鸟。生活在非洲毛里求斯的一种鸟，这种鸟身体肥胖，动作缓慢，不会飞行，味道鲜美，在十七世纪遭到英国探险者的大肆捕杀，由此灭绝。

[10]施蛰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11集、第27卷、翻译文学集二），第149页

[11]施蛰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11集、第27卷、翻译文学集二），第149页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4期。图片来源于网络。感谢作者授权海螺转载。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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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