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是通过诗歌来面对孤独
艾梅·塞泽尔
查尔斯·H.罗威尔
王立秋 译
译者按
经过泽维尔·奥维尔(Xavier Orville)，这次访谈是于1988年2月19日，在马提尼克法兰西堡市政厅塞泽尔先生的办公室里进行的，全程录音。访谈是用法语（塞泽尔）和英语（罗威尔）进行的；维罗尼克·罗巴(Veronique Robbaz)担任翻译。雅尼克·特利尔(Yannick Tarrieu)与维罗尼克·罗巴做了英法原文的抄录和翻译，苏珊娜·布里肖-欧约(SuzzanneBrichaux-Houyoux)帮助编者完成了访谈的终稿。这次访谈最早刊载于《卡拉卢》(Callaloo)12.1,1989年冬季号。
罗威尔：在美国，我们所知道的您，主要是一位诗人和一位剧作家。
塞泽尔：美国人知道的，是我更好的自我。
罗威尔：当在这里，在马提尼克提到您的名字的时候，一般的读者不仅会说到您的创造性写作；他们还会谈论作为政治人物的您，以及您是如何向马提尼克人民普及教育——也即，面对所有人，而不是面对精英的教育——的重要性的。您能回顾性地谈谈您的政治生涯吗？比如说，在《返乡笔记》中，诗的核心人物以这样的方式对他的故乡说话：
如果说我能做的只是说话的话，那么至少，我会为你说话……我的舌头将为那些没有舌头的苦难服务，我的声音将为那些深陷绝望的地牢的人的自由服务。
这是对您的政治生涯的一种总结吗？
塞泽尔：“政治生涯”这个表达让我有些发毛，尽管你完全有资格使用它。在重读自己的时候，我总觉得有些不安，而在我听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某种把悲伤。当我写作这些诗句的时候，我才二十五岁，我还坐在高师的长椅上。这本《笔记》，在我心中——尽管它很短——是根本之书。其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这本书。在所有这一切中，有一种基本的直觉。这种直觉，这个根本的愿景，就在《笔记》里。人们对历史并不敏感；你必须回到这本《笔记》的那个时期。你必须试着想象，一个十八岁的有色男人，一个在巴黎受到孤立的年轻黑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来到了巴黎。关于这个广阔的世界，我知道什么呢？我知道的并不多。在我来到巴黎的两天后，我在路易大帝高中遇见了一个来自塞内加尔的年轻人，他比我早几年。这个人就是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从第一天起，强大的友谊就把我们联系到了一起。他问我，“你是从哪里来的，新生？”我回答说，“我来自马提尼克。”“你叫什么名字？”我说了我的名字，基督教的名字，和背景。他说，“我叫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他补充说，“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新生啦。”他向我介绍了学校的情况，很快，我们就成了哥们。我们一起翻译我们的拉丁语课文；我们重新建造了世界。他问我关于西印度群岛的情况。每当他跟我说关于非洲的事情的时候，无论什么，我都甘之若饴。他给我带来了各种书，各种民族志的书。我们一起发现了弗罗贝纽斯。我们充满了惊奇；我们阅读这些书并评论它们。他写作。我给他看我的诗……这持续了好几个月。我已经提到了弗罗贝尼乌斯，但其他的学者和著作也影响了我们（你必须永远对你的前辈心怀感激）：对我们来说，他们是美国黑人。尽管我们的英语还不够完美，但我们还是阅读了像朗斯顿·休斯、克劳德·麦凯那样的人、后来还读了斯特林·布朗和阿兰·洛克的文选《新黑人》中收录的参与黑人文艺复兴运动的其他人的作品。还有里昂·达玛，但他已经有些“解放了”，稍微处在边缘，这么说不是贬义。他们[美国黑人]是最早教会我们后来我们所谓的“黑人性”的基本原理的人。他们也是最早说“黑就是美”的人。这个影响看起来没多大，但实际上却是无比巨大的。它是一场文化革命、一种价值革命的开始。这绝不是在拒绝外部世界，而是把事物拉进中心、拉进人们专注的范围。对我们来说，变成根本的一件事情是——这件事情也是新的——一种对黑人的“自我”的绝望的探求。
艾梅·塞泽尔
对桑戈尔来说，这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因为，作为塞内加尔人——尽管他在文化上属于希腊和拉丁世界——他依然，我相信，是一个真正的塞内加尔人，以及，从根本上说，一个非洲人。非洲一直知道，法国的殖民主义是边缘的、是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但桑戈尔把自己完美地锚定在他的认同，一种塞内加尔的认同，一种吸收世界可以给他带来的一切的非洲认同，锚定在一个不被同化却在同化（别的东西）的“自我”之中。我总是为所有那些关于桑戈尔的流言——直接对他的攻击，说他是白种黑人等等——而感到震惊，你只要读一读桑戈尔的著作，就知道他是多么地非洲，他是多么地塞内加尔了。不仅非洲，而且塞内加尔。你应该读一下《亲密之歌》(Chants de l’initié)这样你就会意识到这点了。当然，如果你想去图书馆里找提到他的著作的话你也可以找到一些，但一样地，你会发现它们和你预期的不一样。有些人相信在他那里有圣-琼·佩斯的影子。根本不是这回事。的确，佩斯很可能也读过被称为“原始”的文献。这解释了那些巧合。但桑戈尔这里的东西，来自塞内加尔，来自沃洛夫的宫廷诗歌，来自那个重视荣誉的社会，来自这些体操诗，来自人们在运动员进场时献上的颂诗。当然，这肯定会让人想起品达。这意味着，所有这些社会——农业社会——都是相似的，以及，从根本上说，人就是人。意象不是独一的东西(One)，而是某种使人们相会的东西。现在，桑戈尔是悲伤的；他是孤独的。我一直钦佩其性格之坚强。有一天，阿里翁·迪奥普告诉我：“在桑戈尔那里，你看不到悲剧，悲剧的是这个世界，而不是他。”他是一个达到完美平衡、知道如何正确地与世界和他人相处的人。我还要补充，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非洲的诗人。我给他写过一首诗，当时我一想到他，脑袋里冒出来的那个词就是缔言力(Dyâli)。字面上说，这个词的意思是，说出言词者，诗人，就像桑戈尔自称语言的主人那样，他就是缔言力。我把这首诗寄给了他。他深受感动。缔言力也是指路者。我们的生活终会像藤蔓的桥一样倒塌，但做过的话、说过的事、展示过的东西，和那些继续为他人指路的东西，会一直存在下去：
缔言力[1]
（为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而作）
藤蔓的桥如果倒塌
也是倒塌在十万颗星星的海胆上
叫人相信为了加快我们负重牛群的脚步
为了点亮我们的夜
少一颗也不行
我记得
在已经远去的回声中
我们心中那些非常古老的猫科动物的咆哮
然后孤独会大量地
从古老的诅咒中升起
并踏上记忆的海岸
在漂浮的沙洲
和群岛破碎的漂泊中
我不会忘记他的言语
缔言力的言语
缔言力
通过沙丘和磨损之物
传播生命汁液与绿色柔情之人
发明人民和人民之芽之人
为他们守望信风之人
主宰他们的言语之人
你说缔言力
我再说缔言力
本质的言说者
永远被复述之人
看呐和从前的日子里一样的
不倦的荣誉
看呐在时间面前
在晦暗中在黑暗中在强硬中
一个有待发现的新通道
一个有待开启的新缺口
看呐一个有待定位的
给被遗忘的鸟儿的饥饿和饥渴的
新的落脚处和新的水源的新星座
看呐
看呐
缔言力
有待催动的农民对种子的耐心
和根的咒语的顽固
在大地深处
在内心深处
在从太阳那里夺来的
纹章上[2]
[1]缔言力(Dyali)是曼丁哥语，指西非苏丹-萨赫勒区的游吟诗人。
[2]译注：最后这句跟塞内加尔国徽有关。访谈中用的这首诗的英译有些问题。这里的这首诗是我根据新版塞泽尔诗全集里的原文翻的。
Un Peuple,
Un But,
Une Foi.
“一个民族,
一个目标,
一个信仰”
所有这一切是为了告诉你当时我们的生活氛围，那是一种充满激烈的智识激动的氛围（桑戈尔曾说，塞泽尔会“发疯”）。他想强调的是我们心中所见的那种伟大的异象，那种有些末世论色彩的异象，它会压倒你、征服你。《返乡笔记》便诞生于此。所以，当然了，你可不要去它里面寻找什么政治信念。但也许，你可以去那里寻找本质的人：一个呼喊，根本的呼喊。后来，人们对它做了某种理性化的操作。关于它人们说的话大多和黑人性相关。但在我看来，我从来没有写关于黑人性的专论的意图；黑人性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概念。认识我的人都知道，这里面没有一丝一毫的种族主义。我根本就不是什么种族主义者。我是一个爱——我不会说单数的文化——各种文化，爱所有文化的人。我对希腊文化感兴趣，对斯拉夫文化感兴趣，也对德国文化感兴趣。桑戈尔也一样；他对所有这些都很感兴趣。换言之，一切人类——无论他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都要和生活打交道，都要把生活过得更加容易，也都要面对死亡。我写的，也是这个。你也会看到，在汉语诗和班图语诗里你也能发现这个。
所以，如果说桑戈尔和我谈论黑人性的话，那也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欧洲中心主义恶化的世纪，那是一种狂热的欧洲中心主义，没有任何良心上的负罪感的欧洲中心主义。没有人会质疑所有这一切——欧洲文明的优越性，其向世界传播文明的使命——没有人会因为身为殖民者而感到羞愧。当时欧洲心里真的没点b数，而被殖民者也欣然接受了这种世界观；他们已经把殖民者对他们的看法给内化了。你不能忘记这点。所以黑人性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肯定自己的方式。首先，肯定自己，肯定对自己认同的回归，肯定对自己的自我的发现。黑人性绝不是一个种族主义的理论。黑人性给我提供了解读马提尼克的线索，马提尼克是它的一个镜像。人们问：“黑人性还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吗？难道它不是只是在纯粹历史的层面上看，才是有趣的吗？”根本不是这回事。我想，哪里有黑人，哪里就有黑人性，这是当然的事情。我们想要大力呼喊的，马提尼克的苦情与其说是身体上的痛苦、经济上的剥削（即便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不如说，更多地是它的异化，异化作为政策使马提尼克人的良知破产了。而且，相信我，这场反异化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彻底结束过。可为什么我要说这些呢？罗威尔先生，你问了我一个具体的问题……
马提尼克地图
罗威尔：我问的是您的“政治生涯”，您说您不喜欢那个说法。
塞泽尔：我会说这个“政治生涯”有点像是机缘巧合的结果。你会说，从来就不存在纯粹的机运。的确，要是纯属偶然的话，那么，一件四十年前碰巧发生的事情，到现在还在继续，那就真的令人惊奇了！但我说的是真的，非常奇怪。如果说，在我二十五岁的时候，有人问我：“你这一辈子想要的是什么？”那么，我会回答很多东西，但我肯定不会回答：“我想当个政客。”我绝无这样的抱负。至于法兰西堡的市长嘛……我不喜欢荣誉。那是负担，非常沉重的负担。对于马提尼克人民，我有自己的想法。我当然也有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就是这个，让我和我的同时代人很不一样。我总是从历史连续性的视角，来看我做的一切事情。我深刻地意识到斗争的起源，努力和苦难的根源，以及我们安替列群岛的人必须克服的巨大障碍的来源，以及这种观念——这是我的超越，历史基本上就是一种形式的超越——即这一切都要别人来干的出处。那是一个有待传递的遗产。我对自己的责任有着清晰的认识；这让我感到压抑，同时又催我奋进。所以我认为，正是通过这一切，我才被卷入政治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还是战争期间。乔治·格拉蒂昂、勒内·梅尼尔和我面临的选择都差不多，而我可能比他们更“黑人性”一些。当然《正当防卫》的超现实主义，在我看来，有些太过于同化主义了。但那个期刊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自由的“+”，让我们更敢于超越常规的、死板的文学形式。我们都有这样一种渴望，希望看到这个被压迫的、被限制的、被孤立的人民用这个词的最强烈的意义，用某种来自其内心深处的、被猛投到阳光底下的东西来表达自己。而且，在我们关注时代的苦难的同时，我们也对知识分子有了特别的构想：我们没有把自己锁在象牙塔里的权利。我们知道，一个人总得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投身于某个事业。我一直投身于——这里没有任何煽动的意思——穷苦百姓。他们对我个人来说，意味着许多。我就是这样成为市长的。后来，我也是这样成为议员的。
罗威尔：舍尔歇高中在马提尼克既是一个现实和一个象征。您能谈谈它在知识分子的教育上的重要性，和在马提尼克文化发展上的重要性吗？
塞泽尔：好吧，首先，它是一个地方。罗威尔先生，你正确地看到，它也是一个象征。它是马提尼克的意志——智识解放与智识发展——的象征，因为这所高中是马提尼克人建立的。马提尼克人充满激情地建设了这所高中。从基础上说，它并不是法国人创办的。它是马提尼克人要求的第一件事。我们的父辈和祖父辈决意拥有它。（马提尼克的）第一所高中是省皮埃尔高中，后来，法兰西堡也有了一所规模较小的高中。我们在十九世纪才废除了所有的意识形态。雨果说：“学校盖起来了，监狱也就没有了。”事实上，人民没有钱；他们不是资本家；他们是穷人；他们的第二次解放是教育，是对文化，即我们所谓的那个大写的、唯一的文化的征服。很长一段时间里，两种高中相对而立：一边是为白人设立的宗教学院，另一边则是为有色人种的人民子弟设立的高中，政府的学校。因此，它真的是一个象征。它象征了一种意志，一种解放的意志。但除此之外，显然，在对文化的构想这个层面上，高中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高中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文化的开始。看起来，对我这一代人来说，高中传递的，是一种非常法国、非常传统的文化，这种文化当然有它的局限。我不是要批评具体的某所高中；法国的教育体系的主要特征，便是中心主义的。你知道，拿破仑的梦想就是让法国所有的鼓在同一时间响起；所有学校在一年的同一个时间开学……我们有和法国本土一样的课程设置和教材。我还记得，如果说我自然科学课的分数很低的话，那是因为，我在课上根本找不到来自马提尼克的植物，在我的植物学课本中，我看到的永远是法国的植物。一切都像那样。所以，我们很快意识到官方文化的局限。这种教育是主体民族给的，但今天，我们的文化观，使我们能够提出其他更适合马提尼克的意识水平的文化场所。但我不会是那个反对这所使我受益良多的学校的那个人。
罗威尔：显然，在这所高中及其教学中，有某种东西，使学生们能够发展出一种批判地看待殖民主义的视角。您也是那里的学生。弗朗茨·法农和其他许多马提尼克知识分子也一样。您也在那所高中教过书。
塞泽尔：法农是我在那所学校的一个学生。我是第一个阅读他的著作手稿的人。我的确认为我们，在一段时间里，参与了一种沉默的文化革命。顺便说一句，《热带》，是这场革命的表达。只要你能从中走出来，这所高中还是不错的。
罗威尔：您能多谈谈《热带》吗：谈谈它的起源、它的性质和它的重要性？
塞泽尔：《热带》在安替列群岛人的革命中起到了确定的作用。它是一个论坛，一个创造中心。《热带》试图给马提尼克的创造力新的动力。它是殖民文学的死亡证明。
罗威尔：和那所高中及《热带》一样，SERMAC也是一个真正的马提尼克的机构。SERMAC是最近才建立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它与马提尼克人民有什么关联？换言之，你为什么要创建它？
塞泽尔：主要的想法是使文化可为所有人所用，修复马提尼克的文化，帮助安替列群岛人民保持他们的认同。
罗威尔：我想回到殖民主义问题。您的戏剧《克里斯托弗王的悲剧》评论了民族主义。一位批评家把这出戏描述为您对克里斯托弗的方法的评价：他对欧洲的尊严、体面等的标准的执着……
塞泽尔：是的，但不仅如此。这是讽刺，“资产阶级绅士”的一面。这只是表面，克里斯托弗的荒谬之处。这是欧洲历史记载的克里斯托弗。我对克里斯托弗的“看法”和我的前人对他的看法的区别在于，他们只看到了荒谬，资产阶级绅士的一面，“黑人的虚荣”的一面——这些，在白人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文学中比比皆是。但我想让人民超越这个。我想说的是，在克里斯托弗的荒谬背后，有可怜之处，这种悲情，是欧洲历史学家永远觉察不到的。那就是这个奴隶出身，想把他的人民和自己提高到非凡的神秘的高度的人的悲情的维度。他用尽了当时他可以使用的一切手段；但这些手段不总是最好的手段。但有种伟大的东西拯救了克里斯托弗，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永远不可能成为像爸爸医生（译注：即弗朗索瓦·杜瓦利埃）那样的海地小资产阶级。在荒谬背后，有克里斯托弗的伟大之处。这就是为什么克里斯托弗是伟大的，尽管他的方法不总是最好的，尽管他有他荒谬的一面（他是新贵）。在这背后，有一种悲剧性的伟大(tragicgrandeur)。有某种普罗米修斯式的东西。但这不意味着，我是克里斯托弗的粉丝，或者说我以他为模范。通过他，我试图理解一个出身于奴隶，一个为建国的必要性所纠缠，一个在这件事情上遭遇了失败的人的态度。
罗威尔：我们该怎样解读《刚果一季》(Une saison au Congo)中的卢蒙巴这个角色呢，他在第三幕第二场中说：
非洲渴求自己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成为弥撒亚或先知。我唯一的武器是我的舌头；我说话，我觉醒，我不是不义的纠正者。我不行奇迹，我不是生活的补救者。我说话，我把非洲还给她自己。我说话，我把非洲交给世界。
塞泽尔：是的，我使卢蒙巴成为一个诗人。也许，这也是他的伟大和失败之处：他总是领先于即将要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悲剧性的超前。
罗威尔：您能谈谈拇指琴(Sanza)琴手的美学和主题功能吗，其抒情的雄辩贯穿了《刚果一季》的整个戏剧？我指的是1967年的那个版本，它以拇指琴琴手的歌作结，在歌里，他讽刺地说：“我的唠叨就这样结束了。”在戏剧中，他的干涉远不只唠叨：他让我想起莎士比亚的某几部悲剧中的弄臣。
塞泽尔：你肯定是对的。民众的常识就在背景中，而且它经常对所有的事件做评判：这就是莎士比亚的弄臣和希腊的合唱队的目的。
罗威尔：您能谈谈您的戏剧《暴风雨》啊不，《一场暴风雨》中，普罗斯佩罗-凯列班-爱丽儿三角的含义吗？
塞泽尔：是的，是《一场暴风雨》。没人能重写《暴风雨》（译注：指莎士比亚的那部）。《暴风雨》一写成，就永远写成了。《一场暴风雨》是对莎士比亚的一种诠释。《一场暴风雨》是失败者（凯列班）的视角，而不是普洛斯佩斯的视角：是被殖民者的视角，而不是殖民者的视角。我感兴趣的就是这个反转。普洛斯佩斯的可疑的胜利及其可怕的孤独，那就是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主人的欧洲人的孤独。
罗威尔：没有一个行动中的个体或团体的成员会意识到他们将对一个国家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比如说，您、桑戈尔先生和达玛先生在黑人性运动中的行动，就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在您最初发起今天我们所谓的黑人性运动的时候，您试图要做的是什么？
塞泽尔：我想你不应该太过执着于动机。我们一开始的行动，不完全是理性的；我们当时做的事情根本没有计划。意外地，这反倒让它变得纯粹。它实际上是一种直觉；它是一种反叛，但它不是被想出来的（而是被做出来的，事先没有经过彻底的考虑）。这里我应该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译注：指《群魔》，”the possessed”）的话：我们真的“入魔”了，那魔是一种观念，是一个充满天真的愿景，但无论如何那个观念孕育着一种伟大的激情，它赋予那场运动生命。
罗威尔：当时还有其他人参加运动的发起和发展吗？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人被文学史家忽视了？我们认为您和桑戈尔及达玛是这场运动的核心人物，但您们周围还有其他人物吗？
塞泽尔：的确，我们三个有共同的理念，共同的激情，同时，我们之间又有很大的不同。但我们共享黑人性这个想法，这种对我们自身的绝望的探求，这种修复历史的决心，这种为发展而团结的感觉，这种对我们的“祖先”的重实感；虽然我本人不是很喜欢这个词。无论如何，我们厌恶的词是否弃(renouncement)；我们什么也不否弃。我们属于那些接受历史，试图理解历史，试图使事物向前发展的人民。
罗威尔：那场运动与美国哈林区的文艺复兴或新黑人运动有什么有意识的联系吗？
塞泽尔：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场运动当然和哈林区的黑人文艺复兴运动有关。
罗威尔：那更为新近的、在美国发生的那些运动呢——比如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黑人权力运动？
塞泽尔：黑人权力运动，黑豹党，等等？不，我的黑人性是基本的那种。从黑人性出发，有许多可能的、不同的、朝各个方向的发展。有一天，当我得知蒙博托也对黑人性感兴趣的时候，我心里直发毛。他把它称作本真性，是吗？我头发都竖起来了！难以置信！让我为像这样的运动负责！这和桑戈尔与我的想法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你知道，你可能会觉得好笑，但这是真的，如果说，我为认同概念所困扰的话，那么，同样地，我也为普世性所困扰。这是真的，也很重要。你必须把这两个概念牢记于心。我知道这看起来是矛盾的，但我找到一个公式，并立刻给桑戈尔看了。黑格尔说：
我们不应该把普世和特殊对立起来。我们不是通过否定特殊，而是通过探索和清楚地认识特殊，来达到普世的。
所以我们告诉自己，我们变得越黑，我们也就变得越普世。我不以对抗的方式来思考这两个概念。无论站在哪里，在哪里斗争，我都是我自己。因此也就有了我自己的，与这个岛，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市镇联系的方式（这种联系是矛盾的），这个岛是一个点，但它对我来说，就是这个世界。
罗威尔：美国南方的非裔美国人也有这样的感觉。他们越是扎根于南方，扎根于那个文化、那片土地的特殊性，他们也就越是普世。这是一样的。我还有其他两个问题。您为林飞龙(Wifredo Lam)写过诗。您能不能谈谈他？
塞泽尔：他是我一个伟大的朋友。我跟他很熟。他在西班牙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他甚至还是个爆破手(dinamitero)。在那个时期，他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个花花公子。事实上，他是同化时期的典型：他非常的西班牙。甚至在他回到古巴后，人民还会认为他在冷落他们——因为他有口音（他们真是这么认为的），卡斯蒂利亚语的口音。林飞龙是和马松一起来到这里的。我必须说，热带对他来说是一个冲击。这个转变就发生在马提尼克，他在来马提尼克之前画的画，和他之后画的画差别很大。
罗威尔：他在美学上站在哪里呢？对您来说，林飞龙在美学上意味着什么？
塞泽尔：我认为，林飞龙是以毕加索为标志的那整个时期的同时代人。毕加索也很欣赏林飞龙。当你看林飞龙的画的时候，你会在里面发现丛林、伏都教、马康巴教和萨泰里阿教。你会在其中发现基本的众神，基本的非洲人的异教。他过去常常跟我说，就像利奥波德[·桑戈尔]跟我说影响了他的美学的村子里的女诗人那样……嗯，林飞龙过去常常跟我说曼·安东尼卡(Man Antonica)。她是一位伏都教女祭司，对他影响很大，她吸纳了他。林飞龙的所有作品，都在持续地还原这个原始的入教仪式。同样，人们也试图理解桑戈尔在《割礼之歌》(Chant des circoncis)里想说什么。一些人看起来想说它虚无……这非常重要：爱、美、死亡的启示；这些，在《割礼之歌》中都可以找到。
罗威尔：谢谢您，塞泽尔先生，给我们拨出了这么多的时间。
附王立秋先生所译的《致非洲》：
致非洲
（为林飞龙而作）
农民用你的短柄锄击壤
在土里有一种事件的音节不能解决的紧急
我想起那场著名的瘟疫发生在3000年
那时没有报喜的星星
而只有大地在无砾石的浪中揉出
一个草面包和隐居的空间
击壤农民击壤
第一天鸟死了
第二天鱼搁浅
第三天动物离开森林
对城市形成一个非常结实的热的环带
用你的短柄锄击壤
在土里有蜕变和死亡的诡计的地图
第四天草木枯萎
第五天一切都变得激烈从龙舌兰到金合欢
变成白鹭变成植物的管风琴
或者带刺的风吹起笛子玩弄起锋利的气味
击壤农民击壤
天空中生出窗子它们是我迸出的眼睛
我胸膛里的耙化作一堵城墙拒绝让绝望的赶骡人通过
用你的短柄锄击壤
有元素的水在磁路的转弯里歌唱大地的小鞋的孵化
等待七鳃鳗的绦带我带着一种自愿的等待等待一片将在我的女伴耳中出生并将在她的性里变绿的田野
我的女伴的腹部是晴天的一道闪电
我的女伴的大腿沿着她行走的路玩弄倒下的树
在我们的童话城堡脚下有血与风景相会的舞厅在这里不断转动手中镜子的侏儒聆听目光的性在石或盐的褶子里生长
农民如此把那伤害风的从山头拔出来
如此在她的喉咙中一口的钟凉下来解体为渡鸦为裙子为开凿海峡的钻头
如此我的浪与你的浪互相吞噬并把我们重新引上沙地化作溺死者化作被撕裂的番石榴果肉化作一只图的手化作美丽的海藻化作飞扬的种子化作气泡化作回忆化作祈求的树
让你的姿势成为一个波浪号叫并返向被爱的岩石的窟窿仿佛要让一个反抗出生的岛屿变得完美
土壤里有迟疑的明天和有待装载（意义）的言语和沉默
而我讨厌那些不理解赞美永恒和称颂您的名哦至高者并不美的人
因为你既没有水牛闪光的力量也没有白鹮的数学更没有黑人的耐心
而你以不如圣甲虫的灵活滚动的母牛的粪便在奢华上也要让位给我舌下结好的词
永恒我既不想你也不想你的蝙蝠
但我很想受祭袍的易碎犬群保护的每一个小舌的零言语都让她更低地下到金属俯卧着脸假装睡觉的地方的伊丝塔
和在我们的无花果树的头发的流亡深处摇晃影子与知识的密码的蛇
农民风在风中船的水下体的滑动使一个梦的远方的手停在我的脸周围
你的被破坏的田地突然出现在我不会赶走的海怪背上
而我的姿势和遗忘的前额一样纯洁
击壤农民我是你的儿子
在落日的时辰暮光在我的眼睑下晃荡安宁的鬣蜥的黄而冷淡的绿色
但突然从女人的动欲的形体中诞生的美丽的鸵鸟信使为我把未来变成了友爱的象征
艾梅·塞泽尔/诗 王立秋/译
译自Aimé Césaire，“à l’Afrique”, Soleil cou-coupé,1948.
本文译自AiméCésaire, Charles H. Rowell, “It is through Poetry that One Copes with Solitude:An Interview with Aimé Césaire”, in Callaloo,Volume 31, Number 4, Fall 2008, pp. 989-99。感谢译者王立秋先生授权海螺首发。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曾敏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