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农女儿：弗朗茨•法农对人民解放进程的贡献
弗朗茨·法农（1925-1961），
法国马提尼克作家，散文家，心理分析学家，革命家。
的确，无论问题是精神错乱、种族主义、还是被强权劫持的“普世主义”，法农都不会停止提出“一起生活”的可能性，他会把这种可能性翻译为这样的情景下（在这样的情境下，如果当前的秩序和失序持续的话，那么，支配者和被支配者都会失去一切）的实际行动。法农，这个桀骜之灵，这个执着、不懈地为反抗有权者对无权者的支配的反抗者，在今天，依然给我们启发，帮助我们从根本上，把反抗把世界拉进无序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系统的权利，和新型的殖民化接合起来。通过一个历史秘而不宣的悖论，如今，“土著”无处不在——不只在其起源地，也在法农过去所谓的“禁城”（这里贯彻着各种新形式的歧视）。在《大地上受苦的人们》中，法农评论道：
被殖民者的世界是一个一分为二的世界（……）……被殖民者居住的区域，不是殖民者居住的区域的补充。这两个区域对立，但这种对立，并不服务于某种更高的统一（……）。这个被分隔为二的世界上，居住着两个不同的物种。殖民语境的原创性就在于，经济现实、不平等、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都没法伪装人类的现实。
在法农去世（那是在1961年12月6日）五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应该注意到，尽管迄今为止，世界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法农依然惊人地有效，就算旧形式的殖民主义已经消失，而许多国家，也已经摆脱殖民的压迫，取得了独立。
这是否意味着，剥夺、异化、和不义已经从世界上消失了呢？恰恰相反，从许多方面来看，公正的论者会说，从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的血腥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巴勒斯坦的殖民战争来看，作为殖民帝国之基础的大炮政治，看起来又再度活跃起来了。
法农的行动和工作，是在二战后成形的，当时，标记世界的，是一场意识形态斗争，和西方阵营与苏联阵营的清晰界分。就在这个语境中，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第三世界——它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确定了自己的政治存在——出现并通过拒斥世界的两极化，而对它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对全球资源中它应有的份额提出了要求。
也是在这语境中，法农提出了自己对暴力在解放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前被殖民民族一旦独立，便将遭受的风险的反思。
法农的智识生产，对全世界——在非洲，也在亚洲和美洲——的革命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不能把他的作品，和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分开来看，但现在，它们依然与我们的时代相关，且它们也会继续启发全球之南和全球之北的新一代的激进人士和知识分子。法农阐发的主要见解，依然是分析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支配和剥削变了模样，但依然在从根本上说不曾改变的各种机制下，起着作用——的行情的有效工具。
描述法农对人民解放进程的贡献，就是呈现他的生命的各个阶段，他所采取的立场，他的思想的发展和表述。他的作品和他激烈而短暂的一生一样，都以对不义的坚定反抗，和现实之原则及投入之伦理为标志。
1
政治的觉醒
二战，是触发青年法农之政治觉醒的事件。当时，法农是自发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并且已经把他对纳粹主义的拒绝，转变为具体的投入，他离开了故乡，以志愿者的身份，秘密加入与纳粹德国斗争的自由法国部队。
虽说得到了法国殖民军队授予的勋章，但法农从来就不觉得，自己是解放者的一份子。在1944年一封写给父母的信中，他这样表达了自己心中巨大的幻灭感：“我犯了一个错误。什么，无论什么也不能为我做的，保卫地主利益的仓促决定正名：我保不保护他，他都不会在乎。”
法农一定是已经注意到，为反对纳粹主义而动员起来的部队，也有着自己的，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且半官方地践行着种族、和族裔歧视。本应代表士兵间的平等的制服，也没法伪装对黑人和白人之待遇的令人难以容忍的不平等。
退役后，法农回到了马提尼克，接着，又回到法国，进了里昂医学院，在那里，除上课外，他还参加了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讲座，读了萨特的杂志《现代》，并且对弗洛伊德和黑格尔特别感兴趣。
他的第一本书，《黑皮肤，白面具》——这本书原本是他的博士论文——出版于1952年，在书中，法农提到了他一开始在戴高乐的反法西斯主义军队中发现的欧洲种族主义的冲突。他对那种囊括身体和话语的种族主义的智识理解惊人地有效，特别是从欧洲种族主义的“去情结化”的复兴的角度来看。在今天的法国，这个现象已经延伸到少年足球学校，这些少年，都出生于同一个国家，但经由种族主义的“纯种繁殖”概念，却引起了一场关于基于肤色、族裔、和所谓的“特定的”身体资质来决定配额的，不体面的辩论。
《黑皮肤，白面具》（弗朗茨·法农 著）
译林出版社，2005年
《黑皮肤，白面具》是反种族主义斗争、解析隔离机制和种族主义的政治利害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在分析种族主义的内部运作及其对那些被支配的人的影响的时候，法农通过把反种族主义的斗争接合为一场同时针对种族主义的受害者、和种族主义者本身的，普世的去-异化运动，而质疑了桑戈尔和塞泽尔提出的黑人性概念。
作为精神病医生，他重新提出了基于内建于传统医院精神病治疗的强制和暴力的治疗方法。
2
阿尔及利亚和非洲的解放斗争
1953年，二十九岁的法农来到卜利达的精神病医院，他震惊地发现，殖民阿尔及利亚的精神病学派把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分类为“原始人”，把他们的大脑发育程度定为“迟缓”。因此，对殖民精神病医生来说，土著人民的病态行为，是由基因决定，因此也就是不可治愈的。而亲近他的病人及其家人的法农则发现，当时的阿尔及利亚社会，已经粗略地表现出种族等级制、和可以和种族隔离相提并论的暴力隔离的迹象了。
1954年11月1日爆发的民族解放斗争，自然也对医院产生了影响，因为医院要照管那些因暴力而受创伤的人、那些受折磨的人、和那些折磨人的人（《大地上受苦的人们》中也提到了一些案例）。
通过投身阿尔及利亚民族事业的激进人士、和照看受伤的muhajadin（圣战士）的医生与活动家的中介，法农开始与民族解放阵线(NLF)直接接触。1956年，当政府采取普遍化的、野蛮的军事压迫政策的时候，他辞去了在医院的职位，他声明，身为精神病医生，他不能把他的病人放进一个从根本上异化他们、使他们非人化的社会。1957年1月，在被殖民当局逐出阿尔及利亚后，法农去了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外部司令部，突尼斯。
在突尼斯，法农恢复了他的职业活动，同时，也投身于NLF的政治行动。他是《圣战者报》(El Moudjahid)的记者，还被流亡的阿尔及利亚政府任命为非洲巡回大使。他去了加纳，在那里会见了夸梅·恩克鲁玛，并研究了独立的非洲国家的宪法提出的问题；去了刚果，在那里会见了帕特里斯·卢蒙巴，还去了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几内亚和马里。他的目标，是通过巩固与非洲人民的同盟，和贯彻国际主义，来为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争取最广大的支持。国际主义，是法农的解放斗争心景(vision)的特征。
因此，1960年，法农和马里领导人的会谈，在阿尔及利亚南方开辟了一条新战线，几内亚为这条战线提供了武器。他甚至还在把苏联提供的武器运送到西部战线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此举之所以能够成功，还要感谢希扣多力总统的协力。
1959年，法国出版商弗朗索瓦·马思佩罗出版了法农的第二本书，《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第五年》。这本书不仅指控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将近五十年后，法国还不愿意承认它的罪行，就像它不愿意承认它系统地掠夺非洲的罪责，和坚决不敞开谈论法国历史上这个黑暗的章节——尽管法国有一条法律承认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属反人类罪行——那样），也是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内部运作、和革命在一个受支配受羞辱被贫穷化的社会中触发的变革的分析。《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第五年》在法国被禁，但禁令只是让非洲和第三世界人民更多地谈论法农。他受邀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人们仔细的聆听他的话，而这，也使他成为法国当局欲除之而后快的目标。
1961年春，法农动身把一部书稿递交给他的出版商。这本书就是《大地上受苦的人们》，它不仅讨论了阿尔及利亚，还普遍地，谈论了处在去殖民化进程中的第三世界。1961年12月3日，他在马里兰的贝塞斯达海军医院收到了这本书。三天后，他死于白血病。
1962年，马思佩罗在文学杂志《非洲存在》上刊发了一篇悼文；他还力图通过搜寻法农发表过的文本（这些文本经常匿名地，发表在NLF的秘密报刊《圣战者报》上），来筹备出版法农的全集。这番努力的结果是最终于1964年出版的《走向非洲革命》一书；切·格瓦拉把它译成了西班牙语。
《全世界受苦的人》译林出版社，2005年
（弗朗茨·法农 著）
3
法农的后殖民心景
1961年，在法农写作《大地上受苦的人们》的时候，他认为，殖民时代已经不可撤销地，被我们抛在身后了，当时的问题，是获得解放的国家的演化问题。对法农来说，建设一个正义而繁荣的社会，要求这个社会的男男女女都经历一场摆脱殖民桎梏的内在的解放，所以，认识自身的缺陷、消除破坏性的殖民存在的后果，是至关重要的。
《大地上受苦的人们》的一个章节，《民族意识的隐患》就在号召已经摆脱殖民压迫的人民，要培养有生产力的，有政治良知，和公共利益感的精英。如果新独立的国家不能教育自己的精英的话，那么，即将在这个群体中流行的，就会是单纯模仿其西方导师（模仿其行为及其消费模式）的诈骗者的文化了。解放运动就会变成一党政权，我们也会看到一种“不遮掩、不粉饰、无所顾忌而犬儒的，现代形式的资产阶级独裁”。在缺乏真正的民族视角的情况下，通往“部落主义独裁”的道路就会畅通无阻；通过玩弄族裔划分、和从殖民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边界，这些受昔日主子支持的新政权，将以引发新国家的解体而告终。法农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独立前夕提出这些警告的，而当时的人们，正在充满激情而热烈地赞颂独立呢。法农清晰的分析发出的警告，是即将发生在后殖民国家头上的各种弊端的惊人预兆。他提前数年就描述了新殖民主义的病理学，和腐败的、反民众的民族政府通过服从前殖民都会利益来贯彻的支配。如果说，殖民结构本身尚不能解释非洲独立的失败的话，那么，过去这个半个世纪的历史，则见证了殖民列强埋下的隐患的无情爆发。被殖民国家的独立，在法农看来，是初步、和必要的一步，但它绝非解放进程的终点。
法农是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思想家之一，而阿尔及利亚革命，是超越任何教条式的简化、或学说性的解释的。法农是没有在“理论上”参考过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人士和反帝国主义者，他接近，但却不曾效忠于社会主义阵营。正如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伦斯坦以简洁但极其精确的表述指出的那样，“法农用弗洛伊德的眼睛来阅读马克思，用马克思的眼光来阅读弗洛伊德。”
人类的解放和去-异化，对法农来说，是政治斗争的终极目标，在这点上，他不感伤，不死板，但也不妥协。
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人，你不能把他化约为他的斗争的任何一个特定的维度；他以普世性的名义反抗种族主义，以正义与自由的名义反抗殖民主义。他既无意向白人复仇，也无意污名化白人，尽管今天，一些人——那些虚假的存在主义理论家和所谓的文明冲突论者——喜欢这样说他。他的诋毁者（这些人出自于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阵营）试图像猎杀女巫一样把他送上火刑柱，他们指控法农为暴力辩护，而这，恰恰展示了这些人对法农作品的无知，和他们自己的种族主义狂信。法农的确曾为暴力辩护——在他看来，暴力是那些被否定、被剥削、被迫成为奴隶的人为重新夺回自我而可诉诸的最后手段——但他说的，是合法地保卫被压迫者的暴力，而这些人本身，就是依然巨大的支配、剥夺、和轻蔑之暴力的受害者。
1954年，阿尔及利亚武装起义
法农的广博，在他去世几代人后依然如一。他对社会病理学和种族政治的分析依然惊人地有效；他的政治、心理学、和社会分析超越了其语境，并因此而展现出一种出众的新颖和相关性。
法农的清醒和独立，并没有使他陷入孤立——尽管一些“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些人是教条的囚徒）对他提出了质疑——反而使他赢得了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斗士的尊重和敬重。法农也是许多影响力巨大的激进分子，如切·格瓦拉、阿米卡尔·卡布拉尔、阿戈斯蒂纽·内托、尼尔森·曼德拉、马赫迪·本·巴尔卡等人的主要思想来源。
今天，在非洲和欧洲，法农看起来前所未有地重要。对于非洲对自由和人权的提倡来说，法农是重要的；对于所有受种族主义困扰的非洲人和阿拉伯人（一些国家的媒体和精英经常表达针对他们的，无耻的种族主义言论，这些言论还暴力地，在群众中引发一种无脑的种族主义）来说，法农也是重要的。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解放永远是那些到了政治成熟的年纪的人的第一目标。许多非洲人已经知道，这场为自由、民主和人权而进行的斗争针对的，不仅是地方的专制者，也是新殖民秩序的支持者——是这些人，保护着第三世界的专制者，用他们来掠夺当地的资源，并在这些人失去使用价值后，弃之如敝履。
今天，法农的思想持续启发着那些为全球各地的人类进步而斗争的人。在一个压迫和毁灭一切人道的东西的系统持续自我调整和更新的世界中，法农的思想，是医治放弃的解药。法农的思想，是可为那种为所有人，男人和女人的自由、正义与尊严而不懈斗争的清澈激情所用的武器。把人民和个体从奴役和异化中解放出来，依然是一个目标，而彻底的解放，依然是有待未来来完成的任务。
如果今天，法农还活着，他肯定不想被当作出离其斗争及其书面证言之语境的正典权威(canonical authority)。
抵抗还在继续，在去世五十年后，法农也还在敦促我们，不要放弃在这个社会空间里的斗争，在这里，平凡的男女还可以质疑一切，还可以利用一个真正政治的计划的力量和智慧。
本文译自Mireille Fanon-Mendes France, translated by Donato Fhunsu, “The Contribution of Frantz Fanon to the Process of the Liberation of the People”, 原载The Black Scholar, Volume 4, No. 3-4.
译者王立秋。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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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