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 | 认同的问题

认同的问题

斯拉沃热·齐泽克/文

王立秋/译

被新的反移民民粹主义困扰的人，都该去花点精力，去看看十集纪录片《欧罗巴——最后的战斗》(Europa—the Last Battle, Tobias Bratt, Sweden 2017)。它详细地呈现了新纳粹对过去百年欧洲历史的理解。根据这部片子，这段历史，是被犹太银行家支配着的，这些银行家控制着我们的整个金融系统；从一开始，犹太教就站在共产主义背后，富有的犹太佬，还直接资助过对坚定捍卫基督教的俄国造成致命一击的十月革命；希特勒是一个和平的德国爱国者，他在被民主地选出来后，改变了德国，他通过退出犹太佬控制的国际银行，把德国从一片废土，变成了一个生活水平世界最高的福利国家；国际犹太势力对希特勒宣战，而希特勒则绝望地争取和平；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欧洲共产主义革命失败后，共产主义的中心意识到，它得首先破坏西方的道德基础（宗教、族群认同、家庭价值），所以它建立了法兰克福学派，后者的目标，就是宣告家庭和权威是病态的支配工具，并把一切族群认同都斥为压迫性的。

导演:Tobias Bratt

国家:瑞典

语言:英语

上映日期:2017年7月12日

今天，《欧罗巴》中的这套论证还在继续，法兰克福学派的努力，最终在不同形式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伪装下，显示出了结果；我们的社会永远因为他们所谓的罪而有罪，它们对无约束的移民入侵开放，并迷失在空洞的享乐主义的个人主义之中，毫无爱国之心。而这个腐化，是像索罗斯那样的犹太佬操纵的，而新的、像希特勒那样重新唤醒我们爱国的自尊的人物，将拯救我们……在你看到这样的景观的时候，你一定会有这样的印象，即，尽管作者比我们的一般的种族主义民粹主义者还要过分，但在《欧罗巴》中，我们还是看到了各种社群至上主义-民粹主义运动的“缺席的核心”，这些运动都在趋向、并将在上面汇合的那个零点。

当，在我对这个倾向的批判中，我说，欧洲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它的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的保卫者的时候，我因为这个主张看上去的荒谬，而遭到指责：那些想保卫欧洲的人，怎么可能构成对它的威胁呢？原则上，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这些保卫者试图拯救的欧洲（一个族群认同固定的、新-部落式的欧洲），否定了欧洲遗产中一切伟大的东西。当然，对我的主张的，看似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指责，是：作为全球殖民支配之代理的欧洲，无权把它的意识形态基础拿出来，作为反种族主义的可能的武器。这种说法也有可取之处：难怪大多数欧洲的激进“保卫者”不信任基督教，而更喜欢异教（凯尔特的、北欧的）灵性传统了。而我们也很容易看到，问题在哪里——奥尔班最近宣称，“自由民主”在匈牙利终结了，他说，在移民危机后，自由民主没能保卫（欧洲的）自由与基督教文化。他发誓要建设一种违反欧盟规定的“基督教民主”。“自由民主的时代终结了。它不适于保护人的尊严，给不出自由，不可能保障人身安全，也不再能够维持基督教文化”，奥尔班如是说。

Viktor Orbán，匈牙利政治家，现任匈牙利总理。

但这些陈述，在和像下面这些出自加拉太书3:28的话放到一起来看的时候，不是很难理解吗：“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而基督教的家庭捍卫者又会怎样看待马太福音12:46-50的那段著名的话呢：“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不过，人们也经常提出另一个更高级的，反移民的反论：要点不在于，就其生活方式而言，移民和我们不同，要点在于，他们在差异（不同生活方式的共存）这件事情本身上有问题。这里的范例，是荷兰右翼民粹主义政客皮姆·福图纳，2002年五月初，就在选举（人们预期他会在选举中赢得五分之一的选票）两周前，他被杀害了。福图纳是一个右翼民粹主义者，他的个人特征、甚至他的（绝大多数）意见，几乎都是完美地“政治正确的”：他是同性恋，和许多移民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有一种内在的反讽感……简言之，除他的基本立场外，他是一个好的宽容的自由派，而他的基本立场则是：他反对原教旨主义的移民，因为这些人仇恨同性恋、女权等等。

对此的回应，当然是，这个论证是建立在元-种族主义的基础上的，也即，它依赖了一种形势更加微妙的种族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声称我们的他者，而不是我们，是种族主义者，来肯定我们高于他们的优越性……但这里，我们还得面对另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肯定认同的开放和流动性还不够，推动人们去拥护民粹主义的族群认同的，正是认同的不定性。因此，严峻的问题是：对激进左翼来说，哪种认同，才是可以接受的呢？

抽象的普世主义行不通，就像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等人澄清过的那样，施特劳斯在他《结构人类学》第二卷结集的论文中，有力地论证了，何以对个人族群认同、甚至其高于他者的优越性的强烈肯定，不必然意味着种族主义。他举了许多部落的例子，这些部落的人把自己称作“人”（而其他部落则被否认有这特征），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语言中，“人”和“属于我们部落”是同一个词。尽管他们可能看起来是极具冒犯性的种族主义者，但要是你更仔细地看，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立场要谦逊得多得多。应该把他们的立场解读为一种含蓄的，对“被某人自己的生活方式抓住/陷入自己的生活方式”的申明：“我们是我们之所是，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为人之意谓，我们不可能走出我们的世界来评判我们自己和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他者，所以我们也任由他者存在。”简而言之，他们对自我认同的声明，不是以他者（在嫉妒的意义上说）为消极中介的。

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

为掩饰自己的分裂，民粹主义认同就是建立在对他者的消极参照的基础上的：没有犹太人就没有纳粹，没有移民的威胁就没有欧洲人，等等。不过，政治正确的根基，也是消极的参照——它寄生于性别主义的/种族主义的“不正确的”他者。这就是为什么政治正确的主体，是永恒的自罪(self-guilt)（在自身内搜寻性别主义或种族主义的剩余）和傲慢（持续地斥责和评判有罪的他者）的混合。因此，矛盾也就在于：民粹主义的基要主义/原教旨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它太过于认同至上（与之相反，我们应该强调一切认同的流动性和偶然性）了这个事实，而相反，在于它缺乏一个专有的认同这个事实，也就是说，它的认同总是黏在对它的构成性的他者的否定上这个事实。

所谓的基要主义者，无论他们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真是这个词的真实意义上的基要主义者吗？他们真信吗？他们缺乏的，是在所有真正的基要主义者，从西藏的佛教徒到美国的阿米什人身上很容易感知到的那个特征，那就是，没有憎恨和嫉妒，对非信仰者的生活方式极度地冷漠。如果今天所谓的基要主义者真的相信他们已经找到通往真理的道路的话，那么，为什么他们还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不信仰的人的威胁？为什么他们要嫉妒他们？在佛教徒遇到西方的享乐主义者的时候，他很少去谴责。他只会慈爱地指出，享乐主义者对快乐的追求，是自我挫败的。而与真正的基要主义者相反，伪-基要主义者深受不信仰者的有罪生活之扰，他为之所吸引，甚至对它着迷。你不由得要觉得，在与有罪的他者斗争的同时，他们也在和自己面对的诱惑斗争。这就是为什么说，所谓的基督教或穆斯林基要主义者，是真正的基要主义之耻。

那在认同政治中，对边缘认同的肯定又如何呢？认同政治在把一个特定的群体认同的独特经验，称作不可能被任何普世性消解的终极事实的时候，达到了它的顶点：“只有女人/女同/跨性人/黑人/华人才知道身为女人/女同/跨性人/黑人/华人是什么感觉。”尽管在特定的、琐碎的意义上说，这么说也不错，但我们应该全面否定它的一切政治意义，并不计廉耻地坚持那个古老的，启蒙的公理：只要你努力，你就可以理解所有的文化与认同。认同政治的秘密在于，在其中，白人/男人/异性恋的立场，依然是普世的立场：每个人都理解它、并知道它意味着什么，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它是认同政治的盲点——它是唯一一种禁止人们去肯定的认同。

不过，迟早，我们要面对被压抑者的回归：白人/男人/异性恋认同会冒出来，打同样的牌：“没人真的理解我们，你得真是白人/异性恋/男人才能理解身为白人/异性恋/男人是怎样一种体验……”这些反转证明了什么？它们证明了，你不可能那么轻易地摆脱普世性。那种看似古老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关于何以不存在中性的普世性，也即，关于何以一切把自己呈现为中立的普世性，实际上都模糊了实际的特权、并因此而给实际的特权以特权——不应该把我们引向放弃普世性本身的方向。如果我们真的那么做了，那么，我们又抹杀了这个事实，即，我们反对虚假普世性的论证，是从真实普世性的立场出发的——使我们感知到弱势者的处境是不义的，恰恰是真实的普世性。矛盾的是，只有肯定白人/异性恋/男人的认同，才能剥夺他们隐含的普世性，并迫使他们接受自己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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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Slavoj Zizek, “Troubles with Identity”, 

http://thephilosophicalsalon.com/troubles-with-identity/。感谢译者王立秋先生授权海螺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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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静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