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全球病，中国病人和印度药

作者｜胡亮宇

《我不是药神》所直面的医疗制度问题，是这部电影的观众在当下社会里所体验到的最真切的痛感。电影中这一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弥漫出了国界，成为了一个“用印度药治中国病”的故事，某种程度上或许也是一个西天取经的故事。

我对电影的理解从以下事实开始：在全球化的今天，医药科技的高度商品化、研发壁垒、定价权等重大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标准化和合法化过程，同样是一个在新自由主义的深度发展过程，它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建立的规则所保护和加强的，各国政府也是这一过程的参与者和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正如中国被称作“世界工厂”，印度“世界药房”的称号，同样指出的是这些后发国家在新的世界秩序形成过程中的某个功能性角色。然而全球资本主义从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的全面支配，在时间秩序上达成了均衡性，却遮蔽了空间上的不均衡。从70年代开始印度政府对医药专利权的拒绝，便是这一不均衡性的体现，可以说，医药专利权在印度未受到严格保护的情况，是资本主义全球支配过程中所经历的一次“消化不良”，印度也即成为是其全球化旅行中未能抵达的残余地带。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大众媒体对于电影和事件不一而足的反应中，人们似乎很容易去追问仿制药的合法性，仿制药的疗效，在中国的获得，而不去追问格列宁的定价程序，格列宁的研发和收益过程中，到底有多少资金被用于投入研发工作和科研人员身上等等。同时，对陆勇这样的“走私者”的道德指责也变得极其容易，质疑其与印度Cyno公司的交往，质疑仿药的成分，该公司在印度的合法性等等，从而进一步质疑陆勇在此过程中的选择和行动。诚然电影的原型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关于药、人和真相的争论亟待进一步检视，仿制药或许不是一个对的答案，但这些质疑也未必就是真问题。它们的提出，恰恰反应了茱蒂丝·巴特勒的观察：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社会中，最为突出的政治伦理，就是不断加强的个人的“责任化”，让个人道德领域不断收编、放置经济和政治危机——让一个人的灵魂去接受检查，将坍塌的世界秩序积压在一个人的身上，于是看不看得起病也成为了评判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志——这不但符合人们对电影之外现实世界复杂性的想象，也尤其明显地反映出人们对自身所处世界秩序的不假思索的默认和接受：对于专利权本身合法性的反思缺位，亦是简单将中国-印度问题，同资本主义全球化共时秩序的一次校准。

《我不是药神》海报

于是，中国人向印度人“借药”——这一颇具象征意义的意义结构标定了《我不是药神》给中国观众的痛感边界，它并不仅仅是封闭在国界内部的某种独有症候，而是世界性的；它也准确地指认出中国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刻与历史位置，即从第三世界国家向第二甚至第一世界国家位移——或曰“中国崛起”的这一进程。当中国人生病，无法承担正版药之高昂费用之时，却“意外”地、回溯性地发现那些在过去几十年中被忽视、遮蔽了的边缘地带或国家，成为了中国人的病理归宿——他们看到了“药”的镜像，一个西方解药的拟像或仿品，提供着一种更为便宜的、另类的、非西方的解决方案。“富贵病”吃“穷药”的错位，既显影了中国在国际药物专利规则和中国国情中的力图两全的艰难处境，也在现实的层面上暴露了“病”的本质：它不是中国病，而是世界病；不仅是身体性的病痛，同样是生命政治意味上的病；不是如何死，而是如何活；更为重要的是，它不但是颗粒性白血病，而是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分化，是剧中人一语道破，治不好的“穷病”。换言之，甚至连药本身，也是病的一部分。

因此，电影富含的象征意味极其所联系的世界视野，又一次标明了近年来中国电影中“第三世界”的重新发现：泰国的发现（《泰囧》、《湄公河行动》）、非洲的发现（《战狼》、《红海行动》），以及此次“印度的发现”。不同之处或有很多，但《我不是药神》的故事所显影的，不再仅仅是异域的冒险或奇观的展示，不是世界问题的中国解决方案，也不是中国不断生长的全球存在和自我表达，而是在面对现实问题时，一种新的，却又是似曾相识的努力和面向：从第三世界重新获取历史的、想象性的当下经验与历史资源。但似乎也不应过于乐观，电影中最大的讽刺正在于此：药在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移动，只能是通过偷运和走私来完成的。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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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李庆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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