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虹市首富》：耗费的经济学

“作为拥有财富的阶级——财富阶层在接受财富的同时，也接受了功能性耗费的义务——现代资产阶级的主要特征就是拒绝这种义务”

巴塔耶：《耗费的观念》

电影《西虹市首富》海报

01

资本与耗费

     虽然在《西虹市首富》的宣传海报上写着“是金子总会花光的”（一种开心麻花式的谐音游戏），这部影片实讲述的却是一个关于金钱永远花不完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关于虚拟经济体系下资本自我增值的寓言，故事的喜剧性源于以下这个荒诞的事实：在今日社会中，任何人一旦因为某种偶然原因而获得了进入金融资本游戏的第一桶金，从此以后不仅可以“不劳而获”，甚至可以（或者说不得不）变得越来越有钱。

      为了形象地、寓教于乐地再现这一吊诡的资本逻辑，《西虹市首富》的基本情节设定是：失业的主人公王多鱼为了继承“二爷”留下的百亿遗产，必须在一个月内花光十亿，并且必须满足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条件，例如不能留下任何资产，不能破坏有价值的物品，不能做慈善……总之，二爷的这一遗产游戏，正是在要求王多鱼完成现代资产阶级最为拒绝的任务，即对这十亿元的消费必须是一种严格的“非生产性”的消费，它绝不能再生产出任何新的价值——简言之，它必须是一种纯粹的“耗费”。正如莫斯所指出的古代社会中超越等价交换原则的“夸富宴”，在影片中王多鱼想方设法地去花费这十亿元，并不给自己积累任何新的财富，例如日复一复的昂贵宴会（“不能点主食，龙虾一样管饱”）；邀请广州恒大进行足球比赛；投资那些必然失败的项目等等。在这一系列耗费的努力中，最有趣的一幕是全城放烟花的表演：作为一种光学奇观，烟花显然没有任何“价值”（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无法储存，因此任何人都无法占有、无法交换），或者说，烟花最多只有审美价值（一组与主线情节无关的蒙太奇镜头强化了这一点，夫妻、男女或男男朋友以及小猫小狗都因为共同目睹了夜空中美丽的烟花而拥抱在一起），而这种瞬间的审美体验无法被计入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因此最接近于一种纯粹的耗费。    

      当然，影片叙事的核心讽刺就在于金钱是永远花不完的这一“悲剧”，也就是说，真正的耗费在今天已经是不可能的，王多鱼在一次次的失败之后也领悟到了这个资本世界的真理：“钱好像有繁殖能力似的！”。简言之，金融资本永远在增值，虽然王多鱼的主观意愿是去尽可能地浪费、挥霍、炫富，但是由于结构性的原因（如散户股民的跟投，或烂尾楼变成学区房），雄厚资本的容错率已经使得投资本身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出错——有钱人只需要有钱就可以变得更有钱——在一个月的期限快结束时，王多鱼的十亿元不仅没花出去，还又多赚了一个亿。 

电影画面

02

耗费与爱情

      然而，这些还不是影片的真正教义所在，因为在这个遗产游戏的元层面，依然遵循着一种资本线性积累的逻辑——王多鱼表面上是在努力实现耗费，但实际上他一分不剩地浪费完十亿元无非只是为了获得二爷所留下的三百亿遗产。换言之，我们的主人公王多鱼并不是巴塔耶主义者，他只是在按照普通人/现代资产阶级的逻辑在行动。

      影片（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最终反转在于“爱情”的登场，正是由于爱情话语的介入，整个故事对资本与耗费的探讨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面。简言之，在种种耗费之后——影片独特的线性叙事不是依靠血腥暴力程度或科技奇观程度的递增，而是来源于夸富宴、耗费程度的递增——文本最终找到了一种最为极端的耗费形式。

      爱情，作为一种终极的无意义、无价值、非生产的耗费，作为一种纯粹的审美（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关系准确地开始于烟花表演，因为那正是影片中唯一一次最接近非生产性耗费的美学时空），作为一种代替宗教的神秘体验，它是不可言说，更不可量化、买卖与交换的，它因此被准确地放置在这个关于金融资本主义的当代寓言的最后。作为唯一可能外在于资本线性积累逻辑的异质性存在，爱情辩证地通过其不可交换性而获得了自身的价值，这个价值在文本中直接体现为最高的价值量，即300亿（换言之，也可以等于无数亿）。而我们无需做任何阐释，影片情节已经清楚地表明：王多鱼必须放弃这300亿才能获得与夏竹的爱情，也就是说，王多鱼必须去思考在“300亿”与“爱情”之间谁的价值更高（他之所以犹豫正是因为爱情难以被估价，既可以等于300亿也可以等于0），于是，王多鱼被痛苦地夹在由他人话语所构成的两种异质性的欲望之间，一边是“300亿，能让人忘记世间一切烦恼”，而另一边是“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他不得不在这矛盾的两极（积累与耗费、永恒与瞬间、价值与非-价值）之间权衡、取舍——当然结果不出所料，王多鱼最终放弃了对300亿的遗产继承。

      然而影片的微妙之处就在于，在这里特别突显的是王多鱼的“反英雄”气质：我们的男主人公不是在潇洒地英雄救美，而是坐在地上痛哭流涕，委屈地抱怨着“夏竹，你这个扫把星！你知道我为你付出了多少吗！”——这一幕既是影片煽情的最高点，但也体现出某种罕见的“现实主义”因素：我们应该意识到，王多鱼此时的哭是真正意义上的哭，而不是喜极而泣。显而易见，作为一个资本游戏中毫无争议的失败者，作为一个因为没能克服自己主体欲望（哪怕他自己也清楚那只是瞬间的虚妄）而丧失了永久的、近乎无限的现实利益的人，王多鱼将回到之前的现实处境：一个37岁的即将失业的丙级球队守门员，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多余”人。如果没有爱情-实在界的这次意外、偶然地创伤性经验，他本可以顺利成为资本世界的上帝，作为“西虹市首富”他将拥有一切，甚至忘记自己这次放弃本身，但他太软弱，他没能做到。他虽然——依据精神分析的指示——在自己的欲望面前没有妥协，但在这个资本社会中，他只能放声大哭，只能去体味这一彻彻底底的失败。当然影片作为一出喜剧并没有残酷地展示出这一必然的结局，二爷的考验就像伊索寓言中的“樵夫与赫尔墨斯”（本就是一则关于商品交换的寓言）一样，悖谬地以资本奖励了对资本的放弃，从而给出了一个满足主流观众预期的大团圆结局（直到影片最后的彩蛋才重新戳破这一童话）。

电影画面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不妨对比同时期上映的另一部国产主流商业影片中对爱情的处理：在影片《一出好戏》中，看上去十分相似，爱情成为了一种外在于资本逻辑，外在于尔虞我诈的丛林法则的一种救赎。但实际上，这部影片一方面以爱情话语作为障眼法，狡猾地掩盖了阶级社会的现实（在经历了这场末日灾难之后，张总依然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张总，继续安于贫穷的男主角因为收获了文本分配的爱情而心满意足，唯有试图改变阶级命运的“小兴”发了疯，被排除在共同体之外）；而一方面，更隐蔽的问题是，影片恰恰通过把爱情与资本进行等价交换（获得爱人和获得金钱、社会地位同样幸福）而把“爱情”本身祛魅、去神秘化了。换言之，正因为爱情和金钱一样重要，或者说比金钱更重要，爱情反而被物化为了一种可被物化的物、一种可占有的个人财产（因为爱情与金钱被写入了同一个等式或不等式）。然而爱情，就其严格的定义而言，正应该是这种同质性逻辑的反面。这两种爱情观的微妙区别有趣地反映在这两部同样是以反思资本社会为主题的影片中：在《一出好戏》中只有作为物、作为奖杯的爱情（在镜头语言上体现为对女主角自始至终地恋物癖凝视），而在《西虹市首富》中爱情就是作为爱情的爱情，它没有等价物，没有“意义”，它不可言说，不可转译（在镜头语言上体现为对爱情本身没有任何描写，只是在演唱会一幕中对王多鱼而非夏竹，对爱者而非被爱者，对主体而非客体的情绪变化进行了一点暗示）。

《一出好戏》电影海报

      回到《西虹市首富》的片尾彩蛋——这一点睛之笔让男女主人公和观众在最后一刻才彻底意识到“裸捐”的不可能性，耗费的不可能性，拒绝进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系统的不可能性。相比于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相比于彻底物化的商品社会，个体所可能拥有的爱情（因其不可能性）所带来的异质性与超越性是如此脆弱，如此短暂（正如昙花一现的烟花），因为资本主义必然通过婚姻-家庭-生育的生命政治，将任何企图实现非生产性耗费的人（它们无疑是大众文化中的主角-英雄）牢牢地回收到资本主义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的链条之中。片尾彩蛋颇为冷静地在最后一刻将观众从文本自身创造的白日梦中惊醒，将这个关于爱情、关于耗费的浪漫童话反转为一个关于我们每个人都置身其间、无所遁逃的资本主义“铁笼”的无奈自嘲。

作者车致新，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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