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考利欧雷诺斯中的共同体与世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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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利安的语言哲学
“别处另有世界在。”[1]
说完这句话，凯耶斯·马尔舍斯去和母亲道别，然后放逐了同胞，也放逐了自己。从此，马尔舍斯成为一个身份漂浮的旅行者，其“世界”由单一变得多元。最初，马尔舍斯似乎并不清楚自己此后的去向，只是想“到处流浪”。但在流浪途中，他找到了方向——敌国伏尔斯族的领地。莎士比亚写作《考利欧雷诺斯》时所参照的《希腊罗马名人传》里面，普鲁塔克写道：“他花了几天的时间在邻近的乡村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怀着愤怒和忧伤的心情不断在思索各种问题，除了要报复罗马人获得满足，其他一切他已经毫不在意。”[2]这段简短的叙述是我们理解马尔舍斯此后“投敌”行为的重要依据。可是，在莎士比亚对这个古罗马历史故事进行一番“文艺复兴”后，这段过渡性的叙述消失了。虽然马尔舍斯在安席姆与奥非地阿斯对话时，对自我动机做了说明[3]，但此刻的“投敌”行为既成事实，这种说辞只能视为一种“后见之明”，不足以充分解释此前的行为。而且，马尔舍斯在离开罗马前曾向母亲承诺：“只消我尚在人间，你们会不时的得到我的消息；并且永远不会得到任何与我平夙为人不相符合的消息。”[4]这显然也与他后来的“投敌”行为相悖。意外的是，莎士比亚增加了另一场和主人公马尔舍斯没有直接关联的戏，即《考利欧雷诺斯》第四幕第三景：在“罗马与安席姆之间的公路”上，罗马人奈凯诺尔与伏尔斯人爱德利安相遇、交谈的情形。[5]这一场景虽然简单而短暂，但在《考利欧雷诺斯》的文本脉络中，也许可以视为莎士比亚对马尔舍斯思想转折原因的提喻式解释。换句话说，这一场景讲述了马尔舍斯生命中的“阈限区域”（liminal zone）——处于罗马人与伏尔斯人之间的自我认知状态。
北京人艺话剧《考利欧雷诺斯》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考利欧雷诺斯》第四幕第三景讲述了一名叛国的罗马人奈凯诺尔充当伏尔斯人的间谍，和前来接应的伏尔斯人爱德利安相遇后的交谈。这场戏的对话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两个角色之间的互认互识，二是奈凯诺尔告知爱德利安罗马国内的混乱状况。谈话的第二部分内容，即罗马的内乱，正是该剧开场就已经呈示了的。此处奈凯诺尔只是为履行自己的职能，而对罗马国内已经发生的事情做出的重述。真正对我们构成吸引力的，反而是两人谈话的前半部分中那段看似无关紧要的内容：
罗 我认识你，先生，你也认识我：你的名字大概是爱德利安。
伏 是的，先生：老实讲，我忘记你了。
罗 我是罗马人；可是我的职务是和你的一样，反对罗马人的：你还不认识我么？
伏 是奈凯诺尔？不是吧。
罗 正是，先生。
伏 我上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的胡须要多一点；但是你的声音证实你是他。罗马有什么消息？我得到伏尔斯政府的通知到罗马去找你：你使我省却了一天的路程。 [6]
该场景中出场的两个角色，即罗马人奈凯诺尔和伏尔斯人爱德利安，在亚里士多德“情节整一”的视域中，给人一种平地而起的突兀感。尽管在《考利欧雷诺斯》第一幕第二景中，奥非地阿斯提及有密探告知他罗马人的情况[7]，但在战争中派人刺探敌方军情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且，此处奥非地阿斯并未透露这位密探的国族身份或特指其密探就是奈凯诺尔。所以，第四幕第三景中的奈凯诺尔和爱德利安的戏剧动作在整部剧作中可以说是既没有铺垫，亦不见下文。这无疑为我们理解这一场景带来了较大的难度。
显在的情节线索终点是暗隐的意义阐释起点。 我们先从两个陌生且最令人困惑的名字开始。
爱德利安（Adrian）是一个意义丰富的词语，我们必须在《考利欧雷诺斯》文本脉络提供的语义坐标系中才可以界定它。奈凯诺尔（Nicanor）原本是《新约》“使徒行传”第六章中七位执事之一，其含义是胜利者，神圣的勇士或征服者。在这一戏景的对称结构中，与奈凯诺尔这一名字相对应的爱德利安，在文化意义上则指代一种黑暗的力量。当奈凯诺尔遇到爱德利安时，他的身体与灵魂发生了错位，即作为政治族群共同体意义上的罗马人，奈凯诺尔此刻却效忠于伏尔斯族。这一戏景令人想起《奥瑟罗》中的黑皮肤的摩尔人奥瑟罗在威尼斯白人基督徒中的认同困境。但不同的是，奈凯诺尔似乎不具备奥瑟罗的分裂与挣扎，他和爱德利安互认互识后，欣然与之一道前往伏尔斯人所在地。一个是神圣的勇士，一个是黑暗的力量，那么，二人在一起又是什么呢？这个组合颇耐人寻味，两个“元素”既有相交之处（相互界定依赖），又彼此不同（价值尺度悖反）。其驳杂性暗示了对单一族群认同和身份政治的世界主义式的（暂时）超越。文本没有提供任何一个可供我们判断角色是忠诚抑或背叛的国族政治立场。从罗马人的角度看，奈凯诺尔十恶不赦；从伏尔斯人的角度看，奈凯诺尔英明大义。这正是戏剧文体的非叙述性的魅力所在，即叙事视点的隐匿，当然这也是其意义阐释的难度所在。因此，我们找不到任何可以作为支点的叙述视角，对这个组合做出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或伦理判断。如果非要从叙述体的角度来思考这场戏，那么它只能是一种无人称的叙述。如此，奈凯诺尔那种义无反顾的“投敌”行为/动作与他和爱德利安组成的“超越组合”就构成了相互抵牾的叙事。所以，奈凯诺尔的“我很高兴和你一同回家去”[8]，就很可能是一种（暂时）成功的伪饰或表演——因为只有在伏尔斯族人的政治立场上，奈凯诺尔欣然前往的行为才是有价值的，才可能是义无反顾的。难道效忠于伏尔斯人的罗马人奈凯诺尔真的不具备奥瑟罗式的分裂吗？
值得注意的是，在爱德利安认出奈凯诺尔时，依赖的是“听”对方的声音，而非“看”对方的样貌。事实上爱德利安开始根本没有认出奈凯诺尔，当奈凯诺尔说出“我是罗马人，可是我的职务是和你的一样，反对罗马人的”时，爱德利安才凭借陈述“职务”的声音知道对方是奈凯诺尔。伏尔斯人爱德利安的行为，清晰地体现了他对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的恪守。
《考利欧雷诺》第五幕第三景岩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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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中，“自前苏格拉底到海德格尔，始终认定一般的真理源自逻各斯”，而逻各斯则与语音的原始本质相联系。[9] 这种知识传统认为，“言语，第一符号的创造者，与心灵有着本质的直接贴近的关系。作为第一能指的创造者，它不只是普普通通的简单能指。它表达了‘心境’，而心境本身则反映或映照出它与事物的自然相似性。在者与心灵之间，事物与情感之间，存在着表达或自然指称关系；心灵与逻各斯之间存在着约定化的符号关系。最初的约定与自然的普遍的指称秩序直接相关，这种约定成了言语。”[10]言语或声音能够无中介地直达意义的本源，根本原因在于它对能指的超越和对所指的“最接近”。言语的这一特性，是在与文字的比较中确立的：“所有能指都是派生的，文字能指尤其如此。文字能指始终具有技术性和典型性。它没有构造意义。这种派生过程正是‘能指’概念的起源。”[11]换句话说，文字是“中介的中介，并陷于意义的外在性中”。[12]从“语音中心主义”的角度看，文字作为一种人为的符号，是派生的能指，与所指和本质之间有着不确定的关系。而声音则可以抛却能指，直达心灵、本源或意义，它就是所指本身。
爱德利安“看”到并通过“听”声音辨析出奈凯诺尔时，发觉他的“胡须”比上次见面时少一些。这意味着，通过眼睛“看”到的对方的形象，是不可靠的，仅凭它无法直抵本质。正如可多可少的“胡须”，外在的形象可以变动不居，就像文字符号那样，总是“陷于意义的外在性中”，是不稳定的。所以爱德利安不敢、也不能仅从外貌或凭“符号”辨识奈凯诺尔。声音稍纵即逝的性质，使其物质性减到了最小，而它与本质之间的中介性也被压缩到了最少。“听”瞬间获得了对“看”的优先性。爱德利安“听”到奈凯诺尔的声音时，才确定“你的声音证实你是他”。
爱德利安的逻辑可以简化为：奈凯诺尔的声音才是奈凯诺尔本身。
“确定性”与共同体
也许，我们会觉得伏尔斯人爱德利安操持的观念似曾相识。事实上，在罗马将领马尔舍斯那里，我们就已经见识过这种对直抵本质的“无中介”语言的执迷，因为他最重要的性格特征就是极度厌恶任何具有伪饰色彩的言语修辞行为。可以说，正是这种对符指的“确定性”（certainty）的执迷，让马尔舍斯自我放逐，并最终把他召唤到了伏尔斯族人中间。
当马尔舍斯在考利欧里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英勇攻克伏尔斯人之后，不仅为自己赢得了“考利欧雷诺斯”的尊名，更被推举为“执政”。但按照制度程序，他必须到市场上对人民讲几句话，以赢得其首肯。对此，马尔舍斯十分抗拒：“扮演这样的角色会使我脸红的，大可不必在人们面前表演。”[13]马尔舍斯真正厌恶的不是选举执政的程序，而是这个程序中的表演或伪饰成分，也就是他痛恨的某种乌合之众的素质——“游移不定”（uncertainty）。这显然违背了马尔舍斯信奉的符指意义的“确定性”。
整部戏中，马尔舍斯有两个对立面：一个是“外部的”对手奥非地阿斯，另一个是“内部的”罗马民众。马尔舍斯的主体意识就是依赖这两个“他者”而维持的：伏尔斯族将领奥非地阿斯是罗马人同仇敌忾的敌人，他赋予马尔舍斯以族群共同体意识；罗马市场上的普通民众是民族共同体内的底层，他们赋予马尔舍斯以高贵、可靠的自我品性意识。族群共同体意识将因为伏尔斯族的显在威胁，而具有相对的“不证自明”性，因此，在马尔舍斯的自觉层面几乎可以忽略。而他所痛恨的罗马民众的“游移不定”，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则可以视为他对“游移不定”的焦虑感在他者身上的“投射”（projection）。[14]换句话说，“游移不定”与其说是罗马底层民众的某种素质，不如说是马尔舍斯自身无法克服的某种诱惑性力量或自己的性情之一，使他为之深感恐惧且自我憎恨。那么，无比坚定地信奉“确定性”、无限忠诚于罗马共同体，并甘心为其利益而舍生忘死的马尔舍斯，在内心何以对“游移不定”如此焦虑不安？
《考利欧雷诺斯》剧作开始部分似乎已经初步为此提供了答案。一群因饥饿而叛变的罗马民众聚集在集市上，就是否要去杀死尚未获得“考利欧雷诺斯”尊称的马尔舍斯而争论不休。其中，“民甲”认为，马尔舍斯“所作的声名赫赫的事业，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存心忠厚的人说是为了他的国家，其实只是为了取悦他的母亲，一部分也是为了自己借此傲人”。[15]而“民乙”则从“本性”（nature）的角度对“民甲”的饱含戾气和敌意的评价进行均衡与调和：“他本性如此，他自己也无能为力，你却认为是他的罪过。你总不能说他贪财。”这两种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暗示了马尔舍斯所置身的漩涡，这两种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凸显了马尔舍斯所置身的漩涡，即他的个体意识、俄狄浦斯情结和共同体意识之间的紧张撕扯。
《考利欧雷诺斯》写于1608年瘟疫肆虐的伦敦[17]，莎士比亚笔下的古罗马历史正是走向全球的英国内政的替代物。[18]我们若从“讲述故事的年代”，而不是从“故事讲述的年代”切入文本，就不能把该剧视为罗马共和政体形成初期的政制反映，相反应该视为近代早期（early modern）欧洲知识型（episteme），即此时此地诸种知识所共享的特定结构[19]的表征。近代早期正是“现代思想的一个关键性时刻”[20]，伴随着此时期欧洲的海外拓殖，欧洲在发现“世界”的同时，也发现了自我。在“别处的世界”的参照下，现代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萌芽，而个体意识在其中的位置亦开始成为问题。马尔舍斯的困境，正是现代共同体中的个体与自我渐趋分离的“极端的断裂”经验的写照。这种“现代”的断裂经验体现为：“一方面是存在着的事物之总体——这个总体被当作绝对来看待，也就是说，与所有其他的‘事物’相分离；另一方面则是存在（存在并不是‘事物’），这些事物在总体上以它的名义或由于它而存在。[21]顺延该“断裂”的视角，从内部看，作为“总体”的族群共同体的“绝对”逻辑首先要求其内部成员前赴后继、献祭生命，正如罗马人为抵抗伏尔斯族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伏尔斯族人亦如此。于是，共同体“成员不再与自身相同一，而是要结构性地服从一种趋势，这个趋势要求打破个体界限，并面对他们的‘外围’。”[22]借用巴塔耶的表述，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于是都被赶出其人格的局限，并尽可能地在其同类的共通体之中丧失自己”。[23]虽然马尔舍斯也曾说“国家高于个人”[24]，但这句话是在战场上进行士气动员时所言，而且其前提是“爱我身上涂抹的这一层油彩，怕恶名有甚于怕遭生命危险，……”[25]这里的“油彩”和“名誉”正是巴塔耶所谓的“个人人格的局限”的外在化身。马尔舍斯的问题就在于此：“把国家的奴役与熠熠生辉的神圣荣耀混杂在一起。”[26]他把战功视为自我实现的途径，但这个见识过战场上累累死尸的将军，从未、也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个体意识，他永远都是以罗马的名义而“存在”的。马尔舍斯的母亲服龙尼亚曾对儿媳说过一句“真心话”：“假使我有十二个儿子，……我宁愿见十一个为国家光荣战死，也不愿见其中一个安逸而无所事事。”[27]
北京人艺话剧《考利欧雷诺斯》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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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舍斯对作为罗马（共同体）象征的“母亲”那种俄狄浦斯式的爱恋，正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他最初离开进而背叛罗马，效忠伏尔斯族，原本是要恪守自我的秉性，但为了“母亲”/共同体的诉求而放弃初衷，其行为反而成为自己痛恨的“游移不定”的最佳注脚。在《考利欧雷诺斯》结尾处，马尔舍斯正是在“母亲”服龙尼亚——罗马共和国的代言人的劝说下，放弃了继续进攻罗马的计划，为伏尔斯族将领奥非地阿斯有机可乘，最终他背负着罗马和伏尔斯族双重的“叛徒”之名，含恨献祭“母/国”。
族群与阶级分别同时处在同一个联结内与外的“跷跷板”两端。虽然如此，但前文已经提及，马尔舍斯投靠伏尔斯族并非罗马民众驱逐他的直接结果。至于他为何转投敌营，莎士比亚略去了普鲁塔克的明晰“叙述”，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莫大的驰骋想象力的空间。从共同体与个体关系的角度审读文本，第一幕第一景中，马尔舍斯上场后的第一句话就做出了暗示——民众不“可靠”。马尔舍斯的这一个性是威胁共同体内部和谐或“可靠”性的致命因素；与此同时，共同体也在威胁着马尔舍斯的“确定性”——他没有可能在自己的个体意识内生存。这就是马尔舍斯对“游移不定”焦虑不安的根源。当这种个体意识不可能的时候，共同体就面临着撕裂的命运。“共通体拒绝绽出，绽出撤出共同体。”[28]马尔舍斯无法在罗马追寻到他出生入死的“荒谬的意义”，“被迫去别的地方寻求这个在死亡的意义之外的意义，而不是在共通体中寻求”。[29]因此，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句台词——“别处另有世界在。”我们可以说，不是罗马民众放逐了马尔舍斯，诚如他所言的“我放逐你们”[30]，事实上是他放逐了罗马民众。马尔舍斯的行动展示了共同体/个体的必然命运。
马尔舍斯念念不忘的“确定性”无法同时在共同体和个体两个层面同时实现。共同体不是个体的集合，而是个体的取消。共同体的“确定性”的前提就是剥夺其成员的“自由”[31]，而个体的“确定性”的实现则威胁共同体的“总体性”，正如朋友麦匿尼阿斯对马尔舍斯的评价那样：“他性格太高傲，不适宜于这个世界。” [32]这暗示了共同体中的个体“确定性”将把个体本身反弹到“另一世界”的可能性。从外部看，共同体的“总体性”的“绝对”逻辑是自相矛盾的。“绝对之逻辑侵犯了绝对。绝对的逻辑使绝对陷入它本质上拒绝并排除的关系之中。而这个关系则强行打开和撕破——同时从里面也从外面，或者从外面，这个外面不过是对某种不可能的内向性的拒斥，——绝对想要用来构成自己的那个‘不带关系’。”[33]《考利欧雷诺斯》中，绝对的逻辑使罗马共和国从未“绝对”过。罗马共和国的“内在”的非自足性体现在它与伏尔斯族的战争“关系”中——为了自足，必须不自足；为排除他者，必须依赖他者。《考利欧雷诺斯》对该问题的揭示，主要是从放逐了同胞的马尔舍斯和奥非地阿斯的关系开始的。
作为罗马人确立共同体意识的对立面的奥非地阿斯，则为我们进一步解析马尔舍斯的精神状态提供了路径。除了共同体意义上的他者，在个体的意义层面，奥非地阿斯还可以视为马尔舍斯的一面镜子。我们回到第一幕第八景，马尔舍斯与奥非地阿斯第一次遭遇的瞬间：
马 我只想和你对打，因为我恨你，比恨一个无信的人还要厉害。
奥 我们彼此一样的恨：非洲的毒蛇都不比你的美名与嫉恨更使我憎恶。请站稳了吧。
马 谁先逃躲，谁就算是败死在对方手下，永世不得超生！
奥 如果我逃，马尔舍斯，把我当作兔子一般的追喊。
马 在过去的这三个小时内，特勒斯，我独自在你们的考利欧里城里作战，我为所欲为；你看我脸上涂抹的并不是我自己的血；如果你要报仇，鼓起你最大的勇气来吧。
奥 你纵然是你们的光荣的祖先中的英雄海克特他自己，你今天也休想能逃得掉。——[他们对打，一些伏尔斯人前来支援奥非地阿斯。]你们太多事，算不得勇敢，这样的来帮助我，反倒使我丢脸了。[马尔舍斯驱赶众人，且战且下。]
这段对白表面上展示的是共同体的自足性，事实上是在暗示共同体的自反性。马尔舍斯所谓的“无信的人”大概可指代罗马集市上“游移不定”的同胞。遭遇奥非地阿斯的马尔舍斯似乎可以为共同体放弃自己的“确定性”，并随时为之献祭（“永世不得超生”）。当马尔舍斯说“我脸上涂抹的并不是我自己的血”，言外之意是奥非地阿斯同胞的血，族群共同体的情感在此被凸显。但是，奥非斯阿斯的回应与其说坚固了共同体间的壁垒，毋宁说是松动了个体“绽出”的边界。虽然“我们彼此一样的恨”、“你们的光荣的祖先”这类表述同样出自一种共同体意识，但当伏尔斯人前来支援奥非地阿斯时，事情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扭转。若仅从共同体利益出发，奥非地阿斯此刻应该趁机和支援自己的同胞一起杀死对手，他却羞于此道，转而忿忿指责自己的同胞。这一行为事实上已经撕裂了共同体——和马尔舍斯一样，奥非地阿斯混杂了“奴役与荣誉”。这里我们看到，共同体内部与外部的分野并非泾渭分明，既有的内部趋同与内外差异均不“可靠”。
第一幕第八景至此结束，马尔舍斯心境如何，我们无从得知。但是，第三幕第一景告诉我们，马尔舍斯是多么依赖、在意这个既是对手、又是“自我”的双重他者奥非地阿斯。当泰特斯·拉舍斯向马尔舍斯汇报奥非地阿斯卷土重来的军情时，马尔舍斯的心中似乎只有奥非地阿斯。他一再问起属下是否看到了对方，而且对方是否“说起”自己，“说了”什么，对方现在身处何方；得知一切后，马尔舍斯说“我愿能得到机会到那里去找他”。[35]而在第一幕第一景马尔舍斯也曾表达过他对奥非地阿斯那种无法抑制的仰慕：“……我确是嫉妒他的高贵的品格，如果我不是我自己，我只愿我是他。……如果这世界的一半和另一半冲突起来，而他在我这一面，那么我就叛变，我只要和他作战：他是一头狮子，能猎取他这样的一头狮子我觉得足以自傲。”[36]只要恪守“确定性”的马尔舍斯无法实现个体意识，从既有的罗马共同体中“绽出”，那么，他的理想方向就必定是走向另一个自我——奥非地阿斯。于马尔舍斯而言，奥非地阿斯既是外部，亦是内部，既是壁垒，更是深渊。奥非地阿斯是马尔舍斯个体生命中缺席的在场，又是具有排他性和压抑性的族群共同体的缺口和诱惑所在。甚至可以说，只有借助奥非地阿斯，马尔舍斯才能找到个体（在共同体中）的意义，前者是后者存在的依据和确证。至此我们可以解释莎士比亚何以彻底略去普鲁塔克对马尔舍斯“背叛”同胞的心理动机叙述——《考利欧雷诺斯》意在借助古罗马历史故事对近代早期的共同体问题进行探究和演绎。
再回到本文开始论及的第四幕第三景，从戏剧动作发生的时间上推测，在奈凯诺尔和爱德利安交谈、同行的时候，可能正是自我（被）放逐的马尔舍斯疲惫而忧伤地游荡在郊野的道路上，“怀着愤怒和忧伤的心情不断在思索各种问题”的时候。因为到第四幕第四景，蓬头垢面但高贵依然的马尔舍斯已经赫然出现在奥非地阿斯位于安席姆的府邸前了。在第四幕第一景，也就是马尔舍斯在投靠伏尔斯人之前，马尔舍斯还向母亲承诺了自己的“确定性”，但在第四幕第四景，我们再看到马尔舍斯时，一切竟毫无征兆地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换句话说，莎士比亚把普鲁塔克对马尔舍斯背叛罗马因由的交代放在了第四幕第三景的幕后——马尔舍斯正和奈凯诺尔一起背向祖国，任由脚下的道路向伏尔斯族人的领地延伸。幕前与幕后在“语音中心主义”或“确定性”的意义维度上，形成一种相互指涉、彼此注解的“平行蒙太奇”关系。
伪“世界主义”
马尔舍斯到达奥非地阿斯在安席姆的府邸门前时，上演了一场“（伪）世界主义”式的戏剧。仆人问及衣衫褴褛的马尔舍斯“住在哪里”时，后者回答说“在苍穹之下”。[37]这一回答令人想起古希腊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那句著名的“我是世界公民”。而此前的马尔舍斯在打听到奥非地阿斯的住处时，曾感慨“啊世界！你真是变化无常”，这种多元的世界观念既呼应了他离开罗马时所说的“别处另有世界在”，也预示了他到达奥非地阿斯营帐后得到的慷慨接纳。可是，奥非地阿斯/伏尔斯族真的给马尔舍斯提供栖居的空间了吗？
康德在论及“永久和平第三项正式条款”时指出，“友好（好客）就是指一个陌生者并不会由于自己来到另一个土地上而受到敌视的那种权利。”[38]但马尔舍斯所感受到的“友好”的前提是他可以协助伏尔斯人攻打罗马。换句话说，这一“友好”和康德的“友好”一样是有条件的，马尔舍斯在“另一世界”的“权利”是被某个共同体所赋予的。接纳对手的行为背后悄然进行着共同体间的利益交换——这意味着“另一世界”并非马尔舍斯想象的那样，是容纳“确定性”的乌托邦。
“永远不会得到任何与我平夙为人不相符合的消息”是马尔舍斯对自我命运的严酷诅咒。“在绽出和共通体之间，……通过互相非实在化，——它们也在彼此限制，而这就产生了另一种‘非实在化’，对它们的连接所参与其中的内在性的悬搁。”[39]马尔舍斯临行前对“母亲”的承诺，赋予其自我“放逐”以虚幻的“非实在”特质。对死亡和荣誉的重视，使马尔舍斯的“母亲”具有（罗马）共同体的压抑性素质。因为对“母亲”——“罗马的生命之源”[40]那种俄狄浦斯式的爱恋，马尔舍斯对自我“确定性”的承诺变得荒诞无稽。也就是说，马尔舍斯还没有开始“绽出”共同体，他的“另一世界”就已经虚无缥缈了。
行走在罗马与伏尔斯族之间的漫漫长路上，马尔舍斯带着一副面具。在现实层面，这是自我保护的必要伪装；在美学层面，这是对古典演剧方式的“文艺复兴”；在政治层面，这副面具则是“对内在存在的模拟”。站在奥非地阿斯面前，马尔舍斯认为已经找到了存在的确定性，所以他在对奥非地阿斯说话前，第一个动作就是“取下面幕”（unmuffling）。讽刺的是，马尔舍斯把自己的确定性交付给了另一个共同体。也就是说，他把伏尔斯族的领地视为伸展自我个体意识的可能空间，但马尔舍斯没有意识到的是，投奔伏尔斯族的自我同样面临着族群共同体的“总体化”逻辑和力量。在奥非地阿斯“拥抱”马尔舍斯的瞬间，后者的悲剧性命运就被决定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马尔舍斯并没有背叛自己离开罗马前对母亲承诺的自我确定性，即他永远不会做出与其“平夙为人不相符合”的事情。根据奥非地阿斯后来对马尔舍斯的定罪，即马尔舍斯是“叛徒”，其理由正是因为马尔舍斯太过忠诚于自我而成为（罗马和伏尔斯族）共同体的背叛者。
“绽出”罗马共同体的马尔舍斯在母亲的劝说下，促成一纸和平协议，致使同样混杂了“奴役与荣誉”的奥非地阿斯以共同体名义而存在的个体意识落空。在讨论是否要处死马尔舍斯的问题时，奥非地阿斯同样面临着“态度不定的”民众。奥非地阿斯最终以共同体的名义完成了他对马尔舍斯的复仇，在其背后同样是自我实现的诉求。然而，马尔舍斯的死非但没有给奥非地阿斯带来期待中的自我实现，反而使他“深感悲哀”[41]——奥非地阿斯在“拥抱”马尔舍斯之后，又彻底放逐了他。前者是从共同体的利益出发，后者是从个体的实现出发，但他却是以伏尔斯族这一共同体的叛徒的罪名处死马尔舍斯的。奥非地阿斯的行为本身就是对个体确定性的否定与解构。奥非地阿斯和马尔舍斯有着完全相同的悲剧命运。
世界主义理想并不否定共同体间的疆界，因为疆界是对话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但疆界不能演变为区隔彼此、放弃对话的理由，否则世界主义将沦为空谈。“在苍穹之下”的人们，诸如奥瑟罗、奈凯诺尔、马尔舍斯……也许，还应该包括奥非地阿斯在内，在共同体间游走，试图以不同的主体性撕裂共同体的绝对化与同质性，但共同体的“总体性”逻辑或把他者自我化，或把自我他者化，致使世界主义式的开放与对话流于封闭和伪饰。同时，现代早期那些住“在苍穹之下”的人们的主体位置本身也是可疑的。表面上，这个主体的位置在不断流动，但事实上它们总是以共同体为欲望对象，最终个体被压抑、碾碎。正如马尔舍斯在可能“绽出”共同体的一刻，对“母亲”/祖国的承诺粉碎了可能的主体性建构。可以说确定性是共同体的诡计，是一种“世界主义”的伪装，或者说是共同体意识的共谋。被压抑的个体是一个隐喻，其被“总体化”的命运在跨文化的意义维度上暗示着共同体的绝对化和排外性。
近代欧洲的知识型与世界观念
莎士比亚写作《考利欧雷诺斯》四年前，刚刚出狱的西班牙没落贵族塞万提斯出版了令其名垂千古的《堂吉诃德》第一部。三百多年后，法国杰出的思想家福柯从塞万提斯的小说中看出了文艺复兴的知识型，即“相似性”的终结。从此，“同一性和差异性的严酷理性不停地轻视符号和相似性”[42]。而在莎士比亚完成《考利欧雷诺斯》十年后，其同胞弗朗西斯·培根出版了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新工具》。这本书里，培根总结了当时“围困人们心灵”的四类“假象”，其中有一种“市场假象”：“它们是通过文字和名称的联盟而爬入理解力之中的……有些是实际并不存在的事物的名称……有些虽是存在着的事物的名称，但却是含义混乱，定义不当，又是急率而不合规则地从实在方面抽得的。”[43]塞万提斯对“相似性”秩序的质疑，培根对16—17世纪人类理智谬误的批判，都同时指向了符号和语言的暧昧与混沌。毫无疑问，马尔舍斯纠结于“本性”与“谎言”[44]时，莎士比亚的《考利欧雷诺斯》同样处于该思想序列中。马尔舍斯对确定性的执迷和对“表演”及修辞的憎恶，同样暗示了现代早期西方知识型从“相似秩序”向尊崇“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表象秩序”转换的轨迹。
西方这一知识型转换直接对应着“地理大发现”的历史脉络。《考利欧雷诺斯》写作的时代，正是“第一次全球化”[45]启动的年代。伊比利亚人衰落后，英国和荷兰很快接续了前者未竟的全球经济、政治的扩张事业。莎士比亚的戏剧在“环球剧场”上演之际，也正是欧洲资产阶级（“个人”）登上“全球舞台”之时。需要强调的是，“地理大发现”的背后是“知识大发现”。新航路的发现和开辟使欧洲与“另一世界”实现了面对面的经济、文化交流[46]，军队、官员、冒险家、商人、传教士和旅行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不仅使得全球性互动成为可能，而且欧洲开始真正地深入了解复数的世界，内容涉及地理、物产、风俗、制度、宗教、信仰等诸方面。这一历史进程不仅波及了欧洲的政治、经济（商业、航海、海外拓殖）领域，更导致了欧洲社会的知识观念（文艺、学术、思想）领域的变革。“地理大发现”带来的重要知识后果之一是：欧洲人开始从自我与欧洲以外的地方相关联的视角认识世界，但讽刺的是，欧洲人在认识他们“发现”的多元世界时，却使用一元的分类学体系整理出全球空间秩序[47]。这种新的知识型不仅可以在现代早期最兴盛的博物学（natural history）学科中看到[48]，它还左右了制图学和地理学学科的全球空间划分[49]，并决定了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的空间无意识。从文艺复兴到古典时代的知识型转换，生产出了“欧洲人全新的知识和自觉，欧洲人与异域接触的新模式，以及编码欧洲帝国野心的新途径”[50]。
马尔舍斯对语言、意义的确定性执迷的本性中，铭刻着上述历史脉络中知识型转换的印痕。诚如福柯在批判现代早期自然史的研究方法时所指出的：“在相同的个体面前，每个人都将能够作出相同的描述；并且，反之，从这样一个描述出发，每个人都将能够认出这个与描述相符合的个体。在对可见物的这一基本的表述中，语言与物的第一次相遇就能以排除所有的不确定性这样一种方式而被确立起来。”[51]马尔舍斯试图“旅行”到共同体之外的“另一世界”，践行他的确定性诉求，但他同时又以共同体为欲望对象，其中暗隐的绝对化逻辑早已排除了“另一世界”的可能性。现代早期欧洲关于世界的知识中，建立在分类学体系上的确定性认知，正是帝国（共同体）主义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最隐蔽的共谋和主要构成部件。
奥非地阿斯在准备杀死马尔舍斯前，一语洞穿了整部剧作的要害：“我所控诉的那个人，此际已经进了城门，准备在民众面前露面，希望能用语言洗刷他自己（hoping to purge himself with words）……”[52]马尔舍斯注定要为他的“确定性”付出惨痛代价。全球化进程的开启，使世界已变得多元而流动，登上“环球剧场”的马尔舍斯却执迷于一种纯净的（同时亦是排他的）意义本源。他还如何能够用“语言”“洗刷”（purge/纯净化）他自己？
《考利欧雷诺斯》是一出历史悲剧，更是一出时代喜剧——莎士比亚以最严肃的方式嘲笑、讽刺、质疑了他置身其中的知识体系。临近剧终时，奥非地阿斯像古希腊悲剧中的先知一样，站在马尔舍斯的尸体上（对着“我们”历代观众）说道：“诸位大人，在目前他所惹起的这场纷扰当中你们是无法明白的，可是将来你们会了解，此人生存一日便要令你们冒很大的危险，你们将来会感觉欣慰今天能把他铲除。”[53]可是，将来“你们”会了解？！
[1] [英]莎士比亚：《考利欧雷诺斯》，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
[2] [古希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席代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418页。
[3] [英]莎士比亚：《考利欧雷诺斯》，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207页。
[4] [英]莎士比亚：《考利欧雷诺斯》，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189页。
[5] [英]莎士比亚：《考利欧雷诺斯》，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197页。
[6] [英]莎士比亚：《考利欧雷诺斯》，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7] [英]莎士比亚：《考利欧雷诺斯》，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8] [英]莎士比亚：《考利欧雷诺斯》，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
[9] [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13页。
[10] [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11] [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12] [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13] [英]莎士比亚：《考利欧雷诺斯》，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14] Jean Laplanche、Jean-Bertrand Pontalis, 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3, p.351.
[15] [英]莎士比亚：《考利欧雷诺斯》，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16] [英]莎士比亚：《考利欧雷诺斯》，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17] 裘克安：《莎士比亚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72页。
[18] Neil MacGregor, Shakespeare’s Restless World,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4, p.166, pp.1-9.
[19] [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10-11页。
[20] [法]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20页。
[21] [法]让-吕克·南希：《解构的共通体》，郭建玲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22] [意]埃斯波西多：《共同体与虚无主义》，王行坤译，汪民安主编《生产》第9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6页。
[23] [法]让-吕克·南希：《解构的共通体》，郭建玲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32页。
[24] [英]莎士比亚：《考利欧雷诺斯》，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25] [英]莎士比亚：《考利欧雷诺斯》，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26] [法]让-吕克·南希：《解构的共通体》，郭建玲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27] [英]莎士比亚：《考利欧雷诺斯》，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28] [法]让-吕克·南希：《解构的共通体》，郭建玲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29] [法]让-吕克·南希：《解构的共通体》，郭建玲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30] [英]莎士比亚：《考利欧雷诺斯》，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
[31] [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2页。
[32] [英]莎士比亚：《考利欧雷诺斯》，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
[33] [法]让-吕克·南希：《解构的共通体》，郭建玲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34] [英]莎士比亚：《考利欧雷诺斯》，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65-66页。
[35] [英]莎士比亚：《考利欧雷诺斯》，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133页。
[36] [英]莎士比亚：《考利欧雷诺斯》，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37] [英]莎士比亚：《考利欧雷诺斯》，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
[38] [德]康德：《永久和平论》，《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18页。
[39] [法]让-吕克·南希：《解构的共通体》，郭建玲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40] [英]莎士比亚：《考利欧雷诺斯》，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页。
[41] [英]莎士比亚：《考利欧雷诺斯》，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页
[42] [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64-65页。
[43] [英]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2-33页。
[44] [英]莎士比亚：《考利欧雷诺斯》，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页。
[45] Geoffrey C. Gunn, First Globalization: The Eurasian Exchange, 1500-1800,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 Inc., 2003.
[46] D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Ⅰ——The Century of Discovery, Book 1,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47] Mary Louis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Seco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23-25.
[48] [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169-174页。
[49] Martin W. Lewis, Kären E. Wigen, The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1, p.26.；亦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页。
[50] Mary Louis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Seco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23.
[51] [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178页。
[52] [英]莎士比亚：《考利欧雷诺斯》，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271页。
[53] [英]莎士比亚：《考利欧雷诺斯》，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页。
本文原载于《文艺研究》2016年第11期，全文转载自《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3期。感谢作者周云龙老师授权海螺发表。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张景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