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主流价值观》| 都市再临

      回首20世纪中国，颇为有趣的一幕，或许正是Modern/现代这一西来之词的贯穿、变奏、回荡。它通常译作“现代”，一个看似素朴的历史、断代概念，用以区别于“前现代”/封建历史/“老中国”。事实上，贯穿着20世纪百年，“现代”（不时缀上“化”/-lize/-lization）一词不断地被赋予着千年蜕变、新生、重生、救亡、启蒙、置死地而后生、未死方生、历史重启等诗化，或曰乌托邦化的丰富而庞杂的意味。于是，“现代”常常并非一个关于20世纪当下的描述或纪年称谓，而更像是某种具有魅力而奇妙的愿景，始终悬置且延宕于前方、未来。我们置身现代世界，但中国之现代（化）却始终将至而未至。而Modern一词的早期音译：“摩登”,则自我进化、衍生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汉字语词,指称着时尚、前卫，亦明示暗指着浮华与陌生感。或许正是“摩登”一词一望而知的外来语特征，凸显了“现代”一词的异己性及某种反客为主的侵犯性。夸张些说，这个新词的中国本土化过程及它在20世纪中国的文化实践内的功能角色，已然勾勒出一幅草图：关于文化主体困境，关于中国文化的自我与他者间的纠缠与多重悖谬。

      仅就“现代”之为历史、断代概念而言，日文中Modern一词的日译汉字——“近代”的引入，则以另一个角度凸显了20世纪中国文化自我叙述的困境。鲜有先例地，20世纪中国史迅速被分外细密地切分为近代、现代、当代，继而有新时期与新时代。在这围绕着“现代”一词又不断区隔于“现代”的断代、命名方式中，我们可以在这看似线性、逻辑的历史描述中读到丰富的历史信息与事实上充分的异质性冲突。在现代历史、现代文化中区隔出当代，曾是冷战历史、分切中国、国共对峙的历史标记，而近代史的另立，则不仅为了划出中国文化现代化之政治实践的一个特殊时段——现代史的序曲或前史，亦是在不期然间显影了源自欧洲的历史断代法于中国的不恰适。而近代后有现代，现代后有当代，当代后有新时期……如此细密而频繁的切割和断代，显影了饱含在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那份求新、求变的紧迫和急切，其间强大的“赶超”逻辑，于不期然间曝露了20世纪历史及其叙述内部的异质性结构。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20世纪后半叶全球冷战的历史所结构的“当代”。

      无需赘言，20世纪中国的历史的主旋律正是现代国家的确立及全方位的现代化进程，但其历史叙述或曰话语网络中却始终贯穿着现代/非现代、现代/反现代的悖谬与雾障。然而这并非现代/传统之争的变奏，反而应当说，既是20世纪历史的特殊胎记，又是现代性之多副面孔的例证之一。其重要的表象冲突之一正是围绕城市，围绕着关于城市的事实与想象。在此，城市锁定于“现代”，因此与前现代的中国都市——所谓故都、王城无涉，相反以“远方”——欧美现代超级都市，诸如巴黎、纽约，此后加上香港为原型或范本。联系着“现代”篇章的都市现实与想象，凸显了其“现代文明丰碑”式的地标意味，凸显着摩天楼群、无名的人流、“西洋景”、繁华与消费；或者说，它便是“摩登”一词的空间坐落。

近代上海城市形象画

      而联系着20世纪中国史之“当代”，城市一词的现代含义则定位于工业/工厂空间，这无疑缘自此时的国家现代性规划的关键，正是将完整的政治主权确立在工业化进程之上的决策。有趣之处在于，世界电影史上第一部名为《大都会》（Metropolis，弗里茨·朗，1927年）的影片里，其造型总谱正是顶层/地上世界——霓虹迷幻的摩天大楼的“现代丛林”，底层/地下世界——机械、工业空间。地上是消费、感官、娱乐，地下是劳动、生产。我们无疑可以将其视为现代世界的阶级图示，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作现代文明/文化的秘辛。工业、大工业生产显然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之一，是现代文明最重要的发明，但它也是现代欧洲文化难于消化、尴尬放置的、赤裸的秘密。而20世纪中国史的“当代”时段，则尝试反转弗里茨·朗/现代欧洲的社会、文化结构，那是政治的抉择，也是文化的颠覆与重构——显影底层、凸显底层，尝试建立底层的上层建筑。因此，1949—1979年，“工业题材”取代了“都市电影”。

      而七八十年代之交，新时期伊始，中国社会全速开启的新的转向，便是银幕上的工业空间被呈现、体认为“都市里的村庄”（《都市里的村庄》，滕文骥，1982年）。此时，“全面实现现代化”已成为最为强有力的社会共识；现代，不仅又一次被设置为彼岸（而非此岸）、未来，而且，中国再一次依照相对于欧美的世界而设定了自己的位置。于是，都市再一次成为期盼内、成型中的“未来”地标。直到80年代后期，都市电影终于再度于中国银幕破浪而出，其造型预设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深圳——这个于边陲渔村陡然涌起的新兴城市：陌生、异己，携带着彼时野蛮生长的活力。

1981年深圳春节花会

      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短暂的沉寂之后，开启了20世纪最后十年之空寂舞台的，则是都市影像的再度降临。再度打开了90年代落寞间的中国电影图册的，是李少红的《血色清晨》。看似是80年代社会文化主题的回声：仍是中国北方乡村的悲剧，仍是“文明与愚昧”的故事——但一则常被忽略出处的花絮，却在无语间标识着一个别样的主题、差异的脉络。这幕发生在中国乡村的故事，是拉美文学爆炸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的中国改编：《血色清晨》的故事出自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似乎是中国曾置身的第三世界的再度显影，实则是欧美中介的世界召唤，也是都市/现代化召唤的实时到场。

      继而，夏钢的《大撒把》在都市主题下，触碰了全球、流动/流散在中国的发生及涌动。此间，有趣的个案则是张建亚的《王先生之欲火焚身》。影片的有趣之处固然在于首度尝试以“真人大电影”的形式重现本土漫画，但更有趣的是这原本出自20世纪30年代上海漫画家叶浅予先生之手，而影片叙事的当下性昭然若揭。若说这是80年代历史之蒙太奇叙事的又一例——将80年代以降的中国直接接续到30年代上海的中国现代化历史之上，那么，间或是不期然间，影片又是第一次在都市现代议题上的回溯，而非前瞻。于是，影片便始料未及地触碰到中国社会“原画复现”式的社会主题与文化事实。

电影《王先生之欲火焚身》剧照

      都市再临，再度于现实再现与文化寓言的双重层面上展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在空间的贯穿与时间的压缩和错置间，历史在终结时刻延展。中国故事正呼之欲出。

本文选自中间美术馆编辑的新书《想象·主流价值》，这本中英双语出版物呈现了闭幕于2019年3月31日的同名展览“想象·主流价值”的研究和文献，由展览的两位策展人北京大学的戴锦华教授和中间美术馆高级策展人苏伟共同编著。这个展览将“当代艺术”这一领域与剧场、纪录片、电影、网络文化、文学、思想论争等文化生产领域并置在一起，试图揭示不同领域与不断被制造的“主流价值”之间的碰撞和协商。经过几个月的整理、设计和编辑，现已面世。有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中间美术馆。

本书收录了所有参展艺术作品的图片和作品介绍，以及一些珍贵的历史档案。同时，8篇专题文章也收录在本书中，撰写者是来自不同领域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以下为本书目录：

•  《想象·主流价值》— 戴锦华

•  《为什么是“主流价值”？》— 苏伟

•  《旧宅幽灵种种？》— 魏然

•  《关于90年代的由来（访谈节选）》—吴文光、苏伟、钱梦妮

•  《都市再临》— 戴锦华

•  《历史·肉身与短回溯》—戴锦华

•  《在这个当口，我们有多少勇气和智慧，我们有什么价值，足以维持自己的…》 — 赵川

•  《后革命时代的浪漫规则》— 胡葳、郑熙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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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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