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可能不注意到瑞茨的穿着——那反复出现的、穿梭在人群和车流中一袭黑色罩袍无疑是本片中最标志性、最凝练动人的影像之一。然而稍加留意便可看出，尽管都头戴头巾（hijab），瑞茨和西敏的戴法却是截然不同的：在任何公共场所，瑞茨都是以黑色头巾辅以黑色罩袍（chador）[1]为主要穿着，头巾将头发与颈部完全遮住，罩袍则或者用牙齿咬住或者用一只手揽在胸前（只有第一天在纳德家做保姆时因为需要活动而稍微有异）。相较之下，西敏的头巾显然更为艳丽、多彩一些，此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她并没有完全按照教规规定，而是将头巾松松地搭在头上，额发有时甚至脖颈被露出大半——这一细节显然是两人身份的直接指涉。事实上，伊斯兰世界女性的头巾有着非常具体而复杂的历史，不同时期与地域的头巾穿戴方式也大有不同。以伊朗为例，穿戴头巾是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才成为一项法律规定，一项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是在实施当中，尤其是近几年里，完全符合要求进行穿戴的往往是下层阶级的女性，如瑞茨般外穿黑色长罩袍更是虔敬恪守的表现。而一些相对西化的、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更倾向于以一种模棱两可的方式佩戴头巾，较为流行的便是如西敏般露出额发。这一有意为之的细节有时甚至承载着结构性的作用，如瑞茨央求西敏以及瑞茨家中的谈判这两个关键性段落之间的衔接，便是靠剪辑西敏和瑞茨佩戴头巾的镜头而完成的。
左图为瑞茨，右图为西敏
标志阶级分立的二元结构并非只存在在这一处。如果将一头一尾两个在法院离婚的段落去掉，便会发现故事事实上是以纳德家的分离为始，以瑞茨家的变动为终的，两个家庭的场景显然将西化的中产阶级家庭与伊斯兰化的下层阶级家庭的对比以最为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镜头跟随着西敏在纳德家内部穿行，在交代几个人物之间的张力关系的同时，也看似不经意地扫过家中的陈设，钢琴、电脑、曲谱、客厅大量的绘画与贝多芬胸像、干净整洁的厨具等，无一不暗示着纳德与西敏这对夫妇的社会身份。相对应的，结尾段落哈德特与瑞茨家一幕中，画面中所充斥的则是低矮的沙发、剥落的墙皮、简陋的茶具以及肮脏的厨房。此外，这种结构也同样延伸到了伦理层面。颇可玩味的是，《古兰经》在影片中共出现了两次，每一次都对应着一次道德考验：教师拉瓦萨尼面不改色的谎言使其暂时避免争执，而瑞茨却是宁肯家庭破裂也不愿对古兰撒谎。敬畏与否似乎成为了两个阶级面对宗教的分野，相对于把尊严和信仰看得比丢失一个孩子更为重要的瑞茨，纳德更多的将敬畏感视作可以利用的手段而非束缚——无论是在面对法官的质疑还是女儿的哀求时，他一次次的发誓却又一次次的说谎。这种道德的分离在一次法庭对峙中被毫不留情地揭示出来：在纳德说出“要我向真主发誓吗”后，哈德特嗤笑道“好像你信真主似的”，对此纳德的回应却是“对。真主只是属于你们这类人的”。而随后，因无法保护自身权益而被激怒的哈德特向法官喊道“我在修鞋铺干了十年，被他们解雇，说随便我去告。我打了一年的官司，最后不了了之，他们让我回去待着。但这次我不会算了。我就是不像他那么能说会道”。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夹在这两段法庭对峙中间的细节此时看起来别有意味：法庭外等候的小女孩索玛耶静静的盯着背诵课文的特梅的嘴唇，机械地重复着她的话：“在萨珊王朝，人们被分为两个阶级，上层阶级和普通百姓（normal people）”，在一旁的外婆马上更正道：“平民阶级（regular class）。”虽然“普通百姓”和“平民阶级”在波斯语中的差别难以考证，但至少可以说，这个细节暗指着两个家庭之间的冲突所激活的，恰是阶级之间的分歧与矛盾。
“阶级”这个听起来抽象而冰冷的概念在当今伊朗社会中却是极为具象化和现实的。平民出身的马哈茂德·艾哈迈德·内贾德自2005年当选伊朗总统之后，曾被悬置的阶级问题便逐渐显影。一方面，内贾德所大力推行的倾向于平民阶层的政策使其获得了不少民众、特别是中低收入民众的支持，而另一方面，为了与西方对抗而采取的封闭、高压的文化政策亦引起了大量中产阶级和高等教育人群的不满、逃离与对抗。2009年所谓的“绿色革命”（Green Movement）便是其直接结果：内贾德以62.63%的票数连任的结果，引发了反对派总统候选人侯赛因·穆萨维的不满，后者以选举存在严重舞弊问题为由要求重新选举。13日开始，大批民众以“民主”与“自由”为口号走上街头游行，并且都佩戴绿色头巾、丝带等表示对穆萨维的支持（穆萨维用绿色作为竞选颜色）。这场运动从德黑兰开始，波及到全国各地，并受到了海外伊朗侨民的声援，声势极为浩大，甚至被国外媒体以颜色革命来命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反政府群众运动中虽然以“人民”为名，实际上其主要构成却是以善用网络媒体的中产阶级为主的——这多少暗示着在这个抗暴的故事下面，恐怕仍然藏有一个陈旧的阶级故事。
两个家庭/阶级之间的沟壑最终在两个女孩之间阴郁的对视中失去了所有修复的希望。如果说，瑞茨家的悲剧仍旧是那个被压迫阶级的老故事，那么故事的新题似乎指向了中产阶级的内部分化与逃离的无可避免——影片起始处半真半假的离婚诉讼最终演化为难以挽回的无奈结局。纳德与西敏的分歧无非去留问题，即究竟是要留下来照顾患了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还是应该为了让女儿得到西式的教育而抛下父亲。这里，父亲与女儿的象征作用不言而喻：许多评论甚至导演自身都指出，老迈的父亲便是过去伊朗的隐喻，而女儿则象征着未来。有趣的是，在第一场离婚诉讼中，西敏反驳纳德“照顾父亲”的理由时，说道父亲已患老年痴呆症，根本不认得儿子，但是随后在纳德家的场景中，我们又看到纳德父亲有预感般握住西敏的手不放，并且不断呼唤着“西敏”——显然他虽已神智不清却仍然是认识西敏的，而恰是在西敏离开之后，老人才开始小便失禁，话也越来越少直至几近失语。另一方面，坚持着“只要我认得父亲就行了”而留下的纳德，也不得不选择拒绝双重的外部（西方/阿拉伯），同时，在瑞茨一家的对峙中曾经拥有的女儿的信任也一点点地消失了。被法官视角与开放结局推上前台的，无非是伊朗中产阶级的现实困境：面对西方力量以及内部阶级矛盾的双重撕扯，个人选择已不再是走出牢笼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