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以哲学思考病毒？｜德里达/鲍德里亚/桑塔格/韩炳哲
艾滋病、梅毒和癌症
文/苏珊·桑塔格
译/程巍
艾滋病病毒的攻击显得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原因，是其污染被看做是一劳永逸的，因而被感染者不得不永远处在脆弱中。即使某位被感染者并没有显示出任何症状——这就是说，感染依然处在非活跃状态，或通过医疗干预而处于非活跃状态——病毒敌人也将永远驻扎在体内。实际上，人们相信，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一旦某物唤醒（或“激发”）了它，一旦出现“告警病症”，那它就发作了。正如梅毒这种以“杨梅大疮”之名为好几代医生所熟知的疾病一样，艾滋病也是一种临床的构建，是一种推演。它从一长串并且其长度还在延长的病症中提取一些业已在艾滋病人身上显露出来的症状，来建构艾滋病的病理特征（但对艾滋病到底是什么，谁也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有这些病症，就“意味着”病人所患的是艾滋病。艾滋病的建构有赖于如下两个发明：其一，艾滋病被当作一个临床项目，其二，发明了一种被称作“艾滋病相关综合征”的亚艾滋病，如果病人显示出发烧、体重减轻、真菌感染及淋巴结肿大等免疫系统缺失的“早期”症状或通常是间歇性的症状，就被诊断为患了这种综合征。艾滋病是逐步发展的，是时间的疾病。一旦症状达到某种严重程度，艾滋病的进程就加快了，并带来难忍的痛苦。除了那些最常见的“症候性”疾病（至少就致命性而言，其中一些到目前为止仍显得非同寻常，例如某种罕见的皮肤癌和某种罕见的肺炎），艾滋病的一连串使人衰弱、使人变形并给人带来屈辱的症状还使得艾滋病日益变得意志薄弱、倍感无助，既无力控制又无法满足自己的基本功能和需要。
就艾滋病被视为一种慢性疾病而言，它更像是梅毒，而不像癌症，前者是以“阶段”这个术语进行描述的。以“阶段”的方式进行思考，对艾滋病话语来说是基本的。梅毒的最可怕的形式是“第三期梅毒”。
被称为艾滋病的那种疾病被认为是三个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身体感染了人体免疫缺损病毒（HIV），这是免疫系统遭到侵袭的早期证据，随后，在最初被感染与“告警”症状出现之间，是一个漫长的潜伏期（艾滋病病毒的潜伏期显然不如梅毒的潜伏期长，对梅毒来说，第二期梅毒与第三期梅毒之间的潜伏期可能长达几十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十五世纪梅毒第一次以流行病的形式出现于欧洲时，它是一种急性病，通常在第二期梅毒就导致患者死亡，有时是数月间或数年间）。癌症却缓慢地发展着：长期以来，人们并不认为它有潜伏期（以“阶段”来对过程进行有说服力的描述，似乎不可避免地要提到过程中的标准性延迟或中止这些概念，正如它以潜伏这个概念作为补充）。不错，癌症被划分了“阶段”。这是诊断的主要用语，意味着根据癌症的严重程度来进行分类，判定其“发展”到了哪一步。不过，它主要是一个空间概念：癌症在体内发展，按照可预见的线路传播或转移。与梅毒和艾滋病比起来，癌症主要是身体地理的一种疾病，而梅毒和艾滋病的定义却有赖于建构一个关于阶段的时间序列。
病毒的转喻和范畴的传染
—— 节选自《恶的透明性》
文/鲍德里亚
译/王晴
出于分类的需要，我曾经提出一种价值三段论：使用价值的自然阶段、交换价值的商品阶段、符号价值的结构性阶段...在这三种阶段之后，是价值的分形阶段...价值的分形阶段，或者说病毒扩散式发展、辐射状发展阶段，并不存在任何参照对象，价值向各个方向、向一切空隙、不借任何参照、只顺从临接性，呈辐射状发散开来。在分形阶段，无论是从自然的还是普遍的角度来说，任何等值的观念都不复存在了。更确切地说，这个阶段不再有所谓的价值法则，而只有一种价值的传染，价值的普遍转移，或是价值的任意增殖和散布。严格来说，我们的确不应该再谈什么“价值”了，因为这种蔓延或连锁反应，使得所有价值的估定都变得不可能了。又一次，我们可以联系到微观物理学：我们不可能用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这些词汇去进行估算，正如我们不可能同时得出一个粒子的速度和位置。善不再是恶的对立面，而再没有什么能以横纵坐标得以定位。
就像每一个细小的粒子遵循自己的轨道运行那样，每一个价值或是价值的碎片，在模拟的天空中闪耀片刻，划出一道折线，几乎不与其他的线相交，随之遁入虚空。这就是分形化的模式，也是目前我们的文化所具有的形式。
...各学科之间的相互传染，消解了隐喻的可能。一切成了转喻，而这种转喻，从其定义上（或其缺少定义上）就是病毒性的，病毒的主题，并非从生物学转引过来，这是因为所有事物都在同一时刻同样地被染上毒性，带入连锁反应，加入随机的无理智的增殖、带上转移的病症。也许是这一点造成了我们的担忧，因为隐喻仍然有它的动人之处，它是有美感的，与差异以及差异存在的幻象进行着互动...
...所有范畴都各自受到了污染，某个领域可以与其他的互换，各种题材混杂而不分。于是，性不再处于性本身之中，而是到处可见...每个范畴都经历了阶段转移，它的本质像在一次次小剂量的顺势治疗下逐渐稀释，而后在溶液整体中变得无限稀少，直到最终消失不见，留下一道没有标记的痕迹，就像水中留下的记忆。
因此艾滋病就是上述现象的一种反映，它与过量的性欲和性快感没有太多关系，它是性侵入生活各个方面而患上的代偿失调，也是性疏散而变为各式各样的琐碎诅咒。性的现状，在原则上发生衍射，进入分形的、显微级的、非人的层面，正式这种衍射，带来了传染病的根本性混乱...
...所有的集成系统、过渡集成的系统，包括科技系统、社会系统，甚至人工智能中的思想本身及其衍生物，它们都倾向于一个极限，即这种免疫缺陷状态。它们为了消除所有外在侵害，就分泌出自身内部的毒性，它们恶性的逆反性。当达到一定的饱和度时，这些系统就会自动地发挥逆反与变质的功能，走向自行毁灭。它们的透明性，同样带来了威胁，而水晶是会展开报复的。
身体在受到过渡保护的空间里，会彻底失去自身防御。在手术室里，人们要做与预防处理，让微生物和细菌在其中无法生存。但正因如此，我们见到其中诞生了某些神秘的、反常的、病毒性的病症。这是因为，就病毒而言，它只要有自由的空间就会快速繁殖。当世界上原有的传染病都被清除，当世界处于“理想的”医疗看护下，其中就会产生一种无可察知的、无可抗拒的病理学，它恰恰诞生于消毒本身。
这是第三种病理学。正如在社会里，我们需要对抗在放任式、和平化的社会的矛盾下诞生的新暴力，在健康方面，我们也需要面对新的疾病，而它们之所以发生，恰恰是因为生日在医疗与信息技术的人造防卫手段下，受到了过度防护。因此，身体暴露给了各种病毒，以及各种的“错乱的”和难以预料的连锁反应。这种病理学，不再是因偶然事故和失调状态而致病，而是根植于反常...（因此，）正如我们面对恐怖主义，显然没有政治的解决方法，我们在面对艾滋病和癌症时，目前似乎也没有生物学上的解决方法，而这其中有着同样的原理：它们都是系统内部所产生的反常病症，都已某种反作用的毒性，阻断社会体所受到的政治管制以及相对短暂的生物体所受到的管制。
在病程早期，相异性发挥它的邪恶本领，呈现为事故、故障、缺陷等形式。而病程后期的形式，呈现出病毒性和传染性，这种病毒性感染整个系统并无可抵御，因为正是系统的继承本身产生了这种变异。
病毒之所以占领某个身体、某个网络、某个系统，是由于系统清除了自身所有的否定元素，并且分解成一些简单元素的组合。这是因为，那些回路、那些网络成为虚拟的存在、非身体，以至于让病毒在其中肆虐；这也是因为，那些“非物质”的机器远比各种传统机器更容易受到侵害。虚拟性与病毒性相伴而生。这是因为身体本身变成了某种非身体、某种虚拟机器，导致受到病毒侵占。
所以说，艾滋病（与癌症）成为现代病理学何所有致命毒性的原型，这是合乎逻辑的。我们因为将身体交由假体、交由各种基因改造的幻想，使身体的各种防御系统发生瓦解。于是，这样的身体变得分形化，去增殖它的各种外在功能，同时从内部增殖自身细胞。身体开始发生病灶转移：身体内部的、生物的转移、以及与此对称的各种身体外部的转移，即各种假体、网络以及分支。
在病毒的维度下，是你自身的抗体将你击垮。使生物自身的白血病，将它的各项防御瓦解，这恰恰是由于它完全脱离了各种威胁和逆境。彻底的预防，就是致命的。人们正是没有理解这一点，才像应对传统疾病那样使用药物去治疗癌症和艾滋病，而这些病症，恰是源自预防和药物的功绩，源自各种疾病的绝迹，各种病原体形式的消除。我们面对的是第三种病理学，对于它，任何上一代（人们在那时只用考虑可见的诱因与机械性的结果）的药物都是无效的。突然间，所有疾病的源头似乎都成了免疫缺陷（就像所有暴力的源头似乎都成了恐怖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病毒的供给与策略已经接管了无意识的工作。
鲍德里亚的病毒学的弱点
—— 节选自《倦怠社会》
文/韩炳哲
译/王一力
每个时代都有其占据主流的疾病。例如历史上的细菌时代，随着抗生素的发现而走向终结。尽管我们对于大型流感仍然怀有强烈的恐惧，然而如今我们已不再身处病毒时代。有赖于免疫科学的发展，我们已经摆脱了这一历史阶段。从病理学角度来看，21世纪伊始并非由细菌或病毒而是由神经元主导。各种精神疾病，如抑郁症、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S）、边缘性人格障碍（BPS），或疲劳综合征（BS）主导了21世纪初的疾病形态。它们不是传染性疾病，而是一种梗阻病，不是由免疫学上他者的“否定性”导致的，而是由一种过量的“肯定性”引发。免疫科技以抵御外来者的负面影响为基础，从此失去了往昔的地位。
20世纪是免疫学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内外、友敌、自我和他人之间存在着清晰的界限。冷战也遵循了这种免疫学模型。20世纪的免疫学范式中充斥冷战话语，由一种严格的军事化规则控制。攻击和防御主导者免疫学式行动。这种免疫学原则超越生物学范围，到了社会领域，最终蔓延至整个社会层面，一种盲目性被烙印其中：对一切陌生之物，都采取防御措施。免疫防御的对象即使这种陌生之物。即使陌生着毫无恶意，即便他不会产生任何威胁，仍然会基于他的“他者性”而受到排挤。
近年来出现的种种社会理论，都明显以免疫学诠释模型为基础。免疫学话语的流行并非意味着，当今社会比过去更加受制于免疫学原则。一种范式自身成为反思的对象，这往往标志着该范式的衰落。近年来已经悄然发生了一场范式的转移。冷战的结束就发生在这场范式转移的进程中。
当今的社会状况，更加彻底地摆脱了免疫机制和防御模式。他者性和陌生性的消失标志着这种转变。他者性是免疫学的根本范畴。一切免疫反应都是面对他者的反应。现在“差异”取代了他者，不再引起免疫反应，后免疫学，后现代式差异不再导致疾病。在免疫学层面上，它们是等同的。
过去，在陌生者的刺痛下，产生激烈的免疫反应，如今这在差异性中消失殆尽。陌生者被弱化为一种消费用语。陌生性让位于异国情调、游客们在旅行中寻觅它的踪迹。又可或顾客不再是免疫学式主体...如今所谓的“移民者”不再是免疫学上的“他者”，也不是具有真正危险性，引发恐惧的“陌生人”。移民或难民更多地被视为一种负担，而不是威胁。电脑病毒问题也不再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
免疫学的基本特征是否定的辩证法。免疫学上的他者是否定的，侵入自我个体并试图否定它。如果自我不能够反过来否定侵略者，它将在他者的否定下走向灭亡。通过这种否定之否定，完成了免疫学上自我持存。自我抵御了否定性的他者，从而确立自身。预防式治疗，即注射疫苗，也同样遵循了否定的辩证法。一小部分他者被允许进入主体，由此出发免疫反应。否定之否定，这种情况不导向死亡，由于免疫反应并未与他直接对峙。人们甘愿对自身施加少许暴力，为了避免更大的、致命的危险。他者的消失意味着，我们生活的精神疾病也遵循一种辩证逻辑，但并非否定的辩证，而是肯定的辩证。它是一种由过量的肯定性导致的疾病状态。
暴力不仅源于否定性，也源于肯定性；不仅来自他者或者外来者，还来自同类。鲍德里亚明确指出这种肯定性的暴力，他写道：“谁依靠同类存活，也将由于同类而死。”鲍德里亚还论及“一切现存体制的肥胖症”，包括信息、交流以及生产系统。目前尚不存在针对肥胖症的免疫反应。然而鲍德里亚却从免疫学角度描述了同类的极权主义，这也正是其理论的弱点，“这绝非偶然，人们现在如此频繁地讨论免疫、抗体、移植和排泄物。在一个匮乏的时代，人们专注于吸收和同化。而在过剩的时代，问题是如何排斥和拒绝。普遍的交流和信息过剩正在威胁全体人类的免疫机制。”在一个由同类控制的系统中，只能在一种比喻的曾米娜上谈论免疫反应。从严格意义上讲，免疫反应仅针对他者和外来者。同类之间不能产生抗体。在一个由同类控制的体系中，增强免疫反应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必须区分免疫式和非免疫式的排斥反应。后者来自过量的同类、过剩的肯定性，否定性并未参与其中。它也不是一种排他反应，这种反应需要免疫学上的内部空间为前提。相反，免疫反应则不取决于数量，它只针对他者的否定性。免疫学主体为了保护其内部空间而抵抗他者，将其排除在外，无论他者的数量多么微不足道。
由过度生产、超负荷劳作和过量信息导致的肯定性暴力不再是“病毒性的”。免疫反应无法与之沟通。由过量肯定性引发的排斥反应不等同于免疫反应，而是一种消化神经上的功能异常和障碍。由于过量导致的疲乏、困倦和窒息感也并非免疫反应。它们都是神经暴力引发的现象，由于它们不是由免疫学的他者所致，因此是非病毒性的。鲍德里亚的暴力理论中充满了论证上的偏差和混乱，因为这种理论试图用免疫学方式描述肯定性或同类的暴力，尽管没有他者参与其中。他写道：“它是一种病毒性暴力，一种网络的、虚拟的暴力。一种温和的却具有毁灭性的、遗传学的、交流式的暴力；一种对立双方共识的暴力...这种暴力是病毒性的，因为它并不正面作战，而是通过传染，连锁反应或消除一切免疫力来侧面进攻、和否定性的、历史上的暴力不同，这种暴力通过过量的肯定性发挥作用，如同无止境地蔓衍、生长和专一的癌细胞。在虚拟世界和病毒传播之间存在隐秘的关系。”
按照鲍德里亚的敌对关系谱系学，第一个阶段的敌人以狼的形象出现。他是一个“外部的敌人，法以供给，人们通过修建防御工事和城墙来阻挡敌人。”在第二个阶段，敌人呈现为老鼠的形态。敌人在地下暗中行动，人们通过卫生措施将其清除。经历了第三个阶段即甲虫阶段之后，敌人最终以病毒的形式出现：“第四个阶段是病毒，它事实上活动于第四维空间中。人们很难对抗病毒，因为它们位于系统的中心。”
由此产生了一个“幽灵般的敌人，弥漫于整个空间，如同病毒一般四处渗透，侵入每一处权力的裂痕之中。”病毒性暴力从各自的独特性出发，作为沉睡细胞如恐怖分子一般潜伏在系统中，并试图从内部侵蚀整个系统。恐怖主义成为病毒性暴力的主要形式，在鲍德里亚看来，这也构成了个体对全球化发起的暴动。
敌对关系即便采取病毒形式，也依然符合免疫学模式。危险的病毒入侵系统，按照免疫机制的运作方式，系统将病毒入侵者击退。然而敌对关系的谱系不等同于暴力的谱系。肯定性的暴力不需要一种敌对关系作为前提，相反，它正产生于一个宽容、平和的社会。因此它比病毒性暴力更加隐蔽。
它存在于一个缺乏否定性的同质性的空间内，没有敌我、内外、自我与他者的两极对立。世界向肯定性发展，由此产生了新的暴力形式。
它们不再来免疫学式他者，而源于系统内部。正是基于它的内在性，免疫反应对它失去效力。这种神经暴力将导致精神上的梗阻，是一种内在的恐怖。它完全有别于那种由免疫学的他者引起的恐慌。美杜莎是最极端形式的免疫学上的他者。她代表了一种极端的另类形式，以至于人们一旦正式她的颜面，便走向毁灭。神经暴力则取消了一切免疫学表征，由于它不含有任何否定性。肯定性暴力不是剥离式，而是饱和式；不是单一排他，而是兼收并蓄。因此，人们不能直观地感受到这种暴力形式。
病毒、妒羡、书写
—— 节选自《割礼忏悔》
文/雅克·德里达
译/乔迎舟
...痂，哦我的妒羡，并且只要我还没有理解你，换句话说，缝合你，哦我的妒羡，当痂在血液上关闭以形成一个新的皮肤，只要我还没有从你开始爆炸之时理解你，我的妒羡，从你揭露了在最坏情况下的我身体的燃烧鲜活的内在之时，把这种糟糕的身体和痛苦缠扭在一起，这痛苦就像这张脸在最近三天里（1989年6月28日）始终在一张丑恶的鬼脸中瘫痪着，我清醒的鬼脸，只有一只眼睛睁着，并且在我几个月前提及的病毒的影响下被固定，回想起病毒将会始终成为我作品的唯一主题，“病毒是永恒的”，并且我那时讨论电脑病毒也讨论艾滋病，只要我没有写一本文献来标记（marking）我的妒羡的起源和结束，关于一个无可置疑的基础或我的妒羡的我思（Cogito），或再一次书写《一个母亲的忏悔》，我的生活将彻底失败并且我什么也没写，再见了！拯救，不可治愈的面部瘫痪，面具，虚伪，难以了解的伪证罪，黑眼镜，水倒流回我的嘴里，出于残疾的愤怒，增殖（multiplication），在我母亲的身体和我的身体上，关于痂，关于词与物，我太热爱词了以至于我没有属于我的语言，只有失败的痂...（18）
...我或许很快会死，我和如此多的抗体相斗争，反对死亡的比赛比我和以斯帖之间的比赛更有力地再一次开始了，但我爱她，这里的异延（differance）就是如果我比她先离开那么她将对此一无所知，她让我昨天在Charcot演讲剧院（Charcot可能是指一位神经学家——译者注）Salpetriere医院（一家13世纪的教学医院——译者注）再次出发，属于我的他的东西，属于他的我的东西，那个尝试去暗示，尽管我并不知道，即这个“病毒”“面部瘫痪”“寒性神经末梢”（frigore peripheral）都曾是我的错误，尽管我曾经寻找过其他东西，在他之前并且要比，我的种种错误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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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廖曦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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