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新中国语境下的“黑、白、黄”三色人种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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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应政治宣传所需而生产的图像中大量使用了简洁、有力的图式。以黑种人、黄种人、白种人三种肤色人种形象为要件的图式是最早被固定下来的图式之一。具有代表性的宣传画如《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保卫和平！》，是由就职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陈冠华在1959年为庆祝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成立十周年而创作的，并由上海人美社在当年3月出版发行。通过考察1959年前后的图像，我们发现，类似图式的作品开始成批出现，且都表达相似的主题，如《全世界妇女团结起来 保卫和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大团结万岁》以及中国邮政在1959年发行的纪字第63号邮票[1]等。这批图像的出现标志着“三个肤色人种”图式的确立。
除了频度，图式确立的认定还有两个显见的标准：该图式的构成要素是否具有稳定性；该图式的传播是否具有广泛性。根据上文提到的5幅图像，该图式的稳定要素包括：人物身着蓝色工装背带裤；和平鸽和橄榄叶；三个肤色人种间存在紧密关系和以三个人物形象的并排或环状排列形式表达亲密团结。在传播方面，这些图像的载体或为宣传画、或为邮票、或为期刊，都具有全国性的传播力度。此外，《全世界无产者大团结万岁》的创作者为上海工人，是业余美术爱好者，说明该图式已被专业美术创作群体以外更广泛的创作者所掌握。
将这个图式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爬梳并明确这些图像与图像传达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许多问题，如，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的图像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形式感强烈的图式？这种图式的来源是借用外来还是本土创造？什么时候被固定下来，是1959年？为什么是1959年？经历了怎样的建构过程？与这种图式成组出现的往往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保卫和平”一类文字，与之相关的是哪些政治话语和历史信息？“三种肤色人种”所象征的是什么？不同肤色人种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问题编织为一条线索，帮助我们解开常识化了的简单图式所隐藏的复杂意涵。
“蓝色工装背带裤”的政治隐喻
身着“蓝色工装背带裤”的形象在“二战”时期就已广泛出现，比如在一幅加拿大军队的募资宣传画中，士兵形象和他的反法西斯盟友（身着蓝色工装背带裤的形象）正合力剿灭法西斯势力。而西班牙的宣传画中，一名士兵和一名身着蓝色工装背带裤的人物并肩站立，数字“1937”意指二人所面对的是西班牙国内的法西斯力量。
在苏联的视觉遗产中，这一形象以更为高大的形式出现。曾矗立在法国巴黎国际博览会苏联展馆顶部的雕塑《工人与集体农庄女社员》（Worker and Kolkhoz Woman，1937）中的苏联工人形象即身着蓝色背带工装裤，表明该视觉形象意义的固化。在当年的宣传海报中也使用了这件雕塑的照片，标语“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士们致以问候！”给图像下部的群体形象以界定，不同肤色、民族、国家的反法西斯战斗者，都被位于画面中部、手持红旗的苏联战士所引领。苏联无产阶级工人形象、黑种人、黄种人、白种人，这些形象最晚在这时就已建立起联系了。
这是否就是1959年这批图像中身着“蓝色工装背带裤”人物形象的来源呢？在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生活中，苏联的工人装——蓝色背带裤是流行一时的款式[2]，1954年的宣传画《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展现了当时上海的服饰流行状态：画面左下黄金分割点处就是一位身着工装背带裤的青年女性形象，与她身边挽手而行的身着民族服饰、农民服饰的女青年等共同代表不同的政治身份和阶级属性。不仅在大城市，在一幅50年代拍摄赣南地区新式监狱的新闻图片中，一位男性就身着这种背带裤，可见这种服装在当时流行程度之广泛。从图像传播角度，可以看到在1956年的宣传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国际团结》中处于中间位置的苏联工人形象正来自苏联1950年的宣传画《我们要和平！》，这幅画被选入供中国宣传画画家学习参考的《苏联宣传画选集》[3]当中。因此可以认为，在1959年，这种“蓝色工装背带裤”的人物形象已经被中国的画家们所接受和掌握了。其表达“无产阶级”属性的符号功能在50年代，特别是在1955年以后大力宣传毛泽东“两论”[4]的背景下，得到中国画家的充分重视，被大量使用。
那么，为什么这个象征无产阶级的符号会在以“保卫世界和平”为主题的图像中反复出现？“无产阶级”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关联是什么？
冷战格局形成后，国际上兴起了声势浩大的“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保卫世界和平运动虽然具有全球性质，……但这场运动有着非常鲜明的预设立场，它针对和抨击的是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5]在最早举行的波兰和平大会（1948年8月29日）上，大会最末讨论宣言，斥责英美帝国主义是唯一威胁和平的势力，以423票表决通过。也就是说，在这场声势浩大的保卫和平运动中，“和平”的对立面不仅是战争，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剥削阶级”。追根溯源，保卫世界和平运动是应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号召而展开的，而该情报局又是由苏联领导欧洲九国共产党而建立的。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质。
“和平鸽”从哪里飞来？
“和平鸽”是和平的象征，在今天已成世界性的常识，这个符号出现在保卫和平题材的图像中，似乎顺理成章。但是，鸽子是如何成为“和平鸽”的？毛泽东时代图像中的“和平鸽”是从哪里飞来的？这些问题值得稍加探讨。
1949年10月2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成立仪式。会上通过的《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宣言》是建国后第一次对“保卫世界和平”这个概念的系统表达。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就非常重视对“和平”话语权的掌握，在紧张的国际局势下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更有强调“和平”的必要。此外，“一边倒”的政策，也是新中国拥护并积极参与到这个由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活动中的重要因素。
在这个时期的图像中，“保卫世界和平”尚未成为重要的题材。1950年出版的《一九五〇年新年画选集》收录了一幅名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游行》[6]的新年画。这是最早传达“保卫世界和平”信息的一幅作品，表现形式也较简单，用地球模型表现“世界”，用“和平鸽”表现“和平”，再辅以文字给予强化。相似的图像还有1951年的年画《庆祝胜利新年》[7]和同年的宣传画《庆祝国庆》[8]。这些图像中明确使用了“和平鸽”这个象征符号，其来源是毕加索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创作的“和平鸽”形象。40年代末开始的几次世界和平大会使用的和平鸽图像也都是同一来源，显然新中国承袭了世界和平大会的传统。经过《保卫和平》[9]刊物的介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各次和平运动中，都可以见到毕加索创作的各种和平鸽形象。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26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和中国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合并，改组成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席，成为中国的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领导机构。在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下，抗美援朝、反对美国侵略和保卫世界和平立足于共同的政治诉求。在这股浪潮中，“保卫和平”成为频频出现在《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中的醒目标题和流行话语，各地展开多种宣传保卫世界和平的群众运动，自然也影响了当时的文艺创作。
世界上发行量第二的宣传画印刷品《我们热爱和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其作者阙文在画面中使用和平鸽也受到毕加索的启发[10]。而与此前不同的是，在特殊的战争背景下，“和平”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与新中国的人民又一次发生直接的关联，成为每一个中国人最真诚的呼唤。所以在这一时期的图像中，出现了大量表现和平鸽的作品——和平鸽飞到了中国人的身边。这些图像还印在明信片、手绢和茶叶盒上，在抗美援朝士兵和老百姓手中广为流传。另一方面还出现了“民族化的和平鸽”图像，最有名的当属齐白石创作的《和平》和由他主导、集体创作的《和平颂》[11]。以国画为载体绘制和平鸽，以及把和平鸽与传统中国纹饰、纹样结合起来等方式，都体现出一种和平鸽图像民族化的全新特点。
谁来“保卫世界和平”？
这是一首流行于抗美援朝时期青年人中的苏联歌曲《保卫和平之歌》，充满了团结一致保卫和平的乐观精神。然而，不知道在彼时吟唱这首歌的中国青年们是如何理解歌词中的“我们”的？这个保卫和平的主体——“我们”究竟是谁？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签订，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在中国语境下的背景陡然变化。然而在这之后，“保卫世界和平”题材的图像却并没有回到战前的状态，而是逐渐建构起了“三种肤色人种”的图式。这一建构过程是如何演进的？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图式？
如本文最初分析的那样，这个图式在1959年前后被固定下来，而在此之前，曾有一次使用了这一图式构成方式的重要的创作，这件作品及其作者还被刊登在《人民画报》1955年7月号的封面上。[12]《我们歌唱友谊》以三个青年女学生为造型主体，并以女学生的面部造型特征、发型头饰以及服装来刻画三人不同的种族属性，从左至右分别是黄种人、白种人和黑种人，三人亲密地围坐在一块石头上，欢快地歌唱“友谊”。
封面说明文字中提到的“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会”，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合纵连横，扩大社会主义文化影响的举措之一。《我们歌唱友谊》这件作品的构思与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视觉象征——盟徽有着密切联系。盟徽的主体由“黑、白、黄”三种肤色人种的侧面像以平行排列的方式构成，这个图式曾经随1950年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团访华，走遍了中国的诸多大城市[13]，在新闻媒体和宣传出版物上反复出现。有理由相信《我们歌唱友谊》的作者通过某种途径获取了这一构成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这组雕塑中的黑人少女形象，不同于以往漫画、宣传画中的黑人形象，塑造得非常生动准确，使得观者在缺失色彩作为肤色判断依据的条件下，依然能辨识人种。1955年之前，来到中国的非洲黑人不多，不能确定创作者画过黑人的速写或见过黑人，但从创作的形象准确度看，起码需要有黑人照片作为参照。根据资料分析，这个黑人图像的来源可以有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创作者之一时宜在访谈中讲到她建国前，就读于北京的教会学校，时常翻阅美国《生活》杂志，看到过黑人照片。另外，1950年，《人民画报》丛刊出版的第一本书《和平战胜战争》的封面为三种肤色人种女性并肩站立的摄影图像，其中黑人女性形象特点突出，宽鼻翼、高颧骨、微卷盘发，与雕塑中的黑人女性形象特质一致，可以推测两者之间的关联性。照片与雕塑中的白人形象也存在共性，发型、脸型、面部结构都较为相似。黄种人形象发型不符合青年学生的特征，在雕塑中有所调整。《我们歌唱友谊》及其创作者共同作为美术行业的代表登上了《人民画报》封面，在美术界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后来者在创作同类题材作品时会受到鼓舞，沿用其构思方式是合乎情理的。
1959年，时值世界和平运动十周年，国内广泛开展纪念活动，生产出大量保卫世界和平题材的图像。图像中三种肤色人种构成的图式成为主流。至此，该图式正式被确立下来，并与“保卫世界和平”题材建立了稳定联系。这种稳定联系在1959年大量出现，并在创作和传播中发生了一些转化。在一部分图像中，三个人种的具体人物形象都被省略掉，而直接使用三种肤色的手臂等象征性符号，说明这样一种认知已形成广泛的基础，无论创作者还是观看者都可以从有限的形象信息中读取到背后的政治涵义。除了抽象化的表现手法，还有一个相反的趋势，即加强对人物形象的细节刻画。以《母亲——和平万岁》为例，画面中的黑人母亲上身着贴身汗衫，下装着黄色、棕色条纹的裙装“巴依”，头上做前扎花的“包头”[14]，这是典型的黑非洲地区妇女着装；白人女性面部和发色表现出俄罗斯和东欧女性的特征，身着50年代苏联流行的衬衫和扎腰短裙；中间的黄种人形象则身着中国人身份象征的旗袍。这些具体化的描绘规定了每个人种的民族和国家属性。黑人不是美国黑人或拉丁美洲黑人，而是非洲黑人。白人不是英美人，而是苏俄与东欧人。黄种人不是日本或东南亚人，而是中国人。在人种属性的基础上再限定以阶级身份和国族身份。这与1955年中国在亚非会议后力图在殖民地地区发挥更大作用是有关联的。这样一来，黑人形象就同时具备了平等的人种关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反帝统一战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双重意义。
这个图式演进的过程，其实就是“保卫世界和平”中的“我们”建构的过程。这个“我们”在字面上被表述为“全世界人民”或“全世界无产阶级”，但事实上，这个“我们”的内涵在1949—1959年的图式建构过程中透露出了更丰富的信息。创作者以图像的创造和变化始终在改变保卫和平主体，即“我们”的定义。
在这个主体的定义中，最重要的是对“人种”概念的取用及强调。这个图式最基本的信息就是不同人种间的平等关系。在中国，“人种”概念在晚清时舶来。光绪十八年（1892年），《格致汇编》第七年第三卷（秋季）刊载了《人分五类说》一文，图文并茂地展示了“西国常以人分五类”[15]，指出“各国各地人之形体性情容貌颜色亦有大不相同之处”，“以肤色分之”则为黄人、白人、黑人、棕人、红人。不少学者认为，《人分五类说》是近代西方人种分类说传入中国可考的第一篇文章。[16]而毛泽东对“人种”问题的关注亦从早期便开始了，在1919年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他列数了许多他“认为有研究价值续行加入之问题，为本会研究之问题”，其中第十七即为“人种平等问题”。毛泽东对人种平等问题的关注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在种族和殖民主义问题上的观点，是对因人种差异而引起的不平等提出的反抗。而延安时期，这种人种平等的观念已得到广泛的传播，据韦君宜回忆，当时的延安还流传着一首苏联歌曲：
“无非人种黑白棕黄红”说明人种的平等地位，但这种平等的前提是“有这称呼”——“同志”，即有着共同的无产阶级革命志向的彼此友爱的共同体成员。
建国后，毛泽东在一些谈话中表述了他在社会主义时期对“人种平等”问题的看法：“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不行，是有色人种。他们说有色人种就是不行的，是成不了事的，是不讲卫生和不高尚的。我们这个人种似乎和你们非洲人也差不多。西方人也说你们不行，但又不帮你们发展工业，你们就是发展一点工业，也是属于帝国主义独有的。所以我们和你们地位相同。”同时，他认为要破除迷信，这迷信就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认为西方世界很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是不行的……我们怎么不行呢？我相信，白种人可以干的事，我们都可以干，而且可以比他们干的好些。因为他们人数少，只有几亿。并且对白种人更要加以区分，他们并不都是坏人，只有十分之一的坏人，十分之九是好人，或者他们暂时受人欺骗，不觉悟，总有一天会觉悟起来的”[18]。
此外，在种族平等的问题上，中国人和苏联人之间还有一种黄种人与白种人的紧张关系。尽管苏联的政治纲领申明种族平等，但历史上俄国人有着歧视黄种人的传统，19世纪俄国探险家普哲瓦斯基（Nikolai Przhevalsky）把中国人描述为缺乏信誉、怯懦和懒惰的人[19]，甚至在1935—1938年间，苏联还曾对远东华人进行种族清洗。[20]从中国人的角度出发，争取种族平等的对象不仅针对欧美的白种人，同样也针对苏联白种人。
“三种肤色人种”图式最终被选用，最重要的原因与标准是“中国人民”形象在图像中的表达，这当然是为了说明“中国人民”为保卫世界和平所发挥的作用。在抗美援朝前，中国人在图像中围绕着“苏联老大哥”这个中心，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阵营中的一员，作为“保卫世界和平”的一份子，某种意义上是苏联的“小兄弟”。战争开始后，中国人成为“保卫世界和平”前沿阵地的战士，反帝阵营的其他成员是支持中国人战斗的后援力量。而从1955—1959年，中国人形象被突出和强调到与苏联人形象同等的位置之上。“中国人民”形象的意义外延被扩大为“黄种人”的代表，代表着进步的“黄种人”和独立了的“亚洲民族”来“保卫世界和平”。这一时期中国人对自身在世界格局中所期待的角色通过建构一个稳定的图式表达了出来。
“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三种肤色人种并置的图式，在中国初步形成于1955年，并在1959年被确定下来。直到今天，中国的宣传性图像依旧在沿用这一图式。这个图式来源于二战后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呼吁“种族平等”的产物。与该图式直接相关的历史背景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各种与“和平”议题相关的活动，如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世界民主青年和学生大会等。中国正是通过参与这些活动才开始接受和使用这一图式。这一图式进入中国后，得到了本土化的发展。首先是借助中共的官方媒体将这个图式广泛建立起来，随后在其中加入了符合中国需求的元素和信息。比如，以中国人形象代替泛化的黄种人形象，对黑色人种形象进行国族属性的界定等。
这个图式在中国的建构和确立过程，实质上是明确“保卫世界和平”的主体身份的过程。从最初的暗含种族平等观念的、泛化的“世界人民”演化为由“中国人民代表的黄种人、苏联东欧人民代表的白种人以及非洲人民代表的黑种人”共同组成的“世界人民”来保卫和平。同时，该图式的建构同样体现了毛泽东时代的“种族平等”的观念与诉求，其中也包括反对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方阵营内部白种人的种族偏见。以上两点，是该图式在中国得以建构的直接原因。此外，促使该图式在中国发生演变的重要动因是中苏关系的变化，因此该图式也是中苏关系从亲密走向破裂的例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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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纪-63号邮票，发行量为149.5万张。发行日期为1959年7月25日。由刘硕仁、韩象琦设计，唐琳坤、高品璋雕刻。北京邮票厂印制，邮电部发行。
[2] “一些苏联风格的服装也在北京出现，如苏联工人的鸭舌帽、哥萨克式侧立襟衬衣、仿苏联坦克兵服装设计的‘坦克服’，背带裙、背带裤等。”宋卫忠、蒋方：《当代北京服装服饰史话》，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 第44页。
[3] 《苏联宣传画选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54年版，第143页。
[4] 1956年，面对国际国内形势，中共相继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一论”）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再论”），一般合称“两论”。“两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对苏共二十大和国际共运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表明了态度，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要求。主旨是为了澄清国际共运中出现的思想混乱，加强国际共运的团结，回击帝国主义掀起的反苏反共浪潮。但由于中苏两党在斯大林的评价等问题上存在不同认识，最终演变为60年代的公开论战。
[5] 杨丽君：《“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东方阵营应对西方冷战的意识形态行为》，《黑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6] 由上海画家杨俊生创作，带有老上海招贴画的技术特点和风格。发表于《一九五〇年新年画选集》，由荣宝斋刻印出版。
[7] 姬寿彭作，收录于《一九五一年新年画选集》，荣宝斋刻印出版。
[8] 黄均作，收录于《1952年新年画样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9] 《保卫和平》杂志根据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一届会议决议创办于1951年6月，以13种文字在全世界25个城市出版。1951年4月，担任常驻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的萧三，把国外即将出版《保卫和平》杂志的广告寄给茅盾，商议由茅盾在国内组织稿件。这本杂志几乎每期都会出现和平鸽和地球符号，同时还曾刊发许多毕加索创作的和平鸽画稿。
[10] “1952年儿童节前夕，当时《人民日报》的编辑阙文负责‘我们伟大的祖国’图片栏目。根据周恩来总理‘我们热爱和平，但也不怕战争’的精神，《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找到阙文说，抗美援朝的第5次战役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当前的形势是要求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争取保卫和平，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够制止战争，才能保卫我们的下一代。阙文接到任务后，联想到毕加索的名画《和平鸽》，时逢儿童节，于是他得到灵感，决定用儿童和鸽子来表现‘和平’这一主题”。参见朱悦华：《三张经典老照片的故事》，《中国报业》，2014年第19期。
[11] 两幅作品分别发表在《人民画报》1950年第11期和1952年第10期。
[12] 封面文字说明：“‘我们歌唱友谊’——中国青年给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献礼之一。雕塑者：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时宜（23岁，右），张德蒂（22岁），史美英（21岁，左）。（彭华士摄影）”，参见《人民画报》1955年第7期。
[13] 中国青年作为世界青联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在建国初与该组织有过积极的交流和参与，如邀请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团访华，参观走访哈尔滨、长春、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15个城市，在国内形成巨大影响。
[14] 巴依和包头，分别是黑非洲妇女的主要服饰和头饰。巴依由各种图案和颜色的三块花布组成，长短不齐束于腰间。包头的头巾一般采用白色、红色以及各种花色图案的纱布、平布或绸布。
[15] 1781年，德国教授约翰·布鲁门巴赫（Johann Blumenbach）根据颅骨测量研究结果，将人类划分五大人种。今天惯常使用的，即“三色人种”图式，采用的是1946年以后流行开的人种分类方法，由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胡顿 (E.A. Hooton) 提出。
[16] 近年新的研究成果认为以体质来划分人种的近代西方人类学知识在道光年间就已在中文世界陆续流传。张晓川，《晚清西方人种分类说传入考辨》，《史林》2009年第2期。
[17] 章永乐：《四海之内皆兄弟：近代平等政治中“五伦”话语的突变》，《现代哲学》2015年第6期。
[18] 《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1960年5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
[19] Sergey Radchenko, Two Suns in the Heavens:The Sino- 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1962-1967,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9, p.118.
[20] Terry Martin, “The Origins of Soviet Ethnic Cleansing,”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0, 1998, no.4: 815.
2020.7-2020.9
“媒介跃进与边界后进”是一个线上的系列活动，包含讨论和写作两部分，我们诚邀十一位研究者，从媒介技术史、摄影史、视觉文化以及当代艺术的角度，呈现有关技术、图像与视觉的辩证思考机制，展现媒介的多时间性及其政治历史维度。
泰康空间在关注多媒介的基础上，尤以摄影为个案，持续考察其艺术价值、媒介特性，以及在中国宏观社会发展中的历史意义。近些年，其学术视野亦从摄影扩展到更广泛的媒介与技术研究领域，兼顾从当代视角重新审视历史，以及根据历史重新理解当代的两个路径，注重思考艺术与人类技术发展间的关联和相互影响，形成有迹可循、逐步深入的系列项目。2018年的“开放源系列工作坊”邀请在艺术、科技、哲学、文化研究等多领域的研究与实践者围绕媒介技术等话题分享多元性的思考。此次的系列活动是对媒介的历史性与政治性问题做进一步的观察与探究。
本文另一版本曾发表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1期。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泰康空间”，感谢“泰康空间”授权海螺社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张翠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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