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行坤｜生产性主体、数字泰勒制与工厂专制主义——拼多多背后的“社畜”问题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小镇读书会 Author 小镇
以下文章来源于小镇读书会
讲座回顾
1月23日，王行坤老师为小镇读书会作第1期主题讲座。讲座主题是“生产性主体的批判：拼多多事件背后的‘社畜’问题”。下面是讲座主要内容，小镇读书会特编辑整理，以飨读者。
01
生产性身体与生产性主体
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先分享一句话。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里说：“没有一座文明的丰碑，不同时也是一份野蛮暴力的实录。”这是一句非常辩证，也非常写实的话。用在今天这样一个看似非常先进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也是非常贴切的。这个时代的技术进步虽然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惊喜，但因为这样一种进步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的进步，所以它又造成了一种非常野蛮暴力的现实。
在分析拼多多事件之前，我们先引入两个概念：生产性身体和生产性主体。《生产性身体》是两个法国学者在1972年初的一本书。在福柯1975年出版的《规训与惩罚》里，他特别谈到了这本书，并借鉴了生产性身体这个概念。在生产性身体这本书里，两位作者区分了现代人的三个身体，第一个是我们所谓的生物性的身体。这个是我们私密的身体，是为了维持生命的再生产所进行的活动。第二个是社会性身体，这个身体是通过我们的职业所表现出来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农民、工人或是一个教师，这是一个社会性的身份。通过这个身份，我们可以获得一些社会的承认和认同，这个身体是可见的。这两种身体是自古以来都有的。
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出现之后，才出现了一种新的身体，叫做生产性的身体。这种身体是在生产空间里面被资本所吸纳的身体。在马克思那里，所谓的生产性劳动就是被资本所雇佣的、所吸纳的劳动。这种身体的出现导致了一系列的后果。为了说明生产性身体的特殊性，我们可以比较下封建社会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第一，在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中，劳动者和劳动力的关系是结合的。领主不会对农奴的劳动过程进行干涉，农奴要用什么样的工具进行劳动、如何劳动，领主都是不干涉的。但是在劳动力被资本雇佣之后，劳动力即劳动能力不再属于直接劳动者，资本为了提高效率，开始对劳动力进行调解组织，对劳动过程进行分割，后来就出现了所谓的泰勒制生产方式。
第二，封建生产方式中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区分是比较清楚的。农奴为自己干完活后，要为地主提供一定的劳役和地租，这两部分的区分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就混在一起了，所以就造成了工人阶级很难认识到所谓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到了马克思那里，他才用科学的方式把它揭示了出来。
第三，剩余劳动量在封建社会中是有限的，领主不会对你敲骨吸髓。反倒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剩余劳动量开始变得没有限度。资本家剥削工人有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两种形式。为了生产绝对剩余价值，资本家会无限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同时，它也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它的相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量是没有限度的。
我们知道，劳动者出卖的是自己的劳动力，即所谓的labor power，而每个人的劳动力都包含者一定的所谓的劳动能力，即labor capacity。这个劳动能力其实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我们所拥有的劳动的潜能。尽管在大学阶段我们可以发展出很多兴趣来，即拥有多种潜能，但是当我们进到公司里面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很多能力是用不上的。因为很多劳动潜能不能够被转化为生产力，企业只需要我们某一方面的能力，只需要把我们某一方面的潜能的转化成生产力。
那么此时的劳动者，只剩下生产性的身体和生物性的身体，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人肉电池，而社会性的身体就趋于消失了。以外卖员为例，外卖员是在社会上送货的，可能工作10个小时以上，但他在社会上呈现的并不是社会性身体，而是生产性的身体，即被资本所吸纳的身体。在社会层面，某种意义上他恰恰是不可见的。
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基本就只剩下了被资本的所吸纳的生产性身体——这个身体表面上属于劳动者个体，但实际上从属于资本，服务于资本的自我增殖，以及我们回到家之后来维持我们再生产的生物性身体。我们的社会关怀以及和这些东西相关的社会性的身体，就基本上消失了。所以它的逻辑结果，就是要求劳动者的生命时间全部转变为工作时间，从而为资本创造出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这两种身体所构成的就是现代的生产性主体。
02
生产性主体的绝对命令：本分
拼多多就是生产性主体的一个很好的案例。拼多多的老板黄铮在给股东的信里面有一句话，说拼多多的核心价值观是本分。本分这个词在当代不一定多么好听，因为说一个人太老实本分，可能就是暗指他能力不行什么的。在企业里边，当我们说一个人本分的时候，恰恰是说你这个人应该低头拉车，而不要管其他的，但问题出现的时候你应该首先背锅。这个词就代表了拼多多对于员工的生产性主体的绝对命令。
最近网上出现了一份拼多多前员工flanker《我在拼多多的三年》回忆。在这个回忆文章里，他就“翻译”了一下到底什么叫本分。他说本分就是强调员工遵守公司的一切安排——无论安排合理与否；强调不做任何与公司无关的事——即便是在休息时间；强调就是公司的一个包身工、一个雇佣兵、一个人肉电池，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也就是说，推出这个词的目的就是让你完完全全的地做一个生产性的主体，完全为了资本的增值而服务。
我觉得这个翻译还是比较到位的。他说拼多多是没有灵魂的，本分一词早已变为了老板奴役员工的工具。而且他们会私下调侃，说今天早上你本分了吗，是指“今天11：00你打卡了吗”；“中午要去本分吗？”指“中午在办公室吃还是去外边吃”；“今天晚上我不本分了”指“今天晚上我不加班，要早点跑了”。这些员工已经认识到这是奴役他们的一个工具，所以他们会采用一种非常戏虐的方式来面对这个词。
flanker还引述了他一个同事的一句话。这个同事说“在拼多多除了给钱之外，其他的事都不要多嘴，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要意外。”是不是会有一种2077感觉？这反映了它内部是一种非常工厂专制主义的管理方式。本分作为一种对员工的要求，其实可以说是生产性主体所体现出的社会人格的典型特征。
资本主义崛起不仅是因为客观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需要一个主观因素。这就是要求工人在主观上认同资本主义的一些主流价值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工作意识形态。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观念，现代资本主义是很难发展起来的。
在工业资本主义之前，这种工作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在封建社会里，人们对于工作其实是一种消极态度，因为他感觉通过信仰得救赎更重要。韦伯就谈到过传统主义的劳动态度：人们并非“天生”就像要赚的越多越好，而是单纯地过生活，过他们所习惯的生活，而且只要赚到足以应付这样的生活就好。近代资本主义开始以雇佣劳动制度来提升人类劳动强度、以提振其“生产率”时，总会遭到习惯了前现代生活方式的人的顽强反抗。资本主义所要面对的劳动阶层越是“落后”，其反抗的意志也就越越强。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从资本主义萌芽到现在，其实雇佣劳动者就一直不是很“本分”的。中国有研究者调查过非洲人的劳动态度，发现在非的中国企业管理者认为非洲人是非常“懒惰”的，没有我们现在这样一种工作伦理。其实，19、20世纪欧洲人面对非洲人、拉美人或者亚洲人的时候，也是这样一种看法。再往前推，在工业革命刚开始时，英国工人阶级、法国工人阶级也被当时的资产阶级认为是懒惰的、不听话的或者说不守规矩的。
所以资本主义首先要对劳动力进行驯化，要灌输一种劳动习惯。在15世纪主要是针对不愿进厂或者因为习惯无法进厂的流浪汉和乞丐进行各种各样的肉体惩罚。从17世纪开始，资产阶级就建立了拉斯普惠斯（荷兰）、贫民习艺所（英国）之类的机构，通过劳动纪律和习惯的灌输，来制造出驯服的生产性主体。弗洛姆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对这种主体做了一个概括：就是强迫自己去劳动、厉行节俭，甘愿把自己的生命当成他人达到目的的工具。禁欲主义以及强制性的责任感，已经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这是资本主义能够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观前提。今天我们在网络上有一句话叫“奋斗X”，这样一种人格可以说是非常贴切地描述了生产性主体的社会特征。
03
拼多多、数字泰勒制与“工厂专制主义”
拼多多事件出来后，“时尚先生”出来两篇特稿，《逃离拼多多的年轻人》和《拼多多员工自杀背后，什么在逼迫年轻人至死方休》。这两篇稿子的作者深入访谈了几个人。从这两篇文章里，我们能发现什么问题呢？
第一，数字泰勒制与白领的去技能化。《逃离拼多多的年轻人》一文中，访谈了一个叫小N的年轻人。小N说他所在的那层楼一直很安静，会议室基本不用，大家都埋头做自己的事情，就像富士康一样。它这个概括还是比较准确的。小N本计划在拼多多待两年，待两天后他就发现得尽早离开，太吓人了。
他说在拼多多，整块事情总是被拆成一个又一个小流程。员工走的是最中间的流程，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人能够完整做一块事情。在这种状态中，员工所获得的是平缓的成长曲线和日渐攀高的可替代性。他这个表述其实是非常贴切的，因为这就是泰勒制的逻辑。就是把整个流程给分割了，让每一个工人只负责一小块的流程。
所以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即便是所谓从事高技术工作的白领，他们的工作也在不断被切割，他们的可替代性也会日益变强。这样老板在与员工博弈的时候，就会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能够更好地压低劳动力成本。这是一个大趋势。这种现象不光出现在程序员圈子里，在像以亚马逊机器人为代表的众包平台里也是一样的。他把工作任务分包给不同的人，每个人能完成的都是非常小的任务，这就是数字泰勒制的表现形式。
第二，工厂专制主义。小N说在拼多多，只有领导一个人说了算，领导一个人打分，并把打分结果公开发给组内所有人。在这种一言堂之下，员工的自主性基本被消灭了。这种对自主性的消灭还表现在员工之间，拼多多不允许员工相互串联，不允许员工私下建微信群。员工之间只能在公司内部通讯软件“Konck”上沟通，所有人都是花名，合作再久可能都不知道彼此叫什么。
这样一种管理方式，可以说是非常充分地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工厂专制主义。资本主义管理方式从根本上来讲是非常专制的，尽管在政治上它可能会采用一种形式民主。恩格斯特地引用了但丁的一句话来描述这种专制：“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在《拼多多员工自杀背后，什么在逼迫年轻人至死方休》这篇文章里，一个员工说起了《1984》：“高度集权制，拒绝信息透露，在这种地方人是很压抑的，就像那本小说。”一般我们认为《1984》这部小说是反苏联反共产主义的，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认识到这种极权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会更全面、更充分。
第三，时间、自主性、亲密感、尊重相继消失。员工的工作时间不短增长，可能从白天一直干到凌晨12点，甚至凌晨三四点，他们感觉“我的时间消失了”。在企业独裁制之下，员工没有说话的权利，也没有对生产流程、管理流程来发表意见的权利，自主行为自然也就没有了。员工之间的亲密感也没有办法建立，也没有办法获得来自上位者的尊重，成为了一个彻底的生产性主体、一个彻底的人肉电池。
第四，工作的意义被掏空，劳动者的身体被摧毁。在前两年反996运动的时候，很多人说加班没什么，只要你把钱给够就可以了。这种观点没有看到人是一种追求意义的动物，我们很多的意义感都是来自于工作。而工作的意义恰恰是和工作的时间、自主性、员工之间的亲密关系、所得到的尊重和承认等等都是有关系的。如果说没有这些东西，工作的意义会被掏空，劳动者的身心也会被掏空。这种超负荷而无意义的劳动，会对劳动者身心造成极大的损伤。
04
反抗：路在何方
那么，我们今天应如何来应对这种劳动时间越来越长、基本劳动权利却得不到保障的状况呢？
前段时间《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996难言违法”。我们可以算一下，劳动法规定的每个月最长劳动时间其实也就是212个小时，但是按照996的话就意味着300多个小时，其实远超了这个劳动法所规定的。
所以我记得社科院有一个学者说过，劳动法成了没牙的老虎。法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者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它最终是取决于生产关系的。我们其实要看具体的这个生产关系。
劳动时间并不是一个常量，也并不是法律规定多长时间就是多长时间。因为企业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如果违法的成本很低，甚至说没有，那法律就是形同虚设。企业之所以违法成本低，归根结底还是劳动者相较于资本力量，处于弱势地位。
所以工作时间最终取决于劳资力量的对比。对此马克思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话，一方面作为劳动者有追求更短工作时间的权利，另一方面资本有追求更长工作时间的权利。那么在这两种同等的权利之间呢，力量就起到了决定作用。
如果说到反抗的话，在我看来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比较系统的反抗，要认识到劳动力的商品化问题，以及如何把劳动力去商品化。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劳动者主体的去生产化，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不去做这个生产性主体，可不可以不去习得生产性主体所要求的一些社会性格（比如说勤劳、本分）？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层面，即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劳动力商品化程度是和如下几个要素紧密相关的。
第一个要素是出卖劳动力的人口在全部劳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就是失业率。一个社会它的失业率越高，就表明劳动的现役军所要面对的压力越大，因为有很多所谓的相对剩余人口和劳动后备军。这个时候劳动现役军必然面对一个惶惶不可终日的结局，资本可以无限地要求劳动力一定要加班，不然的话你就可能被这个劳动后备军所取代。所以失业率越高，就表明劳动力商品化程度越高。
第二个是雇佣合约的性质及其稳定性。现在中国有很多劳动者是没有正式的劳动关系的，签的只是劳务合同，这是一种非常不正规的雇佣形式。这种不正规的形式就说明劳动者的商品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因为老板可以随便把你开掉，而不用承担什么后果，老板也可以不用承担社保的费用。在平台经济崛起的大背景下，这样一种非正规就业的趋势越来越严重。
第三个是工人的组织化程度，也就是工人参加工会的比率。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罗斯福时代，工人工会化的比例是比较高的，而那到了现在美国私企的工会化程度只有8%~9%，绝大多数工人都是没有加入工会的。没有工会，工人和老板这个谈判权就很弱，会被老板随便开掉。
第四个是通过福利国家和转移支付而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比如失业、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领域的社会保障。比如说如果我失业了，我能得到多少保障？如果我的失业救济金以及相关的保障比较高，那么我的失业焦虑感就会很弱，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也就比较低了。（这几点来自于张晴，李怡乐：《改革以来劳动力商品化和雇佣关系的发展——波兰尼和马克思的视角》，《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
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我国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是比较高的。这一点拼多多在知乎的回答里已经明确表露了，他说“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拿命换钱的呢？”这个拿命换钱恰恰说明了我们的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因为你不拼命去挣钱，就立马可能面临着被饿死的境地。
所以我们要改善劳动者的境遇，就必须要去追求劳动力的去商品化。我们应该去追求让所有人都有工作，或者说可以平均地分摊工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部分人过度工作，而另外一部分则没有工作。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更稳定的合同关系，让工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及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有更多的公共投入。
以这个全民基本收入为例。现在很多人喜欢谈退出机制，就是我不参与竞争了。但是一般人是没有退出的机会的，因为你要退出了你就被饿死了。要真正形成这样一个退出机制，就应该通过福利国家和转移支付，形成一种全民基本保障。我并不把全面基本收入看成是最终的目的，而是一种手段，这样一种手段是服务于最终的目的的。
刚才说的是反抗的客观的维度，还有一个主观的维度。既然资本主义发展需要一个主观的要素，那么我们在反抗它的时候，也需要一些主观上的改变。这就是弱化生产性主体，弱化为资本服务的意识形态。要让大多数劳动者认识到，奋斗/生产、消费循环不是生命的目的。要抵制资本主义的工作意识形态，想像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要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需要一种组织化的努力，需要重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只有通过共同的努力，才能让劳动者认识到其共同的利益所在。
本文转载自“小镇读书会”公众号，感谢“小镇读书会”公众号及作者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庄凯欣
推荐阅读
阿尼尔班·帕塔克 | 应该封禁Sci-Hub和Libgen吗？
克里斯托弗森 | 二十一世纪的学术评论
刘健芝 | E7研究与南南论坛：探求南方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