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亮宇 | 书写第三世界文化英雄：“全球六十年代”视野中的“阮文追时刻”

摘要：1965年前后，越南民族烈士阮文追的故事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引发反响，衍生出大量文本。在“全球六十年代”的视野中，阮文追形象的传播和变化，反映了中国人对自我和世界关系的想象，也折射了第三世界之间相互参照支援、不断联动的历史图景。

关键词：六十年代；越南；第三世界；阮文追

1966年11月24日，由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主办的“亚非人民反帝漫画展”在北京开幕。活动展出了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180余幅漫画作品，主题均与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抗议美国帝国主义战争暴行相关。在诸多作品中，有一幅署名为“北京漫画组”、题为《人民战争的海洋》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漫画试图全景式地展示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图景，在画面中间偏左位置，三个战士对着一幅画像举起右拳，似乎正在宣誓，画像下方写着五个字——阮文追烈士。¹谁是阮文追？1964年5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访问越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制定了刺杀计划。阮文追，这名24岁的越南青年电工，作为计划的参与者，负责在麦克纳马拉途经的西贡城外公理桥下埋藏地雷。9日，在执行任务过程中，阮文追被逮捕，同年10月15日被公开处决。次年7月，其遗孀潘氏娟的回忆录《像他那样生活》出版，随后，阮文追之死成为震动不安的“全球六十年代”中的一个事件——从南越到北越，从越南到中国，从亚洲到世界，他的形象经历了全球性的传播、重构，成为南方人民不畏强权、抵抗帝国主义的象征。在中国，他的事迹被改编成文学、连环画和戏剧，被搬上舞台、戏台和大银幕。所谓“全球六十年代”（Global Sixties）指的是这样一种历史语境：它的范围大致可参考詹明信的界定，即由1959年1月1日古巴革命所开启，由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政变所终结；²它的历史主体是第三世界国家及其人民，其主导性的历史进程是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这一在“两极化的世界内部打开缺口”的政治实践。³本研究对于阮文追的考察，正是要在这样一个“乌托邦与实践乌托邦的冲动主导了整个世界的年代”⁴的视野下展开：首先回溯196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的历史情境，重新梳理阮文追这一英雄形象得以构建和传播的外部条件，及其进入中国的过程；随后，讨论阮文追形象在中国不同文艺形式的再现中折射出的中国人的第三世界想象；最后，通过回顾阮文追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共振，重新尝试触摸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深刻联动以及“全球六十年代”里的人们所共享的某种“世界感觉”。

多重历史维度之下的“阮文追时刻”

1940年2月，阮文追出生于越南广南省奠盘县青桔乡的农民家庭，早年丧母，长大后先后到岘港、西贡谋生。几年后，他成为一名工人，并加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地下别动队。1964年4月，阮文追与潘氏娟结婚，仅19天后被捕入狱。被押期间，委内瑞拉民族解放武装力量扣押美国上尉迈克尔·斯莫伦，试图通过人质交换的方式解救阮文追，然而在国内外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委方被迫于10月12日释放人质，10月15日南越政府对阮文追执行死刑。行刑过程被多个媒体记录下来，并进行了公开报道。1964 年 10 月 15 日，阮文追被南越军警押赴刑场事件发生之时，冷战阵营两端同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美国，1963年肯尼迪遇刺，更为保守而强硬的林登·约翰逊继任。约翰逊承袭了美国战后全球干涉主义和遏制主义的基本观念，致力于维持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将第三世界的变革，特别是具有反美色彩的变革，统统视作共产主义的“侵略”，并予以强硬回应。⁵在社会主义阵营一方，中国和苏联持续公开论战，在共产主义道路和世界革命领导权等问题上的分歧越发深刻；1964年10月，赫鲁晓夫退休，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加大了对越南的支持力度。越南方面，在北方，1963年12月，越南劳动党三届九中全会在河内召开，会议确立了在当时形势下军事斗争的头等地位，强调北方必须加大对南方革命的援助，对北方的建设计划进行调整，将“解放南方”和“建设北方”提升为同等重要的战略。在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加速扩大规模，进行着更为激烈的武装斗争。1964年1月30日，原南越第二军区司令阮庆发动政变，希望在美国的帮助下，以一种更具攻击性的姿态对抗北越。此时麦克纳马拉受华府委任，在从西德返回的途中停留西贡，与南越政府商讨这种可能性⁶。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了阮文追的刺杀事件。随着美国的进一步介入，战事日趋严峻。“北部湾事件”（东京湾事件）、“滚雷行动”、檀香山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接连发生，使越南战争步步升级。到1965年底，驻越美军已达18.4万人。对中国而言，1960年代亦是大事频发的年代。在外交领域，有学者认为，自1959年夏季庐山会议以来，中国外交政策呈现日渐“革命化”的特点⁷。尤其是中苏论战不断激化，毛泽东重提“中间地带”的概念，在他看来，这个地带“一部分是亚非拉，一部分是日本欧洲加拿大等”，共同特点是“对美国也不满，对苏联也不满”。⁸中国积极支援亚非拉独立解放运动，扩大反美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的外交努力都在这一阶段进入高潮。在越南问题上，1964年5月，中共中央援越领导小组成立，周恩来任实际负责人；同年6月11日，美空军轰炸中国驻老挝代表团驻地，造成中国工作人员伤亡，轰炸被认定为“美国蓄意向我挑衅”，是“报复行动”。种种来自南方的不稳定因素让毛泽东的危机感上升，一方面加紧推进三线建设计划，另一方面表示“趁我们还在的时候打他一仗”，同时加大政治宣传力度，组织社会各界声援越南，抗议美国。1965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和援越抗美而斗争》的社论，首次正式公开使用了“援越抗美”⁹这一概念。同年夏天，中国向越南北方派出增援部队。简言之，从越南、中国、美苏，再到整个冷战中的世界，都在1965年之际达到“各自演变的高潮”¹⁰。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在越南成为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短兵相接的前线之际，在冷战之中的“热战”行将大规模爆发之时，阮文追之死很快被赋予了丰富的政治与文化意涵。他成为刺客、义人、南方对抗北方的符号，指涉勇气和团结的同时，也指涉着迫近的威胁。“阮文追时刻”因此也包含了以下几层含义：第一，他的死亡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亚非拉国家所引发的强烈共鸣和激荡；第二，这一全球性的共鸣反映出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对自身在战后世界体系中所处的结构性位置的不满，以及渴望寻求另类道路的政治冲动；第三，作为一个反抗的符号，阮文追形象的全球播散在各国自身的历史语境中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

报纸、书籍与舞台：阮文追故事的中国传播

阮文追的事迹最早在中国见诸报端，是在他牺牲后的第四天。1964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河内工人集会抗议美阮杀害爱国电工阮文追》一文称，“西贡爱国青年阮文追……昨天被美国－阮庆集团悍然杀害”，文章简要介绍了阮文追的主要事迹，随后援引越南《人民报》评论，称阮文追“不愧为英雄的越南南方的优秀儿子，是我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爱国精神的光辉榜样”¹¹。随后，在10月22、25日，《人民日报》分别刊载了来自越南南北两方对于此事的表态。在南方，民解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发布通告，追赠阮文追烈士以英雄称号，进行隆重追悼，同时号召越南南方全体军民坚决为阮文追报仇，声明“阮文追之死已成为鼓舞越南南方军民战斗精神的光辉榜样，一个阮文追倒下去，成万成百万个阮文追站起来”¹²。在北方，时任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家副主席孙德胜致电民解领袖阮友寿，强烈谴责美国暴行，誓言复仇，而北方各报纷纷开始登载阮文追的照片，介绍他英勇不屈的光辉事迹。中国对此的官方回应，则来自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及红十字会，在发往越南方面的电文中，几方均表达了对美国阮庆集团悍然杀害阮文追的这一暴行的愤慨，对其家属的慰问，以及对越南南方工人和人民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坚决支援¹³。11月6日《人民日报》上署名为林挥的《阮文追烈士不死！》是关于阮文追事件的第一篇评论文章，文章将阮文追与解放前上海工人运动领袖王孝和进行了类比，文章写道：
由阮文追的事迹，使我们很自然地想起了我们的王孝和。王孝和烈士也是青年电工，他是在上海解放前、敌人作垂死挣扎时被杀害的。美蒋集团杀害王孝和，和美阮集团杀害阮文追一样，是为了“杀一儆百”……当一个王孝和倒下了，千万个王孝和站起来；王孝和临刑前高喊：“不讲理的政府要垮台！要垮台！要垮台！”曾几何时，蒋家王朝在祖国的大陆上果然彻底垮台了。如今一位越南革命青年——阮文追倒下了，但千万个阮文追将站起来；阮文追在敌人已经开枪而一息尚存时高呼：“越南万岁！越南万岁！越南！越南！”¹⁴
从转述越南方面的报道，到将阮文追和王孝和，将眼下的越南时局和解放前的中国进行类比，显示出中国在自身的历史和政治表达中接受、理解和讲述这一事件的过程。同时，在1960年代初教育和培养“革命接班人”成为一个时代问题时，作为青年、工人和革命烈士的阮文追也不期然获得了示范意义。随着越南战争的总体情势日益严峻，中越之间在政治上的联系日益密切，这也反映在文艺领域。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64—65年是中国译介越南现代文学的高峰时段。根据相关研究，仅1965年，翻译成中文的越南现代文学作品便有23部之多¹⁵。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越南南方人民写给北方亲人的书信集《南方来信》，印数多达百万之巨。越南文学译介高潮赖以形成的重要条件，是文艺作为“援越抗美”重要阵线这一政治风向的确立。1965年4月20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决议，全国人大“以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名义郑重宣告：中国将继续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坚决地、无保留地支援正在进行抗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越南人民”，号召“深入学习我国政府的有关声明和人民日报的有关社论，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同全世界人民一道，开展一个迫使美国侵略者从越南滚出去的强大的群众运动”。¹⁶在此号召下，《文艺报》首先发表社评《以文艺武器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斗争》¹⁷，表明中国文艺工作者对于越南人民的重大关切，以及决意通过文艺这一“武器”对越南进行支援。在此前后，《文艺报》先后刊载了巴金、李季、季羡林等作家歌颂越南人民奋勇抗敌的文章¹⁸。在戏剧舞台，《戏剧报》发表社论《展开支持越南人民反美爱国斗争的戏剧宣传》，声明中国的戏剧工作者“正在编写演出各种形式的援越抗美的戏剧作品，正在广泛开展声势浩大的支持越南人民反美爱国斗争的宣传活动”¹⁹。阮文追遗孀潘氏娟口述、南方作家陈庭云整理编写的阮文追传记的英文、意大利文与中文译本
在此背景下，1965年7月8日，由阮文追遗孀潘氏娟口述、南方作家陈庭云整理编写的阮文追传记《他的一生》于日内瓦协议²⁰签订十一周年前夕在河内出版，随后被翻译为英文、西班牙文、法文、意大利文等语言，在全球发行。8月，该书中文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题目定作《像他那样生活》。甫一出版，便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阅读热潮，根据《人民日报》10月16日的报道，自8月以来，这本书已经“出版了二百九十八万册，还有六十多万册正在赶印中，将在十月底出齐”²¹。《工人日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都对该书进行了全文连载或选载。同时，报纸亦刊登了多篇评论文章，加大对此书的推介力度²²。很快，《像他那样生活》成为诸多形式不同的大众文艺关于阮文追故事的源文本。1965年10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改编的三幕十二场同名话剧在首都剧院上演。该剧的创作和演出几乎动员了人艺所有骨干力量：于是之、英若诚、焦菊隐、童超担任编剧，狄辛、英若诚、于是之、吴桂苓、朱旭、修宗迪等主演。该剧上映之后，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订票人数超过四万。中国评剧院则由胡沙、高琛执笔，将原作改编为评剧《阮文追》，由当家名角马泰、新凤霞主演。《戏剧报》1965年12月的一篇报道，描述了该剧上演后的空前盛况：“（《阮文追》）连演六十九场，场场客满，看过演出的观众已达十万三千多人；剧院两个月来，还收到各地来信三百多件，电报三十多件索取剧本，准备上演这个戏。剧院先后将五百六十个剧本，五百套曲谱和一百三十套剧照，分别供给四十个剧种、三百五十个专业和业余剧团，这些剧团南至海南岛，北至佳木斯，遍及二十个省，九十个城市、九十五个县。还有些中、小学把《阮文追》的剧本要去做教材，用阮文追的英雄事迹教育青少年一代。”²³诚如报道所言，基于中国评剧院的《阮文追》的剧本被各地剧团纷纷进行本土化改编，据不完全统计，包括了革命京剧、豫剧、湘剧、川剧、越剧、龙江剧等十多个剧种。此外，人民美术出版社还出版了《越南英雄阮文追》《不朽的英雄阮文追》等连环画。某种程度上，在1965年之后，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股持久的“阮文追热”，而这一文化政治热潮，在1969年建国20周年庆典达到顶峰：阮文追的遗孀潘氏娟受邀来华，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世界各国友人一道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参观国庆庆典，检阅游行队伍。值得注意的是，出现在戏剧舞台上的《阮文追》，在吸引了大量普通观众的同时，亦在当时的外交活动中发挥作用。根据中国评剧院导演张玮回忆，1965年11月北越总理范文同来华访问期间，周恩来总理邀请其在钓鱼台国宾馆观看了该剧。演出后范文同“摸着新凤霞的头”，称赞“你太像我们越南人了”²⁴。同年12月，北越副总理黎清毅和北越政府经济代表团的成员在对外经委、对外贸易部和中越友协的陪同下观看了该剧²⁵。1966年6月27日至7月9日，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议程为“加强亚非人民和亚非作家的团结，进一步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正义斗争”，会议正式召开前夕，主办方同样组织了该剧的演出，参会的52国172位代表一同前往观看。²⁶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与阮文追相关的外交文化活动，至少持续到1972年3月²⁷。《阮文追》的反复上演与观看，在当时可谓是一种颇富意味的政治文化实践。每次演出，对观者而言都是对第三世界团结和正义的确认；同样，它也要求演员有着国际主义的认同与情感投入。正如“越民解”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陈文成在观看评剧后的评论：“如果中国的男女艺术家们没有和越南南方人民同样的革命感情，没有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刻骨仇恨，不把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斗争，就不可能在中国的舞台上如此生动地体现越南南方的实际战斗生活。”²⁸

青年、革命者和英雄：阮文追形象的中国变奏

如前文所言，作为文化事件的“阮文追时刻”所处的1965年前后，是中国在外交、政治和文艺多条战线逐渐走向激进化的历史关头。在文艺阵线，一方面是对社会各界人民谴责美国暴行、支援越南人民斗争的强烈号召，一方面提倡“三结合”，坚持“三过硬”，同时对“中间人物”等文艺思想展开激烈批判。在此前提下，《像他那样生活》出版后，有关阮文追的文艺创作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激进化、革命化以及地方化的过程，明确体现了彼时书写“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创造新人形象、革命英雄形象”等文艺方法的具体要求。在原作《像他那样生活》中，遗孀潘氏娟除详尽回忆阮文追入狱之后的种种经历外，也重点表现了自我心路历程的转变。事实上《像他那样生活》是一部双主角的文本，一位是作为殉道者、革命者的阮文追，另一位则是从不理解丈夫的工作，到丈夫入狱后受到革命感召，逐渐萌生阶级意识，决意继承遗志，从而“像他那样生活”的潘氏娟。根据书中描述，阮文追先是“莫名其妙”地推迟了结婚日期，婚后又性情大变，常常以工作为由深夜出门。对此潘氏娟表现出疑虑，直到阮文追被逮捕，潘氏娟才意识到，阮文追对自己的革命事业保持缄默，一方面是纪律的要求，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潘氏娟安全的考虑，她悔恨道：“由于自己的幼稚，竟不能了解他，甚至有时还怀疑起他对自己爱情的忠诚。现在，事情是这样地明显：为了干革命，他牺牲了个人的幸福。”²⁹在随后数次探监中，潘氏娟逐渐认识了阮文追的战友，看着他们继续为革命斗争，潘氏娟深感“很难为情，有的姐妹已经拿起枪和敌人进行了百余次战斗，而我却像小孩子听大人讲故事似的……我希望至少能在游击队里担任一项工作”³⁰。通过耳濡目染，以及与在狱中的阮文追一次次见面后得到的教诲，潘氏娟逐渐产生出阶级意识，成长为革命者。在篇末，她决定前往解放区，向组织要求给自己分配一切与为阮文追报仇有关的工作，如阮文追所教诲的那样，“尽一切办法去参加革命”³¹。《像他那样生活》在全方位勾勒阮文追生平的同时，也在潘氏娟身上设置了明确的成长主题，带有强烈的教育意义。对于处于分裂中的越南而言，回忆录中的阮文追最为突出的特点，或许是其抵抗外部强权、追求国家统一的民族主义立场，法国学者特雷格洛德（Benoît de Tréglodé）在其关于越南战争期间北越对英雄人物的塑造的研究中，强调了英雄人物对东南亚现代民族国家，尤其是越南的国族意识和民族主义形成的重要意义，每一任政府都曾试图通过那些能够“代表国家文化认同的本质的英雄人物，使得人们通过了解他们代表的辉煌历史而得到精神上的滋养”³²，对阮文追的刻画亦是如此。同时，阮文追的独特之处也在于他身上革命意识的自发性：在国家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长期压迫之下，他身上最终觉醒的工人的阶级意识，是西贡这一深陷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南方城市动员群众、开展斗争最需要的。正是这点呼应着越南劳动党在“三大”之后所力图倡导的鼓励南越人民自发行动、积极投身南方民族解放运动的号召。相较原著，人艺的话剧和中国评剧院的评剧都对人物和情节进行了更为革命化和戏剧化的处理。就话剧《像他那样生活》而言，为了体现斗争的残酷性，剧中加入了审讯的环节，尤其是设置了虚构人物警察局长杨克泰和美国顾问摩尔根上校对他的审问。剧作多次借二人之口，感叹阮文追革命意志之坚定，连呼“这个人是我遇到过最坚决的越共分子”³³。更为不同的是，在剧中，潘氏娟的革命意识早已觉醒，并且实实在在地承担起了革命者的工作，发挥着串联监狱内外的作用。例如在第二幕临末，潘氏娟探监的一场戏中:
潘氏娟：现在，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你听着：你最喜欢的红凤树已经全都开了花！阮文追：（惊喜地）你——你说什么？潘氏娟：你最喜欢的红凤树已经在全西贡市开了花！再来看你的时候，我多给你带些来。阮文追：（努力掩饰着自己的喜悦）阿娟！我谢谢你——谢谢你！（同志的感情使这对夫妻的心比任何时候都靠得更近，杨克泰在一旁迷惑不解地看着他们。）³⁴所谓的“红凤花”事实上是一个暗号，是外边的同志意图告诉阮文追，在西贡城中规模空前的“反美周”示威活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剧作着重刻画了暗号经由潘氏娟之口说出时，阮文追表现出的欣喜，其中的意味是不言自明的：这一情节既是对革命形势向好的直接反应，也揭示出潘氏娟从爱人到爱人-同志这一身份的转变。这种对革命接班人的渴望，有时是以相当直白的形式进行表现的，比如第三幕中二人诀别时阮文追的表白：“我一直想着，总有一天你不仅是我的妻子，还会是我的同志……你能想象，在这个时候，当我知道了我们的队伍里又多了一个同志，而这个同志偏又是你的时候，我是多么高兴吗？”³⁵1960年代中国社会教育青年、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时代主题，无疑是剧作中阮、潘二人关系改写的重要前提，同时，这种改写也使得原作中由夫妻二人所构造的家庭向着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中常见的“革命家庭”转变。与话剧相比，评剧《阮文追》的改动则更为大胆，表现为阮文追从语言到行动的英雄化。在狱中，阮文追挺身而出，将所有的罪责都揽在自己身上；他的语言也变得更为直接，诸如“我们知道，被武力抢去的一切，只有用武力才能夺回，除此没有任何幻想”，“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之类的口号化的台词，也屡屡出现在剧作之中。³⁶尤为特别的是，评剧首次将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对事件的参与作为叙事要素，结构到剧作之中。阮文追、潘氏娟和他们的同志们，将眼前的危机从西贡的监狱向外投去，以一种世界性的视野来审视当下的境遇。阮文追唤醒了世界人民之间彼此支援、同仇敌忾的国际友情，正如潘氏娟的唱词所言，“你是革命的一口钟，世界处处有回声”³⁷，是他让越南的人民在世界各处发现了同伴，他们要做的，是共同对付美帝这个敌人：　美帝好似一条野牛入火阵，死亡的命运难逃脱；亚洲人民把它的头打破，美洲人民把它的腿打折；非洲人民把它的手斩断，越南人民打得它难以招架假求和。世界人民心连心，都关心抗美英雄好追哥；追哥的革命行动惊天动地，追哥的革命语言传遍了全世界每一个角落；追哥是全世界无产者的好儿子，因此反美斗争的人民要救追哥。³⁸
对亚非拉团结的急切呼喊，明确地体现出创作者关于世界革命形势的认识：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在具有国际联系的行动模式下展开。帝国主义的世界性，使得第三世界长久地处在不均衡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之中，但也为那里的革命者们提供了进行国际主义连接的可能，并再次提醒了世界革命的共时性要求：一国之解放，必须与世界之解放相关。在“全球六十年代”的语境中，这一认识体现在毛泽东“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判断中，也体现在切·格瓦拉“密西西比的问题必须伴随刚果的问题一同解决”的觉悟中，因此当美国具身化为一头奔突的野牛时，仅有一个阮文追是不够的，需要的是“全世界无产者”们共同构筑的“火阵”。评剧《阮文追》剧照这种理解和想象将第三世界构建成一个革命的空间，它一边投影着革命前的中国，一边预警着革命后的中国，放置着中国有关“继续革命”的想象。就阮文追而言，其形象的变化本身成为“继续革命”的政治理念在表征实践层面的显现，从回忆录《像他那样生活》到戏剧的改编，显示出一条社会主义文艺主人公从“新人”到“英雄”的革命化轨迹，他从一个“内心最丰富而又最健康”“有缺点会犯错”却总是“努力把共产主义的思想和道德作为他们一切行动的最高准则”的新人³⁹，逐渐趋近于不再受真人真事局限，“高大全”的革命英雄形象。在洪子诚看来，这种美学上的激进化所取消的是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真实性⁴⁰，而阮文追身上被不断赋予政治和历史重量，也使他逐渐从回忆录中的人，变成舞台上以人的形象行动着的革命理念。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视野下，阮文追身上的人民性和阶级性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身份。但同时，对民族身份的强调，又是加强革命的“世界性”的必要方式。这体现出该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实际存在着的一种“双向移置”的想象和书写机制：一方面，创作者们试图将战争和对革命的想象移置到远方的现场，另一方面，则将远方的英雄故事作为可以书写、挪用、激活当下政治活力的素材移到中国境内。于是，这些国际主义主题的、反映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斗争的文艺作品，往往在舞台、布景、服饰等方面，努力复制还原所在国的真实情景。同时期的重要文艺报刊，如《戏剧报》等，均专门刊载介绍如何通过舞台布景及服饰真实还原世界不同地区面貌的文章，力求让创作者在细节上达到完备的再现。而在表现形式和思想方面，则又要始终贴合中国本身的具体情况，关切时代主题。最后，这些国际主义题材文艺作品在国内的传播，总是有一个从地方素材到中央，经历数次修改审核后，再发至各地，复制再生产为具有地方性的文艺形式的过程。这种“世界—中国—地方”的机制，是文艺“民族形式”具体的生成再造过程，同时也扩写了“民族形式”的内涵：第三世界、世界革命的主题和话语也开始作为新的自我表达的形式，开始为“民族形式所涵纳的文化逻辑”赋魅。⁴¹因此，似乎可以说，《南方来信》《像他那样生活》之所以能够广泛移植进不同戏种并被人民群众所接受，恰恰在于，“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的结合，使它得以有效地超越地方性，以实现更高的普遍政治身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志的认同。在这一点上，越是越南的，就越是中国的，范文同对新凤霞“像越南人”的评论，便不仅是一个技艺层面的赞许，而更像是对普遍政治身份的肯定。此外，像阮文追这样的形象如此持久而广泛地进入到文艺实践之中，也足见这一共同体记忆、民族意识的构建过程中，文化上的那些“非欧美的因素”⁴²所占据的独特位置。它一方面是极其在地化的，指涉的始终是中国的主体性，而这种努力在列文森看来，恰恰是中国力图书写自我，拒绝被西方“博物馆化’的努力⁴³。另一方面，对阮文追的改写本身也是一个从回忆录到更为普适性的、作为大众文艺的戏剧的“再媒介化”的过程，无论对于演员还是观众，日常的演出和观演过程，本身也是一种身份的“操演”（performativity），通过演出和观看，询唤、形塑、确认着革命主体和民族意识。这些文本中“全球同此凉热”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情感，亦参与到主体的建构过程中，在物质、身体、记忆等多个层面沉淀为一代人可见的“情感结构”。

“环球同此凉热”：阮文追故事的全球回音

阮文追的故事在彼时激荡不安的世界范围内引发了长久的回响。首先是在越南，1965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少年学生军学校成立（简称阮文追学校）。该校由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管理，在其存在的5年间（1965—70年），共培养千余名学生，这些学生后来成为越南多个领域的骨干力量⁴⁴。战争结束后，在胡志明、河内、芽庄等城市，都留下了以阮文追命名的街道。在古巴，卡斯特罗政府将位于关塔那摩的可容纳14000人的体育场命名为“阮文追体育场”；在哈瓦那，人们在何塞·马蒂机场树立起他的雕像，市内也建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小学和公园。在智利，“智利新民歌运动”（Nueva Canción Chilena）⁴⁵的代表性乐队“Quilapayún”（马普彻语，意为“三个长胡子的男人”）⁴⁶于1971年发布专辑《像他那样生活》（Vivir Como El），在《阮文追》同名歌曲中如此唱道：Nguyen Van Troi 阮文追sufriste las torturas más horribles 忍受着最恐怖的折磨más no consiguieron los esbirros 也没有让你屈服doblegar tu noble convicción 压弯你崇高的信念Nguyen Van Troi 阮文追 A pesar delsufrimiento 尽管遭受苦难cantamos, cantamos 我们歌唱，我们歌唱porque mientras la carne sufre 虽然肉体受苦el pensamiento está 我们的思想en el día de la victoria 会迎来胜利的那一天Nguyen Van Troi 阮文追Por Vietnamestamos dispuestos a dar 为了越南我们愿意付出hastanuestra propia sangre 付出我们的鲜血　　令人唏嘘的是，随着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新民歌运动亦戛然而止，许多艺术家遭到了残酷迫害，“Quilapayún”乐队被迫离开祖国，在法国科隆布度过了15年的流亡生涯⁴⁷。阮文追的事迹亦在反战浪潮中的美国本土引发共鸣。美国新左派代表人物阿比·霍夫曼在1971年出版的、被称为反文化运动“操作手册”的《偷走这本书》（Steal This Book）一书中，借阮文追事件教育人们如何在公众场合进行涂鸦嘲弄政府，他写道：“……你可以制作写着WAR（战争）的模具，并在交通标志的‘STOP’（停止）字样下用白色油漆喷涂；你可以做一个五角星的模子，用黄色油漆将它喷在所有邮政信箱上红色和蓝色之间的分界线上，来模拟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有时位置的选择也很重要，譬如当越南英雄阮文追被处决后，第二天越共就在（南越）最高监狱里张贴了一张他的海报。”⁴⁸对于越共是否真的如霍夫曼所说在南越的最高监狱之中张贴了阮文追的海报，我们已无从得知，但显而易见的是，阮文追的名字在反抗的声浪中是一个响亮的能指，指涉着一种超越国境线的认同与团结。

结语

归总言之，通过对“阮文追时刻”的回溯，我们得以观察到一种在地的反抗，如何在“全球六十年代”的情境中，通过跨地域的知识传播与政治动员，引发全球性的共鸣，使得第三世界之间的连接得以结构性地浮现出来。阮文追的故事在中国的传播，也经历了中国1960年代文化政治的投射与改造，他留下的踪迹提供了一个视角，使得今日的人们能够去触摸和把握社会主义文艺和美学实践中的国际主义面向，以及中国人对自我和世界关系的另类理解。某种程度上，今日人们所置身的依然是阮文追所在历史时空的延续。帝国以新的形态进行全球支配，不平衡的发展仍在延续，种族、性别乃至阶级议题不断涌现。但困难之处在于，跨国的、超越民族身份的连接和团结变得困难乃至可疑。面对种种挑战，如何在自身的政治和文化实践经验中予以有效回应，如何通过第三世界视野去召唤新的连接和团结，这或许是今日重新发现和讨论阮文追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北京漫画组：《人民战争的海洋》，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编：《亚非人民反帝漫画选》，人民美术出版社1967年版，第85页。

2    弗里德里克·詹明信：《60年代：从历史阶段论的角度看》，《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94页。

3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和60年代的消逝》，《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6页。

4    戴锦华：《叩访60年代》，《未名之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5页。

5    上任之初，林登·约翰逊即表态：“如果我退出越南，让胡志明穿过西贡大街，那么我恰恰是做了张伯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事情……一旦我们表现出有多软弱，莫斯科和北京就会火速前来利用我们的软弱。”参见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

6    阮庆推翻了政治上较为中立、以佛教徒和城市中产阶级为主要支持者，原本倾向于同民族解放阵线达成政治和解最终希望将越南南方中立化的杨文明政权，改组革命军事委员会，自任主席兼任政府总理。在阮庆政府看来，由于美国此前针对北越游击队所执行的“34A行动”计划效果不佳，才有了麦克纳马拉的越南之行。见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陈丕西译，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

7    牛军：《安全的革命：中国援越抗美政策的缘起与形成（1960—1965）》，《冷战国际史研究》2017年第1期。

8    毛泽东：《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九六三年九月，一九六四年一月、七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06—509页。

9    在学者牛军看来，“援越抗美”这一提法更为准确地反映了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意图，“抗美援越”太容易引起对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联想，即通过直接同美军打大规模局部战争来援助朝鲜，而中国领导人希望避免爆发“朝鲜式的战争”，他们更愿意通过各种援助来支援越南人自己坚持斗争并达到目的。见牛军：《安全的革命：中国援越抗美政策的缘起与形成（1960—1965）》。

10  同上。

11  《河内工人集会抗议美阮杀害爱国电工阮文追》，新华社河内电，《人民日报》1964年10月19日。

12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发表告人民书 号召人民坚决制止美伪法西斯杀害爱国者民族解放阵线号召军民为阮文追烈士复仇要美国强盗偿还血债》，《人民日报》1964年10月22日。

13  《孙德胜复电响应阮友寿的呼吁 强烈谴责美阮集团杀害爱国青年的罪行我全总等谴责美阮罪行并电慰阮文追烈士家属》，《人民日报》1964年10月25日。

14  林挥：《阮文追烈士不死！》，《人民日报》1964年11月6日。

15  李广益：《南方来信：越南现代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

16《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完全赞同坚决支持越南国会四项主张 中国继续尽一切可能坚决地无保留地支援越南抗美救国》，《人民日报》1965年4月21日。

17  《以文艺武器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斗争》，《文艺报》1965年第5期。

18  巴金：《三千万越南人民大踏步前进》，《文艺报》1965年第4期；李季：《心心向越南》，《文艺报》1965年第4期；季羡林：《埋葬美帝国主义》，《文艺报》1965年第6期。

19  《展开支持越南人民反美爱国斗争的戏剧宣传》，《戏剧报》1965年第4期。

20  在这里指的是1954年7月20日法国在日内瓦与北越、南越、老挝、柬埔寨签署的《印度支那停战协定》。

21  《〈像他那样生活〉鼓舞我国广大读者》，《人民日报》1965年10月16日。

22  值得注意的是，与略早的《南方来信》出版后，许多专业作家纷纷发表评论文章这一情况不同的是，《像他那样生活》的评论反馈文章多出自普通工农兵之手。其中原因，与这一时期“三结合”方法在文艺评论界的实践紧密相关。《文艺报》在1965年第2期发表专论《工农兵的评论好得很》，号召工农兵“要起来管文艺”，让文艺评论工作者必须认真研究工农兵的评论，“从中学习很多好东西”，专家需要聆听群众的意见，向群众学习，从而“端正自己的评论方向”，于是该报在书出版的第一时间，便刊载了来自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李瑞明、郭若楷等工人的文章《阮文追同志鼓舞着我们前进——〈像他那样生活〉读后》，同一时期亦有类似的评论见诸其他报端。

23  《首都戏剧界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五周年》，《戏剧报》1965年第12期。

24  张玮、冯霞：《中国评剧院近五十年发展轨迹》，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第60辑，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25  《黎清毅副总理观看评剧〈阮文追〉》，《人民日报》1965年12月3日。

26  见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文艺晚会节目单及请柬，通知为：“订于1966年6月25日（星期六）晚8时在民族文化宫礼堂举行评剧晚会，由中国评剧院演出《阮文追》，敬请光临。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秘书处。”

27  在1972年3月21日《人民日报》第2版所刊载的题为《阮文广大使吴船大使举行电影招待会，纪念“越南全国反美日”二十二周年》的报道称，为纪念“越南全国反美日”二十二周年，越南南方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阮文广、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吴船，在政协礼堂举行电影招待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和首都群众一千多人出席观看了越南故事影片《阮文追》。

28  陈文成：《看中国朋友演出评剧〈阮文追〉》，《人民日报》1965年11月9日。

29  潘氏娟、陈庭云：《像他那样生活》，英之、灵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5页。

30  同上，第55页。

31  同上，第77页。

32  Benoît de Tréglodé, Heroes and Revolution in Vietnam, 1948-1964, Singapore: NUS Press, 2012, p.96.微妙的是，根据特雷格洛德的研究，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政府对阮文追的故事进行了重写，使之成为北越在南越的地下工作领导人，这成为了政权合法性和文化领导权对历史采取的修复，见本书第99页。

33  于是之、英若诚、焦菊隐、童超改编：《像他那样生活》，《剧本》1965年第6期。

34  同上。

35  同上。

36  胡沙、高琛编剧：《阮文追》，中国评剧院印本，1966年，第37页。

37  同上，第52页。

38  同上。

39  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文艺报》1960年第13—14期合刊。

40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页。

41  贺桂梅：《“民族形式”问题与中国当代文学史（1940—70年代）的理论重构》，《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1期。

42  这一说法受到卡尔·瑞贝卡在《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中有关讨论的启发，当时中国对夏威夷、菲律宾、南非、波兰等国家的关心和认同，使得现代世界体系整体性地浮现在中国人的视野里，而这种非欧美的全球意识始终内在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之中。见卡尔·瑞贝卡：《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高瑾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5页。

43  J. Levenson, “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 Western Stage and Chinese Stag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pp.45-46.

44  为躲避战火，自1966年12月起，先后有阮文追学校、儿童学校、南方普通学校、南方民族学校搬迁至广西桂林，统称为“九二”学校。其中，阮文追学校在中国办学近两年。见《〈中越友谊的历史见证——阮文追学校资料选编〉在越南发行》，人民网2016年10月30日。

45  “智利新民歌运动”始于1960年代，积极推动社会解放，参与左翼运动，于1970年阿连德被选为总统后达到新的高潮。

46  “Quilapayún”乐队自创建之初，便与新民歌运动的主将维克多·哈拉（Víctor Jara）、比奥莱塔·帕拉（Violeta Parra）等人保持密切合作，支持阿连德政府，呼吁反战、社会公正和独立自主，投身到智利的社会变革之中。

47  歌词及乐队历史见Quilapayún官方网站。关于智利新民歌运动，见AntonioLarrea, Jorge Montealegre, Rostros y Rastros de un Canto, San Diego: Nunatak,1997。

48     AbbieHoffman, Steal This Book, New York: Grove Press, 1971, 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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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公众号“文艺理论与批评”，作者胡亮宇。感谢原公众号和作者授权海螺转载。文中图片来自原公众号。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李炜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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