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锦 | “有效的整理与明确的连接” ——论福柯以“人的限定性”为核心的“人文科学”的诞生

以下文章来源于人文共和，作者张锦。

内容提要：对福柯来说，“人文科学”的诞生是19世纪知识型配置的结果和表征，在“人的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以人的有限性和历史性所构成的经验与先验、我思与非思、起源的退却与返回等三个对子成为人文科学的内在模型。而人文科学正是在此基础上讨论生物学、经济学和语文学的外在条件和合法性的学科，所以人文科学将在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学与神话分析的区域中建立与数学、哲学反思和经验科学（生物学、经济学和语文学）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人文科学 人的科学 知识型

福柯在《词与物》中以生物学、经济学和语文学三个经验领域为对象,考察了16世纪以来欧洲知识型的变化，这是一次笛卡尔或黑格尔式的巨大努力。[1]在每一个知识型，例如文艺复兴的“相似性”（la ressemblance）、古典时代的“表象”（la représentation）和19世纪的“人的有限性”（la finitude de l’homme）知识型中，福柯都考察了生命、经济和语言或话语三个经验领域，并用这些领域证明每一种知识型运作的可能性和方式，例如生物学领域从自然史到生物学，从林奈的分类到拉马克的环境，从居维埃的生物学再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经济领域从财富分析到李嘉图，再到马克思；语言领域从普通语法到语文学、到博普，都是他分析的对象。本文拟讨论的议题是与这三个经验领域相关的“人文科学”（les sciences humaines）的诞生。这个议题同时叠合着福柯一直非常关心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即“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因为福柯认为“人文科学”与“政治经济学”共享同样的知识型和实证性，正如米歇尔·塞内拉尔总结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的课程时所说：“后者[人口]作为理念和现实的出现，其重要性不仅表现在政治层面上。在认识论方面也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在《词与物》中，当福柯重新表达人文科学的考古学所用的方式时，这一点就得到了证明。”[2]所以“人”和“人口”的问题在19世纪的政治经济层面关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而在认识论方面关涉“人文科学”的诞生，因为“人这个主题，通过把它作为生物、工作的个人和言说主体加以分析的人文科学，必须从人口的诞生（l’émergence de la population）出发来加以理解，而人口是权力的关联物和知识的对象。人，说到底，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从19世纪所说的人文科学出发加以思考和定义的东西，是在19世纪的人文主义中加以反思的东西，最终，人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它是人口的形象（figure）”。[3]

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

福柯在《词与物》中对19世纪知识型的讨论恰好落脚于“人文科学的诞生”，该书的副标题正是“人文科学的考古学”（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因而，厘清这个命题对理解《词与物》和福柯而言都非常重要。[4]通过讨论基于“人的科学”（les sciences de l’homme）而诞生的“人文科学”的含义、特征,其所存在的区域以及其特定的分析方式，本文进而借由福柯得出人文科学“通常不仅难以确定对象之间的界限，而且还难以确定心理学、社会学、文学和神话（mythes）分析所特有的方法之间的界限。”[5]即，现代人文科学在对象和分析方法上可能会有不同的倚重，但都很难有明确的学科界限，跨学科的人文科学研究因而具有其必然的合法性。

一、人文科学的诞生：19世纪

当我们在今天的经验中不断述及各个时代对“人”、对“生死”的感知受着某种观念的影响而差别非常大时，福柯对19世纪知识型的讨论就显得格外清晰。福柯认为：“人在现代思想中据以被建构的存在方式能使人起两个作用：人在成为所有实证性（les positivités）之基础的同时，又以一种甚至不能说是享有特权的方式出现在经验物（des choses empiriques）的要素之中……那个先天性自从19世纪以来一直充当着我们的思想之几乎是显而易见的基础——这一事实可能对要赋予‘人文科学’、那认识体系……的地位来说，是决定性的：这个认识体系把具有经验特征的人当作自己的客体。”（348页）所以对于现代知识型来说，“人”变得特别重要，它替代了相似性和表象，替代了神成为知识的中心。这个中心以两种方式起作用，首先是“人成为所有实证性之基础”，也就是当人们要把某些经验或现象转化为“知识”时，必须经过“人”的范式或“人”这个机器（le dispositif）。[6]这个机器的特点是以“人之生死”、“人的有限性”作为一个度量器，重新划定经验现象和历史现象。正如马尼利耶所说：“根据《词与物》的观点，我们的当代性只有‘人之死’这一种身份，就像古代只能从文艺复兴时期和人文科学的‘现’代的认识域中识别自己的身份。因此。人们不能把历史定义为时代的连续，而是每个‘时代’都是其他时代的一种转变。”[7]也是在这个意义

马尼利耶《福柯看电影》

上，福柯认为现代哲学必然关心“经验与先验、我思与非思、起源的退却与返回”这三个对子，这三个对子都是以“人的有限性”为前提构建的“人之生死”的形象，如果“经验”是我能抵达的，那么“先验”就是我不能抵达的；如果“我思”是对我能把握之经验的思考，那么“非思”就是对非我之先验的渴望；如果我能够确定我的起源，那么人的起源就以逼人猜想的方式悬在我们的经验之外。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人”的第二个功能，它“出现在经验物的要素之中”，它既是先验的，又是经验的，它以其经验渴望抵达先验。或者我们可以说，在福柯的问题意识中，现代人以其民族国家身份试图反思现代性的整体格局，换言之，个人即使不能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身份，那么在批判理论的意义上，人们还可以反思这段历史的整体演化真相。在福柯论语文学与现代文学这个看似属于语言学或极具虚构想象性的领域的问题中，这体现得尤为明确。这一反思，也使得我们可以修正关于民族寓言的“文学”的狭隘定义，将文学的问题复杂化。[8]而在语言领域发生的事情与生物和经济领域相似：“施莱格尔清楚地知道：在语法领域中历史性的构建遵照着与生物科学（la science du vivant）中历史性的构建相同的模式。”（285页）回到“人在知识中的诞生”，福柯说到“人”的这一先验性与经验性的双重功能正是19世纪知识型的表征，而且这对于19世纪“人文科学”的诞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个决定性体现为“这个认识体系把具有经验特征的人当作自己的客体”。也就是说，当“认识你自己”是历史的命题时，19世纪知识的特征的独特性正在于认识“成为客体的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人文科学”的两层含义，这个术语的法文原文是“les sciences humaines”，可以译为“人文科学”，但它还有一个意涵是“人的科学”，即“les sciences de l’homme”，这个意涵充分说明了19世纪知识型或者说“人文科学”在福柯那里的特定含义，因为“人的科学”正是“人文科学”的实证性基础。“人的科学”，人被科学化、对象化、客体化，这不是从古至今思考人、人口或人文的方式，它是一个特定的事件。这里的实证性基础是“解剖临床医学的诞生”及其所影响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诞生，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医学、生理学、卫生学的发展与社会制度和文学想象的关系，解剖临床医学的诞生以一种硬科学的方式，揭示了“人的生命的真相”，人的身体成为科学的对象，人被客体化了。当然同时人也被主体化了：作为对客体化和对象化的补偿，人也成为认识的主体。[9]所以，布劳恩施泰因说：“另外一门学科在福柯的体系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医学。严格来说，它可能不是一门人文科学，但它是19世纪大多数人文科学的基础。此处我们必须阅读《临床医学的诞生》，它至少像《词与物》一样处理了人文科学。”[10]福柯把医学的发展置于人文科学建筑大厦之基底的位置。同时，在人的身体被科学化、对象化、生物学化时，[11]福柯也通过对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的阐释，解释了人的精神被科学化和对象化的过程：“如果考虑到是弗洛伊德，而非其他人，使人的认识（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接近其语文学的和语言学的模式，但想到也是弗洛伊德首次着手彻底消除肯定与否定（常态与病态、可领悟与不可沟通、能指与非能指）之间的划分……我们马上将看到——精神分析最具决定性的重要性所在。”（365页）所以“人”成为认识体系的对象是19世纪知识型的物质核心。

Sigmund Freud（1856–1939）

因而，“人文科学并未继承某个早已被勾勒出来、也许整个地被测量了但又任其荒芜的领域，而人文科学的使命正是凭着最终是科学的概念和实证的方法去涉及这个领域；18世纪并未以人或人性的名义向人文科学传递一个从外部被限定但仍空虚的空间，而人文科学的作用正是要在这之后去涵盖并分析这个空间”（348页）。我们采用“诞生”的说法，正是因为“人文科学”并非一个在18世纪或者更早就已然建立起来，后来却由于各种原因被荒芜了的空间，需要我们来补充或耕耘。“人文科学”不是一个连续性的空间，这是一个崭新的空间。只有“当人在西方文化中，既被构建为必定被思考，又被构建为将被认识时，人文科学才出现”，在19世纪知识型中，“人”成为中心“媒介”，这个媒介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所以人文科学的诞生“这个事件本身发生于知识型之一般的重新配置中”（349页）。人文科学的诞生是知识型重新配置的结果，对于这个新事件，其领域和方法论一定也是全新的。福柯认为：

现代知识型领域（le champ de l'épistémè moderne）应该作为一个在三个维度上敞开的空间区域而再度出现。在其中一个维度上，我们将置放数学和物理科学……在第二个维度上，存在着这样的科学（如同语言、生命和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等的科学）……这两个维度一起限定了一个共同的层面……这个层面显现为一个把数学应用于这些经验科学（sciences empiriques）的领域，或显现为语言学、生物学和经济学中可数学化（mathématisable）的领域。第三个维度将是哲学反思的方向……凭着与语言学、生物学和经济学的维度一起，第三个维度也勾勒出一个共同层面；正是在这里可能出现并且实际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哲学、异化之人（l’homme aliéné）的哲学、符号形式（les formes symboliques）的哲学……（350-351页）

这里福柯非常清晰地介绍了现代知识型的情况。它包含了三个维度，即演绎科学（数学和物理）、经验科学（语言学、生物学和经济学）和哲学反思三个领域。三者中，经验科学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数学秩序体现在经验科学的领域，就是将语言学、生物学和经济学中的某一部分数学化，即应用数学寻找语言学、生物学和经济学的部分秩序；而哲学与经验科学的结合，产生了生物学意义上对生命哲学、经济学意义上对异化之人的哲学、以及语言学意义上对符号形式的哲学的思考，同时反过来，哲学又使得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的外在反思成为可能，即思考“什么是生命、劳动和语言”。因而对于经验科学而言，哲学和数学都提供了将思想形式化的方式，要么以数学秩序的方式，要么以元或外在层面反思的方式。人文科学处在这三个维度的三面体中：

人文科学包含在这个三面体中，因为正是在这些知识的空隙中，更确切地说，正是在由它们的三个维度限定的区域中，人文科学发现了自己的位置。这个境遇……把人文科学与所有其他的知识形式关联起来：人文科学拥有或多或少……利用数学形式化的设想；人文科学依据取自于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科学的样式或概念而发展着；最后，人文科学致力于人的存在方式，哲学设法在完全限定性的层面上思考这个存在方式，而人文科学想要浏览这个存在方式的经验现象（les manifestations empiriques）。也许正是三维空间中的这一模糊的分布，才使得人文科学如此难以确立。（351页）

这段话充分说明了人文科学的位置和特征，即它与演绎科学、经验科学和哲学反思之间难以分割的关系。人文科学与数学的形式化，与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科学的样式，与人的哲学反思（但哲学很少关注人的存在方式的经验现象）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它不是数学、生物学、经济学和语文学，也不是哲学，但它可以并且必然借助它们的反思内容、研究对象和形式以及研究方法，因为它诞生在这个缝隙中。

二、人文科学的形式与方法论

福柯《词与物》

在论述了“人文科学”诞生于一个特定时期后，福柯接着论述了人文科学的方法论。首先他认为人们习惯于用数学的方式思考人文科学，即以数学的方式使人文科学形式化：“通过清点人的科学中可以数学化的一切东西……或者相反，人们设法细心地把可数学化的领域与另一个不可还原为可数学化的领域区分开来，这是因为这另一个领域是解释（l’interprétation）之地。”（352-353页）福柯认为这样可以把人的科学分为可数学化的部分和需要解释的部分，后者就是一个不能被还原为数学的部分。我们可以寻找一些数学的方法把人的经验知识形式化，例如可以“去知道孔多塞（Condorcet）如何能把概率演算应用于政治，费希纳如何确定感觉的发展与刺激的发展之间的对数关系，当代心理学家如何利用信息论来理解习知（l’apprentissage）现象”，这些都是数学可以应用到政治、生理或心理学研究的例证。但福柯认为数学化并非人文科学的构成要素，这是因为首先“这些问题是它们与其他学科（像生物学、遗传学）所共有的”，即生物学、遗传学等其他科学也会用到数学的方式；其次在人的科学的历史先天性的考古学分析中“并没有揭示出数学的一种新形式或数学在人的领域中的突然前行，而是显示出了普遍数学（la mathesis）[12]的一种隐退……像生命、语言和劳动这样的经验组织结构就解放出来了。在这个意义上讲，人的出现与人文科学的构建……都是一种‘非数学化’（dé-mathématisation）的相关物。”（353页）也就是说，人文科学的构建得益于普遍数学的消退和生命、语言与劳动等领域的解放，即以别的方式反思这些经验领域。当然这“并不妨碍数学能比过去更广泛地应用于生物学。但是生物学并不是在与数学的关系中获得其自主并确定其实证性的。这对人文科学也是如此……正是劳动、生命和语言的自身遮掩才从外部规定这个新领域的出现；正是这个经验-先验（empirico-transcendantal）的存在的出现，这个其思想无限地与非思（l’impensé）相交织的存在的出现，这个始终与那个在直接的返回中有其希望的起源相分离的存在的出现——正是这个出现向人文科学提供了它们的特殊形态。”（354页）所以，对于人文科学的形式和方法论而言，数学不是问题，关键的是对什么是劳动、生命和语言的思考和对我思-非思、先验-经验、起源的退却与返回这三个对子的思考。数学只是向“有关人的实证知识提供一种科学风格”，而定义人文科学的最基本困难有两个维度：“一是有限性分析（l’analytique de la finitude）在其中得以展开的维度，二是那些把语言、生命和劳动当作对象的经验科学据以能分布的维度。”（355页）有限性分析关涉的是人以语言、生命和劳动的方式出现时所感知到的限定性，即以人之生死的线段对无限的渴求。同时，人文科学所关注的“人”与生物、经济或劳动和语言符号相关联，人是其中的连接环节。但生物学、经济学和语文学，都不是人文科学。也就是说，解剖学、经济计算、大脑皮层语言研究并不属于人文科学，而我们一旦询问关于生物的功能标准，询问关于经济与社会的关系，询问词与表象之间的合法性关系时，人文科学就发现了其空间，人文科学正是对生物、劳动和语言领域的表象和反思性认知。

所以，人文科学并不是对人的本性的抽象询问、回答或分析，而是“占据了这个把生物学、经济学和语文学与那在人这同一个存在中赋予它们可能性的一切分隔开来（尽管不是不把它们统一起来）的间距”。人文科学不处理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学内部的问题，“人文科学同样不处于那些它们在使其转向人的主体性时并不加以内在化的科学内部；如果说人文科学在表象的维度中复述了那些科学，那还不如说是通过在外部剖面上重新把握它们”（357页），人文科学不是生物学、经济学和语文学的内在研究对象，而是它们的外部剖面，是对生物学、经济学和语文学生成过程的外在历史条件的综合感知和探讨。这样来看，人文科学处于“‘元-认识论的’（méta-épistémologique）位置中”（359页）。

Michel Foucault（1926-1984）

那么人文科学到底是什么呢？福柯说：“我们已经在谈论人文科学，我们已谈论了这些差不多是由心理学、社会学、文学和神话学（mythologies）分析所界定的重大区域。”（371页）因而在福柯看来，人文科学的这三个重大区域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正是由其与“生物学、经济学和语文学之间的三重关系所确定的”，这个决定性体现为人文科学不思考生理图式、生产过程和语法规则，而思考生物学、经济学和语文学的存在条件和存在方式。因此，福柯说关于人文科学这个分类很粗浅也不确切，但它表明了人文科学的实证性基础及其与表象的关系。心理学的区域不仅在生物功能的延伸中，而且在对生物的表征和反思中；社会学的区域不仅在生产与消费中，而且在对劳动个体与相关社会规则的表征和反思中；文学和神话研究不仅在语言的法则和形式的延伸中，而且在对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的语词痕迹的分析中。[13]然后，福柯就得出了对于我们思考人文科学的跨学科研究而言非常重要的方法论结论：

通常不仅难以确定对象之间的界限，而且还难以确定心理学、社会学、文学和神话分析所特有的方法之间的界限。然而，我们能以一种概括的方式说，心理学基本上是一种依据功能（fonctions）和规范（normes）而对人进行的研究……社会学基本上是一种依据规则(règles)和冲突(conflits)而对人进行的研究……最后，文学和神话的分析根本上属于一种有关意义(significations)和系统(systèmes)的分析，但……我们能依据功能的融贯或冲突和规则来重新开始这个分析。这正如所有的人文科学都是相互交织的并总是相互阐释的，正如人文科学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了，正如居间的和混合的学科无限地增加，正如它们特有的对象甚至以消解而告终。但是，无论分析的性质和分析所应用于的领域是什么样的，我们都拥有一个形式标准，去知道心理学、社会学或语言分析层面上有些什么：这是一个基本模式的选择和一些次要模式的位置，这些次要模式使得我们知道我们何时在文学和神话分析中实施“心理学化”或“社会学化”，何时在心理学中对文本进行辨读或作社会学分析。但是，这样同时感觉到几个模式，这并不是方法的缺陷。只有当模式之间并不相互被整理（ordonnés）和明确相连接(explicitement articulés)时，才会有缺陷。（362页）

这里有四个层面的信息：首先是心理学、社会学与文学和神话分析有一些各自基本的方法；其次，这三个人文科学的领域也都可以依据其他对子（功能和规范、冲突和规则、意义和系统）来重新开始分析，因而居间学科增加，人文科学边界模糊；再次，对人文科学例如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学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以某种模式为主，但我们依然可以启用一些次要模式，例如在研究文学时，可以主要使用意指和系统的语言分析法，同时也可以用功能与规范、冲突与规则来重新开始对文学的分析，即在文学和神话分析中应用心理学或社会学的方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研究或分析的缺陷并不会来自使用了跨学科的模式或方法，而是来自对这些方法没有按照有效的问题意识连接和整理。人文科学也在此展示出其独有的魅力，即它要求敏锐的问题意识和综合的思辨能力。

三、“人文科学”与人种学的政治性

上文描述了人文科学的三个领域以及这三个领域之间在方法论上的交织与相互阐释。在对人文科学做了这样抽象和知识型意义上的反思后，福柯把19世纪历史的维度引入了对人文科学的论述：

我们也许可以从这三个模式出发，描述自19世纪以来的所有人文科学。实际上，这三个模式覆盖了人文科学的整个生成变化……首先是生物学模式的统治（人及其心理、群体、社会、所谈的语言在浪漫主义时期都是作为生物而存在的并且就其实际上生活着而言的；它们的存在方式是有机的并且人们根据功能来分析这个存在方式）；接着是经济学模式的统治（人及其所有活动都是冲突的场所，既是其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又是其或多或少成功的解决）；最后——如同在孔德和马克思之后是弗洛伊德——开始了语文学的（当涉及阐释和发掘被隐藏的意义时）和语言学的（当涉及构成和阐明指称体系时）模式的统治。（363-364页）

Auguste Comte（1798–1857）

19世纪人文科学发生的事情首先是生物学模式的统治，即人的生物学化，以有机浪漫主义的想象为表象（我们也许可以从生物学的视角回看浪漫主义文学中生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孔德的分析为代表；之后是经济学模式，即人的政治经济学化、人口的出现，以马克思的批判性反思为代表；最后是语文学模式，以弗洛伊德对各种症候的阐释和体系化为代表。当然，这个知识领域的变化也有着历史和社会变化的诉求：“可能，每一种人文科学之产生都是由于一个问题、一个要求、一个理论或实践的秩序之障碍：由工业社会强加在个体上的新的规范，对心理学在19世纪期间缓慢地把自己确立为一门科学来说是肯定必需的；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已对社会平衡，甚至由资产阶级确立的平衡产生了影响的种种威胁，对社会学类型的反思的出现来说，可能也是必需的。”（349页）作为人文科学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发展显然与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和社会实践发展有关。

而从福柯工作的20世纪60年代来看，他之所以研究19世纪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状况，是因为他期待一种对上文所提及的“功能、冲突和意义”的激活，以抵抗“规范、规则和体系”，而这后者与前者所形成的空间，即“在李嘉图、居维埃和博普的时代所发生的，与经济学、生物学和语文学一起被确立的这个知识形式，由康德的批判规定为哲学使命的限定性的思想”，“仍形成了我们的反思的直接空间。我们在这个空间内思考”（389页）。在这个空间内，福柯详细讨论了既作为心理学意义上的“精神分析”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种学”，又作为人文科学元话语层面的两种人文学科及其相互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人种学和精神分析必定都是两门有关无意识的科学：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在人身上都达到了人的意识以下的层面，而是因为它们都走向那在人之外使得人能凭一种实证知识而知晓的一切，都走向那呈现给或逃避人的意识的一切。”因而这二者的独特性正在于：“人种学和精神分析并不是可以与其他人文科学相提并论的人文科学，而是它们贯穿了整个人文科学，它们在人文科学的整个表面激活人文科学，它们在人文科学的任何地方传播自己的概念，它们在任何地方都能提出自己的辨读和阐释方法。”（383-384页）借用纵聚合和横组合，即隐喻和换喻的结构主义语言，可以认为如果精神分析是纵聚合的隐喻轴的话，那么人种学正是横组合的换喻轴，二者组建了19世纪关于个人和群体的话语范式。二者在某种意义上都借助19世纪欧洲对其他地方的殖民——对个人他者或者文化他者——来显示其本质：“这并不是说，殖民的境地对人种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医生幻影似的角色中的催眠或病人的疯癫都不构成精神分析；但是，诚如精神分析只有在一种特殊关系的寂静的暴力和由这种关系呼唤的迁移中才能展现出来，以同样的方式，人种学也只有在欧洲思想所具有的和能使欧洲思想像面对自身那样面对其他所有文化的那种关系所具有的历史的统治权（虽始终是克制的，但也始终是现实的）中，才能获得其特有的维度。”（381-382页）[14]这样，在一般定义中无历史的、共时性研究人种的学科人种学（ethnologie）被福柯历史化为19世纪独特的人文科学，即历史化为西方理性和文明与他者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正是战后知识分子全球关切的体现。所以在福柯看来：

[人种学]远没有把由心理学、社会学或文学和神话学分析所导致的那样的经验内容与对它们进行感知的主体的历史实证性关联起来，而是把每一种文化的种种特殊形式，使每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对立起来的种种差异，每一种文化据以被确定和封闭在自己的融贯性中的种种界限，是把它们全都置于这样一个维度之中，即在这个维度中，人种学能与三个重大的实证性（生命、需求和劳动、语言）中的每一个都能结成种种关系：这样，人种学就表明了在一种文化中生物学的重大功能是如何实现规范化的，即使得交换、生产和消费的所有形式成为可能或必须的种种规则，围绕着语言学结构的模式或依据这个模式而组织起来的种种体系，都是如何规范化的。因此，人种学朝着这样一个区域前进，即在这个区域中，人文科学与这个生物学、这个经济学、这个语文学和这个语言学都连接在一起了。（382页）

人种学并不处理心理学、社会学或文学内部的经验，它也不关心它们的历史主体，它的目的是限定每种文化界限，封闭这种界限以制造他者和他者文化，然后在封闭空间中探讨生命、需求和劳动以及语言的运行规则，人种学像精神分析一样统治了19世纪的人文科学，它与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分析相关，因而才能以大写的身份关注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正是人种学在19世纪特有的知识范型意义和政治学意义。

Franz Kafka（1883–1924）

然而，由于“像精神分析一样，人种学并不询问人本身”（383页）所以它们都导致了一种“人的终结”，因为它们并不关心“人”的“功能、冲突和意义”，而是关心“人口”整体的“规则、规范和体系”。在这种终结中，在福柯看来现代文学具有朝向界限处奋进的揭示功能，所以他赋予现代文学以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如果形式语言的问题强调了构造实证内容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那么，致力于语言的文学就强调了处于强烈经验中的限定性的基本形式……文学具有的这个新的存在方式必须在像阿尔托或鲁塞尔这样的人的著作中被揭示出来并且被像他们这样的人揭示出来。”（388页）尽管我们从阿尔托、鲁塞尔，从马拉美、卡夫卡、巴塔耶、布朗肖、克洛索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中，得出的是一种“死亡”的意象，然而，福柯正是在他们那里看到了超越语言的有限性的努力，超越“人之有限性”的知识型的努力，当他们表明语言在言说我们时，就像兰波用“我是另一个”（Je est un autre）打破语法的规则（Je suis …）一样，他们也在接近19世纪历史与政治的极限处，即反思这种具有政治学和历史学意义的语文学的起源。

结语：“人”的历史：历史主义与有限性

最后，19世纪历史观念自身的变化也与“人”的出现相关。福柯首先讨论了普遍主义意义上的历史：“大写的历史（l’Histoire）在人文科学构建之前很久就早已存在了；自从古希腊时代的开端以来，大写的历史就在西方文化中实施着某些主要的功能：记忆，神话，传播《圣经》（la Parole）和神的儆戒（l’Exemple），表达传统，对目前进行批判意识，对人类命运进行辨读，预见未来或允诺一种轮回。”（371页） “大写的历史”，即自西方古希腊有记载以来的一种时间的散播，扮演着记录时间、延续记忆和警示后人的历史功能。然而，这个记忆时间的进度，在19世纪初被打断：“正是这个统一性在19世纪初、在西方知识型的巨大动荡中被折断了：人们已发现了自然所特有的一种历史性；人们甚至为每一个重大的生物类型确定了能适应周围环境的种种形式，这些形式使得随后能确定生物的进化剖面；而且，人们已能表明像劳动或语言那样尤其是人类的活动本身确定了一种历史性，这种历史性并不能在物与人所共有的宏大叙事中占一席之地。”（372页）首先，人们发现生物与自然享有自身与环境之间互动的历史性，这个历史甚至大于人类的历史；其次，人们发现劳动与生产拥有自身独特的历史，即生产发展模式、资本积累方式、价格波动规则，这既不同于自然法则也不同于人类的一般活动进程；最后，语言也有自身不同于他者的语音和语法规则演变的内在历史。总之，生命、生产和语言都在19世纪向人展示出自己的法则和自己的时间线索。福柯接着颠倒了我们对这些自然生物史、生产劳动史、语言语法规则变化与狭义的人类史的关系：“人们通常倾向于相信，出于很大部分是政治的和社会的原因，19世纪已较为敏锐地关注人类历史，相信人们已经抛弃了有关时间的秩序或连续层面的想法，同样也抛弃了连续不断的进步的想法，相信资产阶级在想要叙述自己特有的上升时，资产阶级在自己胜利的时间表上，已经遭到了制度惯例的历史深度，习惯和信仰的重负，斗争的暴力，成功与失败的交替。我们假定，由此出发，我们就已经把在人身上发现的历史性扩展到人所制造的对象、人所谈论的语言上了，更遥远地扩展到生命上了。”（372-373页）也就是说，由于政治等原因，人们以为资产阶级的胜利使得人把其自身的历史性，即资产阶级历史性扩展到生产、语言和生物上了，以为经济学、文学与语文学、生物学是在人发现了其历史性后才被推及的。或者说，在19世纪人们认为一切都不得不以资产阶级人类史的标准重构自身的历史。正如荷兰学者任博德的总结：“19世纪，一切历史变得与当下息息相关了。古典的束缚被摆脱了，一切历史时期被视为是等值的。历史现在也被用于民族主义的目的，被体制化了。由孔德和马克思所发展的实证主义历史编纂学对20世纪初的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深刻影响。”[15]这个总结是有道理的，但福柯做了更辩证的论述。

Rens Bod（1965-）

福柯认为，与上述只看到资产阶级胜利者史学的政治社会学逻辑正好相反，即上述资产阶级胜利者史学观是一个晚发的现象，首先发生的事情是知识型的转变和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非历史化”（déshistoricisé）：“事物首先已经获得了自己所特有的一种历史性……因此，人似乎被剥夺了其大写的历史之最明显的内容：自然不再向人谈论世界的创造或末日、人的依从或逼近的审判；自然只谈论一种自然的时间：自然的财富不再向人表明一个黄金时代的古老或临近的返回；自然的财富只谈论在大写的历史中发生的生产的条件；语言不再拥有先于巴别塔的标记或能在森林中留住的原始叫声的标记；语言拥有自己前后演变关系的手段。人类存在不再具有历史。”（373页）因为古典知识型的消退，生物史谈论自然的进化，生产史谈论财富的生产条件，语言谈论自身的音素与语法变化，所以除了人没有历史，其他都有自身的历史。此时，人本身丧失了历史性，人不知道从何时把自己放入历史中，因为“时间是从人自身以外的其他地方来到人那里的，人就只有通过存在的历史、物的历史和词的历史的重叠，才能把自身构建为大写的历史的主体。人服从于这些历史的纯粹的事件”（373页），所以人对“时间能遗留下来的文献或痕迹表示出来的强烈好奇心”（373页）。但人的这一非历史化，接着又被福柯反转：

但是，这个简单的被动性关系就立即被颠覆了：这是因为在语言中讲着话的，在经济学中劳动着和消费着的，在人类生活中生活着的，就是人本身……这就是一种人所特有的并深深地包含于人的存在中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使得人能像所有生物那样适应自身和像所有生物那样进化……使得人能发明生产形式，能通过自己对经济学规律的意识，通过人在这些规律的基础上或围绕这些规律而布置的制度惯例，来稳定、延伸或缩短经济学规律的有效性，最后，使得人能通过自己讲述的每一个话语对语言施加一种内部的……压力……这样，在实证性的历史背后，出现了人本身的更彻底的历史……而且人本身……把一切都历史化……在19世纪以来显现出来的，就是人类历史性（l’historicité humaine）的一种赤裸形式。（373-374页）

因为人生活着、劳动着、讲着话，所以人借以从生物史、财富生产史和语言史中获得自己的历史性，虽然人不是从时间的开始进入这些历史的，但是因为人的进入，人类生命、人类经济和人类语言的历史就使得生物史、经济史和语言史成为因人而显现的历史，为了勾勒人的历史性，一切都因人的有限性而历史化了，因此福柯说人们或像斯宾格勒那样面对人的历史寻找种种法则，或者直接阐释作为生物的人、作为经济的人和作为文化整体的人，人一方面成为历史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只能通过生物、经济和文化等来获得自身的主体性。这一点，即历史在19世纪知识型中的新布局，在福柯看来非常重要：“无论如何，大写的历史在认识论空间中的这个布局对它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由于历史的人，就是生活着的、劳动着的和讲着话的人，所以，大写历史的无论什么样的内容都从属于心理学、社会学或语言科学。但相反地，由于人彻底成了历史的人，因此，由人文科学所分析的内容本身既不能保持稳定，也不能逃避大写历史的运动。”（375页）一方面，历史无论如何都与心理学、社会学或语言科学，即生命、生产和语言领域相关，但由于人的有限性是这个历史的根本，人的历史性而非本质性存在，使得人文科学既不能保持稳定，也不能追溯普遍法则，这也是为何人文学科总是有着不确定的原因，其基础是人的彻底的历史化。所以一方面，人在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学文化等内部不断地建立研究对象和方法，另一方面，当人想越出内部寻找普遍性时，就像斯宾格勒等证明的那样，就越陷入历史性，因为人的有限性无法把握起源和终点。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讨论的“数与世界历史”的问题，讨论的“起源、城市和民族”等问题恰是对19世纪这种焦虑的反思与回应。[16]而“人”这种彻底历史化的存在方式的意义也恰恰在于它预示着不确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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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福柯所从事的是一项思想体系史的宏大事业。他的老师唐·皮埃罗说：“我把我认识的学哲学的年轻学生分为两类：一类，哲学于他们永远是好奇的对象。他们向往认识宏大的体系、伟大的著作；而另一类，哲学于他们更多的是关心个体，关心生命的问题。笛卡尔代表第一类，帕斯卡尔代表第二类。福柯属于第一类。在他身上，人们可以感受到一种非凡的充满智慧的好奇心。”参见迪迪埃·埃里蓬：《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谢强、马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2]米歇尔·塞内拉尔：《授课情况简介》，收入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506页。中译文据法文版Michel Senellart, “Situation des cours”, in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Paris: Gallimard et Seuil, 2004）略有修订。

[3]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99页 。

[4]国内还没有专门细绎福柯“人文科学”的诞生这一命题的论文。2016年法国的《哲学档案》（Archives de Philosophie）杂志曾专门组织了一个专栏“福柯与人文科学”（“Foucault et les Sciences Humaines”）来讨论福柯与人文科学的问题，但是这组文章主要是围绕法国科学哲学史传统和福柯所有著作中所涉及的语言、精神分析和社会学的谱系展开综合讨论，并没有仔细地从内部绎读这一命题本身。参见Jean-François Braunstein, “Foucault et les sciences humaines”; Jean-François Braunstein, “Foucault, Canguilhem: l’histoire des sciences humaines” ; Elisabetta Basso, “Foucault entre psychanalyse et psychiatrie «Reprendre la folie au niveau de son langage»”; Jocelyn Benoist, “Des actes de langage à l’inventaire de énoncés” ; Gildas Salmonin, “Foucault et la généalogie de la sociologie”, in Archives de Philosophie, t. 79 (2016/1)。

[5]米歇尔·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369页。以后引用，在正文中随文标注原著页码。本文中涉及该书的中译文据法文版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Paris :Gallimard,1966）略有修订。

[6]关于福柯早期使用的“实证性”（les positivités）一词如何演化为后来的“机器”（dispositif /apparatus）一词，详见Giorgio Agamben, What Is an Apparatus ? And Other Essays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7]帕特里斯·马尼利耶：《现在的解释：福柯用电影解释他眼中事件的形而上学》，收入帕特里斯·马尼利耶、道尔·扎班扬：《福柯看电影》，谢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6页。

[8]福柯认为语文学与现代文学是孪生姊妹，如果说语文学因为记录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而成为对象化的语言，现代文学则反思了这种具有现代政治回响的语文学的存在方式，即反思了现代性的发生本身（see 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pp.292-313）。

[9]See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Paris: PUF, 2007), pp.177-204.

[10]Jean-François Braunstein, “Foucault, Canguilhem: l’histoire des sciences humaines”, p. 19.

[11]这里涉及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即生物-政治学意义上人的诞生，人被当成了动物，强调人的生物学维度而不是其神性等其他维度。关于人被当成动物在政治经济学中的意义，详见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180页。

[12]福柯在《词与物》第三章“表象”，即古典时代知识型部分大量论述了“普遍数学”和“分类学”的关系。

[13]See 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pp.366-367.

[14]对此问题的详细论述，可参见张锦：《作者弗洛伊德：福柯论弗洛伊德》，载《国外文学》2017年第4期，1-11页。

[15]任博德：《人文学的历史——被遗忘的科学》，徐德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274页。

[16]详见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I·II），吴琼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作者简介

张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审。发表论文《“情动”与“新主体”:德勒兹与福柯——一种朝向未来的方法论》《“命名、表征与抗议”——论福柯的“异托邦”和“文学异托邦”》等。

本文原刊于《国外文学》2021年第3期

本文原刊于《国外文学》2021年第3期，作者张锦，载于公众号“人文共和”。感谢张锦老师和原公众号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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