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贝卡·卡尔 | 重审“亚细亚生产方式”

作为马克思、恩格斯著述中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伴随着二十世纪的历史跌宕不断死去又不断复活。诞生于一种进步论式的、唯物主义基调的历史阶段论的视野中，亚细亚生产方式着重于地方特殊性，试图描述并解释资本主义兴起前某些地区的“停滞状况”，这使得它一方面曾为帝国主义扩张提供某种合法性，一方面未能满足“革命的现在性对于过去的需要”——这使它在1930年代被抛弃。然而，根据本文作者、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瑞贝卡·卡尔的观点，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当代又经历了重生，它的幽灵不仅行迹于美国中国研究界对于中国崛起的历史推演以及比较帝国的流行范式中，也出没在左翼批判理论对于资本主义最新形式的描绘与理论假说中。对此，本文作者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是别的，而是一场纯粹的意识形态的诡计：它征兆了一种将国家和文化视为历史决定因素的全球性分析转向，也昭示出对抗性政治（antagonistic politics）的历史性退场。

作者（瑞贝卡·卡尔Rebecca Karl）长期关注此议题，除本文外，亦可参考她的论文"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National and Imperial Formation" (Historein, 2006)，及专著The Magic of Concepts: History and the Economic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Duke Univerisity Press, 2017)。本文中译版首发于清华文科高研所创办的刊物《区域》（第3辑），微信版根据英文原稿进行修订并调整部分内容。转载请联系后台。

重审“亚细亚生产方式”

理论与历史的纠结

瑞贝卡·卡尔（Rebecca Karl） / 文

齐晓虹 / 译

王若千 / 校

在1937年一份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评论中，翻译家、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哲学家王亚南指出了当时由苏联学者、匈牙利学者、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的错误观点。此前不久，多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关于社会史、革命策略和全球历史的争论中，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众多议题中的一个，在对这些争论的反思中，王亚南指责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特有的历史例外论。尽管观点不同，但这种持论同样是错误的，持有这种观点的有普列汉诺夫（Plekhanov）、科特金（Kotkin）和玛得雅尔（Madyar）（都是1930年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批评者和支持者）以及他们众多的追随者，包括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和一大群中国和日本的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王亚南写到，因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曾逸出人类世界史的一般范畴，而在中国以外的其他东方国家，亦属于此。所以被看成特殊的‘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实际并不存在”。从王亚南1930年代的观点来看，社会经济的历史分析所解决的问题不是去解释所谓的中国偏离于“正常”轨道的特殊主义，也不是去解释作为文化耻辱或文化自豪的中国历史停滞或持久论。重点也不在于提出据称是由亚洲区别于西方的特殊性而来的一种虚假的“可替代性”的历史道路。对王亚南来说，重点是从1930/40年代的中国的现在性（the current situation）入手，以便指出中国当代的社会经济特征；而这需要通过对塑造了中国社会形态特殊性的社会关系、经济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历史模式的理解而形成；当面对19世纪的资本主义时，这种特殊性帮助决定了进入当前时期的过渡形式。

王亚南出版于1948年的专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他是中国最早的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曾翻译一批重要的古典经济学著作，包括《国富论》、《人口论》等，后与人合译《资本论》。建国后曾任厦门大学校长。

王亚南对中国社会形态的关注基于当时关于中国历史的大辩论。其时，王对把中国历史整合进所谓的世界历史或者说是世界经济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感到非常必要。其实对这些“通史”类型的探索至少从晚清就一直在持续，只是在1930年代，王亚南和其他人开始分析他们所探究的范畴的基本理论和历史前提。本文力图追溯作为理论的和作为一种中国历史的写作或叙述方式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整个二十世纪是如何被紧密地缠绕进世界史或全球史的写作中的。必须指明的是：我的意图不是说亚细亚生产方式可以或应当被解放出来。在我看来，亚细亚生产方式在1930年代死得其所，并且应该一直保持死去的状态。然而，尽管一再地被埋葬，亚细亚生产方式却像僵尸一样，在不同的时间段从它不死的墓穴中复活，就好像它不能解释上一次（last time）的事情，却可以解释这一次（this time）的一样。它最近一次的死灰复燃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这种不断的复兴与对毛时代的重新评价和对后毛时代前几十年中（资本主义驱动的）现代化理论以及现代性另类方案的重新主张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重新定位脱离了社会主义而倒向资本主义式的发展主义，革命历史范式的式微，以及更为民族主义的和现代化主义的模式在毛泽东死后的涌现，共同推动了这种复兴。我稍后会再回到这一点。

首先我们必须回顾，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是通过污名化全球历史的多元线性来进行的——这种多元线性内在于作为一种非欧洲的社会形态或生产模式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并被线性历史的教条主义所否定。这种教条主义是由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或此后的庸俗的现代化主义者的融合理论（convergence theories）所指出的历史道路。（这些融合理论认为所有的历史最终会融合到一点上：在庸俗马克思主义看来，经过历史演变和革命辩证法的历史五阶段论，最终会融合为共产主义；在现代化者的理论看来，经过工业化和合理化了的官僚主义、公民和生产，最终会融合为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所提供的多元线性方法变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历史主义轨迹的一元性倾向，就如现代化主义者最终归一的融合理论一样。另外，基于1920年代/1930年代中国革命紧迫性的有利条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坐标（basic coordinates）没有回答革命现在性的需要。也就是说，伴随着阶级斗争理论占据革命性的支配地位——国家作为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国家，社会作为一个阶级斗争的场域，剩余价值和榨取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神秘化的事物，等等——亚细亚生产方式无差别的社会性质表现得过时了，并且明显是非革命的和非辩证的。到1930年代中期，它就作为一个不可能的历史的和史学的探究范畴被抛弃了。

这种抛弃不仅来自于斯大林主义正统性的要求——1931年之后，亚细亚生产方式已经被托洛茨基派的刷子涂抹了一遍（Stephen Dunn，1982）——还因为在中国，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和实践之间的相关性。实际上，据日本马克思主义东方研究学者秋泽修二（Akizawa Shuji）称，在众多的理论方法中，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的一个理论支撑，就曾经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引发的停滞——自从宋朝开始就逐步发展出来的历史失败，据称是日本侵略和在中国担负起帝国主义现代化使命的充分的历史动因。亚细亚生产方式强调社会经济停滞，因此，作为对帝国主义的辩护普遍见于1930年代的中国分析家中，而这不仅关系到中国之于日本，也关系到印度、锡兰（斯里兰卡）之于英国。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坐标

在这里回顾一下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坐标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他们多年来被描绘和固化为一个（虽有争议但相对稳定）系统的名称。他们围绕是否是对历史现实的反思或描述，或中国有没有符合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要求，亦或马克思本人是否认为有亚细亚生产方式这回事，持续争论了将近一个世纪。接下来我完全没兴趣进入这些争论。我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为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在同样的意义上，我认为马克思发展出了意识形态和生产方式的问题。也就是说，就像马克思长久以来所观察的那样，需要历史解释的，把资本主义与所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和社会形态相区别的，“不是个体在再生产条件下的统一（unity）”，而是个体为“资本和雇佣劳动所假定的分离（separation）”。也就是说，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个体相对于劳动的客观条件”的直接关系并非是什么历史上的怪事：这是历史的常态（norm）。因此，恰恰是“彻底的腾空”，资本主义中“作为全面异化的普遍的对象化”才是需要加以解释的怪异和非理性。正是这种理性面具下的非理性，才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理念所针对的目标，而他希望通过一种革命性的实践，可以将人（man）重塑为真正的人（human）。因此，他从已经达到的资本主义位置和已经在通往全球霸权路上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或者说，所有的前资本主义形态。因此，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亚细亚生产方式部分上是前资本主义的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它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而是一个理想化的抽象的社会形态范例，这个范例的存在先于那些已被打上标签的前资本主义关系（比如说在封建主义中的那种），或者那些被认为发展成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关系。

然而，使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出变得顺理成章的——或者是任何前资本主义形态的理论——是十八世纪社会历史进步的阶段论的出现。也就是说，到十九世纪马克思的时代，因为先前的历史学家罗纳多·米克（Ronald Meek）所称的社会“四阶段”的理论发现，亚细亚生产方式起码变得可能了。米克把社会阶段论追溯到了法国的重农学派——他们是三阶段模式——和苏格兰启蒙运动，此处被增加为四阶段论，他把这归功于亚当·斯密，认为他是第一个最完整提出这个理论的人。社会阶段论的革新是它在历史分析中首次假设一个和生存方式相联系的社会进步理论，这个理论依次产生了恰当的政治形式。因此，它是第一个历史“唯物论”版本和第一个可能的世界历史的叙述。这个四阶段论不仅建立在对作为人类进步中心的人类劳动和人类对物质世界的介入的历史解释上，而且，这个理论被认为在全世界都能施行，在任何社会和文化中都能施行。也就是说，它在概念上足够抽象，以至于成为普遍的。

亚当·斯密，来自qlwb.com.cn

在十八世纪的法国，这个理论在法国的重农学派（主要是米拉博[Mirabeau]和魁奈[Quesnay]）中找到了它首次试验性的表述，他们提出了一个价值（value）理论，这个理论坚持农业对于社会生产的中心地位，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已经在发展了），而是反对重商主义（当时是流行的体系，后来地位摇摇欲坠），由此反对他们称之为“点缀物”（ornamentation）的贸易和商业的增长。对重农学派来说，商业不仅不能生产价值，而且通过消费和积累而产生了“不生产者阶级”（sterile class），他们基本上是通过囤积而非投资而寄生于社会之上。重农学派力图理论化和具体化的是价值从何而来的问题：生产或者消费或者流通。他们通过肯定价值产生于生产来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只是从农业生产中产生。因此，对重农学派来说，社会分为三个阶段：狩猎、放牧和农耕——它们彼此是连续的，尽管他们全球性地重叠。也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的社会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地球时间中；农业代表人类社会努力的顶点。在一个法国农业的首要地位行将消失的语境中，重农学派开拓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化抽象。

针对几十年后苏格兰的形势，亚当·斯密建立了一种新兴的，而不是行将消失的生产模式的理论。斯密的问题和重农学派的问题完全一样：价值是怎样以及从哪里创造出来的？斯密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开始的，在英国和苏格兰形成的条件下，他好像意识到，劳动的社会分工的程度表明，市场正在接管一些先前由其他制度承担的社会经济功能。这导致斯密在原有的三阶段论上加上了第四个阶段：在现在这个四阶段论中，商业对他来说是人类社会的顶点。众所周知，马克思继承了这一点，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价值是怎样以及从哪里创造出来？——于是他针对资本主义创造出了劳动价值理论。此处我们不做深究。

我们回到先前的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只有在历史阶段论的框架下才会变得令人信服，尽管亚细亚生产方式自身并不是一个能够真正导向任何地方的阶段。实际上，从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现状的角度上看，马克思所描绘的作为一种前资本主义形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主要构成如下：农业共同体的首要地位；一个统一的和总体性的国家；作为价值榨取模式的税收和地租之间的不可分；对财富积累关系的解除或对土地所有权解除的抵抗；以及，寄生性的、并不对现存形态构成消解的商业/商人资本以及高利贷资本。最后，正是流通/生产的时空问题，或者说，作为“必要时间”和“剩余劳动”之间辩证的社会剩余产品的辩证，在马克思看来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剩余价值榨取的本质“透明性”（与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下的神秘化版本相较的话）是关键性的。马克思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道尽所有的这些问题，所以，当亚细亚生产方式在1920/30年代及以后被重新争论的时候，这些组成部分中的每一个要素在同一时间或其他时间都有理论的和历史的意义。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时代，以及后来的时期，很明显，这些历史性的社会形态问题出于对十九世纪全球化的世界及随之而来的尝试思考一种世界历史（a World History）的关切：它行之有效地迎合了那个世界所要求的概念性的抽象思考。

现在继续来看基础坐标：在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松散的叙述中——就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和《资本论》第三卷中所勾勒的那样，几乎所有——农业共同体的目标不是创造价值，而是个人所有者和他的家庭以及共同体的生存。在这个意义上，价值创造不是社会生产行为的主要目标。实际上，“共同体”是一个“先决条件”，不是公共分配和使用土地的结果。很明显，这个自我存续的系统一直在持续，不完全是马克斯·韦伯后来所认为的是因为意识形态/文化的根基而停滞，而是因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所采取的经济关系的特定的历史形式以及它们对于解体的成功抵抗 (G: 471-2)。在马克思看来，亚细亚生产方式只是前资本主义农业共同体实现的几个模式之一。亚细亚生产方式共同体的前提是一般所有权的缺乏，其中土地不属于私人所有，但是私人财产的确存在。正如马克思所指明的那样，所有权只是公有的，因此无法从共同体那里将个体区分出来，这就产生了公有财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不同，以及个人主体和集体主体之间的无区别。这种社会形态最终导致个体“从未成为所有者（proprietor），而只是占有者（possessor）；实际上，他自身也是财产，作为公社统一体的体现者的那个人（比如专制君主）的财产，即奴隶”(G: 493)。这就是马克思所称的“一般奴隶制”（general slavery）(G:49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最后则是农村对城市普遍的主导性，或者如马克思所言（G: 479），存在着一种“城市和乡村的一种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却作为贸易中心被安置在村镇周边 (G:474)。虽然农村主导着城市，在它们之间却不存在矛盾或者说历史对抗性，以提供一种可以产生出其他可能性的历史模式。实际上，在解释这些亚细亚社会的历史延续性上，他们被假定延续得最为持久，因为个体相对于公社而言并没有成为独立的，同时也没有发展出其他的对抗性关系。换句话说，农业与手工业的统一造就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循环；并且，由于社会形态或生产-榨取模式并不固有一种内生性的矛盾或冲突，亚细亚社会可以持存。唯一能打破他们的方法被认为来自外部。

亚细亚生产方式第二个大的因素是国家。因为公社并不作为一个政治体而存在 (G: 483)，它是“生成在一起的”（coming-together），而不是“存在在一起的”（being-together）。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国家定义为“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和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作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而出现，而真正的共同体却不过只是世袭意义上的占有者 (G: 472)”。因此，统一体以“专制政体的形式实现”，在这里剩余产品或“剩余劳动（在这里是同一个东西）”属于这一更高统一体。他接着强调说“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共有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还有交通工具等，表现为更高统一体，即凌驾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 (G: 474)。在这种构想之中，直接面对个人的国家同时是土地所有者和统治者：“在这种状态下，对于依附关系来说，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说，除了面对这种国家的一切臣属关系所共有的形式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C3: 427)。因此，国家通过强制获得了剩余产品，并且“变这种（榨取）可能性为现实性的强制” (C3: 928)。在马克思的时代，国家形式的问题作为专制统治的一种文化本质从孟德斯鸠那里被继承下来；然而，马克思将之表述为一个通过强制来压榨公共剩余产品的统一体（后来这被韦伯发展为一个文化理性的官僚形式）。因此它同时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的要素，没有实际的等级将这些功能彼此分开。这是一种未分化的统一性。

第三点，在前资本主义条件下，比如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其他的前资本主义的形式），地租是地主和最高统治者（国家）对直接劳动者的剥削模式，作为一个分配的模式，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的剩余价值功能是相应的。然而，地租产生于劳动之中，并不建立在剩余价值之上，因为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没有像剩余价值这样的东西（也就是说，没有劳动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分离）。在这个意义上，地租是以对国家（没有生产者）的直接生产者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从属为前提的纯粹的剩余价值；根本上，为土地的使用权而支付的地租，由此不是“经济上”的获取，而是额外的经济上的榨取，也就是说，通过政治的压迫。马克思所假设的税金/地租的一致性——不论其具体形式——是他区分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基石：在这里，资本主义作为剩余价值的增殖与攫取的历史形态。

总而言之，在1930年代的中国（以及日本，苏联，匈牙利和其他地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农业共同体的统一；国家和它的分配模式（地租/税金）；以及非决定性的、寄生性的和/或者动态性的高利贷、商人/贸易资本——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他们各自的历史存在及其表面上的体系性互动中所主要关心的。在那个时期，这些组成部分以及它们的结合体都被充分加以辩论，并最终被驳回：它并不能被看作是系统性或体系性地决定中国或其他地方的一种形态。换句话说，中国被认为并没有游离在“正常”的经济形态的基本参数之外，并且，人们确定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无论是其对于事实性问题的解释及其理论暗示——中国历史两千多年几乎是停滞的——都是错误的。然而，正是这些组成部分，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中国重新出现了，成为了中国重新表述其政策（即其偏离社会主义却仍旧保留某些作为意识形态和国家实践方面“中国特色”）的主要问题。延续性（而不是革命的断裂）的史学和哲学问题也重新出现了，并且和重新提出历史的“过渡”问题纠缠在一起，暗示着一种从社会主义到其他社会形态的必然或偶然的转型。

不继续深挖细节的话，可以将要点总结如下：首先，在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的政治经济理论中，亚细亚生产方式只不过是一个残余的范畴——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封建主义的，并且显然不会导向任何具体的阶段。其次，通过回溯四阶段论和其他早期的抽象的政治经济学思考模式，我们会发现亚细亚生产方式在重农学派那里最早的痕迹，它的确发轫于一种人类介入世界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理论。然而，当我们一直追溯到黑格尔、马克思、韦伯和其他人，这一视角却不再能将农业从一种普遍存在的消失中解救出来。相反，这个视角现在是全球性的，并且着眼于资本主义的种种社会关系，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其他的前资本主义关系作为需要被殖民资本主义所改变的形式而存在。只有在这种全球性的残存物的意义上，它们才是活着的社会形态。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兴

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亚细亚生产方式每一次的现代复兴——也就是说，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个区别于一种所谓的资本主义常态的理论；或者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可替代性方案的空间化（地理上的具体性）的理论——不是别的，而只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诡计，至始至终都易于为任何政治派别所挪用。事实上，我想说的是，正是在这样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模式里，亚细亚生产方式在1980年代的中国复活了。新的当代社会的和政治的任务与需求在后毛时代的出现，导向了对旧的历史和史学问题的翻案和再探讨，它们中的很多——比如亚细亚生产方式——被长时间地压抑了。从毛主义革命必然性的紧身衣中解放出来，一些中国的历史学家从亚细亚生产方式里不仅重新发现了民族的而且发现了比较性的帝国的历史的范式，这个范式可以解释中国据说“被扭曲”的（distorted）前现代和现代的历史轨迹。这里，“扭曲”被理解为不仅包括中国在商业化了的过去中发展资本主义的失败（可以说，资本主义的萌芽被不停的扼杀），而且包括共产主义革命自身所谓的历史性的错误转折。同时，考虑到从类似的社会基础的前提下面对同样的历史条件——主要是莫卧儿印度和奥斯曼帝国，这种重新发现使得历史学家在与其他的帝国形态的比较中去重新发掘中国历史社会形态的问题。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了一系列比较的东方历史，与之伴随的是重新燃起的对帝国研究的兴趣（和帝国主义研究相对）；很快，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获生机的对亚洲主义和/或泛亚洲主义研究的广泛兴趣。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重要特点是：土地公有，不允许自由转让，图来源于百度百科

到了1990年代，亚细亚生产方式奇迹般地变为一个关于民族历史和文化差异的正面理论以及替代性帝国形式的比较理论；这个新的转变似乎回应了1980/1990年代中国现实的需要，而这恰好是因为它的多元线性与例外主义，就如同文化主义者们通过宣称中国是一个“五千年”未曾中断的历史性的国家共同体那样，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停滞不前的老版本转变为了一套正面的说辞。这就像是一个韦伯式的（Weberian）和魏特夫式的（Wittfogelian）分析的综合，虽然现在是一个积极的而非消极的评价（长久性作为一个文化持续性和牢固性的积极标志，而非一个没有变化、顽固的本土主义停滞不前的消极标志）。

因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这种延展性，我们应该要问的是：它到底回答了什么样的历史问题？自从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以来，在苏联和中国，还有其他地区，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内在于这个相异的历史道路的理论中的多线性因为单线历史决定论的教条主义而被否决了。如上所述，这种对多元线性的否定与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阶段论（在其最终的斯大林主义教条的伪装下）相联系，也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主义相联系，在这两种历史分析的版本中，假设了一种历史的融合理论，而不是持续的差异。然而最近，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及一些在美国的中国经济史学家中，多元线性变得非常引人注意。伴随着这种对差异的积极的意识形态评价——例如，像民族的独特性一样——亚细亚生产方式污名的一面被克服了：中国是独特的，它展现了一种替代性的方案，而据说这是一件好事。

在一个不同的情境下，即在革命的1930年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坐标很显然没有回答当时中国现实中对于过去的诉求。如今，在世界范围内，当国内稳定（中国用语是“和谐”）已然成为支持外资引进、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积极口号之时，现当下无可厚非是后革命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反对革命的了。因此，在大多数的学术研究中，以阶级斗争及分析为名的社会冲突的范畴已经被扫地出门。亚细亚生产方式所假定的无阶级性以及国家和共同体之间的统一体，已经变性为今天理想中的和谐社会。

最后，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所持的怀疑态度，尤可见于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相关性——既作为一种时间上的巧合（这个理论的兴起，正好也是19世纪现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日益强大的时期），也作为一种辩解——的有力揭示中。然而今天，当唯经济至上的发展主义以全球化（作为一种正面的、好的帝国主义）为名大行其道之时，尽管受到中国和其他地区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谴责，却通常被好意地与战后经济成功增长的事例相联系：在东亚，尤其是台湾和韩国这些前日本殖民地所显示出来的进步。因此，种种革命历史范式的衰败；毛泽东去世之后更加民族主义色彩的现代化论者和以文化的方式塑造的意识形态的兴起；1980年代朝向不计任何代价的发展所做出的中国社会经济的重新定位，巧妙地促成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史学方向上的回归。在1980和1990年代，亚细亚生产方式似乎回应了这一系列的问题。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的融合

多年来，战后对于全球融合的现代化幻想不仅在实践中被证实是虚假的，而且作为一个理论也已经被抛弃了。我们可以简要的回想一下，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那种幻想的核心要求：现代化理论最高调地宣称，通过国家间和双边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合理部署，设想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融合，不仅是可取的而且也是可能的。这种融合得以完成的一个主要的竞技场，就是通过种种“价值”的领域，又或者，通过马克斯·韦伯及其追随者们力图理解为文化的或社会的下层建筑（substructure）的那些领域——它们提供给这些社会以它们所拥有的连贯性，无论是何种的。就在为实现这种融合的大量药方被开具的时候，现代化实践显而易见的失败以及1970年代以降对该理论的那些预设的大规模攻讦，让上述议题看起来过时了。

尽管“融合”理论曾经遭受怀疑论者们和批评家们的责难，如全球化理论那般导向其重生的道路却在1970年代早期在批判的伪装下被左派预言了。此种表述涌现于1960年代法国和意大利激进主义垮台的时刻，同时也源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在解殖和现代化的失败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实践所提出的挑战。一位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雅克·卡麦特（Jacques Camatte）在他1973年的论文《反抗驯化》（Against Domestication）中作出了简明的陈述，他的这一看似批判的理论假定资本主义正融合于它的核心自我。不同于当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强调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产生的非发达状况及伴生的地方和全球的不均衡状况），资本的自我融合理论——资本的实际吸纳（real subsumption）理论，简言之，“使用价值”（values）和“价值”（value）被混为一谈——在公然宣称资本主义对所有人有益的同时，却也开始将资本主义的自我定义和自我表征当作它们自身的前提。

在这里，资本主义的自我融合被理解为是一个地理上和时间上的均质化的生产模式，是全球共时性的，而不是历史主义的——也就是说，历时的或历史阶段性的。这种时间-空间融合的叙述将这种类型的批判和当代的一些“帝国”和“全球化”理论联系在一起。卡麦特文中有一个生动的段落显示了这种联系，其中他把1970年代定义为资本主义与亚细亚生产方式融合的时刻。他指出，在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中，系统中出现的叛乱有效地再生了系统，产生了持续的帝国的再巩固，这导致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持久性和对变化的绝缘性。卡麦特强调，由于这种不变性，1970年代见证的正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在这里阶级永远不能变成自主的，而是不断地被组织到帝国的秩序之中）和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在这里阶级正在被吸纳，因此产生了资本主义的不断再生以及它对于转变的不为所动）之间的融合。在后来的文章中（1976），卡麦特进一步明确，他所说的融合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的资产阶级民主的专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的广义奴隶制的专制之间。

卡麦特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融合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是试图去解释资本主义在1960年代经历了看起来是垂死挣扎的复原，这种融合可以说是在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所谓的“永恒现在”（eternal present）——当中运作的，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这一观念。黑格尔对永恒现在中所凝结的、反复出现的时代印记的解释，促使他建构了一个演进和轮回的总体性历史，由此作为大写历史（History）参与到哲学意义上内在性和临时性的同一之中，甚至当时间置换为其他的时候。正如黑格尔在他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所总结的：“我们因此关注的只有精神的观念（idea of Spirit），并且，世界历史中的一切都不过作为它的体现。当我们穿越到过去……能遭遇的只有正当下的那些；……‘精神’是不死的（immortal）；在它那里，没有过去，没有未来，而只有本质的当下。”我们可以认为，布什政府的信条是黑格尔表述的粗陋回响：正如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所言，它是一种“对某些未来的威胁进行全面控制的偏执狂逻辑”，其中“现在和未来之间的环路被关闭了”。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斯洛文尼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我们时代最杰出的思想者之一，在1989年出版他的第一部英文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后就在国际上得到承认。被誉为“文化理论的猫王”。

就此而论，我们可以认为，从1970年代以来，在理论上有一种增长——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把旧有的趋同幻念建构成一种资本的永恒现在；这个永恒现在此时被重命名为“全球化”或帝国（在这里，内格里[Negri]和哈特[Hardt]的帝国是范式性的）。并且，与现代化理论相似的是（尽管在一种不同的层级上），这些资本/帝国的永恒现在的理论将自身呈现为政治开放性的——用哈特/内格里的术语来说，是“诸众”（multitude）的政治；用黑格尔式的或韦伯式的术语来说，是一个特定阶级和有限度的市民社会的政治，它致力于支持而非就地推翻这个系统。然而，卡麦特用他所假设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融合提醒我们，这些不过只是一种系统性再生的政治。我认为，正是以这种绝对化的姿态，卡麦特关于资本主义与广义奴隶制相融合的理论可被视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在当下复活的意识形态症候。

也就是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活，既不是以同一性（identity），也不是以殖民差异性（colonial difference），而是以民族差异（national difference）为前提的，——不是历史上的帝国主义坍缩为抽象的“帝国”，而是“帝国”坍缩为民族。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1980年代的复活说明了一点：它曾被很多1980年代前半叶的中国历史学家看作是一条从毛的革命主义和与之伴随的历史直线性中解放出来的道路，同时也被看作是一条在后毛时期支持改革者计划的道路。正是在这种融合了资本主义广义上的永恒现在的差异形式中，亚细亚生产方式似乎迎合了现代化中国当下的需要。在革命的历史结束之时，这些话语的复苏作为一种所谓的中国民族-文化差异和一种融合性的现代化主义药方的标记物发挥着作用，并在一种民族历史连续性的辩证意义上（这种辩证性在中国的独特性与它对一个新的社会-历史秩序生产的全球参与之间展开），从总体上重塑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随着文化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在1980年代晚期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挪用，这个理论自身现如今可被消解为一种纯粹的国家利益（raison d’etat）。

结论

上述解释必然已经将具有分歧的理论关切化约为某些基本的共性。这些新分析被普遍引入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们如何与过去现在美国的中国研究的某些分支相契合。在一些主流的美国学术研究中，中国没有过渡到资本主义道路不再被看成是一种“失败”，而是中国的帝国强度和韧性的标志，或者甚至被看作是中国相对比欧美道路的一种正面的差异。现在它又被说成是中国崛起的来源。与此同时，与几十年来强调帝国主义所造成的断裂相反，19/20世纪的帝国主义不仅现在被贬低为一种不被接受的“西方冲击”论，因而在中国历史持续行进的过程中被降级为一个附带现象的插曲，而且中国商业化的非资本主义的过去，也被呈现为一种可替代资本主义的、纯粹斯密主义的市场经济（商业，第四阶段！）形式——并且它完全不是舶来的，而是中国历史自身不容置疑的本土性。

作为全球文化归属的一种策略，并且在这样的一种进程中包含了一种本质性的反历史性，这些亲缘关系出于对民族/文化差异的普遍重估而获得了合理性。有意思的是，接下来我们便看到亚细亚生产方式复活了，不仅扮演了一个不计任何社会代价的、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的非政治性政治——也就是非对抗性政治（non-antagonistic politics）——的婢女；并且也作为全球新自由主义-多元文化现代化理论的一种形式，它强化而不是抵抗了在其历史的及当代发展主义表现形式中的帝国。最终，亚细亚生产方式变成了亚洲或帝国资本主义国家本身的一个通用理论。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最终真正意义上成为了一种全球性分析转向（a global analytical turn）的意识形态症候：这个转向把国家和文化看作是历史的决定因素以及现在/未来的仲裁者。由此，我们把黑格尔的永恒现在重新融入进了一种没有物质限制的、全球化的非历史的物化幻想（a reified ahistorical fantasy of globalization with no material limits）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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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伍晓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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