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志｜张慧瑜：无线电与中国革命

无线电与中国革命

作者 |  张慧瑜

19世纪中后期电磁波和无线电的发明，使得人类摆脱物理时空的限制，实现了远距离即时信息传播，进入脱域化信息传播的时代。无线电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们传递信息的模式，而且在交通（航海）、商业（证券交易）、新闻（报纸、广播）等领域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一战中，无线电成为海战的关键。二战期间，无线电被广泛应用于军事、广播战和情报战中，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核心要素之一。近代以来，无线电通信作为重要的通讯技术手段一直掌握在帝国主义列强、清朝政府、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等政治势力手中。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发展无线电事业。1930年1月，上海党中央与远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局建立无线电通讯，这是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通讯革命”。20世纪30年代红军使用无线电这一现代通讯技术，为游击战、运动战提供了现代战争的媒介基础，使得分散的、去空间化的根据地变成具有弹性的和流动性的空间。

无线电是“空中架起的桥梁”

在中国现代史上，一般把1927年到1949年描述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时期。1927年城市革命遭遇挫折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造了武装割据、“农民包围城市”的革命之路。从1927年上井冈山开辟第一个根据地开始，到中央苏区的苏维埃实践，再经过战略转移、被迫“长征”，抗战前夕落脚在陕北，建立陕甘宁根据地，再到抗日战争时期开辟晋察冀、晋冀鲁豫等华北根据地，最终在解放战争时期以根据地为核心取得全国胜利。面对强大的敌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不是占领固定的空间，而是避敌锋芒、发挥自己的优势，使得根据地空间像水一样具有流动性。

1927年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之后，建立了中央直达各省、各省直达各县、各县直达各乡的全国交通网，这些交通网主要依靠地下交通员和武装交通员等人力来传递消息、情报和宣传品。为了提高传输信息的效率，中共中央尝试通过两个途径来发展无线电通讯，一是向共产国际申请帮助训练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二是在上海秘密培训党的通信技术人员。1928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周恩来向共产国际寻求帮助，通过“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培养无线电通讯技术人才。1929年在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周恩来的领导下，通讯科长李强、张沈川等组装了收报机、发报机，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座秘密电台。1930年1月在香港九龙开辟第二秘密电台。

相比在大城市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中央借助共产国际的力量来发展无线电，在偏远农村的苏区红军主要靠自己的力量创建无线电通讯。1930年之前，中央苏区的红军依靠交通员、传令兵和地下交通站来建立中央与各分局、与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络。1930年之后，红军领导人开始意识到无线电通讯的重要性。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中央苏区取得龙冈战斗的胜利后，红军缴获了国军第18师的无线电台一部，由于当时战士缺乏对电台的认识，把发报机、马达、充电池、蓄电池等都作为敌产而砸毁，这部发报机弄坏的电台只有收报功能，被称为“半部电台”。为了避免红军战士继续破坏电台，1930年8月毛泽东和朱德对红一方面军发布攻打长沙的“命令”中要求红军不得破坏铁道、桥梁、火车、电线、无线电等交通设备，还专门颁发《保护与收集无线电、有线电战利品的通令》。由于两个团联络不畅通，这次攻打长沙的战斗失利，更促使毛泽东等红军领导意识到无线电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关键作用。1931年龙冈战斗后，在江西省宁都县东韶地区对国民党军的追击战中，红军痛击谭道源师时又缴获了一部电台，战士将这部电台完好无损地送到了位于宁都小布的红一方面军总部。这样，红一方面军开始有了自己的电台，并着手创建无线电通信队。

红军早期无线电通信工作是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和敌人严密封锁的情况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朱德曾告诉红军早期无线电技术人员“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的；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陆续有人从白军中来。革命事业是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这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正是包括无线电在内的中国革命各项事业发展的普遍经验。1931年2月，红军总政委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期无线电通讯训练班开学仪式上用“鲁班石”的传说向学员们解释无线电通讯工作的重要性。一座即将落成的石桥，桥梁中央还剩一块空缺找不到合适的石头进行填补。这时，路过此地的鲁班先生打造出一块不大不小正合适的石头，促成桥梁的成功落成，这块“不大不小正合适的石头”就是“鲁班石”。毛泽东强调，无线电通讯工作正如鲁班石一样，是军事战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是沟通联络的关键。

中央苏区在培养无线电技术人员和装备上主要采取三种方式：一是，从国军中俘虏、改造无线电技术人员，如1930年龙岗大捷中，俘虏了16名无线电人员，经过对起义和被俘的通信技术人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有10名愿意留下来参加红军，包括后来在红军通信发展史中做出重要贡献的王铮、刘寅等人，他们成为红军无线电方面最早的技术专家和领导，用缴获的半部电台抄收了国民党中央社发布的新闻电讯，从此开始了红一方面军的无线电通信工作，这种从敌人那里缴获装备和改造俘虏成为红军发展无线电的重要模式；二是，开办无线电培训班，1931年1月28日，毛泽东、朱德联名签发了《选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要求各军选派政治素质好、文化程度高的红军战士参加无线电技术的学习培训。1931年2月，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在宁都小布的陈家土楼正式开班，随后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成立了无线电队, 先用于侦听情报和抄收新闻, 后来发展到用于通信联络。1931年11月，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无线电学校；三是，无线电设备主要通过缴获和自己组装两种方式完成。由于单纯通过缴获无线电设备，始终无法可持续地满足红军的通信工作，还重视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积极自购、自制和自产器材设备。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中央苏区建立了一所无线电材料厂, 通过已有的器材、零件进行无线电维修和组装。

无线电队伍的组建发挥着四个功能，一是，截获敌情，及时调整战术部署。在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中无线电发挥着重要作用，王诤用第一次反围剿缴获的敌人电台获知国军要进驻东固，红军提前占领东固岭的有利地形，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首战胜利，歼灭国军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的大部，还缴获一部100瓦大电台、俘虏第28师全部无线电人员；二是，收听国军时事新闻，及时获得外部消息。由于地处偏僻，再加上敌人封锁，使得苏区无法获得国内外消息，利用缴获的无线电收报机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稿，就成了红军与外界沟通、了解外界情况情况的唯一便捷途径，这些抄收的电讯新闻被毛泽东称为“没有纸的报纸”；三是，用无线电加强部队与部队、前方与后方的沟通和协同作战，也增强根据地与党中央的信息联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红军缴获敌人8部电台，成立了6个无线电大队，建立了无线电侦察台和无线电指挥网。1931年9 月下旬，用这台100瓦的电台，江西苏区中央局与上海党中央第一次取得了无线电通信，从此在党中央和中央苏区之间架起了一座空中电波桥梁；四是，发布无线电新闻，创办通讯社，苏区出现电讯新闻、广播新闻。1931年11月7日，红色中华通讯社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当天宣布成立，广播代号为CSR（Chinese Soviet Radio）。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红军还是采用无线电的方式抄录国内外新闻。

作为游击战/运动战媒介学基础的无线电

无线电对于红军来说不仅是通信工具，还是实现游击战的媒介学基础和前提。毛泽东高度重视无线电工作，称无线电通信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在红一方面军开办无线电培训班上的讲话中指出：“红军今后要大发展，这里要点火种，那里也要点火种，一块块被敌人分割的革命根据地，要靠你们在空中架起的桥梁连接起来。做任何工作，都应该知道它的重要性，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你们所做的通信工作，可以帮助我们调动军队，做到随时撤得开，又收得拢。”这段话呈现了无线电传播的三个典型特征，一是，“空中架起的桥梁”指的是无线电依靠电磁波来进行远距离传输，与依靠人力进行的地下交通、赤色邮政等交通方式不同，无线电是一种去物质化、去主体化的传播媒介；二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说明无线电能够把信息实现远距离传输，传播速度和效率高；三是，“可以帮助我们调动军队，做到随时撤得开，又收得拢”则说明无线电通信与游击战的战法密切相关，如果没有无线电指挥，“撒得开”和“收得拢”就无法实现。因此，无线电一方面把彼此分割的根据地连接起来，另一方面又使得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成为可能。

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空间，根据地有这样几个基本特征：一是，行政区划不稳定，相比占领中心城市、铁路线的日军和国军来说，根据地的有效统治区域处于变动之中；二是，物质极端贫乏，技术、资本都稀缺，在这种背景下，通过组织基层社会来保障政治和军事斗争；三是，很难建立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权力高度分散和地方化。根据地处于敌人政治、军事权力的缝隙地带，正如根据地的命名经常是几个省或地区的简称，如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根据地等，这意味着根据地在外部压力的夹缝中求生存，处于不稳定的空间，边界随着敌人的进攻和骚扰而变化。根据地是一种像水一样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空间状态。水的属性是柔软性和持续性，当坚硬的东西打过来时，就四散逃离，当坚硬的东西撤退后，水又流回来，水是以柔克刚、避免硬碰硬，是弱者的智慧和弱者的辩证法。按照学者孙歌所论述的日本思想家竹内好的观点，“以弱胜强”是一种毛泽东独创的“根据地哲学”。根据地具有水的属性，当敌人强势进攻时就四散逃开，当敌人回撤时，再聚拢回来，看起来很弱势，却无法被真正消灭。这种水的特性，就反映在军事上的游击战。

在“敌强我弱”的总体格局下，根据地的特征不是寻求占领固定的空间，而是在流动中实现敌我强弱关系的转化。经历了井冈山时期的根据地斗争，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总结了游击战与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根据地空间就像水一样，强力打来，就四散漫开，敌人撤退到城市、城镇，又回流到原地。这种打开、收拢的“打网”战法就是游击战的核心思想，就是进攻时集中主力，进攻后迅速分散，避免阵地战，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而敌人从强变弱、自己由弱变强，与国民党内战时如此，和武器更为先进、现代的日军斗争时也是如此。

如果说根据地具有水的弹性和柔韧性，那么根据地并不是漫无目的、四散逃离的水，而是具有机动性、有张有弛的水，这有赖于把根据地空间从无秩序的水变成一张伸缩自如、举纲目张的网。网的特征是可以随时撒开，又能随时聚拢。这种把根据地“织”成收缩自如的“网”就需要依靠无线电这一现代信息交流的媒介。如果没有无线电通讯，“网”是无法打开，也不能快速聚拢。无线电使得高度分散、彼此分割的根据地内部以及根据地与根据地之间实现信息的快速交流，根据地虽然在政治、军事上看起来是弱势状态，但借助无线电媒介具有了水一样的网状弹性和韧劲。

由于红军无线电通信网络的建立，一方面使得红军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联系，中央苏区与周围苏区的联系以及各方面军总部与所属各军团(军)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和快捷，另一方面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全国红军的领导也更加健全，红军的行动更能在统一的战略意图之下互相呼应、密切配合。1930年代红军开始运用无线电进行军事上的游击战，而此时正是红军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过渡的关键时期。面对1930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开始改变井冈山时期的游击战，实行“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的军事战略，在第一次反“围剿”中把正规性的运动战与游击性的游击战结合起来。如果说游击战是参战规模较小、以连排为基础的袭扰，那么运动战则是参战规模中等、以团营为主的战斗。井冈山时期，面对少规模敌人的骚扰，游击战的核心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而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调集了10万国军向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面对“敌强我弱”的局面，毛泽东提出“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的运动战方针。游击战需要战斗的机动性、在战场上灵活穿梭、寻找战机，而运动战需要把敌人分隔包围、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这些都需要及时获取情报，并对部队做出调整和部署，红军掌握无线电有助于完成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型。

在苏区红军的历次反“围剿”斗争以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长征过程中，无线电通信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如第三次反“围剿”中,王诤、刘寅等对国民党电台用的番号和通报简语都很熟悉，红军能及时、准确地获取国民党军队进攻、调动的情报。在长征中，四渡赤水就依靠无线电通讯及时获得军事情报，取得四渡赤水的胜利。因此，毛泽东曾高度评价：“由于无线电的存在，纵使我们在农村环境中，但我们在政治上却不是孤立的，我们和全国全世界的政治活动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同时，纵使革命在各个农村是被分割的，而经过无线电，也就能形成集中指导了”。可以说，以无线电为媒介基础，游击战变成了一种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正是无线电通讯的建设与应用，对促进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根据地实践就是把空间的游击状态与空间的社会改造充分结合起来。这种空间流动性并不是历史上流寇式的逃窜，而是一种新秩序与新政治播种扩大影响的现代政治实践。在这个空间政治的实践过程中，将旧的社会秩序打碎，并进行社会改造，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即便旧秩序会卷土重来，但是新空间政治的实践结果与新的主体保留下来，形成“群众基础”与“组织基础”。根据地空间的流动性体现为一种空间的辩证法，也就是1947年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撤出延安时的战略“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正是这种空间的辩证法，使得八路军不占领具体的空间，反而让空间变成弹性的、具有流动性的场所，而这种弹性的、流动的空间得以成立的媒介学前提是无线电的出现和使用。

(原刊《读书》2022年第12期，感谢原刊物和作者张慧瑜老师授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ND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 “基层传播”，感谢公号 “基层传播”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文编辑 | 黄以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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