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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丨戴锦华：我骄傲于我的年轻和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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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农历新年还有三天，《人物》又一次见到戴锦华。前一天，她刚从平遥影展回来。2022年下半年开始，她似乎着意把工作排得很满。摄影园区树木萧瑟，她在风里抽完了一支烟。
这几年，戴锦华越来越多地承担了公共领域言说者的角色，谈论新技术革命，也谈论年轻人被催婚的困窘，在B站，在豆瓣，很多年轻人向她提问，她坐在那里，笑吟吟的，似乎永远沉着，永远笃定，永远能够提供答案。
事实上，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她觉得自己这三年犹如「慢撒气的轮胎」，尤其过去这一年，年初，她在母亲的疾病和北京疫情的反复中仓惶；年中，她结束自己40年的任教生涯；年末，母亲去世，她没有想到告别来得如此之快，坠入完全的空荡。
她在变动的罅隙里为自己寻找力量与甜，仍然听广播剧、看耽美网文，更重要的，当然还是电影。这一年她做了三个电影节的评委，其中海南电影节的评选是在线上举行，她记得那段时间，大家都在发烧，在不同的热度中谈论电影，电影再现的世界和正处于剧变中的世界相互碰撞，她沉浸其中，感到身陷汪洋，大浪打来，而电影成了她紧紧抱住的一块木板。她最快乐的时光是在北大百年讲堂给同学们讲电影，电影结束，字幕上升，她走上前去，在近千人中感到「肉身相遇」带来的热度汹涌。
是告别吧，她也希望这是新的开始，让精力逐渐恢复，重新投入她那仍然旺盛的好奇心，去感知，去发问，去某种程度地介入现实。我们谈论了一些很当下的话题，比如养老、躺平、优等生逻辑的主导、性别议题的彰显，还有对她而言非常切身的生死问题。
就像她喜欢的一句对戈达尔的评价，「虽然精疲力尽，依旧随心所欲」，在此时回望，戴锦华是一个言说者，也是诸多年轻人的陪伴者。她和我们一起，经历晦暗不明的时刻，仓惶，不安，仍保留着谨慎的乐观、强烈的希冀。希冀在诸多的「难」里，生长出改变，生长出新的——对，仍然是她反复言说的，也是当下最迷人的那个词儿——可能性。
以电影为例，2022年世界范围之内大概大师们都出手了，但是他们的作品都差强人意，没有那样的冲击力，没有对现实的触碰和把握的能力，最主要的是它不感人，它不动人，对我来说，今年这个电影的大年其实是个小年。
我觉得这就是电影的角色，它和我们的生命体验、我们的生活状态非常非常接近。尽管如此，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体认和触动吧。比如《晒后假日》，它是一个非常私密化的、从一个女同志的角度去讲述的个人故事，但在世界范围内居然产生如此强烈的共振和共鸣，以致使我反思什么是私人的，什么是公共的，今天世界的公共性到底如何能够得到呈现？也许今天的公共性是通过这种私人性达成的，而不再是通过公共性的议题、大家对公共性议题的代入才完成。
或者奥斯卡大热的《塔尔》，它触碰到PC(Political Correctness)的热浪，触碰到了「取消文化」这样一个本来是批判性的东西，但有些时候又呈现为某种暴力的状态。还有《玉面情魔》，它触及网络社群、网暴加剧的普遍的认识论危机，我们还有没有认知现实的愿望？我们还有没有认知现实的路径？
这些都是我的疑问，这些电影也在重复、加速着我们的已知，但这些共识，反而呈现了一种分外碎裂的状态，每个人都像孤岛一样在海洋中漂移。
另一方面，我们新的媒体环境，同时也是我们的通讯和交流手段，它们所形成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如果不改变的话，我们从苦难当中得到的教训大概还不足够使我们重新形成社会的有机性，而大数据、AI对管理的参与……都是在强化这种结构性的问题。
我非常希望，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反思中能够包含这部分内容，包含当社会有机性丧失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那我们能不能共同地为了社会有机性的恢复，付出一点代价？
等她离去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她真的是我生命中的那个「绊」，羁绊，等于是一直是她把我锁在某一种现实当中，这个现实使我不能够超离社会的整体的结构，也就是我们此前的访谈中说的那种东西，你必须要面对在现实中一个普通人要面临的种种艰难。当这个东西消失以后，我突然就是两个感觉，一个是觉得我就像一个行走的躯壳，突然就空荡，完全空荡。另一个，我就丧失了那种被迫要面对这个现实（的压力），我从来没有顺应过现实，但是你总是要和它博弈，而我突然没有了这个力量，我发现，接下来，所有东西必须是按照我内心的需求来选择。
可是这三年当中，那种内心的动荡，就像一个慢撒气的轮胎，它塌下来。那种疲惫、无力以及难以平复的感觉交织在一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难。
最后我决定去平遥影展也是因为这样，我想换一个地方，看看能不能够摆脱这样一种感觉。
也许因为这种关注，我观察到，从去年开始，它在电影当中全线浮出了，从《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到《晨光正好》，世界范围之内有太多电影关注这个主题。包括中国有一部影片叫《脐带》，讲述一个歌手和患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的故事，人们开始要触碰这部分的现实。它特别本体论地迫使我们去思考何为生？何为人？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去谈生命、死亡和人？在什么意义上去讨论社会性死亡和生物性死亡？我读到过一个中国作家的说法，在我们死亡之前，先要经历一个变得透明不可见的时刻。这个仍然是在主体的意义上谈论社会性死亡，但是我在急诊室，看到每一个用轮椅、用担架推进来的老人，旁边都跟了大概四个中年人或者年轻人，你会看到维系生命所需要的社会性的巨大付出。
这些都使我对老这个问题的思考变得更加真切。一方面我自己步入老年人的行列，另外一方面，它作为一个社会议题，当社会老龄化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对于整个的现代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在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上，我们都没有正视它，更不要说去处理它。
这一年当中损耗最大的，是它使得我没有足够的精力去支撑我仍然在的那个巨大的好奇心。我非常希望在这个所谓体认到自由的时刻，精力也能重新恢复到我仍然非常强烈的好奇心上，我仍然可以发问，仍然可以追问，在回答当中获得多重的快乐，只要这个过程能够延续，我就还没老。
有人说躺平是我们说「不」的方式，我有认同，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我觉得所谓的躺平在现实当中是一种不可能的想象。你在哪儿躺平？你如果真的躺平，房子就被银行收走了——这是开玩笑。我是觉得，躺平作为一种想象，是我们去疑问能不能不面对这么多沉重？能不能不面对这个现实？但是现实正是我们连床都没有。
我那天跟他们开玩笑，说原来电影是坏孩子的艺术。曾经焦雄屏跟王筱頔导演说，如果我不是搞电影研究的话，我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世界有这样差的学生，有这么坏的学生。原来导演们都是这些坏学生。我们就开玩笑说，这是电影中没有好老师的原因，在电影中看不见好老师，因为导演们都是这些坏极了的学生。可是我现在看到的，世界范围之内，新一代的导演，多数都是优等生，名校毕业，智商多高多高，但是我就会感觉到这其实是某一种现代主义危机。
此前优等生始终是优等生，是主流的一个晋升途径，所谓的精英主义是以这个为基础建立。而正是像电影这种坏孩子的艺术，或者说不道德的艺术，它在平衡着、提供着价值和生存的多样性可能。但现在你会看到，好像所有的地方都只有一种优等生的模式和可能性，我会同情这一代人，因为原来我觉得坏孩子有坏孩子的出路，优等生有优等生的前途。但现在看上去，优等生文化的主导位置很难改变，所谓数字化生存，一切是在统计学的意义上发生，就使得个性、原创、另类、抗争、抗衡这些东西在大数据本身化为乌有。
我相信这些东西仍然在，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在人类文明史上，这些东西始终是动力。历史的更生，是这些人，而不是平庸之恶创造出来的。
道德主义不等于道德。我觉得人类社会的根基之一是我们是有道德感的人，坚守道德——有所不为，而非道德主义。道德主义从来都是和保守主义、和对抗社会变革与进步的力量相抗衡的东西。
今年我做了三个电影节的评委，平遥我是短片部分，没能正面观察主竞赛单元，但金鸡奖的国际部分和海南电影节，我发现入围的影片当中女导演都占到了一半。这些年在世界范围内，在大型的国际电影节上，女导演都非常突出。我有一个开玩笑的解释，也是一个真实的解释，就是电影这个样式和产业真的衰微了，原来是男性绝对主导和掌控的，现在他们弃船了，所以女性才赢得了机会。你在传统的男性主导领域当中一旦看到女性的凸显，一定告诉你的是关于这个行业的危机，而不是女权的提高，这是我的半开玩笑的回答，也是一个真切的观察。
但是最近我开始考虑到另外一个因素，就是PC和取消文化。整个产业，包括商业和资本的考量，可能会觉得选择女性导演在生产上更安全，否则如果你遭到了PC的抵制，你就票房一定受损。那比如选片人，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考量？
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女性的力量是真实的，它也在真实地造成某些改变，从另外一边说，你又可以说女导演的整体的登场，本身可能有某种虚假性，它在产业结构、被迫选择的意义上的虚假性，并不是这个文化当中的整体改变结果。
所以不能单一地得出女权上升的结论。但是看到那么多女导演，还是很高兴。
我任教40年也算从业40年吧，在这40年当中，电影是我生命非常重要的支点，但从来没有像这一年当中，我觉得它有点像我抱住的那块木板，海啸当中的一块木板，我从来没有像这一年当中这样紧紧地拥抱着它，像拥抱着一种活的可能性。
而在百年讲堂看电影成为尤其珍贵的体验。你也知道，我坚持电影之于影院的意义、影院之于电影的意义，所以和这么多的孩子在线下，在这种新冠围城的时候，一起看电影，尤其结束后，从影院走到有灯光的街道上的过程，始终是生命中我非常enjoy的时刻。像是一个通道，你从梦境缓缓进入现实当中，你走出去的时候，看到那些孩子们还在争论电影，特别快乐。它对我来说就像一块飞地一样，在彼此隔绝的状态当中，是一个汇聚，一个现场。
人有些时候要从床上起来，到街上去，到电影院去，买张票，带一点冒险，去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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