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阿根廷,1985》憾别奥斯卡,但阿根廷电影不可低估
编者按:
在今天的奥斯卡颁奖礼上,最佳国际影片颁给了德国电影《西线无战事》。《阿根廷,1985》遗憾未能为阿根廷赢得第三座奥斯卡奖杯,不过阿根廷电影的星光却并不会因此暗淡。海螺特别推送滕威老师在深圳百老汇电影中心阿根廷影展上的映后谈实录,以帮助大家更多了解阿根廷电影。
-映后嘉宾-
《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
《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诗歌与革命》
《中国与西班牙语国家文学交流史》等
“拉美思想译丛”等系列丛书
活动摄影 周玥
阿根廷电影发展史
主持人:
《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海报
滕威:
映后交流现场
从1896年电影来到阿根廷至今百余年历史中,阿根廷电影有过三次高潮时期。第一次是1930年代,那时“阿根廷是拉丁美洲西班牙语电影最为成功的一个国家”,1939年一年就生产了50部电影。
但是由于二战中阿根廷政府采取中立立场,美国转而将大批电影物资提供给墨西哥,所以四十年代,墨西哥逐渐取代阿根廷成为拉美电影的生产中心。直到四十年代末,阿根廷电影生产力才恢复。五十年代初,从意大利电影实验中心学成回国的费尔南多·比利(Fernando Birri)在家乡山塔非(Santa Fe)建立了纪录电影学校,将欧洲电影新浪潮的艺术革命之火种播撒至阿根廷本土,为阿根廷电影的再次崛起积蓄了力量。从五十年代末起,欧洲艺术电影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阿根廷电影,也将阿根廷电影再次推向辉煌时代。
费尔南多·比利
这第二次发展高潮就是所谓阿根廷的“电影新浪潮运动”。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阿根廷电影人已不满足于仅仅在视听语言方面进行创新与革命,面对动荡黑暗的社会政治,他们以摄影机为武器,宣称每一个电影人都是“电影游击战士”,他们发表了“第三电影”宣言,掀起“解放电影”运动。此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全世界左翼电影人的圣地,也是阿根廷电影第一次反哺欧洲,他们让欧洲看到了拉美电影人自己的社会立场、原创表达和再现与批判能力。
但好景不长,1976年魏地拉(Jorge Rafael Videla)政变成功之后,在这一独裁军政府统治下,电影生产几近停滞,直至1980年代中期,军政府倒台,阿根廷电影才起死回生。从那之后,阿根廷电影屡屡成为国际电影节的焦点。比如1986年路易斯·普恩索的《官方说法》(La historia oficial)成为第一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阿根廷电影。
《官方说法》剧照
映后交流现场
或许是国家不幸诗家幸,阿根廷电影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废墟中迎来了自己的第三次高潮。90年代崛起的年轻一代,觉得之前电影蕴含了太多隐喻、象征,太过于抽象、冗长,普恩索、索林这一代似乎已经无力对现实做出更具新意的表现与思考。新一代认为电影应当「接地气」「说人话」,他们把镜头对准了经济危机下的底层。其中开风气之先的就是亚德里安·卡塔埃诺(Adrián Caetano)等人,代表作就是《比萨,啤酒与香烟》(Pizza, birra, faso;1998)。
亚德里安·卡塔埃诺
20年前还在读研究生的我曾经开了一个坑,想写一本《拉美电影手册》,当时通过各种渠道去搜集拉美电影的资料,买了很多没有字幕的拉美影碟。其中就有这部《比萨,啤酒与香烟》,它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底层边缘青年的绝望与挣扎的刻画令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为数不多写过的电影论文中,其中一篇就是关于它的导演之一卡塔埃诺的,现在我对阿根廷电影史的简要介绍也是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到过的。这部片子应该可以入选世界电影史最佳处女作序列,好可惜大家这次不能在大银幕上看到。
在这儿,我还是要感谢一下百老汇。说实话,作为一名拉美研究的学者,能在家门口的大屏幕一次看到七部阿根廷电影,还是4K修复版,真是幸运幸福。片单中的电影类型非常丰富,其中也有一部科幻片《梦游者》(La sonámbula;1998)可以让大家了解下阿根廷的科幻电影是什么样子的;还有一部浪漫的剧情片《秋日》(Sol de otoño;1996),讲述了一段黄昏恋情故事;也有历史题材故事,比如《国王和电影》。同时也包括了阿根廷最著名的电影人不同时期的代表作,比如索林的两部片子《国王和电影》《些许故事》,阿利斯塔里安的两部片子《平常地方》以及我们今天看的《世界上的某个地方》。
影片背后的社会动荡
主持人:
滕威:
编注:庇隆主义(Peronismo)是由三度出任阿根廷总统的胡安·庇隆(Juan Perón)于40年代提出的理论主张。庇隆认为,资本主义通过资本剥削人,共产主义通过国家剥削人,应该创立一个介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第三立场,通过抑制两个极端来达到正确的平衡点,因此庇隆同美国和苏联保持等距离,声称不偏向任何一方。庇隆把他的理论概括为「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三大纲领性口号,这一纲领充分反映了阿根廷当时所而临的深刻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得到阿根廷民族资产阶级、工人群众和广大下层人民的支持。
许多阿根廷电影都反映了这段历史。比如前面提到的《官方说法》、《谜一样的双眼》以及角逐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阿根廷,1985》,无一例外处理的是军事独裁那段黑暗历史。《阿根廷,1985》被人称为阿根廷版《辩护人》,以“五月广场母亲”事件为背景。还有《比萨啤酒和香烟》导演卡塔埃诺的另一部名作《逃亡纪事——布宜诺斯艾利斯,1977》。而我想说的是,那段历史远比电影呈现的更为黑暗暴力残忍和绝望。
“失败”的堂吉柯德们
主持人:
电影中出现过一句台词「我们曾经想改变世界,但这个国家和世界都变化了。而我们的位置在什么地方,世界上哪个地方能安置我们?」这句话和这部电影的片名都表达了一种无法安置的感觉,这是否也是90年代许多阿根廷人的心理状态呢?这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滕威:
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一直会带入自己。我觉得自己就是电影里批评的那种「中产阶级植物人」,(全场笑)就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北上广深、有着一份旱涝保收的工作的人。其实谁年轻的时候不曾拥有某种理想,谁不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呢?但慢慢地,我们逐渐被社会驯化,也完成了自我驯化,开始变得所谓「成熟」。
我们不仅不再关心远方的苦难,哪怕是身边的呼救我们也选择视而不见。管好自己,独善其身,要稳定要秩序,新自由主义的这类新教伦理不断地PUA我们,我们也不断自我「教育」,我们把自私、犬儒当成是正常,而把利他、联合、质疑、行动看作是反常。这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我们变得冷漠、麻木,然后我们还给不冷漠麻木的人泼脏水。
《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剧照
大家可以看到,即使是在穷乡僻壤,他们一家人的穿着打扮、行为举止、生活习惯甚至皮肤头发的颜色都与身边的村民完全不同,尽管他们非常自觉非常努力地去除自己身上的中产阶级性,但是当地人始终觉得这一家人是外人。
比如埃内斯托喜欢的女孩子不会不知道他送她礼物教他识字是因为喜欢她,但她开始为什么会拒绝?就是埃内斯托故意划破自己的脸然后去女孩子那里博同情。女孩子盯着他的脸看了很久,然后突然就翻脸把埃内斯托赶走了。因为她知道那一刻她心疼了,她心动了。而这种心动不会有后来,因为埃内斯托一家不属于这里,他们从首都来,最终会回到首都去。
但他们之间不是那种情节剧式的多角恋,而是惺惺相惜,是相濡以沫,是无论千山万水,无论千百万人,一眼望去我就找到你,找到知己。可以不用说话,但一个拥抱,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你在那里,你的选择,你的立场。从不怀疑,从不放弃。汉斯虽然表面上看上去玩世不恭,阴阳怪气,像在嘲讽革命,嘲讽所有反资本主义的另类实践,但实际上他内心中将这些看得至高无上,这是他回不去的青春理想,是他心中最后的家园。
他四海为家,浪荡一生,不过是不想和主流社会和解,不想按部就班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成功人士。所以他们之间有那种超越世俗欲望的情感,这种情感之中携带着认同、尊重和理解。他们可以互相冷嘲热讽,甚至打情骂俏,但却从不会有猜忌,不会有算计,那种同志战友之间的坦诚信任真挚,是电影中最令人动容的细节。
我特别感谢导演最后把男主人公写死了。如果不死,他的结局是什么?离开这片土地?不可能,因为离开就代表他放弃了他的理想。可是如果留在这片土地上,他孤家寡人与跨国资本和本地势力勾结形成的利益集团斗争,会败得更加惨烈。这都是我作为观众或者马里奥的支持者不愿看到的结局。因家族病去世,这点前面也有伏笔,而且直到生命最后,一家人也没有分开,这是对英雄最好的安排,也是最后的敬意。
这样的人物永远会打动我。但今天很多人已经不会被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物打动了。很多人觉得他们是在瞎折腾、没有意义,甚至会觉得马里奥的互助合作社是阻止社会经济发展。对这些所谓失败者,我们不会觉得他们在为人类而奋斗。我们胆小,我们怯懦,我们自私,无法放下自己不值钱的身家;我们除了冷漠、麻木以外,我们还会返回去指责他们是破坏者,是反社会的。我们对身边的那些理想主义者们,那些堂吉诃德们,甚至都无法给予一份尊重和敬意。
当然这就是后革命的文化工业,比如好莱坞电影,当中最常见的逻辑,我们早已习惯看到各种各样对他们的嘲笑,并对他们作出各种分析:比如原生家庭的不幸、性格缺陷等等。
岔开去说一句,阿根廷是拉美精神分析最盛行的国家,这部电影里也有对精神分析的嘲弄。所以这部电影其实到处都是知识点(全场笑),都是历史细节,比如说刻在大院门楣上的希伯来文,带出来阿根廷的犹太人后裔这个脉络;还有影片出现了几次的公司名字Tulsaco,比如在汉斯的图纸上,在被变卖的旅馆的新牌匾上,其实这个公司名字在阿利斯塔里安的其他作品中也出现过,它就是他作品中万恶的跨国资本的代表。总之,这是一部非常耐看的作品。
回到我前面所说,在后革命的文化语境中,对这些所谓“革命者”的审判是常态。大家要注意,这部电影1992年上映,正是苏东解体、资本主义不战而胜、高歌猛进的时代,但在这个时刻,这部电影它不煽情、不矫情、不脸谱化地展现了这样一群被资本主义定义为失败者的人的理想、情感、立场、能力,正面地刻画他们应该说是与当时的文化主流是背道而驰的,它没有加入到那种审判失败者的大合唱中去。这一点直到今天很多中国电影都难以做到,经常看到的是那种捧高踩低、有恒产者有恒心之类的叙事逻辑。
影片中有一个出现了至少三次的场景是埃内斯托驾马车与火车比赛。这三组镜头组合真的很耐看,每一次的视点镜头都不完全相同,非常有意思。火车与马车竞速很多人都看出来这是一个隐喻,有人觉得是暗示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竞争,或者是埃内斯托一家对前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坚守。其实并不是。
尽管马车与火车竞赛每次都是马车赢,最后一次甚至汉斯也坐在马车上。但最后汉斯还是从马车下来,坐火车离开的村子,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他毕竟无法驾着马车去西班牙。而且埃内斯托每次跟火车比赛之后,就去火车站拉活赚钱。所以说他们与火车的竞争象征着对工业文明的厌弃是很难成立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跟火车比赛呢?电影里有一句话非常震动我,「我们不能赢得一场战争,但是我们可以赢得一次战斗。」
挑战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战争」在90年代看来是失败的,「短二十世纪」已经宣告结束;但这不意味着全人类从此放弃任何想象任何追寻和探索,不意味着我们放弃在日常生活中对不公不义发出质疑、发出呐喊。只要理想不死,为理想而奋斗的每一步都不能被宣判为失败。历史在继续,人类在继续,没有人有权力定义或宣告什么是失败,谁是失败者。
所以这个故事看上去是讲述「失败者」的,但是从头到尾一点都不丧。因为如果我能一生之中能有过这样的理想并且为之实践和奋斗过,我可以埋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埃内斯托长大后也开始四海为家,他也许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一次战斗,因为这是他自己的生命意义。
煽情点说,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和没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可能就是两种人了。有这样一些愿意用心面对历史、致敬历史中的真正的人的艺术家也值得我们致敬。而且这部电影也让我再次想起我生命中有幸相遇相识的那些理想主义者们,他们如今都是老人了,通过这部电影,我也再次也是进一步深入地体认他们的生命和选择,同时穿过屏幕,向他们投去敬意的目光。
“太阳门”——殖民笑话
主持人:
映后交流现场
滕威:
书籍背后的国际主义
观众提问:
老师您好,我看到电影里出现了一本书叫《野性的呼唤》,作为影片中小男孩与小女孩联结的线索,想问下这本书在剧情中有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吗?
滕威:
《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剧照
这些不再可见的底层、凋敝的乡村,就是阿根廷新自由主义经济奇迹的代价。然而尽管付出这样的代价,这个所谓奇迹却如此短暂,而它的苦果直到今天仍然由阿根廷百姓承受着。
本文为滕威教授根据在深圳百老汇电影中心2023阿根廷经典修复影展嘉宾映后交流会的录音文字稿修订而成,原载于公众号“深圳百老汇电影中心”。感谢公众号“深圳百老汇电影中心”和作者授权海螺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李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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