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论文｜魏然：将自我铭写于世界：西班牙语文学中的世界文学观念

     本文刊于《中国比较文学》2023年第2期“学术前沿：世界文学谱系研究（续）”栏目，第24-44页。受公号文章格式限制且出于篇幅优化考虑，原文脚注和引用作品英译从略，而经作者推荐，增排了8幅插图。欢迎前往本刊官网clc.shisu.edu.cn或中国知网阅读全文。转载时请注明出处。

  摘 要  

     西班牙征服与殖民使得西语美洲在独立后仍将殖民语言作为文学书写媒介，19、20世纪的帝国兴替促成了跨大西洋西语文学共同体的想象，而西班牙语文学研究承担了文化母体和延伸体文化相互协商的功能。20世纪西语美洲文学往往呈现出自我未能充分现代的匮乏感，达里奥等现代主义作家选择拥抱以巴黎为中心的世界文学共和国，以期借重法国文学形式的普适性在世界文学版图上获得席位。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古巴革命激励的拉美“文学爆炸”转向了凸显特殊性的进路，在文化冷战的时代结构中实现了20世纪初现代主义者的世界欲望。在西语美洲的世界文学话语中，世界性与特殊性此消彼长，互为表里。

Abstract

The Spanish conquest and colonization provide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imagination of a transatlantic Hispanic literary community, which was reinforced by the shifting hegemonies from Spanish Empire to the rising U.S. Empire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Hispanic American cosmopolitan intellectuals presented an impulse of universality. Modernistas such as Rubén Darío embraced the Paris-centered republic of world literature to modernize the Hispanic American literary techniques. The Latin American literary boom, inspired by the Cuban Revolution and blessed by the global structure of the Cultural Cold War, highlighted cultural particularities, and realized the cosmopolitan desires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modernistas. The tension of the universal belonging and the self-representation marginality will reproduce in the Latin American discourses of world literature.

关键词 | Key words

世界文学观念；西班牙语文学；西语美洲现代主义；文化冷战；“承诺的现代主义”

concepts of world literature; Hispanic literature; Hispanic American Modernismo; Cultural Cold War; “modernism of comm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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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然，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20世纪西班牙语文学、拉丁美洲文化。电子邮箱：[e-mail]。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文化冷战视阈下的拉美文学与中国研究”（编号：18BWW075）的阶段性成果。

 倘若为作为世界文学的西班牙语文学寻找人物形象，那么来自危地马拉的卡里略和门楚，或许是最胜任的两位人选。作家戈麦斯·卡里略（Gómez Carrillo，1873-1927）在巴黎出版了游记、传记、文艺评论等70多种著述，除去母语西班牙语，他还通晓法、英、意、葡、德语，能快速浏览19、20世纪之交法国出版的北欧、中东欧和东方文学的译本，而后落笔成章，写出大量西班牙语书评，从易卜生到菊池宽，把西语世界原先闻所未闻的作家转述给他的读者。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Rubén Darío）首度访问巴黎时，便拜托卡里略把自己引荐给他仰慕已久的魏尔兰，达里奥的这位中美洲同乡在巴黎过着波西米亚式生活，熟识文坛名流。1917年女间谍、舞者玛塔·哈莉被法国政府抓捕并处决，传闻是卡里略出卖了情报。善于把握风潮的危地马拉作家非但不受困扰，还迅速写出一部畅销书《玛塔·哈莉的神秘生活与死亡》（El misterio de la vida y de la muerte de Mata Hari）。在彼时的欧洲，西语美洲现代主义作家圈里卡里略的名声无人能及。

然而，今天已很少有人阅读卡里略，在欧美学术界，他的同胞、危地马拉原住民活动家与作家门楚（Rigoberta Menchú，1959-）的被关注度更高。1982年，同样在巴黎，门楚与人类学家布尔格一道完成了见证实录《我叫里戈维塔·门楚，我是这样提高觉悟的》（Me llamo Rigoberta Menchú y asíme nació la conciencia），该书记述了20世纪70年代危地马拉基层村落的生活模式和内战期间原住民的苦难。全书文字雄辩而有激情，颇具文学性，很快成为世界性出版物，门楚本人也因此荣获1992年诺贝尔和平奖。

（危地马拉作家与活动家门楚 ）

  除去用西班牙语书写或讲述，两位危地马拉写作者在性别、阶级和种族上的差异显而易见，但意味深长的是，在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卡里略和门楚都是典型的世界文学作者，因为像达姆罗什所说，他们“活跃在超出原有文化范围之外的另一个文学系统中”（丹穆若什 5）。两人的著作都具有强烈的世界主义，但世界主义的方向不同：卡里略倚重巴黎这一世界文学共和国的首都向西班牙语世界全面勾画欧洲与东方的文化动态，其世界性源自普世性；门楚自称为“玛雅人的孙女”，其证言自觉地从世界局势出发，向全球读者呈现原住民村落的日常生活与抗争，其世界性源自特殊性。两位如此不同的西语作家都曾借助巴黎获得世界声誉，这表明西班牙语文学内部有不同的世界文学观念。

  研究者马里亚诺·西斯金德（Mariano Siskind）的专著《世界主义欲望：拉丁美洲的全球现代性与世界文学》（Cosmopolitan Desires：Global Modernity and World Literature in Latin America, 2014）便探讨了拉美文学中的世界文学观念，主要聚焦于西语美洲现代主义时期。在西斯金德看来，世界主义是西班牙语美洲写作者的一种主体位置，在某些历史时刻，一批西语作家选择暂时搁置本土特殊性，转而浸润于多语种文学的世界性资源中，以期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获得席位。在强调世界性的西语美洲作家那里，“世界并不预先存在，至少在想象、命名、获知这一世界如何构建自我的世界主义之前，世界并不预先存在”（Siskind 10）。世界是承诺平等、正义、丰饶和现代的能指，西语美洲文学中确乎充斥着追慕这一幻影般的世界、因自我未能充分嵌入世界而产生的匮乏感，例如帕斯曾在写于1970年的散文集《拾遗》（Postdata）中说道：“作为局外人，历史郊外的居民，我们拉丁美洲人是从西方世界的后门加塞儿进的、不请自来的食客。而当我们这些闯入者终于获得发展现代化的机遇时，所有的灯盏却又刚刚为我们关上了——我们来迟了，在所有的地方：我们自出生之日起就已经是历史的迟到者”（帕斯 169）。在其他西班牙语美洲作家那里，关于迟到、匮乏和被排斥的表达也比比皆是。投身世界、将自我铭写于名叫“世界”的穹幕的冲动在西语美洲作家笔下始终强烈，这种弥补受排斥感的文学实践最早可追溯至1880年代开启的西语美洲现代主义潮流。

      沿着西斯金德的思路，笔者试图证明，虽然西语美洲的世界文学话语大多来自反特殊主义的立场，例如博尔赫斯在其名篇“阿根廷作家及其传统”中号召本土作家“应该把宇宙（el universo）看作我们的遗产”（Borges 2017b:310），但恰当形式的特殊主义也能实现世界主义欲望。西语美洲的世界文学话语中普世性与特殊性实则此消彼长，互为表里。1960、70年代之交，拉美“文学爆炸”便转向了凸显特殊性的一面，借重文化冷战的历史结构，让西班牙语文学最终铭写于世界穹幕，实现了20世纪初现代主义作家的世界欲望。

一、帝国兴替与作为学科的西语美洲文学

卡伦·索恩伯（Karen Thornber）在《流动中的文本帝国》（Empire of Texts in Motion: Chinese, Korean, and Taiwanese Transculturations of Japanese Literature，2009）一书中，将流动性的跨文化空间网络称为“接触星云”（contact nebulae），这一概念来自西葡语文学研究者普拉特的“接触地带”（contact zone）。索恩伯对接触星云这一涉及人员、观念和语言的模糊空间做了分类，提出了接触星云的四种基本模式，即读者接触、作家接触、文本接触和语言接触：“读者接触”指的是阅读来自与自身文化/民族权力关系不对等的创造性文本；“作家接触”指的是来自相互冲突的多个社会的创造性作家间的互动；“文本接触”指接触中创造性文本间的文化互化进程（挪用流派、风格和主题等）；“语言接触”是指压迫性跨语际社会间的语言交往（Thornber 2）。西班牙语的世界文学与上述四种方式均有牵涉。

（全球西班牙语国家分布图）

 全球西班牙语的文学网络的形成，首先是语言接触的结果。16世纪以降的西班牙征服与殖民，让至今全球21个国家和地区仍以现代西班牙语即卡斯蒂利亚语作为官方语言，西班牙语在大多数后帝国、后殖民地区得以延续。在前西班牙殖民地，西班牙语的普及程度在各个地区并不均衡：西语美洲大体践行了西班牙语言学家内弗里哈（Antonio Nebrija）所谓“语言乃帝国伴侣”的主张，但在菲律宾，卡斯蒂利亚化不及基督教化，这造成了美据之后西语日渐式微，虽然19、20世纪之交菲律宾文学的“巨人时代”曾出现黎萨尔、帕特诺、庞塞等启蒙派文人。古巴文学评论家雷塔玛尔（Fernández Retamar）在散文名篇“卡列班”（Calibán）中，参照亚洲各国在完成政治去殖民后恢复自己民族语言的事实，反思了西语美洲在独立后仍不得不以西班牙语作为概念工具的后殖民处境（Retamar 22）。实际上，正是在1898年西班牙丧失帝国身份之后，关于全球西班牙语文学的讨论才在后殖民情景中正式开启。不过，西班牙在前殖民地求取文化领导权的努力要追溯到19世纪中期。

 1865-1866年，西班牙谋求恢复对秘鲁和智利控制的数次军事行动失利，收回前殖民地的努力已成泡影，于是西班牙政治与文化精英开始集中在象征领域重塑帝国的影响力。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马德里启动了一系列加强前殖民地文化影响力的举措，制度安排之一是设立皇家语言学院（Real Academia Española）。学院主张保持卡斯蒂利亚语的纯净性与统一性，以图在文化上对西语美洲施加决定性影响。这一倡议仍给人一种文化殖民主义的联想，19世纪拉美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之一、阿根廷学者胡安·古铁雷斯（Juan Gutiérrez）便拒绝了皇家语言学院通讯院士的提名。

 促成跨大西洋西语文学共同体想象的外因之一是帝国兴替。詹姆斯·布莱恩在1880年代两度出任美国国务卿，在他任内，美国针对南方美洲大陆的“门罗主义”施展得声名狼藉，在1889-1890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政府宣布将强化在美洲内部贯彻其主导的军事、贸易、司法的“合作协议”。而美国对西班牙帝国最后两块美洲殖民地——古巴和波多黎各——的觊觎被西班牙和一些西语美洲国家窥破。面临西班牙旧帝国最终落幕和美国的兴起，新生西语美洲共和国需要确立奠基性文化话语，西班牙需要从帝国转型为民族-国家，帝国兴替成为大西洋两岸西语国家文化协商的新契机。西班牙语文学研究承担了文化母体和延伸体文化协商的功能。

重新结成西班牙语世界的象征性联盟的一个标志，是“西班牙语美洲语言文学”这一学科作为西班牙语语言文学研究（Hispanismo）的分支在世纪之交出现。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出现，在西班牙归功于著名的文学史家梅嫩德斯·佩拉约（Marcelino Menéndez y Pelayo）在19世纪末的工作。1892年的“美洲发现400周年”纪念活动成为重申西班牙语文化共同体的绝佳时机。马德里召开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拉美各国的文人学者纷至沓来，例如鲁文·达里奥便作为尼加拉瓜的官方代表，赴西班牙参加哥伦布抵达美洲400周年的庆祝活动。皇家语言学院此时推动了一项重大计划，即编选一部《西班牙语美洲诗选》（Antología de los poetas hispano-americanos），以筹建“一座弘扬我们共同语言荣耀的小型纪念碑”（Menéndez y Pelayo 8）。主持这套四卷本选辑并为之做序的正是梅嫩德斯·佩拉约。研究者德乔瓦尼发现，梅嫩德斯·佩拉约为强化半岛与美洲之间的西班牙语文化共同体采用了一些策略：特意“慷慨”地将一些长期以来被视为伊比利亚半岛黄金世纪文学经典的作品“移交”出去，续接到西班牙语美洲的文学传统中，例如阿隆索·埃尔西亚-苏尼卡（Alonso Ercilla-Zuñica）的长诗《阿拉乌戈人》（Araucana，1569）等作品第一次被划入西班牙语美洲文学的核心篇章；与此同时，这位诗选编纂者还刻意贬低独立战争时代强调克里奥耳民族主义的诗作。在诗选序言中，佩拉约传递出一种文化母体对美洲延伸体的询唤，以及限制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区域玷污西语文学共同体的企图：

现代世界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从事殖民的人们的两种语言：一种代表北欧的文明，另一种代表南欧的才智［······］美洲要么说英语，要么说西班牙语［······］我们［西班牙人］也应该带着荣光讲述他们的英雄事迹；他们功绩的光辉也折射到我们的屋顶之上，还能在某种程度上，慰藉我国在政治上的委顿，以及在当今世界事务中我国所居的二流地位。每每想到在两个半球有五千万人说着我们的语言，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文化也应视为我们自己的历史与文学。（转引自Degiovanni 357)

一些来自西语美洲这一文化延伸体的学者对佩拉约的询唤做出了回应，来自圣多明戈的学者恩里克斯·乌雷尼亚（Pedro Henríquez Ureña）在1920-30年代的研究将西班牙语美洲文学正式确立为一项大陆性的研究。乌雷尼亚长期在阿根廷从事学术工作（1924-1946），1928年出版的《寻找我们的表达》（Seis ensayos en busca de nuestra expresión）是西语美洲文学这一研究领域的奠基性著作。在其中重要的一篇“不满与承诺”中他写道：“共享同一门语言并不会迫使我们要在一场指挥权不在我们手中的合唱里迷失自我；我们必须要做的只是完善我们表达的音符，找到不会与旁人混淆的声调。”（乌雷尼亚 22）依照这种语文学导向，乌雷尼亚倡导的西班牙语美洲文学表达是半岛西班牙语文学“合唱”的延伸部分，是西语语言文学内部的独特“表达”，却不是阿根廷、墨西哥这些民族-国家各自独立的语言文学。在乌雷尼亚看来，在20世纪最初20年，西语美洲文学的使命是进一步通过西语掌握文学主权，他写道，美洲文人是“在亚历山大·冯·洪堡和夏多布里昂的帮助下，获得了对大自然的直接观感”（12）。国家和区域的政治独立，只是获得政治主权的第一步，只有当本土作家把所有的土地、风景、文化和人民纳入文学艺术之中，才算真正掌握了文学主权。但请注意，乌雷尼亚强调的是相对于德语（洪堡）和法语（夏多布里昂）的文化主权，这并非与半岛西语割裂的新民族-国家的封闭性主权，而是一种西语世界联盟之下的有限文化主权。在他看来，谋求新生民族同质化的工作需要依靠继承自殖民时代的西班牙语和文化机构。新兴的西语美洲共和国发展西班牙语文学研究是为了建立起本土的文化霸权，因为“其所面对的不仅是西班牙和其他强国，还要以奠基性文化霸权的形式处理本国人口中西班牙化程度相当低的各阶层”（Cortez y Gómez 10），而文学制度是从副王总督时期就具备雏形的现成工具。

（恩里克斯·乌雷尼亚 ）

  在此意义上，乌雷尼亚的诉求与后来秘鲁文化研究学者科尔内霍·波拉尔（Antonio Cornejo Polar）提出的异质性文学形成互补。乌雷尼亚预言，“西班牙语世界的精神轴心必将转移到大西洋的这一边”（25），这一语言共同体轴心的偏移在乌雷尼亚看来并非不可逆转的断裂；相反，他仅仅将其视为同一个大叙事线性谱系派生出来的新阶段。也就是说，阿根廷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等西语美洲的西语文学是世界西语文学的新阶段。科尔内霍看来，西语美洲文学作为民族-国家文学始终带有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文学是“位于两个社会和两种文化之间冲突性交叉的文学”（Cornejo Polar 8），它反映了非有机民族的现实。在科尔内霍认为，西语文学体系是西方强加给原住民世界的意识形态的关键部分，文学系统只能再生产民族文化的断裂。在笔者看来，乌雷尼亚强调的西班牙语文学绵延的世界性的另一面，便是科尔内霍揭示文学体制在民族-国家内部的异质性。

 这一强调世界性的语文学视角造成乌雷尼亚忽视中美洲和安第斯地区广泛存在的原住民语言写作，他曾表达：“要回归土著语言吗？知识分子大都不懂土著语，即使艰难地学习并用它进行写作，最终的结果也是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读懂，立刻失去了公众性”（乌雷尼亚 10）。在他看来，西语美洲文化表达系统的主权者是克里奥耳精英和中间阶层的梅斯蒂索人，对于他们而言，从西班牙承继而来的文学系统是内聚而稳定的。这意味着，他既看不到达姆罗什所提示的那类后阿兹特克时代、墨西哥殖民时期西班牙语与纳瓦特尔语混合而成的新文体（丹穆若什 87），也不可能预见秘鲁小说家阿格达斯（José María Arguedas）在1950年代所写下的夹杂克丘亚语、讲述安第斯世界传统的西语小说。

      乌雷尼亚晚年将精力倾注于阿根廷的西班牙语文学教育与研究，1946年他因脑溢血死在通勤于拉普拉塔与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的列车上。在所有西语国家中，阿根廷确乎扮演了在体制上重新安置西班牙语文学的重要角色。在西语美洲诸国中，布宜诺斯艾利斯是距离美国最远的文化大都会，一度是抵制美国倡导的泛美主义的精神堡垒。1898年到20世纪初，布城是西班牙知识分子赴拉美访问举办演讲的最佳目的地，从梅嫩德斯·维达尔、奥尔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到加西亚·洛尔卡都曾访问此地。1923年，时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校长的里卡多·罗哈斯（Ricardo Rojas）在该校设立了语文学研究所（Instituto de Filología），延请维达尔最认可的弟子阿美里科·卡斯特罗（Américo Castro）担任研究所第一任负责人。德乔瓦尼认为，罗哈斯致力于发展西班牙文学研究，“是为了在一个遍布非西班牙移民的国家里给老派克里奥耳精英的政治和文化角色找寻合法性”（Degiovanni 361）。卡斯特罗及其后继者阿隆索（Amado Alonso）确实助推西班牙语文学研究在阿根廷扎根，但他们领导的研究所也有过分凸显并倡导语言纯正性的一面。卡斯特罗的专著《拉普拉塔地区的语言特点及其历史意义》在博尔赫斯那里倍受指摘。博尔赫斯在散文“阿美利科·卡斯特罗博士的惊恐”中嘲弄说：“我们没有遭受方言之苦，然而却确实受到了方言研究所的侵害。这些机构的存在就是为了谴责我们不断创造出来的黑话。”（Borges 2017a:370）博尔赫斯连带嘲笑了卡斯特罗博士把无线电和足球技术混为一谈、前言不搭后语的写作风格。在帝国兴替之际，西语美洲新生共和国为确立奠基性民族话语，需要改造原先西班牙帝国的文学体制，伊比利亚文学母体与拉普拉塔及其他美洲延伸体结合成了新的语言文学共同体；但同时，边缘地带的文化精英内部也怀有诸多不满，因为毕竟“西班牙语世界的精神轴心”已逐渐偏移到大西洋的另一侧。

二、拉丁文学共和国及其不满

1902年，鲁文·达里奥描画了清廷驻法公使裕庚的一则“肖像”（Cabezas）。在这位来自中美洲的文学青年眼中，满大人裕庚是十足世界主义的，不仅其官邸简直是“附庸风雅的时尚的圣殿”，时常举办路易十五风格的宴会，甚至其家庭构成也是世界主义的，“其妻乃英吉利人氏，其秘书则为意大利人氏”，他的两位混血千金德龄与容龄则“可谓欧化的扇中美人，小巧玲珑，奇美无双”（达里奥 2013:364）。这则随笔透露出，达里奥固然是西班牙文化的推崇者，但他充分意识到，正是巴黎这座19世纪的首都给他提供了观看全世界奇异风景的瞭望台。

1898年，达里奥曾作为阿根廷《民族报》（La nación）记者，再赴西班牙报道在美西战争中失去最后的殖民地的文化母国，他发现此时母国的文化界比起1892年“美洲发现400周年”之际大为衰退。在撰于此时的“卡列班的胜利”一文中，达里奥坦承，虽然他是自由古巴的支持者，但此刻“也是西班牙的朋友——她被仇敌侵犯，那敌人满脸是暴力、强权、不公”（2021:141）文章标题中的“卡列班”一语出自莎剧《暴风雨》，达里奥表明他反对崇尚物质主义的洋基卡列班，选择维护强调精神性的作为拉丁文化共同体成员的西班牙：“我维护的西班牙叫作骑士精神、理想主义、高贵态度，叫作堂吉诃德、克维多、贡戈拉、格拉西安、委拉斯凯兹，叫作熙德、罗耀拉、伊莎贝尔，叫作罗马的女儿，法兰西的姐妹，美洲的母亲”（141-142）。不过，美国投射在西语美洲的暗影固然催动达里奥袒露对西班牙精神的热爱，但在他心中，巴黎才是拉丁文化共同体领跑者、世界文学共和国的新巴别塔，少年时代在尼加拉瓜时达里奥便曾祈祷，千万不要在认识巴黎前死去。西班牙文学评论家胡安·巴莱拉（Juan Valera）曾指出达里奥文学观中的恋法狂（Francophilia）倾向，责备他的文章缺乏西语美洲的味道，偏离了西班牙语文化要素。针对此指责，达里奥索性说得更直白，他在《世俗的圣歌》（1896）卷首语写道：“我的妻子是家乡的，我的爱人是巴黎的”（Darío 180），同时承认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文学传统来自魏尔兰，而非任何经典或其同代的西语作家。卷首语中的剖白是回应巴莱拉针对达里奥作品中“精神高卢主义”（galicismo mental）（Rama 1983a:96）即用西语写作、用法语构思的指责。换言之，达里奥索性承认自己是用西班牙语写作的法国作家。

“巴黎作为拉丁美洲的都城”虽是个惯常说法，但理解19世纪西班牙语美洲知识界为何抛弃伊比利亚特性而改用拉丁性来定位自身，对认识19、20世纪之交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仍大有助益。“拉丁性”（Latinitée）首先是一个法语词。法国大革命改变了西欧的政治、司法系统，刷新了西方世界的政治文化，大革命倡导的“公民”“自由”和“解放”等概念塑造了西语美洲人对“革命”的理解。在1836年，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谢瓦利埃（Maurice Chevalier）提出应建立“泛拉丁”联盟的对外政策，谋求介入前西班牙与巴西殖民地的事务中。谢瓦利埃是史学家米什莱的忠实追随者，1835年，谢瓦利埃在游历墨西哥、古巴后著成两卷本《北美信札》（Lettres sur L’ Amérique du Nord），其中转录了米什莱关于欧洲传统与美洲关系的论断。根据这一论断，欧洲分为三个种族群落：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拉丁民族、斯拉夫民族，而前两者才是“我们的欧洲”。“我们的欧洲”拥有双元传统，拉丁/罗马的欧洲以法国文化为代表，条顿/日耳曼的欧洲囊括了北欧国家与英国，以英国文化为代表；拉丁欧洲是天主教的，条顿欧洲则是新教的。条顿欧洲和拉丁欧洲又在新大陆重塑了自己：北美归属新教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墨西哥及中南美归属天主教和拉丁文化，而“法国是两个大陆的拉丁国家的命运托管人。她可以捍卫整个家族成员免遭日耳曼、盎格鲁-撒克逊以及斯拉夫人的侵害”（转引自Ardao 165）。谢瓦利埃又急切地指出，在世界市场竞争中，拉丁民族已落后于撒克逊民族，建立新的拉丁文化同盟势在必行，唯此才能提高拉丁民族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由此可见，法国公共知识分子提出“拉丁性”的概念，一方面是为论证自身拥有“教化”前伊比利亚殖民地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则是为制衡美国在这一后帝国区域的影响力。

 与之相呼应，哥伦比亚文人加伊塞多（José María Caicedo）在其发表于法国和西班牙的文章中多次引证谢瓦利埃的论述。加伊塞多几乎毕生都在法国担任外交官，是一名亲法人士，他倡导的“拉丁”美洲概念与法国的新殖民主义利益关联明显。加伊塞多曾说道：“存在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美洲、丹麦人的美洲、荷兰人的美洲等等；与此同时，也存在着西班牙人的美洲、法国人的美洲和葡萄牙人的美洲，循乎此，可以说，除了拉丁美洲，断然找不到第二个命名这组国家群体的更准确、科学的方法了。”（转引自Mignolo 59）给两个美洲冠以来自欧洲的限定语，这一命名法是欧洲内部分裂的结果；瓦尔特·米尼奥罗（Walter Mignolo）在《拉丁美洲的概念》（The Idea of Latin America, 2005）一书中指出，作为关键能指的“拉丁性”（Latinidad）既用于标明投射于美洲的帝国差异，也肩负着确立西语美洲精英新主体性的功能（Mignolo 58）。以加伊塞多为代表的本土克里奥耳精英接受“拉丁性”，一方面是为对抗美国南下的经济渗透，另一方面也是在后独立和后殖民语境中选择一种背向伊比利亚半岛、面朝法国的主体位置，因为西班牙自18世纪末就偏离了现代性的轨道，而法国开始占据知识领导权。与此同时，拉丁美洲这一命名也抹除了本土印第安文明和非裔移民文明的痕迹。

 承接这一拉丁文化共同体的构想，我们发现除去西语文化共同体，1880年之后的西语美洲现代主义呈现出一个较为符合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意义上的文学世界共和国的图景。西斯金德在研究中富有说服力地证明，达里奥、卡里略这些现代主义者头脑中的“外部世界”实际上是一个模糊却特定的联合体，这个世界囊括了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和西葡语美洲，巴黎为其中心（Siskind 8），笔者将这种世界文学图景描述为“拉丁文学共和国”的世界文学观念。达里奥与卡里略把巴黎视为拉丁文学共和国的核心，似乎必须依照巴黎所代表的世界文学的格林尼治时间对表，才能克服他们的外省焦虑，确立一种西语美洲与世界文学的想象性关系。对于1901-1902年的达里奥来说，唯有巴黎才能遭遇裕庚公使那样的东方奇人，唯有走在巴黎街头，才能感到迎面吹来的“世界主义的劲风”（达里奥 2021:140）。

 拉丁文学共和国的都城与外省之间的“接触星云”不同于西班牙语世界的“文学合唱”，更合乎读者接触和作家接触的模式。达里奥认为通过追慕、效仿魏尔兰等人的诗作，可以“进口”一种创造西语美洲现代文学的技术。这就是为什么达里奥的作品中绝少书写西语美洲的风景，而是充斥着来自法语文学惯例的欧洲物象——诗琴、阿尔戈英雄号、丽达与天鹅，以及充满法式东方主义色彩的中国皇后。乌拉圭文学批评家安赫尔·拉玛（Ángel Rama）注意到，达里奥不愿意使用西语美洲的日常生活情境作为诗意的表达，而是刻意要让真实读起来像人工，他的著名诗句“让人造玫瑰闻起来像春天”便充分表露了这种倾向（Rama 1983b:82）。达里奥为何要将欧洲风景进口到西语美洲？拉玛认为这是有意为之的实验，是对现代化带来的陌异感的回应，达里奥用借来的语词搭建了自己的诗歌“圣林”，让陌生的现代经验与美洲自然经验合二为一。由此可以引申说，这是达里奥提出的一种世界文学策略：为摆脱受排斥、位居边缘的沉闷的美洲自我，他建议同代作家不要再描述地域主义的风景，通过引入欧洲文学风景形式的同时凸显其虚构性，西语美洲读者也就分享了一种现代经验。

 但达里奥的世界文学策略即拉丁文学共和国的现代之梦遭遇了多重挑战。根据西斯金德的研究，挑战之一来自巴黎在世界文学穹幕上的核心地位与现实中巴黎文化界对边缘文化的无知之间构成了矛盾，达里奥自诩“以西语写作的法国诗人”的地位在巴黎难以被认可“,［达里奥］被排斥经验的创伤性内核就在于如下这一难以跨越的障碍：一方面，他心怀世界主义欲望，渴求被法国这一大他者视为用西语写作的法国（即现代）诗人，而另一方面，现实中的巴黎文化圈无力将他拥抱为全球现代主义的例证”(Siskind 222)。

（鲁文·达里奥与何塞·马蒂 ）

 挑战之二来自其他西语美洲的现代主义作家。古巴在19世纪末仍是西班牙殖民地，古巴诗人、革命家何塞·马蒂仍生活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末期。基于西语美洲内部的殖民差异，马蒂反对追逐霸权性的单一文学模式，换言之，马蒂的世界文学图景比达里奥更多元化。1882年，作为《美洲报》记者在纽约观看王尔德的公共演讲后，马蒂撰写了纪实性散文“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此文可谓西语世界的第一篇“世界文学宣言”：

我们所有讲西班牙语的人，心中都充满了贺拉斯和维吉尔，好像我们精神的边界就是我们语言的边界。为什么今天的外国文学几乎成了我们禁止品尝的果实呢？这些外国文学洋溢着现代西班牙语文学所没有的那种自然气氛、真挚的力量和时代精神。无论是拜伦对努涅斯·德·阿尔塞产生的影响，德国诗人对坎波亚莫尔和贝克尔打下的印记，还是少数德国或英国作品苍白的译著，都不足以使我们对斯拉夫人、德国人和英国人的文学有个概括的了解。［······］熟识各国文学（conocer diversas literaturas）是避免受某些文学束缚的好办法。这与哲学领域的情况一样，只有涉猎一切哲学体系，并看到他们的精神和情由都是相同的，才能避免盲从某种哲学体系的危险。（Martí 144)

 此时流寓纽约、祖国仍在西班牙帝国治下的马蒂很自然地流露出突破西班牙（文学）桎梏的冲动，他的建议是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学，以此避免受某些文学的束缚／暴政（tiranía），以感受西班牙语文学所缺失的诚挚力量和时代精神，因为语言的边界不应成为给思想设障的边界。通过贺拉斯和维吉尔，我们知道马蒂所说的“语言的边界”指的是古典和通俗拉丁语言，可见马蒂的世界文学图景不局限于拉丁文学共和国，他主张超越某些文学的束缚/暴政，不管这种暴政属于伊比利亚还是高卢。马蒂意识到“要对抗法国文化的帝国主义，不能像浪漫主义落伍者或保守派那样，把自己关在狭窄而陈旧的国界之内，更不能长期依赖西班牙文化，而是要通过勇敢拓宽文化的普遍视野，在时代的国际主义中前进”（Rama 1983a:97）。为此，马蒂主张“熟识各国文学”（Martí 144），而不必拘守任何特定的文学，他所例举的文学不仅是英语和德语文学（来自谢瓦利埃的日耳曼欧洲），还包括俄语文学（“我们的欧洲”之外的斯拉夫文明）。因“我们的美洲”（Nuestra América）这篇宣言文章，马蒂往往被解读为标举西语美洲文化特殊性的旗手，但实际上马蒂同样推崇一种近乎当代多元主义的世界文学图景。拉玛在“诗学现代化主轴中的何塞·马蒂：惠特曼、洛特雷阿蒙与兰波”一文中阐释了马蒂表达中特殊性和普适性之间的张力，“国际化是为了更好地获得文化自由和更高层次的思想主权（soberanía intelectual）的适宜之路”（Rama 1983a:97）。实际上，通过揭示、再现西语美洲的边缘现代性，使自身铭写于那一方叫作“世界”的穹幕上，是西语美洲文学和艺术中的常见模式，这一模式在“文学爆炸”一代那里复现，也能从1960至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新电影（nuevo cine latinoamericano）中听到回响。

 挑战之三来自阿根廷文学界的保罗·格鲁萨克。格鲁萨克是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法国文学批评家，曾任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因传扬法国文学而被时人称为“伏尔泰的传教士”。西斯金德记述说，格鲁萨克严厉批判达里奥《旷世奇才》（Los raros）当中的法国风写作，这位“伏尔泰的传教士”认为达里奥和其他现代主义者没有判别法国诗歌当中杰作与平庸之作的能力，而他本人才天然免疫于法国颓废文学中的虚假性。格鲁萨克将《旷世奇才》和《世俗的圣歌》描述为“法国象征主义的谦卑回声”，因为他从中读出了拉丁美洲文学的边缘性，他告诫达里奥，倘若甘作回声和复制品则无法找到自己的原创性（转引自Siskind 208）。

 不妨设想，博尔赫斯这位阿根廷作家，从他的世界文学观念出发，会如何评价达里奥的法国风。依据博尔赫斯版本的“世界文学宣言”——“阿根廷作家及其传统”，他不会排斥达里奥使用欧洲物象和技术，因为“整个西方文化就是我们的传统，我们比这一个或那一个西方国家的人民更有权利继承”，“南美洲人［······］能够洒脱地、不带迷信地处理一切欧洲题材”（Borges 2017b:309）。实际上，以博尔赫斯、比奥伊·卡萨雷斯和维多利娅·奥坎波为代表的阿根廷自由人文主义传统接续了19、20世纪之交的现代主义的世界文学冲动。但与此同时，博尔赫斯也会认同格鲁萨克的告诫“不要做谦卑的回声”，因为他在“卡夫卡及其先驱者”一文中强调：“每一位作家创造他自己的先驱者。作家的劳动改变了我们过去的概念，也必将改变将来”（Borges 2017c:395）。后来的模仿者不必携带着效仿法国文学先贤的心态，因为后续的文学事件将回溯性改变以往文本的意义，母体与延伸体的关系将会颠倒。在某种程度上，博尔赫斯这篇写于1951年的文章似乎宣告了如下预言：作为母体的伊比利亚半岛文学与作为延伸体的西语美洲文学之间将发生逆转，拉丁文学共同体的巴黎主舞台也将让位于后起的拉丁美洲新小说。

三、文化冷战与西语美洲文学的全球流行

 在发表于1974年的“拉美小说中的文化互化进程”（Los procesos de transculturación en la narrativa latinoamericana）一文中，安赫尔·拉玛提出了文化互化的三个阶段：局部去文化化（parcial desculturación），这一阶段的文学写作凸显文化现代化，很少顾及地方色彩；再文化化（reculturación），这一阶段是重新引入原先被忽略的本土文化要素；最后是黑格尔式的扬弃（aufhebung）阶段，“这一过程包含了毁灭、再确认与吸收”（Rama 1997:160），含纳了外来要素的新文化最终形成。而1960年代拉美“文学爆炸”在拉玛看来就是文化互化最终成熟的表征，这意味着西语美洲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美学现代性。这一美学领域又不是全然自律的，在拉玛的叙述中，拉美美学现代性的最终形成以政治上的古巴革命为前提，古巴革命及因其刺激而展开的西语美洲大陆上其他反帝国主义斗争让西语美洲找到了恰当的政治形式，而文学上，“文学爆炸”也找到了自身恰当的美学形式。在上述三阶段的分期中，现代主义阶段与“文学爆炸”阶段是文化互化进程中的初始与终结。

 拉玛的断代揭示了1960年代西语美洲一系列思想和文化活动的同一性是因为最终完成了现代性的真正普及（倘若不是在工业领域，至少在文化领域），大批知识分子开始着手创造文化特殊性话语，凸显全球经济与文化网络的不均衡性和文化去依附的急迫性。在思想领域，阿根廷-墨西哥思想家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在《解放哲学》（Filosofía de la liberación）一书中尤其提出了面对欧洲中心主义时拉丁美洲不可压缩的他性。在这样的思想风潮下，对西语美洲文学特殊性的解读开始变得强势，拉丁美洲的文学经验也越发被视为一种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的区域特殊经验。因此在文学阐释中，作为文化互化初始阶段的西语美洲现代主义被回溯性地视为寻找美洲身份的源流，例如马蒂的代表性文献“我们的美洲”往往被当作探索西语美洲特定身份的起点之一。但正如上文所示，马蒂思想中同样充溢着世界化冲动，在呼唤“我们的美洲”身份的同时，也倡导外向驱动的文学运动。马蒂和达里奥等人的世界文学话语是一种外向驱动的文学运动，即强调将自我写入构想出来的世界屏幕上，而本土化即拉玛所说的文化互化第三阶段“扬弃”，则是一种内向驱动的文学运动，谋求在自身要素毁灭并重生后，习得一套将他者翻译为自我的技术。

 但在笔者看来，外向运动和内向运动看似做出了相反的选择，但将自我铭写于世界的欲望实则没有根本差异。达里奥和卡里略那一代人的尝试是，借用以巴黎为代表的文学大都会的形式书写自身，即“让人造玫瑰闻起来像春天”，而加西亚·马尔克斯等“文学爆炸”一代则是发现自我命名术，《百年孤独》第一段的著名表达就是例证：“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马尔克斯1）《百年孤独》全书就是给未及命名的西语美洲发现、殖民与革命进程中的诸多事物和现象命名，寻找恰当的美学形式，将自身写入实在界。巴尔加斯·略萨《绿房子》（La casa verde）、富恩特斯《我们的土地》（Terra nostra）大体都尝试完成类似使命。倘若说，“［何塞·马蒂的］世界文学可被视为文学世界中话语构成的星座，这一星座如此欢迎边缘文化，以至于西语美洲作家将这套话语视为投射自己现代之梦的空白屏幕”（Siskind 104），那么“文学爆炸”一代所完成的工作同样将自我投射到名为“世界”的空白穹幕上，只不过借用了文化互化程度更高的美学技术，而且此时名为“世界”的穹幕自身也发生了变形。对大多数现代主义者而言，巴黎是穹顶的绝对中心；而对“文学爆炸”一代而言，西语美洲小说所嵌入的“新兴文学”的星座，已经能够与霸权性的法国文学或英国文学版图相抗衡。

 新兴文学（emergent literatures）——或者说二战后浮出地表的非西方-后殖民世界文学的兴起，受益于其自身处在东西两大冷战阵营间的夹缝状态。自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的专著《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The Cultural Cold War：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出版以来，关于文化冷战的丰富研究已证明，美国的文化自由协会（Congress for the Freedom of Culture）、苏联的和平作家大会及受美苏两国资助的新全球期刊网络为日本文学、拉美文学等非西方文学的翻译、传播提供了巨大便利。同时，亚非作家会议、哈瓦那的三大洲文化大会等机制也助推了新兴文学的登场。此时，西语美洲作家将自身投影于世界穹幕已不再需要巴黎的中介，三大洲国家的文化位置提供了新的世界图景。正如卡萨诺瓦观察到的：“拉丁美洲作家超越时空的差异，获得了全球性存在和认可，使得他们国家的文学空间在文学世界中获得承认并取得一定地位，这些和拉丁美洲在全球政治空间中所获得的相应政治地位和作用是很不相称的”（卡萨诺瓦 40）。古巴文学、阿根廷文学或哥伦比亚文学的影响力超越了各自国家的地缘政治地位，最终成为今日全球读者所熟知的世界文学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经典化步骤完成于文化冷战时期，冷战后这批文本逐步转入全球南方国家的后殖民文学范畴。

 这里并非贬低西语美洲“文学爆炸”自身的文学成就，而是强调应思考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在文学世界市场上给“文学爆炸”的核心文本赋值。学者杰拉德·马丁（Gerald Martin）描述了一种多元决定的矛盾的赋值过程，他指出古巴革命的刺激、期刊传播、国际笔会等组织、国际图书市场（巴塞罗那作为西语世界的出版之都发挥了关键作用）以及拉美中产阶级读者群造成的新世界主义感觉，都是助推“文学爆炸”成功的因素。而笔者在这里想着重强调，“文学爆炸”一代怎样因其形式的特殊性而获得文学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西语美洲作家群像 ）

 “文学爆炸”中存在一个特异现象，即其中的领唱者们虽充分表达了左翼政治承诺——富恩特斯、加西亚·马尔克斯、胡里奥·科塔萨尔对古巴革命和尼加拉瓜革命的支持（1970年初期后的巴尔加斯·略萨当然是一个著名的反例），但其主要作品却不去直接描摹社会革命进程。“爆炸”一代没有采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式，而是更接近于一种欧美的现代主义样式。科塔萨尔的一些短篇小说具有明显的先锋色彩，例如“索伦蒂纳梅启示录”（Apocalipsis de Solentiname）实际讲述的是尼加拉瓜军事政变对基层公社的屠杀，但作家却使用了从自己的旅行照片中窥见暴力时刻的先锋手法。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于1968年的短篇小说“世上最美的溺水者”（El ahogado más hermoso del mundo）讲述海上孤岛渔村的居民们意外发现了溺水身亡的英俊男子的尸体，因为俊美的面孔与身躯，居民们重新找回了美与团结；正如以往研究指出的，这则故事的魔幻书写的现实来源可能是1967年10月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牺牲时的遗体照片，这帧照片在全球知识界流传甚广。上述两则具有魔幻色彩的短篇分别与尼加拉瓜革命和古巴游击战有关，但均没有做出直接的社会分析或革命动员。针对这一特异现象，笔者试图在文化冷战的情景下用“承诺的现代主义”（modernism of commitment）这一名称来描述“文学爆炸”时期大部分西语美洲小说。

（1979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莫斯科 ）

  根据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般定见，一部作品如果在形式上属于先锋派现代主义，那么不管作家采取何种政治立场，其作品实质上都是右翼反动的。正如贺桂梅在《“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中所描述的，基于同样逻辑，现代主义与先锋派在中国也成为“冷战禁忌”（118-124）。但在东方阵营，鉴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人同样有出色的纪实性写作，与一些社会主义阵营作家如波兰作家卡普钦斯基构成呼应，“文学爆炸”的代表作在冷战后期也并未遭遇限制。

 美国内部主流批评界经历了去除1930年代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的合法性的过程。精英集团试图在文化冷战中创造一种去政治化的、“真正”的美国文学，将美国凸显为自由主义美学的捍卫者。这一批评风潮的转变与围绕在《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周围的纽约派知识分子有很大关联。与反斯大林主义的美国知识分子同调，中情局选定抽象表现主义等艺术形式，将其化约为“民主”的同义词，暗示美国的艺术活力来自其体制优势，从而将现代艺术趣味转译为冷战话语。应该强调，现代主义作家本身与激进的反共政策没有直接关联，将现代主义等同于文化冷战阴谋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冷战色彩的误判。福克纳等作者的现代主义作品被遴选出来作为美国文学的代表，更重要的是基于作品中“没说什么而不是说了什么”，因为美国官方的文化机构所推崇的是一种“政治性的非政治化”(Larsen 66)。

 但是当美国主流的文学遴选机制留意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出现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或“爆炸”一代时便产生了一种理解上的错位。《百年孤独》或《跳房子》并非完全聚焦于社会现实，因为它们超越了现实主义范畴，也没有直接的社会革命和动员色彩，这类写作呈现出充分的现代主义文学形式实验：从加西亚·马尔克斯、科塔萨尔、巴尔加斯·略萨那里，可以读出对博尔赫斯、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卡彭铁尔和鲁尔福等人的承继。于是，包括政府、出版社和大学在内的美国主流的文学翻译机制给“文学爆炸”一代在全球传播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百年孤独》的最初几章发表于莫内加尔主编、编辑部设在巴黎的《新世界》（Mundo Nuevo）杂志上，该杂志接受文化自由协会的间接资助。研究者黛博拉·科恩（Deborah Cohn）在《冷战期间的拉美“文学爆炸”与美国民族主义》（The Latin American Literary Boom and U. S. Nationalism during the Cold War, 2012) 一书中，介绍了美国大学体制如何与官方机构配合，希望通过译介和邀请，让最具影响力的西语美洲作家改变反美立场，包括爱荷华国际作家计划在内的大学文学机构都在文化冷战中扮演了角色。曾经参与爱荷华计划的智利小说家何塞·多诺索在他著名的《文学“爆炸”亲历记》（Historia personal del “boom”）中充分认可了爱荷华国际作家计划在拉美“文学爆炸”一代的国际化中所发挥的作用。

 但与此同时，作为“承诺的现代主义”，拉美“文学爆炸”的代表作自身又是拒斥非政治化的。除去反独裁、反帝国主义的面向，在阿根廷历史学家阿尔贝林（Tulio Halperín Donghi）看来，“爆炸”一代写作的政治性在于挑战并超越了拉丁美洲文学内部的陈旧的自然主义传统。阿尔贝林在富于启示性的文章“1960年代的西语美洲新小说与社会科学”（Nueva narrativa y ciencias sociales hispanoamericanas en la década del sesenta）中写道，自然主义文学传统可追溯至萨缅托《法昆多：文明与野蛮》、乌拉圭作家基罗加的创作以及墨西哥大革命小说，这些自然主义书写当中包含了一种西语美洲因病理上的落后而无法自主地迈入现代文明的门槛的病理决定论；“文学爆炸”作家的政治性在于对抗这种以理性之名而传递晦暗、悲观情感的自然主义史观。但在阿尔贝林的叙述中，1960年代拉丁美洲的文学命运又是悲喜交集的：“爆炸”一代不是用有深度的历史现实主义来回应，而使用了颂扬非理性的新的形式技术来进行挑战。尽管这批小说因形式和语言的解放力量跟1960年代后半期日渐激进的读者们的精神状态相契合，但终究在超越自然主义史观的同时，错失了经由文学对西语美洲社会做深度分析的历史机遇。阿尔贝林文章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勾连了文学和社会科学，在他看来，1967年前后是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一方面新兴的拉美社科研究抓住了这个转折点，形成了体制化研究——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CLACSO）正是在这一年成立；另一方面“文学爆炸”虽大获成功，但没能抓住机遇，如果说它仍旧促发了拉美文化的“革命”，那么它只是一场“愚人的革命”（Revolución Boba），因为它以非理性的形式规避了难题（Halperín 11）。等到1970年代初，不断升级的国家暴力镇压阻碍了任何另类的社会变革，“魔幻现实主义仅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声”而已（同上）。但即便它仅是激进的1960年代的回声，魔幻现实主义仍旧借重文化冷战的结构性助力赢得了总量惊人的全球读者，正像杰拉德·马丁所言，“由于‘文学爆炸’，拉美文学在本土‘正规化’和海外‘普世化’”，从1960年代起，拉美文学就保持着世界文学的地位，“许多专家认为，即便拉美文学不是全球最能引领潮流者，也是最能引领潮流的文学样态之一”(Martin 493)。

  除去美苏在第三世界争夺文化影响力的结构因素之外，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语美洲的左翼文艺家们还以旅行书写、理论评论和纪录片等媒介记录了他们与亚洲同行的直接互动。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于中国之行后出版了《中国1964》（China 1964），阿根廷作家皮格利亚于1972年发表了阅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长篇书评，并于次年访问北京，受到郭沫若接见。任职于古巴电影局的导演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曾于1960年代赴越南拍摄纪录片，完成了纪录电影《河内：13日星期二》（Hanoi，Martes 13）和《79个春天》（79 Primaveras），呈现了一种西语美洲与亚洲之间团结电影的传统。帕斯的《印度之光》（Vislumbres de la India）记述了他在印度任外交官时对南亚和中美洲古文明的比较观察，勾勒出一种温和的世界主义图景。

 在后冷战时代，拉美“文学爆炸”一代持续与亚洲作家保持着“作家接触”。关于拉美文学与中国寻根文学的关系，国内研究已有丰富讨论，莫言、格非等作家也充分记述了自己阅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经验。“文学爆炸”在亚洲的作家接触当然不限于中国，研究者坎托尔（Roanne L. Kantor）在《南亚作家、拉美文学和全球英语的兴起》（South Asian Writers，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and the Rise of Global English, 2022）一书中，描述了拉什迪等南亚作家如何创建了自己的拉美文学“藏书架”（countershelf），通过西语美洲文学提供的“模范作者、理想文本和共享风格且以之为策略，自从英语文学中继承而来的、过分限定的写作意义下突围而出，创立了一种团结的世界文学幻想，并在其中谋求一席之地”（Kantor 2）。“藏书架”概念受到本雅明“打开我的藏书”（Unpacking My Library）一文的启发，正如本雅明所说，“更新旧世界，这是收藏家寻求新事物时最深刻的愿望”（Benjamin 61），南亚作家更新藏书架也就更换了世界文学屏幕中值得效仿的典范。这一情况说明，西语美洲的“文学爆炸”作品在后冷战时代仍然在南亚发挥着作家接触的功能。坎托尔指出，即便在“1990年代后，学术共同体逐步放弃了魔幻现实主义作为所谓真正的第三世界形式还有任何激进潜能的信念，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现代主义在21世纪最初十年仍对南亚作家保有吸引力”（Kantor 12）。西语文学给南亚作家提供了打破英联邦文学框架的有力资源：在拉什迪的小说《摩尔人的最后叹息》（The Moor’s Last Sigh, 1995）中，西班牙安达卢斯时代成了当代孟买多元文学共存的镜像；在巴基斯坦作家莫欣·哈密（Mohsin Hamid）的小说《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 2006）中，访问聂鲁达黑岛故居给主人公带来了政治启蒙和另一种世界文学的图景。

 文化冷战的全球文化政治结构最终将西语美洲文学转变为世界文学，经由1960、1970年代以来的跨语际直接交往，西语美洲作家和亚洲作家都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原先依赖霸权语言的世界文学图景，在某种意义上何塞·马蒂等人在19、20世纪之交的世界主义欲望在20世纪末成为现实。

结 语

 1909年，哥本哈根图书馆意外发现了说克丘亚语的印加贵族后裔史学家、插画家古阿曼·鲍玛（Guáma Poma de Ayala）于17世纪初绘成的《新编年史与好政府》（El primer nueva corónica y buen gobierno）抄本。自20世纪末以来，该书日渐引发拉美研究、西语美洲文学研究者的强烈兴趣，因为书中呈现了秘鲁被征服后，关于殖民社会各阶层生动且图文并茂的第一手观察。换言之，鲍玛受到研究者青睐是因为其特殊性，《新编年史与好政府》被视为17世纪的证言实录，鲍玛则成为门楚的先声。在当代西语美洲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关注特殊性一度成为潮流，这源自当代拉美左翼文化政治的一种基本策略，即关注本土自身特质，凸显传统社会形式和原住民文化，将其放置于全球总体性中加以重估，以期从中发现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20世纪80年代，南锥体国家进入后独裁时期，见证文学接替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成为学界热衷的话题，原因之一便是见证文学更便于展示拉美本土文化经验，或见证侵害人权的暴力事件，或为构想后资本主义社会提供参照。

（《新编年史与好政府》抄本插画 ）

  虽然西语美洲的世界文学话语一度被寻找特殊性的话语所压抑，但笔者试图展示，即便是凸显本土经验的写作者也有追寻普遍的文化现代性的诉求。世界性表达集中出现在西语美洲现代主义文学中，其动力来自代偿达里奥、卡里略等作家体验到的尚未充分现代的匮乏。当西语美洲充分浸淫于现代体验之后，观察区域特殊性的诉求便强烈起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新殖民主义和依附论视角下的全球不均衡体制这一强势他者，拉丁美洲的自我最终形成；但与此同时，正是因为拉丁美洲自我的浮现，本土知识人和行动者才自觉获得了站立在世界主舞台上的资格。强烈的本土意识与言说，不同于追慕欧洲现代性，是一种彰显自我而迫使欧洲现代性承认的世界化方案。研究者不应忘记，即便是《新编年史与好政府》这样的本土文本还绘有一幅世界地图，全书可以理解为远在秘鲁的史学家鲍玛呈献给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的长信，信中还申说着印加贵族后裔的世界图景。

 在西语美洲，区域特殊性和世界性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孰表孰里取决于某一时期两者孰占主流而已。世界性有时下沉为执拗的低音，有时则上升为高亢的主调，但何者为主旋律都可能造就某一时期西语美洲的世界文学观念。在西斯金德看来，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张力是不会消逝的，“世界主义欲望和自我再现拉美的边缘独特性，两者之间的张力在20世纪不断强化并再生产，一直延续到今天”（Siskind 120）。21世纪以来，聚焦特殊性的书写方式正在发生转变，波拉尼奥的《2666》、博尔皮的《追寻克林索尔》（En busca de Klingsor）、拉巴图特的《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Un verdor terrible）等小说文本都呈现出新的全球总体意识。评估正在生成中的世界文学观念，能让我们对西语文学全球传播与影响的理解更加复杂化、充实化。西语文学或许是“逆写帝国”最为成功的非欧洲文学，因为20世纪后半期的西班牙文学与西语美洲文学之间早已超越了恩里克斯·乌雷尼亚描述的源与流的关系。在当今西语美洲文学中，波拉尼奥等晚近作家很可能是博尔赫斯所说的那些创造自己的先驱者的作家，他们不断将自身铭写于世界的努力将逆向改造“世界文学”这一语词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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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 “中国比较文学杂志”，感谢公号 “中国比较文学杂志”和魏然老师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黄以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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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们要是不给海螺加星标，

可能就听不到海螺的呼唤了。

所以，拜托一定要给“海螺Caracoles”

加星标，加星标，加星标！

然后，多点在看多点赞多分享，

不然我们就要失去彼此了。

感谢大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