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歌丨进入历史的关键时机：从日本核污染事故说起

当一场灾难过后，人群总是分为迅速遗忘和拒绝遗忘的两大类，后者永远是少数。......摆脱危机恢复常态，本是人类的自我保护本能，不过在后遗症很难消除的重大事件发生之后，迅速恢复原有的状态似乎需要思考和质疑：这种恢复里面是否包含了隐蔽危机的真实形态并以虚假的常态对它进行遮蔽的危险性？

常态思维左右着人们，使得人们在危机面前不再具有分析的能力，而是倾向于把危机回收到自己所熟悉的认知框架中去。在这种情况下，危机这一最有效的认识历史和进入历史的媒介，也很难帮助人们扭转已有的思维惰性，于是我们很容易与这一机遇擦肩而过。......尽量避免虚假认知的自我复制，有效地抓住危机，从而改变我们的生存状态本身，这是我们每个人无法逃避的责任。

孙 歌

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政治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一桥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客座教授。研究领域为日本政治思想史，主要著作有《主体弥散的空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修订本，三联书店，2023）、《文学的位置》（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台湾人间出版社，2010）、《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三联书店，2011）、《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历史与人：重新思考普遍性问题》（三联书店，2018）、《寻找亚洲：创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绝望与希望之外：鲁迅<野草>细读》（三联书店，2020）等。

“常态偏执”与当今世界

* 节选自《福岛/辐岛：十年回首诘问》，原载《天涯》2013年1月号。

文丨孙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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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动用自己的感觉去追问这个问题：人类今天的生活状态是否正常。尽管两次世界大战使得世界上很多知识分子都用自己的方式讨论这个老而常新的问题，并且后现代以来的各种文学艺术和学术产品都在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人类生活得很不正常；但是这些忠告似乎没怎么起作用。说到底，“正常”“自然”这些标准早就被篡改了，人类已经习惯了倒置着自己来看世界。正常和自然被用最不自然最不正常的方式重新打造过之后，反倒是原本自然的正常状态显得不正常了。平心而论，正常与自然这样的字眼，绝对不可能包含客观不变的标准，一切都是随着多数人的行为方式而改变和共享的。在今天这样一个跟着广告走的虚拟世界里，人们已经“习惯成自然”地接受了很多不正常的东西，并且反倒认为这些东西才是正常的。最大的不正常是超出生存需要的消费与占有，在每天都有大量贫困儿童饥饿而死的世界上，它以时尚之名把对资源的浪费变得合理合法，而且花样百出地不断造成新的消费（多数情况下它就是浪费的代名词）潮流。 

一切都是资本的阴谋——很多人会这么说，不过问题到这里并没有结束。仅仅依靠批判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它与权力的共谋，包括批判它的意识形态，我们并不能改变今天的生活状态。这是因为，未必接受资本逻辑的人们，却可能在生活感觉上接受消费主义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普通人并不仅仅是资本的受害者，同时也可能成为共谋者。被消费主义重新打造过的生活观念，在今天支撑着“生活常态”，构成多数人的生活追求，这似乎不再需要举例说明。 

我偶然在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志愿者们发行的简报上读到一个年轻志愿者的短文，其中谈到：

这位年轻人现在过着简单而充实的生活。居室里没有电视，没有多余的物品，不知道明星和追星的潮流，但是却在有机农业的实践中感觉到了生命的充实。在农园的生活使得这位年轻人发生了一个朴素的疑问：为什么现在人们要拼命地挣钱，然后高高兴兴地用挣到的钱去买那些有毒的东西？

这样的疑问在全球都存在着，尽管它尚不会成为主导的声音，却一定会慢慢地发酵；这个疑问体现的健康本能使我感受到了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抵制资本逻辑的力量！毕竟在有限资源不断被消耗的情况下，人类总有一天会不得不面对这个今天只有少数人敢于面对的问题—我们这样不计后果地打造和谋求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姑且不说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它对于尚未来到这个世界的子孙后代而言，是否已经构成了贪婪的犯罪？ 

日本的“3·11”大地震已经过去一年多了。这个天灾人祸纠结在一起的事件，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日本并间接地改变了世界，今天还无法确切地判断。但是，很多日本人确实在这又一次灾难中获得了某些宝贵的经验。其中最使我受到启发的，是他们曾经在网络讨论中提到了“常态偏执”的问题。 

2011年3月11日日本地震

中国人对于去年日本社会在巨大的灾难之后迅速恢复日常状态感到惊讶和敬佩。尽管在这种不动声色的常态中，多数日本人隐然地感受到了“3·11”之前不曾有过的不安感觉，但是这种不安并没有让他们改变灾难发生前的生活方式，也没有让他们在行为举止上体现出任何慌乱。社会在短时间内又变得井然有序，人们忙碌地上下班、交往、购物娱乐、享受生活。我们外国人很难了解日本人内心的那份不安，于是就在表面的常态中判断这个社会：它已经从灾难中恢复了。虽然在今年日本内阁批准重新启动福井大饭核电站机组之后，日本社会相继出现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请愿活动，但是对于多数日本人来说，福岛核电站的机组残骸似乎已经不再构成威胁，它们作为话题虽然不时出现在传媒上，人们却失掉了关注它的新鲜感，并未消失的核辐射问题似乎已经被善于使一切都秩序化的日本人转化为一种新的秩序：勤劳的日本主妇们在自己的家务中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就是尽力辨别每天为家人提供的食物中放射性物质的含量，尽量在选择食材时使它降低到最低限度。

日本福井大饭核电站

人类善于选择重复性的行为，我们每个人都不例外。使自己处于常态感觉之中，意味着可以不用思考和选择而重复性地生活在某种秩序状态中，例如每天按时上下班，按时吃饭，按时购物，按时看电视，按时上床休息，这对一个人而言依靠下意识的习惯几乎就可以完成，这是能量消耗最小的方式，因而最省力；而当人每天都处于不确定性之中，每个动作都需要动脑判断，都要自己做出选择和决定的时候，就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体力。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让人们自由入场地观看演出，并且宣布没有对号入座的需要，大家可以随时调换座位；但是当中间休息之后，绝大多数人都会依然坐回原来的座位。类似的情况在社会生活中是常见的，它甚至可以转化为对秩序的理解：

秩序就是不要轻易改变已经形成的某些习惯。哪怕是刚刚出现的习惯，一经确定，人类就倾向于维持它，因为这是最节约精神与体力能量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尽量缩短非常事态的持续时间，尽量驱逐非常态的感觉，是人类生命的辩证法。就连非常态本身，如果持续了一段时间，人类也有本事让它成为可以习惯的“常态”。想想 2003 年非典流行时期人们先是恐慌继而习惯的过程，这一点不难理解。

但是，假如人类生活的常态是健康而合理的（姑且不去讨论什么是健康的和合理的标准，我相信常人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么使自己处于常态就是正常的；问题在于，假如我们笃信的“常态”并非如此，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已经显示了它的病态的时候，那么，我们使自己处于“常态感觉”中的本能，是否反倒是一种有害的自我麻醉?

在日本社会迅速恢复到“3·11”之前的状态时，最早对这一点表示了疑问的是一位来自美国的知识分子。他并未对日本人迅速恢复的秩序感觉表示赞赏，反倒表示了惊讶。他指出：在这种迅速恢复的状态中，他感受到了一个断层：一部分日本人感受到了危机，虽然在这个感受到危机的人群中危机的强度各不相同；而另一部分人则基本上没有危机感，他们更愿意回归从前的生活状态。^[1]

这个分类法虽然有些粗疏，但是在基本估价上是可以成立的。如果说在核辐射的善后处理问题上，日本人大致分为两群，恐怕并不违背现实状况：

一群人有强度不等、内容多样的危机感，这促使他们投身于各种各样的行动：小到为了家人的安全而拼命学习核辐射的知识，大到为了社会的安全和正义而到街头参加抗议游行，或者用各种方式支援那些渐渐被媒体遗忘的受害者；另一群人则对此冷眼旁观，他们仍然按照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前的感觉和秩序生活，仿佛这个灾难已经结束了。而且，这冷眼旁观的人恐怕是多数。

其实，何止“3·11”之后的日本人呢。这个分类法恐怕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整个人类吧。当一场灾难过后，人群总是分为迅速遗忘和拒绝遗忘的两大类，后者永远是少数。所以，这也同样是我们自身的问题。只不过日本的这次核事故以极端的方式尖锐地把这个一直潜在的问题抛入了人类的视野罢了。 

摆脱危机恢复常态，本是人类的自我保护本能，不过在诸如“3·11”这样的后遗症很难消除的事件发生之后，迅速恢复原有的状态似乎需要思考和质疑：这种恢复里面是否包含了隐蔽危机的真实形态并以虚假的常态对它进行遮蔽的危险性？

这正是一群在位于东京的经产省办公楼前搭起帐篷表达他们对内阁抗议的反核人士讨论的问题。他们在反思，日本民众这种迅速恢复常态的欲望中，是否体现着心理学意义上的“常态偏执”倾向？ 

这个词是我的自行翻译。或许它并非准确的心理学术语，但是我觉得这样两个词的连接可以准确地传达出一个基本的社会状态：

对于“常态”近乎偏执的依赖与执着，可以使人们无视逼到眼前的危机，只要生活可以日复一日地重复进行，哪怕危机仍然存在，还是可以按照常规过活。原本为了节省精力的消耗而产生的生命本能，在社会生活中却有可能转变成一种饮鸩止渴的惰性机制。

今年初夏，我又一次造访日本的时候，听日本朋友说，即使在东京这样的离福岛有一定距离的地区，鸟类也已经明显地减少了。由于日本政府投入检测环境污染的经费有限，除了文部科学省的网站之外，东京电力公司偶尔会公布有限的污染信息，而且明显地有大事化小的嫌疑；海洋污染的情况对于饮食中不能缺少渔业产品的日本人来说，依然是一个具有潜在危机的不确定因素。最近我看到一些民间的动物爱好者传递的消息，说在福岛已经观察到蝴蝶的幼虫发生了死亡与基因变异的现象，而且比例很大。灾难在静悄悄地逼近，但是我在东京街头几乎无法感知到这一点。日本的年轻人仍然快乐地消费和娱乐，闹市区依然繁华热闹；甚至在福岛本地，学生们也依然按部就班地走着每天既定的道路去上学，看似并无什么不安。如果你去询问他们的感受，我想他们会说：我们当然知道存在着危险，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又没有可能离开！

我曾经在去年赴日本的飞机上询问坐在身边的两位年轻的中国旅游者，他们是否对日本的核污染有必要的知识？不料这两位年轻人嫣然一笑，不以为意地说：咱们中国人怕什么，什么毒咱没见过？

常态偏执并不仅仅是日本社会的问题，它也同样破坏着我们中国人的健康本能。当核能的危险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特别是没有成为民众的基本常识的时候，近在咫尺的福岛核事故并没有阻止中国核电站的建设，也没有引起传媒和大众的舆论关注，而仅仅一年半的时间，需要几十年才能够逐渐消解的核污染后续的种种问题，已经悄然淡出了公众的视野，尽管福岛核电站依然千疮百孔，相关的技术人员还在进行模拟试验以决定如何才能取出燃料棒，但是似乎这一页已经被翻过去了。

人类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危机感觉，即使在现实危机没有结束的情况下，人们也会想办法在想象世界里结束它。2011 年 12 月，当野田政府宣布核事故已经收束的时候，尽管福岛核电站的辐射强度依然不减，而且两个裸露的机组依然因强烈的辐射使人无法接近而不能得到覆盖，但是世界却选择相信这个说法。比起现实来，虚拟世界的“真实”更接近人们的要求，于是，日本和全世界的“后3·11”时代开始了，人们回到了常态之中。 

2

危机是不受人欢迎的。但残酷的是，人类通常只能通过危机来省察自身与社会的真实形态。日本社会正是在 2011 年的“3·11”大地震海啸以及随之而来的福岛核电站事故这一巨大的危机之下，才暴露了它真实的社会结构形态，并引发了日本的有识之士对自身课题的持续讨论。

在这场天灾人祸来临之前，多数日本人相信他们的社会是民主的，言论是透明的，政界虽然不能让很多人满意，但是他们对各级行政系统在公共事务上的管理是信任的。这是个信任度很高的社会，即使出现了类似食品安全问题等事故，人们也不会草木皆兵；关于核电站的安全问题，尽管几十年来一直有反核科学家在苦口婆心地宣传核电站的危险性，尽管早已经产生了远离核电站地区的人们对核电站附近人们的歧视心态，但是在舆论层面，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核污染的意识形态。日本人习惯于把公共事务交给政府的行政系统管理，他们并不会因为行政系统出现错误而影响自己的安全感。反倒是那些反核科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高喊“狼来了”的孩子。狼在哪里？大家不都活得好好的吗？

然而狼真的来了。“3·11”打破了无端的信任感，也打破了日本人令世界敬佩的秩序感。那些一直被认为小题大做的反核科学家一时间成为众人瞩目的明星。由于过于强烈的事件在短期内发生，使得日常状态中的一整套有序的运作方式无法运作。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不要说传媒，就连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也常常出现令人瞠目的表现。我在事件过去半年多之后从报纸上读到一则报道，说日本政府相关部门的官员在记者招待会上举起一杯从福岛核电站被毁机组的积水里舀出来的水，说经过处理之后，这些水已经达到了正常的指标。于是在场的记者质问他，既然达到了正常的指标，那就说明这水可以喝，为什么不喝给大家看？这位官员于是就举杯喝了下去。顷刻间全场哗然，众多录音话筒指向了他，记者争相问他：“现在是什么感觉？”接着有人问他，他为什么要喝这杯水？这位官员的回答是：既然大家都让我喝，我也就喝了，什么都没有想。 

日本的传媒报道这则消息的时候颇有些幸灾乐祸。日本政府在事故发生后的所作所为，使得一向受到社会信任的官僚们突然成了笑柄。这类带有嘲讽意味的趣事不时被传媒拿出来娱乐，读者略带苦涩地一笑了之。但这已经是事故过去半年多之后，这时日本社会已经恢复到了常态，才有了这样的余裕；在事故当初的严峻时刻，朝野一片混乱，往日的惯常操作失灵，一时间社会与人都处于混沌之中。这时，日本人才真实地察觉到，他们信任的政府和行政体系，在这个关键的危机时刻想到的不是如何保护普通的日本百姓，尤其是那些身居险境的福岛居民，而是如何尽快恢复秩序，并为此不惜掩盖事实真相。

当福岛核电站机组的堆芯熔毁并引发了严重的核泄漏之后，东京电力公司没有在第一时间及时通报，并隐瞒了辐射最严重区域的分布情况，导致当地部分居民转移到了辐射度更高的区域避难。这是事故发生之后渐渐被揭示出来的真相。此事引起日本社会舆论的极大愤慨。而日本政府在第一时间向社会传达的信息，则是核事故引发的泄漏“不会立刻引发身体的健康问题”。虽然很多百姓根据自己的愿望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立刻”这个字眼，从而自我暗示危险已经过去了，但是这个说法还是引起了很多日本人的批评。同时，在事故爆发之后，日本文部科学省很快就宣布福岛进入灾后复兴阶段，大中小学恢复上课，这一决定在后来受到质疑的时候，相关官员解释说：我们是为了保证学校的正常运作秩序不被破坏。很多日本人激愤地说：那么孩子们的生命安全呢？难道这还不如学校的秩序重要？

应该说，在事故发生的初始阶段，日本政府是使用常套行政手段处理这个特殊灾难的。而这个常套手段，通常是使用在普通的地震、海啸发生之后。常套手段的失灵，是在事件过去一段时间之后才慢慢地被人们意识到的，而常套手段中那些不为人知的黑暗部分，也恰恰是借助于它的失灵才有可能浮出水面。例如文部科学省把秩序置于人的生命之上的秩序本位主义，不借助于这个非常事件是很难被察觉到的。整个日本社会也是在一个剧烈的创伤经验之后，才慢慢地回味出实际状况的严重程度，所以第一时间出现的反应，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慢慢地暴露了它的虚假性。这个过程，恰恰暗含了一个历史规律：

在危机时刻，历史与社会的结构方式会突然显现它的真实面目，但是在闪现的当时，人们未必会理解它；所以，重要的是在危机过去之后的最初阶段，不要立即结束危机感，而是重新整理危机时刻的基本经验，并依靠它对常态进行质疑。

在福岛出现严重的核事故之后，与无处撤离这一基本事实密切相关，最初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传统日本社会最为常见的共同体意识：坚守家乡，重建家园。当时希望到其他地区避难的福岛居民，需要冒着被其他人歧视的危险。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也鼓励福岛人坚守阵地，并且鼓励其他地区的日本人吃福岛的农副产品以支持福岛的灾后复兴。据说最初那段日子里，电视艺人们在谈话节目中会搞“吃菜秀”，一起吃福岛产的蔬菜，直到有一天有一位艺人在直播节目中说出了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事实：“我们为什么必须吃这些危险的东西？”于是，据说这位艺人一夜之间走红，整个社会的舆论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到我去日本的 2011 年下半年，福岛人避难已经不受舆论谴责了，而不吃福岛的农副产品，似乎也不会受到严厉的质疑。虽然“福岛人加油”依然是主旋律，但是这主旋律却开始呈现某些断层与苍白的色彩。初期那种强有力的共同体意识形态，已经无法有效地对应如此惨烈的现实，而在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后，道义与情感的矛盾冲突等问题逼迫着每一个人不得不谨慎地对待那些很难简化的纠葛。

2011 年的盂兰盆节，京都人拒绝使用来自东北灾区的木材点燃京都周围山上的“大文字”。这是个很让人头疼的选择。因为来自灾区的木头很可能带有核辐射物，在周围的山头上点燃它自然就有可能对京都形成人为的污染；但是拒绝了这些木材，也有可能伤害仍然留在福岛以及周边其他几个县居民的感情。这件事一时间引起了舆论的关注，但是似乎也没有形成声讨的阵势，因为接下来马上就发生了另一件更让人头疼的事情，就是内阁决定把东北几个临近福岛的县在地震海啸时产生的各种垃圾分散到全国各地去焚烧。这就使得所有灾区以外的地区都面对了京都的选择。结果，除了东京都之外，所有地区都发生了居民拒绝的情况，直到我2012年年初回国，也只有东京都实际操作了这个计划。

与此相关，一向被主流舆论所忽略的弱势群体，也由于这次危机才开始被人们所关注。因为没有富裕的经济条件而不得不接受核电站的福岛居民，不仅多年来为东京输送着大量的电力，自己却承受着核电站造成的周边污染，而且在如此付出之后还要忍受无形的歧视。据说有的姑娘仅仅是因为出身于福岛，就无法与东京的男友结婚，因为男友的家长害怕将来生不出健康的孩子。这样的悲剧在这次危机之后渐渐被更多的人关注，一些有良知的人开始深思，该如何改变这样的现实？甚至连此前日本批判知识分子一贯坚持的批判国家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在此时此刻也很难有效地解释问题，这也曾使得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暂时处于“失语状态”。

在我有限的观察里，似乎在这个巨大的危机发生之后，日本政治也暴露了它一向被遮蔽着的某些特质。例如官方信息的透明度以及官方的公信力受到了深刻的质疑。通常，日本人对内阁的政治家或许有异议，但是对操作力强大且秩序感稳定的庞大行政系统却有着本能的信赖感。正是在福岛核危机出现之后，日本人无言地搁置了这种信任。首先是东部地区的多数居民纷纷自己购置了辐射测量仪，自行测试空气中的核辐射浓度；它所伴随的另一个现象是广泛的学习运动。以主妇为主的民众群体自发地组织起来，从放射性物质中不同射线的不同危害入手了解有关核物质的基本知识，并探讨在辐射状态下有效生存的对策；这一学习运动本身当然与民众对官方御用科学家的不信任也直接相关。随着事态的进展，越来越多的报道揭示了在第一时间出来证明福岛核危机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的科学家的言论多有不实之词，以至于激起了民愤；我在京都大学的校园里就看到学生们挂出了巨大的条幅，要把某某御用科学家从京都大学“赶出去”。在事态平静之后，日本民众开始了自主的保卫生命运动。由于政府公布的食品安全基准上限直到今年年初还远远高于正常标准，而几乎大部分商家都利用这个规定把此限度内的食品一律作为安全食品上架，这就让很多人无法判断什么样的食品更安全，所以很多民间组织开始集资购买测试食品辐射量的测试仪器，为市民提供有偿服务；在政府调整了食品安全基准的上限之后，民间的测试似乎也没有停止，而且据说有时也会从“安全食品”中检测出很高的辐射值。

我不知道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日本普通人的生活感觉改变到了何种程度，可以肯定的是，这场灾难改变了很多人，而这改变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日本社会。最大的改变就是 2012 年陆续发生的抗议示威游行。这些游行的主题主要针对的是其他核电站的重新启动，并呼吁把日本真正变为无核国家；尽管一次次游行并没有能够制止大饭核电站机组的重新启动，但是这些游行却是自 1960年安保运动以来又一次出现的连续性大规模群众游行，时隔多年，日本的普通民众又一次以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按照柄谷行人在一次演讲中的说法，游行未必能改变日本政府重启核电站的决定，但是仍然带来了变化，因为它使得日本成了一个可以游行示威的社会。

与任何一个社会相同，日本社会中也存在着“沉默的大多数”。很难简单地断言沉默就一定是顺从和无意志，但是沉默确实有利于一个社会维持现存的秩序。日本的民众透过这次巨大的创伤性危机，部分地改变了原来的社会秩序，人们不再不假思索地生活了，他们开始依靠自己的判断来选择，开始培养怀疑的习惯。但是，虽然不安的感觉充溢着社会生活，秩序却依旧井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沉默的大多数所决定的。没有理由要求一个社会一直维持在非常态状况下，不过必须看到的一个客观的事实是，人类是通过危机而不是通过常态来进行学习和调整的。危机就是机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现实状况是，借助着危机暴露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在危机过去之后又重新开始被慢慢地遮蔽；福岛的弱势群体如何在灾后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甚至仅仅是如何在灾后恢复到灾前的程度，重新又成为需要一些有良知的活动家们奔走呼号的课题。人群又在慢慢地恢复常态下所特有的冷漠，对福岛的同情和支援与对核电的持续性抵制，又在渐渐成为需要进行社会动员才能广泛开展的现实课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2012 年的 8 月中旬之后，从右翼的钓鱼岛登岛等举动到日美联合“夺岛”军演，主权之争把人们的视线从上述问题上移开，日本社会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危机。 

3

钓鱼岛的主权问题在日本社会重新被炒作，此事的升级发生在“3·11”之后。在逻辑上，它当然与核电站停运和能源危机直接相关，但是在日本社会生活中，还有另外一重被中国人忽视的脉络，这就是日本自卫队升级和冲绳民众对美军基地的抗争。对于日本社会的有识者而言，钓鱼岛的主权问题并不是主要的症结，更急切的危机是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显然希望借助于钓鱼岛争端废除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使日本自卫队转变为合法的军队。而在这一系列阴谋中，美国恰恰通过它在冲绳半个多世纪的军事支配为自己深入东亚、强化亚太霸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中国传媒有关钓鱼岛的一系列分析报道中，问题被集中在主权层面上。当主权问题成为基本视角的时候，人们很容易把冲绳视为日本的一部分或者反过来强调冲绳应该独立于日本，换言之，冲绳问题也被解释为主权问题。但是真正应该关注的，却是如何理解冲绳民众半个多世纪以来旷日持久同时又极端孤独的反对美军基地的斗争。冲绳是东亚主权斗争的第一现场，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一些冲绳民间活动家却以极为成熟的政治策略搁置了冲绳的主权问题。在冲绳归属问题上，冲绳人内部一直存在着分歧乃至激烈的对立。有些人希望施政权继续归属日本，维持已有的既定事实，有些人希望独立，建立自由的和自主的琉球社会；但是主权问题在冲绳的关注度，并没有美军基地的危害来得急切。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听到冲绳一些代表性知识分子谈到独立和主权问题，一些人认为，如果冲绳的独立如同南斯拉夫那样将要引发区域战争的话，那么他们宁可搁置这个问题。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动员冲绳的民众持续对抗美军基地，逐渐地把美军从冲绳赶走。持续了多年的普天间机场移址问题，在边野古居民艰难的抗争和全岛民众的声援之下，至今无法有效推进，这显示了冲绳民众对抗美国和日本政府的强大决心和艰苦抗争的成果。目前，冲绳活动家们正在组织民众反对在距离台湾仅仅 111 千米的与那国岛上驻扎日本自卫队，反对在冲绳部署美军的新式鱼鹰直升机，这些艰苦的抗争，在在都与钓鱼岛争端相关，但是冲绳的民众和冲绳的活动家并未得到来自东亚其他区域民众的支持。他们在孤独地战斗，为了东亚的和平，也为了世界的和平。

在“3·11”之后，冲绳的活动家敏锐地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借助于美国军队与日本自卫队联合救灾的名目，一向顾虑于和平宪法制约的日本自卫队在悄悄地升级。2011 年 6 月的一次会议上，来自冲绳的著名知识分子仲里效先生指出：在地震和核事故发生后不久，日本自卫队的舰艇就与美国军舰一起驶进了那霸港。这使他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在战后美国掌控日本军事控制权的时期，日本自卫队是不能与美军同用基地设施的，近年来日本政府悄悄采用渗透的手段让日本自卫队不断接触美军基地等设施，寻找机会制造“日美联合作战”的意象，而这次地震海啸和核事故，为自卫队升级提供了很好的借口，也为日本自卫队进入南岛链提供了掩护。在“3·11”之后出现岛屿争端绝非偶然，这是日本政府自伊拉克战争以来不断以和平支援之名谋求自卫队走出国门这一偷天换日手法的进一步升级。日美联合军演提升了自卫队的实际军事能力，为它转换为军队做准备；而美国不断紧缩的财政问题和全球霸权的维持，也使它放宽了对日本的戒备，除了核心军事技术保密之外，它开始更多地在战术层面上培养和借助日本的军力。

冲绳作为“二战”时期日本唯一的本土战发生地和战后被日本国家作为独立交换条件而被美军占领的地域，冲绳受到双重的伤害。即使在今天，这种伤害也仍然在继续。冲绳不仅因为大片领海被划归军事区而失掉了自己充足的渔业资源，而且也无法发展自己的商贸或其他产业。在这个不得不以基地经济为支柱的群岛上生活的人们，在日本战败后一直受到美军的各种骚扰和摧残，而肇事的美军军人却可以不受日本法律制裁从而逍遥法外。在人口密集地区，美军不断发生的各种事故给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极大威胁，现在美军强力引进的鱼鹰战斗机就因安全性不稳定而随时有可能造成平民的伤亡。

冲绳人就是不得不在这样险恶的情况下坚持，用仲里效的话说，他们始终生活在临界状态。每一个来自日本和美国的举措，民间都要集中大量的精力才有可能迫使其暂时停滞，或进行某些修正；在这种力量不对称的政治格局中，冲绳的社会运动几乎没有松懈和喘息的余地。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3·11”之后迅速作出了反应的是冲绳的社会活动家，他们立刻把福岛与冲绳联系起来讨论，并立刻对日本国家牺牲弱势者的一贯做法提出严厉的批判。

冲绳抗争着的民众没有办法生活在“常态”中，他们几乎总是不得不保持高度的紧张状态；而恰恰是这样的斗士最了解，在现实中抗争右翼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并不能仅仅依靠强调主权意识，主权问题需要配合更多的环节，才能转化为真实的问题。今天的冲绳民众运动家，尽管多数在主权问题上是坚持冲绳独立性的，但是出于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对于后果的考虑，他们很少把冲绳的主权这一核心问题作为制造凝聚力的意识形态诉诸社会，尽管建立一个独立的琉球一直是很多冲绳民众的梦想，但是，他们面对的现实问题，却是更为具体和直接的，甚至未必直接与冲绳的归属问题直接相关。 

让我深受感动的是冲绳社会近年来持续进行的一个激烈的争论。这就是把美军基地从冲绳赶走是否应该是斗争的最终目标。在种种态度中，有一种看法是，从冲绳把美军基地赶走并不意味着斗争的胜利，因为美国会在太平洋一些对美军基地缺少“免疫力”的岛屿上建立新的美军基地，而在那里并不存在冲绳这样的民众斗争基础。因此，把美军从冲绳赶走，并不意味着斗争的胜利，因为它可能并不能改变美国“重返亚太”这一现实。同时，作为形式上日本国的一部分，冲绳的民众斗争虽然并没有直接以“反日”的形态呈现，但是对日本政府不顾冲绳百姓利益的国策，他们一直在进行持续性抗争，特别是当下对日本自卫队进入冲绳的举措，很多冲绳人进行了不妥协的抗议。这样，可以说冲绳凝聚了东北亚地区最尖锐的政治、军事冲突，也积聚了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深重的苦难；而冲绳的有识之士表现出的“大于冲绳”的国际主义视野，却是从他们这种被歧视被背叛的历史处境中产生的。这种国际主义传统，在冲绳思想界由来已久，早在越战时期，冲绳人就试图通过对美军基地的牵制间接地支援越南的反美斗争；在伊拉克战争时期，冲绳人也一直把自己对美国军事基地的抗议运动视为对伊拉克平民的人道援助。如果仅仅从国家视角出发认识问题，冲绳人民的抗争很难与我们的“国家利益”认知发生关联，例如在最近的钓鱼岛主权问题报道上，冲绳的归属问题虽然成了话题，但是冲绳民众的现实斗争却没有进入中国社会的视野。这是非常大的缺憾。

在日本本岛，冲绳民众的抗争虽然一直是一个公众话题，但是并未与“沉默的大多数”发生切肤的关联。在“3·11”之后的民众游行等运动中，主要的抗议并不是针对日本国家的潜在核武装化问题，而是日本民众的生活安全以及核辐射的危害如何消除的问题。因此冲绳问题没有可能占据太多的位置。但是，“福岛—冲绳”的主题却被两地的知识分子以弱势群体的相似性为视角进行了讨论，而日本本土的有识之士在第一时间就指出了核电站与发展核武器的关系。在日本社会迅速常态化之后，中心话题转向了如何防止其他核电站重启，以及电力供应是否可以摆脱核电依靠更安全的发电手段等方向，日本自卫队借助于福岛救灾悄然升级的问题，并没有成为主要的课题。就是在这短短一年里，借助于民众视线集中于核电安全与灾后重建的时机，日本自卫队完成了它对冲绳的进入。当仲里效先生看到那霸港的自卫队军舰时，他立刻联想到了早年美军从那霸港出发侵略越南的情景。这个敏锐的联想在不到一年后的今天开始被现实部分地证实 : 日本自卫队就是从冲绳出发去关岛进行“夺岛”军演的！

冲绳民众思想家们的危机意识往往被社会生活的“常态”所淹没。对于常态的偏执性依赖会使人们忽略身边真实的危机，听任它从小到大渐渐地膨胀，直到有一天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再被迫以危机的形态面对。这似乎是一个令人痛心的历史逻辑。不仅仅是日本核电的危机，也不仅仅是日本重新军事化的危机，社会生活中几乎所有的事物，都以这样的方式叠加而成。危机过后的常态化掩盖危机的真相，直到下一次危机的爆发；而每一次危机表面上看都不尽相同，因此似乎都与上一次危机无关；人们在不得不应付各种危机的时候，几乎没有精力停下来思考危机为什么发生；而在危机过去之后，人们却很少利用短暂的安定时期来思考危机时刻不可能思考和追问的问题，反过来，倒是急于结束危机，恢复常态。在常态情况下，危机的某些关键环节会被遮蔽，事态会被集中于某些可见的要素，而借助于危机状态暴露的大量常态中无法观察到的要素，则会被常态的安定又一次遮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生活中的常态偏执是可以理解的，而认识论上的常态偏执却是不可原谅的。

4

常态偏执有多种形态。最直观的常态偏执是不愿意改变现状因而不接受那些有可能改变现状的信息。这是我们每个常人都会有的经验。当不受欢迎的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本能给我们的第一暗示就是：希望它不是真的。接受不愉快的意外对人类而言需要一个缓冲的过程，这个缓冲过程就是把意外“常态化”。于是我们看到另一个层面的常态偏执，这是非直观意义上的常态偏执，那就是当常态已然被打破的时候，尽量依靠常态感觉建立一种危机状态下的“常态”，换言之，在不断变动的情况下尽快建立秩序感觉。当秩序感形成的时候，人才能安定，于是尽管危机状态还在千变万化，新的秩序感却可以让人们依靠某种常态想象接受危机，并且在想象世界中让危机弱化或无害化。这当然是很危险的。当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对于污染情况的追踪报道是相当有限的。时至今日，人们还很难准确地判断日本东北部沿海生物的污染情况，也不知道地下水污染的程度。我询问过很多在日本东部生活的朋友，他们大多对此知之甚少甚至不太关心。我联想到中国人对待农药以及各种非法食品添加物污染的态度，当类似三聚氰胺之类的事件发生之后全社会草木皆兵，可是过不了多久人们就自行恢复常态。于是一切照旧，人们依然按照原来的方式生活，虽然心里依然感到不安，但是却尽量不去面对这种不安。是啊，很难想象在难以简单获取有效信息的情况下，人们还可以保持危机的心态，而在信息爆炸、诱惑成堆的现代社会，健忘这种普遍的习惯在转移人的注意力的同时，也有效地缓解了因为危机意识无所依托所带来的焦虑。对于常态的偏执性依赖，使得人们能够以平常心态生活在非常现实中，并且不会感觉到任何矛盾。这也正是现代社会可以化荒诞为神奇的社会基础。

常态偏执还有更为隐秘的形态，这就是对于常识的依赖。正是这一层面上的常态偏执决定了对各种信息的取舍和信任度。人们总是趋向于选择那些自己希望得到的信息，放大那些有利信息在整个信息结构中的比重，同时排斥那些不愿意接受的信息，并对其保持高度的不信任。平心而论，人们很少平等地对待所有信息，选择信息是根据它是否符合有利于己的标准的。而信息是否是有利的，其标准多数是由主导意识形态通过传媒反复打造的。日本政府依靠常识制造核泄漏没有太大伤害的假象，许多日本人选择相信，是因为这样选择可以不破坏已有的“常识”，也不必改变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依靠已有的常识思考和选择，是最为省力的方式，因为它最接近于不思考和不选择。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的常态偏执，我们往往把那些与我们密切相关的事务放手推给未必对我们负责的人和部门去管理，并且拒绝想象其后果。应该说，现代社会比任何一个社会都更鼓励人“快乐地苟活”。社会公共生活运作系统的繁复以及现代消费社会造成的强大意识形态让人们满足于被制造出来的常态与常识，并且对于逼到眼前的危机熟视无睹。正因为如此，清醒和勇气才成为当代世界的稀缺品种。而比较容易发生的现象，却是一种“他者志向型的个人主义”^[2] ，这种态度对于世界上各种事态保持敏感，也具有道义感觉并因此时时愤慨和狂热；但同时却又具有高度封闭的个人主义生活态度，这两者之间是并行不悖的，后者排斥了前者可能产生的责任意识，使得前者的道义感容易转变为与现实脱节的不负责任的空谈，同时也使得空谈者在这样的状态中感到满足。应该说，今天的世界不缺少世界性的政治眼光，信息的大量传递很容易诱导各种政治话题“火起来”。但是“二战”留下的这个教训却依然存在，“他者志向型的个人主义”使得那些尖锐的危机悄悄地转化为热门话题，并通过这种转化把问题偷换成了偏离危机本身的消费性热点，恰恰是这样一种表面上看不缺少危机意识的热门话题，在它不断自我复制的过程中却失去了危机感与现实性，从而也失掉了它可能承担的责任感。失掉责任感的结果，就是话题脱离现实地走火入魔，我们可以观察到当代社会大量的现象，就是人们谈论政治话题的态度与谈论足球比赛的态度并无二致：它的结果往往可以导致不同态度立场的人相互厮杀，而那些厮杀本身的目标与足球比赛已经相去甚远。

在“3·11”之后，现实中的危机一直在升级、在转化为不同形态。从核污染到岛屿主权之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就被另一个问题取代；与此相应，话题中的危机也在升级，舆论很容易就把人们引向激愤与狂热状态；然而，由于他者志向型的利己主义在今天的大众文化中占据了主导，使得人们难免会忽视现实中不断变化的危机的实质内容而满足于虚假的危机意识。当中国社会主流舆论在争论是否应该对日本采取强硬措施的时候，人们忽略了一个基本的状况：我们每个人该对可能发生的战争负何等责任？应该说，这种满足于虚假的危机意识而缺少自我责任感的状态，是最具有遮蔽性的“常态偏执”。它执着于舆论中不断制造的热点话题，并使得这种执着构成“常态”！

相比之下，随时打破各种意义上的常态偏执，是需要巨大精神能量的。在当代五花八门的意象中突破对于常态和常识的依赖尤其需要勇气与精力。应该说，这方面的表率是冲绳的民众思想家。他们不仅在认识上保持了对于危机的敏感，而且同时表现出高度的现实责任感。正是在主权问题上饱受磨难的冲绳思想家们，敢于在主权之争最激烈的时候提出另类的视角—搁置国族单位的主权视角，建立民众生活的跨越国族视角，不以冲绳自身的利益为绝对前提，而是把人类和平作为第一义的目标。他们现实主义的考虑是避免成为地区矛盾激化的导火索，而他们理想主义的考虑则是超越国家框架来思考民众的生存形态。当一切都被回收到主权问题中去的时候，冲绳思想家的思想贡献就被遮蔽了。事实上，在今天国别单位的主权论述中，并没有冲绳民众思想家的论述空间；而主权问题成为唯一的常态视角，对它的绝对化反而会引发各种现实危险，包括对主权的威胁。在此意义上，冲绳民众运动的努力给我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启迪，而他们孤独的抗争也迫切需要真实的关切与支持。克服他者志向型的利己主义，建立现实中跨越国界的民众连带，这才是维持世界和平、化解东亚地区危机的真实途径。

大众传媒特有的平板化特征，在今天日益把常识打造得简单而贫瘠。大量相互矛盾的信息被处理成非常有限的认知对象，其最为复杂的核心往往被忽略。常态思维左右着人们，使得人们在危机面前不再具有分析的能力，而是倾向于把危机回收到自己所熟悉的认知框架中去。在这种情况下，危机这一最有效的认识历史和进入历史的媒介，也很难帮助人们扭转已有的思维惰性，于是我们很容易与这一机遇擦肩而过。

在“二战”的白热化阶段，本雅明曾经给人类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思想遗产，这就是他的绝笔之作《历史哲学命题》。这个被无数历史学家反复征引的主题，至今依然余音袅袅：历史总是在危机达到饱和的瞬间展示它的面目，如果没有足够的心力，无法在这个瞬间抓住时机进入历史，那么，历史学家就将与历史擦肩而过。

瓦尔特·本迪克斯·舍恩弗利斯·本雅明（1892-1940）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危机接近饱和的历史瞬间。是否能够抓住它，从而有效地进入历史，取决于我们能否有效地克服常态偏执的心态与习惯。在今天，它已经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课题了，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里，它逼到了每个愿意思考的个体面前。尽量避免虚假认知的自我复制，有效地抓住危机，从而改变我们的生存状态本身，这是我们每个人无法逃避的责任。

注　释

[1]Manuel YANG：《超越大毁灭结局的民众》，载《图书新闻》（东京）2011 年 11 月 12 日。

[2]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很多知识分子讨论的问题。美国的社会学家李斯曼和日本的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对此都有具体的论述。它指的是在知识分子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精神状态：对于当代世界的各种事件具有充分的敏感，也随时可以表现出义愤和狂热，但是这些关注却与自身的生活状态以及责任脱节，是与己无关的“他人之事”。正是这样的“他者志向型的利己主义”，使得德国纳粹在形成时期没有受到有效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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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公众号“三联学术通讯”，感谢原公众号和作者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李炜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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