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ant-Garde Art and Architectural Practices in Latin American Cities在欧洲，大都市一直被视为既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又是资本的主要生产空间。一方面，资本所释放出的能量被集中地释放于此，彻底改变了人类近千年来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习惯；另一方面，大都市吸引了周边资源和人口的汇聚，也完全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这种巨变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个体而言，最直接的就是一种“震惊体验”。这种震惊造成了早期资产阶级的焦虑，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个体对于城市中“无根的和自由的”生活状态和命运的担忧，需要找到个体与反应迟钝的集体之间的联系作为精神的支撑，但似乎个体周边处处均是断崖。如同意大利建筑历史学家塔夫里（Tafuri）所言，此时的大都市是一个完全异化的地方，因此大都市以及人类在其中的生活状态自然而然地成为艺术先锋派的关注重心；或者说，艺术生产领域中，关于大都市的乌托邦理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表征资本主义体系自身焦虑的一种文化生产。然而，对于20世纪初的拉美而言，资本主义体系刚刚得以建立在一个松动的、不牢固的基础之上，粗看这里的政经和社会文化是完全从欧洲复制而来，拉美各国中残留着大量早期殖民体系。20世纪拉美城市化进程存在一些特有的现象，有些至今仍然如此。拉美各国首都都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城市，大部分首都城市都容纳了整个国家20%—30%以上的人口，最多可达60%以上。这种不平衡的原因不仅仅是其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所决定的，也与拉美原有的农村和城市关系、生产体系、土地资源分配、国家福利政策等一系列问题相关联在一起。20世纪30年代民粹主义和高福利制度的兴起，将大量农村人口吸引到大城市中，然而政府和城市并没有为这些新移民的到来做好准备，社会住宅、医疗教育和公共社会设施出现了巨大的缺口，这些新移民只好非法居住在城市的边缘和无主之地，成为今日拉美城市中最常见到的贫民窟。至2012年，据联合国数据显示，拉美24%的人口生活在非正规城市中，而且这个数字仍在不停地上升。因此，生存于拉美这样特殊的城市状态下，个体所承受的绝不仅仅是欧洲大都市所带来的“震惊体验”，不同的个体或者“模糊的”集体而言，应该是一种多重的冲击体验，而且对于大部分底层居民而言，还是一种现实的“生存”冲击。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现实下，拉美艺术家或者知识分子（并非全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拉美知识分子所持的意识形态模糊不清或者混杂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归属更加多元的组织和制度体系）需要表征的内容，有些与欧洲同事相同，有些则更加复杂。这也是今日我们回溯20世纪拉美艺术中关于大都市乌托邦理论时，会看到的诸多令人费解的内容——如果不将这些魔幻的构思放在一个具体的语境下。在20世纪20—30年代之间，拉美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所提出的城市乌托邦设想中，充满了对技术和政治的乐观态度，即使1929年全世界经济危机似乎也没有影响他们的信心，进步的技术和政治将给拉美带来充满希望的道路，而自己也正在这条道路上行走。这与他们欧洲同行的批判言行极为不同。其原因在于此时拉美凭借大宗原材料出口贸易，经济繁荣，政治方面通过国内革命和再分配，各方利益基本平衡，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与同时期危机四伏的欧洲截然不同。这一时期最早将社会和政治议题带入城市乌托邦的是墨西哥的何塞·巴斯孔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1925年墨西哥内战后，出任墨西哥教育部长的巴斯孔塞洛斯出版了《宇宙种族》一书，在致辞里,他设想了一个乌托邦城市——宇宙大都市（Universópolis），来支撑其创造一个新的和混血的“宇宙种族”的想法。这个城市被设想在巴西亚马逊地区，为了容纳宇宙种族(由构成了美洲大陆的种族形成)而采用世界上所有先进文明的技术，以征服热带地区、亚马逊丛林及其气候，城市中的建筑将放弃哥特式的拱门、拱顶和那些满足庇护需要的屋顶，金字塔将再次重现。美丽的柱廊以螺旋结构抬高，因为永恒的螺旋线代表着欲望的自由和对无限的征服。充满色彩和韵律的风景将丰富的情感传递给人们，现实和梦境一样。一切朦胧模糊和灰色的美将被视为过时的病态。在这个城市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新文化将建立在自由意志和艺术的形而上学和神秘性基础之上。巴斯孔塞洛斯所描述的宇宙大都市似乎像文艺复兴时期理想城市题材绘画中的场景，在一个社会理念上叠加了一个古典城市意象。同样在1925年，墨西哥先锋艺术家赫尔曼·库艾多（German Cueto）描绘了“尖声都市”（Estridentopolis），一个50年后的未来城市，作为“尖声主义者”的聚集地。尖声主义者是墨西哥革命后出现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学团体，他们打算利用造型艺术和文学来继续墨西哥内战掀起的社会革命。这个团体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艺术创作使世界陌生化或去自然化，以便人们能够批判性地看待这两者。在《1975年尖声大都市》一文中，库艾多表达了该艺术小组所提倡的原则：将欧洲先锋艺术理念转化为墨西哥本土的艺术理念。对于尖声主义者而言，这将创造一个扭曲的新现实（现代都市），并生产一种新的感知机制，借由这种机制，人们可以解读现状并参与到社会变革之中。《1975年尖声大都市》回应了尖声主义创始人曼努埃尔·马普尔斯·阿尔赛（Manuel Maples Arce）在1921年宣言（也是这个团体的第一个宣言）：对现代城市中技术和速度的关注，这是意大利未来主义的核心理念，马普尔斯·阿尔赛将此作为重要的参考。此外，尖声主义还借用了智利诗人维森特·维多夫罗（Vicente Huidobro）发起的文学运动“创造主义”（Creacionismo）。马普尔斯·阿尔赛在尖声主义宣言中不仅整合了不同先锋团体的不同理念，同时考虑到墨西哥现实文化环境，通过颂扬现代大都市生活和技术，既拒绝历史，又拒绝一种理想化未来，摒弃那些没有现实基础的乌托邦和不切实际的愿望，诸如：意大利未来主义建筑师安东尼奥·圣伊利亚（Antonio Sant’Elia）的设想。《1975年尖声大都市》的独特之处在于库艾多准确地预测了20世纪下半叶大都市的状态。与之相似的还有1930年巴西艺术家弗拉维奥·德·卡瓦略（Flávio de Carvalho）提出的“裸人之城”。这一时期拉美涌现出的诸多前卫艺术提出了诸多的城市乌托邦，但这些理念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拉美传统对象（前哥伦布时期、殖民时期）置于现代大都市的镜头之下，在传统与技术的激烈碰撞之中，创造出新的事物，并提出社会变革之路。除此之外，受欧美大都市中所采用的先进技术影响，以及对拉美高速城市化下快速建设的回应，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诸多技术和工程乌托邦。这些构想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关注北美的摩天楼技术，认为这种高层建筑将会彻底改变现有城市的形态和社会组织方式，进而产生一种新的大都市生活。例如，受柯布西耶和路德维希·希尔伯森（Ludwig Hilberseimer）的理想城市理念的影响，墨西哥建筑师弗朗西斯科·穆希卡（Francisco Mujica）在1929年出版的《摩天大楼历史》一书中提出了新美洲摩天楼原型，并在城市中通过不断复制，形成一个似乎没有尽头的城市；以及1927—1935年，俄罗斯移民建筑师弗拉迪米罗·阿科斯塔（Wladimiro Acosta）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发了新的城市街区模式，以应对阿根廷城市秩序的崩溃，以及市中心缺乏新鲜空气、阳光和自然的问题。阿科斯塔早期设计是一系列交叉规划的“T”形塔楼，以棋盘式的模式覆盖在城市之上。之后设计了完整的城市街区方案，这些街区被转化为带有支撑部件的线性体量，支撑体中包含服务和工作功能，线性体量之间布置了花园、公共娱乐区、体育设施和娱乐设施。20世纪20年代后期美洲知识分子尝试将摩天大楼定义为一种真正的南北美洲现象，基于历史而寻找合适的表达语言，或者对于现代美洲城市的一种批判。这种看似“技术至上”的观点后面隐藏着寻找一种“纯粹”美洲主义的企图，希望从欧洲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是一种建立在“高贵的野蛮人”自然主义之上的观念。弗朗西斯科·穆希的“未来的新美洲城市”，1929年 弗拉迪米罗·阿科斯塔的“城市街区”，1927-35年另一类构想则是聚焦在大量移民涌入城市造成的住宅紧缺问题，探索新型居住理念。例如，1938年，墨西哥社会主义建筑师联盟（Mexican Unión de Arquitectos Socialistas）在功能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学说基础上，提出了工人城市（Ciudad Obrera）的概念。住宅区是该小组最深入的建筑构想，包含住宅、市政中心、学校、集体餐厅、零售区和公共汽车终点站。住房设计则参考了苏联建筑师莫伊西·金兹堡（Moisei Ginzburg）的纳科芬住宅社区（Narkomfin Housing Block, Moscow, 1930）。以及1942年，阿根廷建筑师阿曼西奥·威廉姆斯（Amancio Williams）提出的“空间住宅”（Viviendasenel Espacio）构想来解决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城市问题，不仅为居民提供了必要的居住功能，还通过阶梯退台的方式，一个单元的屋顶成为更高单元的花园，带来花园、新鲜空气、阳光和隐私保障，“解决不同经济条件下社会群体多样化住房的需求”。二次世界大战后，随之而来的国际冷战，将拉美卷入意识形态之争，并面临强大的美国军事压力，拉美国内军事政变和政治动荡更是将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儿童拖翻在地上，使之不得前行。但20世纪拉美社会、城市乌托邦的传统并没有在这里结束，20世纪50年代末巴西利亚的建设标志着拉美城市乌托邦的一个高潮。但巴西利亚建成后不久，为了防止拉美社会主义化，拉美各国的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政变，整个拉美都处于军事独裁统治之下。在这样的高压统治下，拉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要么被驱逐和监禁，要么只能选择沉默，或者从事与政治无关的创作。因此，乌托邦成为拉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自由庇护所。而这一时期的高速城市化也带来了拉美大城市最独特的现象，就是非正规城市——大量的自建贫民窟，这是底层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所在。拉美这种普遍存在的都市现象迫使拉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履行职业实践时，必须做出独立思考，因为在世界其他地区没有可参照之物，也使得这一时期的拉美城市乌托邦呈现出非常特殊的形式。其中有一组非常独特的理念，尽管分处不同时期和不同空间，但其主线都是与水相关。1971年，阿根廷艺术家久拉·科希策（Gyula Kosice）受阿根廷具体主义艺术运动的影响，提出“水空间城市和建筑宣言”（Manifesto for a Hydrospatial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呼吁一种新的乌托邦形式，不再受传统居住观念控制，而是利用科学技术将人类从经济和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与艺术结合起来创造一个整体的环境。科希策的很多理念与Madí艺术运动主张接近，希望“在绝对永恒的人类价值之上创造和构建物体……构建一个能释放人的能量，掌握时间和空间，将物质控制到极限，新的无阶级社会”。对科希策来说，当代建筑中的功能主义是过时的和压迫性的，限制了人类的创造力和思维，是社会对人的剥削。为了克服这一点，人类需要用一个更有效的管理体系来取代政府，利用科学进步和想象力来创造新的生活条件。水空间城市将是一个由悬浮在太空中的许多“豆荚”组成的城市，这些“豆荚”利用水——通过结晶——作为它们的主要结构支撑和生命来源与燃料；水会被分解成氧气供呼吸，氢气供能量和燃料。在太空中悬挂吊舱的政治含义是废除土地价值和财产所有权。艺术和体验将与环境融为一体，从而消除艺术和建筑之间的界限，让所有社会阶层都能接触到艺术。简而言之，传统的建筑和环境将被一个非重力环境下的地方所取代。为了解释其想法，科希策做了一系列树脂玻璃、塑料、金属和其他材料的研究模型，可以清楚地看到荷兰情景主义者康斯坦特·纽文惠斯（Constant Nieuwenhuys）和美国建筑师理查德·巴克敏斯特·富勒（Richard Buckminster Fuller）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末，巴西建筑师塞尔吉奥·贝纳德斯（Sérgio Bernardes）在《巴西的几何化》(Geometrizacao do Brasil)一书中提出，利用全国现有的和新的水道以及引水渠将整个巴西连接在一起。16个环形相互连接的水道将连接全国所有现有的河道，重新分配水资源，不仅用于水的输送，从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向遭受干旱的地区分配水，而且还用于运输产品和水力发电。除此之外，贝纳德斯相信这些高架水渠会结束干旱、洪水和污染等问题，为交通和能源寻找更多的替代方案，解决失业问题和经济危机，并促成巴西的民族团结。随着这个水网络的建立，新型城市将会布满巴西，组成环形城市的垂直建筑被公共项目和开放的绿地环绕，所有这些项目都由水路和高速单轨铁路连接。在拉美，这种奇特的“水托邦”构想甚至延续到了千禧年，1998—2002年之间，墨西哥建筑师阿尔贝托·卡拉奇（Alberto Kalach）和其他一些墨西哥建筑师和艺术家为墨西哥城提出了一个“湖城”（La Ciudad Lacustre）方案，希望解决城市景观改造问题和城市密集问题。他们提出“回到前西班牙时期的湖城”。现代墨西哥城目前的位置是特诺奇提兰古都所在，在西班牙人政府阿兹泰克帝国之前，这里是一个位于湖中心的城市。通过汇聚经过处理的残余水、雨水和从周围的墨西哥山谷流来的地表水，城市东部的大片地区以及周边地区将会被湖面淹没，湖的沿岸将布满公园和城市设施。此外，将在湖内建立小岛，作为生态保护区、公园、运动场、文化和教育中心、住房和工作场所。引入墨西哥山谷中盆地的湖水具有生态、经济和社会多种效益，如水合作用、湿润的空气、有益的气候变化(微风、降雨和减少污染)、组织和控制城市增长，以及获得更多的开放绿地。阿尔贝托·卡拉奇等人的“湖城”，1998-2002年科希策在文字里留下了一些痕迹，他认为水是一种字面上和隐喻上的流动，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媒介。通过讨论看似回避政治议题的水，却指出了拉美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不平衡的资源分配。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的水，在发达国家最普通的东西，在今天的拉美却是极为稀缺的商品，大部分底层民众连基本的饮用水都无法获得。在现实常见之物和技术议题之下，以水作为一种隐喻（拉美不平衡的财富与资源分配），对拉美社会和城市提出了最严厉的批判。从上述两个时期的拉美城市乌托邦历史案例，可以看出20世纪早期拉美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接受欧洲前卫艺术的影响，以乐观的态度构想城市乌托邦。然而在残酷的现实条件下，逐渐脱离了早期那种盲目的乐观，意识到拉美城市并不等于欧美大都市，凭借乌托邦以反讽的态度来批判拉美现实社会和“大都市”的意识形态，对拉丁美洲物质、文化、社会、历史和艺术状况做出思考和反应。拉美特殊的都市性是拉美艺术、建筑和城市呈现出多元而独特面貌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拉美知识分子进行社会批判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早期的历史研究中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迈阿密大学建筑学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