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亮宇 | 重读的重读——在文化研究的时差中思考《黑色大西洋》

重读的重读 

——在文化研究的时差中思考《黑色大西洋》*

胡亮宇

内容摘要 1992年出版的《黑色大西洋：现代性和双重意识》是英国伯明翰学派在种族议题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作者保罗·吉尔罗伊将大西洋奴隶制视为现代世界的核心历史事件，从更广阔的视野，探讨了黑人文化、身份认同和近代黑人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以及它们与现代性理论的复杂关系。随着该作品首次被翻译成中文，本文将考察它在英国文化研究史上的地位，同时探讨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化研究接受视野中，如何理解这本著作的问题与方法、主要观点及其历史性。

关键词 文化研究 保罗·吉尔罗伊 种族 非洲

引言

保罗·吉尔罗伊的文化研究名著《黑色大西洋：现代性和双重意识》（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以下简称《黑色大西洋》）在问世30年后，终于经过翻译来到中国。[1]不过，与雷蒙·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理查德·霍加特等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在国内学界早已被经典化的命运迥然不同的是，吉尔罗伊的“来华”显得尤其迟滞，特别是考虑到在作品的写作和在中文世界的阅读之间，横亘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程度的空前加深，种族问题的日益复杂尖锐，以及文化研究这一学科本身被不断宣告死亡等诸多事实时，如果说这仅仅是一个图书市场的选题和翻译的时机问题的话，那么对文化研究的关注者来说，关于这次“迟到”需要继续追问的恐怕不仅仅是“为什么不是过去”，而是“为什么是现在”。

在伯明翰学派的脉络中，吉尔罗伊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长期以来，他被看作斯图亚特·霍尔之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CCCS）最重要的种族问题研究者之一。他与霍尔一道，让文化研究拥有了更多元的肤色，实现了从阶级问题到种族问题的“转向”或“升级”。《黑色大西洋》是这一转变中的关键之作，它开创性地将海洋作为边缘时空体，替换以民族国家作为单位的身份观，由此串联起在大西洋奴隶制历史中黑人群体的流动经验，并经由它们在文化和思想中的踪迹，反思、质询现代性的历史建构。这一问题意识，让《黑色大西洋》成为一份多重意义上的“重读”——从黑人的视角出发，作者重新建立起与威廉斯、哈贝马斯、黑格尔、杜波依斯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家的理论对话，将种族问题引入文化研究乃至更广阔的社会与历史场域。

今日回看，“黑色大西洋”理论的成型，直接影响了当下诸多种族问题的前提，同时也历史性地呼应着后殖民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等理论话语在人文学的升腾。从《黑色大西洋》进入，重新思考吉尔罗伊和伯明翰学派之间、种族问题和文化研究之间，以及文化研究与中国之间的多重时差/视差，或许又能给予今日的研究者一个颇具后见之明的有效位置。因此，这份对重读的重读，也就自然可以被看作是吉尔罗伊提倡的“反-反本质主义”（anti-anti-essentialism）所要求的不断自我反思（rethinking）或否思（unthinking）的一次当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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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研究的种族议题

《黑色大西洋》以对文化研究的自我批评开始。吉尔罗伊直言，文化研究自诞生以来，其明显的“种族中心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长期被忽略，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学科开展的知识前提，即英国的国民性和民族主义并没有得到深入全面的探讨。他提出了一个和前辈们极其相似的问题：“谁的文化在被研究？”[2]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如果说威廉斯进入剑桥大学时震惊于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无人问津的现实，吉尔罗伊也体验到了类似的情境，那就是英国本土的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的文化在学院的普遍缺席，甚至在文化研究那里，这些议题也缺席了。吉尔罗伊不客气地指出，尽管英国左翼（包括威廉斯、霍布斯鲍姆等人在内）大部分时候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但他们并没有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也未能审视一国内部种族和文化的复杂性，而是将种族视作本质的、不流动的事物。他们甚至忽视了一个有关自身的事实，即二战后“黑人进入英国国家生活是促成文化研究和新左派政治形成的强有力因素”，正是这些人将殖民经验“带回”，从而有效地构成了对于帝国的批判和思考。[3]新的历史语境下，当威廉斯等人以“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范式和视野进入特定固定社群，意图去了解那些当下的、具体的、活生生的经验时，他们也将英国人（British）视作铁板一块，忽略了社群边界的不断移动与重置，种族与文化内部相互的流动融合。民族国家的边界框住了文化研究，正如吉尔罗伊所说，“绝对主义的文化差异的概念与对种族和族群的文化主义的理解联系在一起”。[4]

《黑色大西洋》的立论，就建立在对文化研究问题和方法的质询之上。在吉尔罗伊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对种族意识的压抑和忽略是一个隐秘的、不易察觉的过程，即便在当代激进的思想家那里，也有着不易察觉的“静默的文化民族主义”，将民族的形成看作一个“自然化”的过程。[5]此处的批评虽未指向具体的个人，但可谓一针见血。诚然，诞生之初的文化研究，确实是足够“白”的——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无一不是地道的白人，同时也是十足的英国人，他们身上所匮乏的，正是日后霍尔和吉尔罗伊等学者所共有的离散经验和不稳定的认同。更不用说，文化研究本身即脱胎于利维斯主义及其不满，深陷与“伟大的传统”的长久缠斗之中。

如果说，二战之后文化研究的形成“首先是一项为了工人阶级成人的大众教育而进行的政治事业”[6]，在当时足够“先进”的话，那么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特别是在撒切尔为代表的保守党政权上台之后，不断将英国国内经济困境和政治危机与移民问题挂钩时，种族却成了文化研究这门前沿的学科迟迟难以回应的议题。这让它显得迟钝、保守，甚至“反动”。其中，威廉斯的反应具有代表性，他认为，“种族”问题始于移民，必然会在英国的公民认同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下予以安置。在吉尔罗伊看来，这种观点与右翼保守主义者无甚差别，那种对“普遍的英国性”的信赖，背后仍然是对一种隐秘的帝国意识的残留。[7]在《解构中心》一文中，作者卡林顿对文化研究的困境进行了准确的概括：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那种超越各种新的“种族”界限而重新配置的、破碎的、调解的和结盟的工人阶级特性，在50年代和以后直到70年代后期及80年代初期这么长的时间里，在文化研究内部几乎没有得到理论化的探讨。当英国被这种社会文化的大动荡控制时，文化研究仍旧固守于50年代认为存在的那些工人阶级生活的概念，没有对这些变革作出充分的反应和理解，却将任何完全以阶级术语分析文化构成的改变都视为对文化研究目标的否定。[8]

在卡林顿看来，历经20年的发展之后，文化研究缺少了发展的目光，将阶级视作学术范式的唯一正统进行自我设限，忽视外部的变化，对阶级本身的“重新配置”缺乏动态性的检视。对此，时任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霍尔并不是没有认识：“让文化研究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增加对于种族、种族政治和反抗种族主义的批判性质询，以及对于文化政治的批判性质询，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理论斗争。”[9]随后，一系列自我革新带动了理论的扩展和范式的突破。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文化研究的研究重心逐渐调整，霍尔等人合著的《管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从社会暴力入手，开始触及种族和移民议题；随后，由工作在文化研究中心的年轻研究生们——吉尔罗伊、黑兹尔·卡比（Hazel V. Carby）、埃罗尔·劳伦斯（Errol Lawrence）等人组成的“种族与政治小组”（Race & Politics Group），推出了合著《帝国反击：1970年代英国的种族和种族主义》（The Empire Strikes Back: Race and Racism in 1970s Britain），正面探讨英国社会的种族议题；[10]1987年，吉尔罗伊的著作《大英帝国没有黑人：种族和国家的文化政治》（There Ain't No Black in the Union Jack: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Race and Nation）出版，动用多种批评理论，全面清理了英国国内少数族裔，特别是黑人的历史与现状。可以说，至此，种族问题被正式“涉渡”到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脉络之中。

文化研究学科内外的变化，可以帮助我们对《黑色大西洋》出版前后的历史语境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第一，英国文化研究不但完成了从威廉斯到吉尔罗伊的人员上的代际更迭，其研究的问题意识也发生了事实上的种族转向；第二，就吉尔罗伊而言，他的研究与思考接续并发展了霍尔的文化身份理论，将一种有关“在表征内部永不完成的生产”的身份认识，从英国本土发展到整个大西洋世界；[11]第三，从时间上看，种族议题进入文化研究，正与伊格尔顿所谓的“大理论”消逝之后的“后理论时代”的开启同步，由此汇入后殖民主义更为广阔的理论洪流之中。某种意义上，这也标示了从寻求革命和替代性的“政治的文化”（culture of politics），转向寻求位置和差异的“文化的政治”（politics of culture）这一更为重大的历史性转变。

当今日的读者翻开《黑色大西洋》时，依然能被这部著作中真诚的思想和态度所打动。其最可贵之处正在于，作者在写作中始终采用一种反思的立场，在对西方的种族主义话语进行系统性批判时，也在不断提醒人们同样要警惕黑人族群关于自身文化和历史的本质主义言说，要在具体的文化表征——特别以音乐为代表的“黑人表现性文化”（Black expressive culture）中，追溯“黑色大西洋”的历史过程和此刻的踪迹。在开始介绍这本著作一些核心性的观念之前，一段富有意味的文学史轶闻或许可以很好地说明不同身份的人们对于同一种艺术形式的感受有多么天差地别。在《微暗的火》中，纳博科夫借虚构诗人约翰·谢德之口，对爵士乐发出一通刻薄的评论：

现在我要说没人说过的罪愆。

我不喜爱这类事物：爵士乐；

把黑壮汉抽打得条条血痕的、

身穿白色紧身裤的蠢家伙；抽象派摆设；

原始派民间面具；激进学校；

超级市场音乐；游泳池；

……[12]

很显然，人们能并不指望这位自负的作家可以改变自己对音乐一贯的敌意。但真正阻碍纳博科夫去理解爵士乐的是，这是一种生成于黑人离散经验之中的即兴艺术。即兴意味着不稳定、自我解构，抑或是身份的漂移，如吉尔罗伊所说，“爵士乐是有关身份认同和放弃的艺术”[13]。而纳博科夫似乎从未在此意义上“即兴”过——即使他也深处于20世纪的流动之中，穿梭于此岸和彼岸，也经历过“认同和放弃”。但放弃自己在圣彼得堡的庄园和显赫的血统是一回事，在殖民者的暴力威胁中被迫背井离乡，放弃整个族群的文化和语言，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在船舱里飘洋过海则是另一回事。对爵士乐的视差之见正好显示了，在什么意义上，只有黑色的大西洋才会首先成为一个真正紧迫的问题——而不是其他的什么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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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黑色大西洋》的问题与方法

如副标题所示，“现代性”与“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是《黑色大西洋》的两个核心主题。几乎从全书的第一页起，作者就在不断声明，自己选取了一个游移的位置来进入这两个议题。他在书中反复提及“船”的概念，将其视为理解黑人文化与身份形成过程中的核心意象：船是“连接大西洋世界中各个点的鲜活方式”，是“可移动的元素”“文化和政治单位”“独特的文化生产模式”，以及“关于现代性的不同理解”，等等。[14]像船一样，离散黑人的经验与记忆属于大西洋这一广阔的时空，今日黑人文化也正是来自奴隶贸易所形成的文化交流之中。

“船”所承载的移动性的视野，使得吉尔罗伊拒绝了本质主义的立场。这是“黑色大西洋”的重要特质。与传统的基于离散民族“起源”（roots）的身份理论模型不同，“黑色大西洋”这一概念突显“路径”（routes）对黑人身份的影响，更具混合性、跨国性与历史感：

这种思考方法不仅与英国历史学和文学史形成对抗，还挑战了迄今为止对美国黑人文化史和政治史的理解方式。我想说明，非裔美国知识分子声称体现了他们特殊性实质的珍贵智识遗产的很大部分，实际上只是部分地绝对属于他们的族群。与英国新左派的例子一样，在非裔美国知识分子的例子中，黑色大西洋的概念可以被用来说明：存在其他关于这些遗产所有权的主张，它们基于非洲离散群体进入西半球的结构。经济和历史的发展结构要求黑人历史学和思想史关注作为一个文化和政治体系的大西洋，在这种发展结构中种植园奴隶制——“赤裸裸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特殊的时刻。[15]

 可见，启动“黑色大西洋”的观念，不仅是学术范式的更新，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必然要求。大西洋首先需要被把握为一个发展的结构，它是经济的，但同时也是思想的、历史的、具有阶级意识的。那么这本书必须要处理的历史议题，就是形塑现代世界的结构性力量——大西洋奴隶制。作为奴隶制的最大受害者、离散族群的核心群体的黑人，他们的经验生成于斯，文化生成于斯，但又不断被压抑抹去，这些记忆和经验包含了现代世界的最黑暗的面向，迫使人去思考现代性的历史代价。因此，“黑色大西洋”这一视角的出发点就不仅是有效的，也是必要和迫切的，因为“现在已经到了从奴隶的视角重建现代性的原初历史的时候了”。[16]

在书中，从哈贝马斯、马歇尔·伯曼到利奥塔，有关现代性的主流理论言说都进入了吉尔罗伊的批判视野。稍加归纳，大概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要点：第一，在本书写作的20世纪90年代前后，后现代理论风头正劲，吉尔罗伊认为，现代性和后现代的历史分期，在黑人离散群体的经验中并非以线性逻辑呈现，必须重新思考人们对于时间规划和现实发展水平之间的错位，特别是要充分考虑到“非洲离散群体的历史和表现性文化”“种族奴隶制的实践”和“帝国主义的征服的叙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第二，在启蒙运动和现代性的规划之中，长期缺乏黑人的声音，为民主和人权呐喊的启蒙先驱们，在清楚奴隶悲惨状况的前提下，依然选择默认种族等级制的存在，这些复杂的历史事实，都要求今天的人们“把种族主义自身看作是现代性构成性的、基本性的因素”[17]；第三，奴隶制自身是一股现代化的力量，它使得主奴都获得了自我意识，人的奴役与解放，并不只是被抽空了现实的理论话语，主人如何奴役，奴隶又是如何忍受与反抗这些奴役，这些具体的经验不能被一笔带过。

现代性主体的形成，联系着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的经典理论模型。在这一问题上，吉尔罗伊显示出略显矛盾的立场，一方面，他不断强调，奴隶制给主奴辩证法提供了现实的参照，源源不断地生长出关于现代主体和“承认的政治”的言说；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对主奴辩证法的探讨，有助于让人们重新关注“被忽视的暴力和恐怖的问题”。大西洋奴隶制的持续性的客观存在，在欧洲哲学家那里呈现为思想问题的主奴关系，在黑人身上首先是具体的、创伤性的身心经验，其中的充斥的暴力长期以来被理论抽象化了。而暴力、对暴力的恐惧和反抗，是黑人群体关于现代性的最普遍的集体记忆，这一点在美国南方的文学和音乐中显露无遗。因此，黑格尔作为问题本身，提供了“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理性主义与同样西方的反人道主义之间无价值的争论的机会”，让人们重新思考黑人知识分子与黑格尔的思想对话，以及在此影响下，黑人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18]

对待黑格尔的立场，比较准确地显示了吉尔罗伊辩证的历史观和理论观。如果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混杂的场域，那么任何一方都不应被轻易地、整体性地切除出去，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并非有着稳定不变的权力关系。两位最具有代表性和深远影响的黑人思想家杜波依斯和理查德·赖特的经历，便足以说明长期以来黑人的思想是如何与一个更大的全球化进程深刻地纠缠在一起的。可以说，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便是对二人的重读。吉尔罗伊敏锐地发现了他们的共同点，那就是两人都是在跨国的旅行和流动之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无论是杜波依斯早期的泛非主义实践、晚年加入加纳国籍，还是流亡巴黎的理查德·赖特，他们都是在美国本土之外“发现”了美国问题的答案，在离散中找到了归属。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成果，即杜波依斯的“双重意识”理论：

一个人总是感受到自己的双重性——既是美国人，又是黑人；两种灵魂、两种思维、两种无法调和的奋斗；两种交战的理念同在一个黑色的身体中，凭其顽强的力量才不至于被撕裂。美国黑人的历史就是这种争斗的历史——他渴望成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渴望将双重自我融合成一个更好、更真实的自我。[19]

时至今日，这一概念依然是美国非裔身份困境的准确描述。在杜波依斯的设想中，“双重意识”完全可以发展为一种全球有色人种合作的身份理论。不过吉尔罗伊讨论的重点在于，这一强有力的理论话语形成的背后，亦有着不易察觉的“欧洲性”，特别是黑格尔主义的思想支撑。“在杜波依斯的思想中，”吉尔罗伊言明，“现代黑人政治理论与欧洲浪漫民族主义特别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关系，比在他的前辈亚历山大·克鲁梅尔、爱德华·布莱登、德拉尼和道格拉斯的作品中体现得还要清楚。”[20]换言之，是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德国而不是非洲起源性的历史，推动了双重意识的成型。这一论断，是吉尔罗伊对杜波依斯进行了细致的生平回溯之后得出的。这有效地解释了杜波依斯日后的一系列思想，特别是他给黑人以“第七种人”的结构性位置，事实上无意之中展示了一种有序的文明观如何潜移默化地被内置于他的思想之中。吉尔罗伊犀利地指出：

（杜波依斯的）《黑人的灵魂》很大一部分的思想动力来自对黑人例外主义的执迷，它本身是杜波依斯在美国之外旅行的明显产物。该书表达了作者对种族、民族和文化之间关系的理解，即便杜波依斯是在美国获得了这种理解（这是可讨论的），但他是在德国因接触黑格尔和新黑格尔主义思想（杜波依斯在柏林学习时这种思想正流行）才极大地完善了对此的理解……他自己有关历史、种族特殊性、文化和文明的理论，有选择性地运用了黑格尔的主题并把它们和文明发展进程的非洲—亚洲系谱融合。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这些影响体现在杜波依斯试图把美国黑人呈现为世界历史的第七种人的努力中，他以一种修辞方式扩展了黑格尔的名单。[21]

在分析了杜波依斯思想的欧洲性后，英国“新左派”学者对于权力的本能性的警惕，让这一批评最终走向了政治的层面。“或许值得思考的是，是否因为杜波依斯是个美国人他才会被这些对秩序的追求深深吸引。指导他的自由概念深受这些著作的影响。黑人不断去探索自由的形式，这是因为他们屈服于一种坚定的种族集体的有机力量，这种集体确信其政治和哲学愿望的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22]在这里，杜波依斯对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秩序感和进步感的赞许，以及在此寻求美国种族问题解决方案的尝试，在吉尔罗伊那里成为一个和美国国民性相关的政治选择问题：正是杜波依斯所信赖的秩序背后的支撑性的史观和种族观，造成了黑人今日的处境。

一旦勾勒出黑人双重意识背后的思想谱系，这一理论的不足也就显露出来。归根结底，“双重”意味着“非此即彼”的二元结构，具有排他性，人们很容易陷入这一框架预设的议程之中。吉尔罗伊鼓励人们跳出这一框架，反对在不改变结构的前提下追求权力位置的更迭。他甚至批评当时较为常见的黑人女性主义的言说，认为其“最终只不过是用黑人女性的立场代替了之前基于白人男性生活的立场”。[23]不过这些讨论最终要质询的，是种种“非洲中心主义”（Africentricity）的言说。这点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或许并不陌生：在面对外来强势文明时，人们容易急于构建一个名为“前现代”的、自然的、想象性的历史。吉尔罗伊明确反对这种应激性的简单对立，反对建构作为现代性替代物的黑人文化传统。在他看来，这种历史假设同样是“种族主义的”，同样是“19世纪的产物”，同样基于线性的时间观念，其效果反而会削减反抗的合法性。[24]

可见，吉尔罗伊在两个方向上调整了人们对于现代性和奴隶制历史的理解。一方面，他通过“黑色大西洋”提示出现代性内部本身被忽视的种族主义构成；另一方面，他提示出黑人在现代性形成过程中的参与，以及在黑人反种族主义思想和话语形成过程中所经历的复杂影响关系。这种持续的反思和解构，不但将种族问题带入文化研究，同样也将文化研究的视野带入了现代性的研究、离散研究（diaspora studies），以及奴隶制历史研究的场域。用吉尔罗伊自己的话说，正是黑人身份的“变化的同一性”（The Changing Same），赋予了这一研究“反-反本质主义”的视野。的确，黑人被高度种族化的主体性，“理应被看作是源于社会实践的产物”[25]。吉尔罗伊的工作说明，对于这一“社会实践”的批评，需要文化研究者的持续努力，甚至要将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范式也视作它的产物，从而才能获得自我批判和超越的可能。

三、在当代中国思考《黑色大西洋》

特别有意味的是，吉尔罗伊对杜波依斯和赖特等思想家的重读，大部分都停留在了二战之前的西半球世界。二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参与、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甚至是在非洲国家的旅行，都在有关流动性的考察中缺席了。当然，这本书意图首先解决的是黑人文化和身份认同的问题，而不是去探究二人的跨国政治活动。不过，这一缺席，使得吉尔罗伊在用“黑色大西洋”打开民族国家的边界之时，又将范围圈定在了大西洋的海岸线内。毕竟这一讨论中奴隶制的地理前提，是以帝国的海洋活动为中心的，这也是《黑色大西洋》面对的最主要的批评声音之一——吉尔罗伊仅仅是将关注点从英国黑人身上转移到了黑人文化在欧洲、美国和加勒比地区的流动，非洲人的经验本身在其中并没有得到处理，甚至同属北美的加拿大非裔也在这一论域中付之阙如。[26]

和他的前辈一样，吉尔罗伊始终去处理的是自己的生命经验。他生在英国“二战”后最早一代混血家庭，从小在他人异样的目光中长大，进入学界后以研究美国历史出身，随后被霍尔招入麾下，开启种族问题的文化研究。吉尔罗伊的经历，构成了他思想和理论工作开展的前提。无需苛责作者或作品的有限性，批评其不够面面俱到，未能涵纳所有群体的经验（这样一种批评本身恰恰体现出当今世界身份政治最为浅薄的文化需求）。不过，我们的确在《黑色大西洋》中明显地读到种族话语的升腾与阶级话语的下降。这符合人们对于后冷战时代理论生产的整体想象。吉尔罗伊并没有提及的是，理查德·赖特在24岁就加入了美国共产党；1961年，93岁的杜波依斯也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两年后去世时，他不但是一位加纳公民，更是一位美国共产党员。显然，另一种同样普遍的，甚至是更高的认同被忽略了，那便是一种由社会主义构想和反殖经验所共同动员起来的跨国政治认同，在“二战”后的大西洋世界之外，它有效地召唤了那些来自五湖四海，但共享着相似历史经验的人们。

1958年，杜波依斯与包括茅盾、周扬、巴金、日本作家堀田善卫、塞内加尔导演乌斯曼·塞姆班等人在内的30国200余位作家一道，齐聚于乌兹别克斯坦首府塔什干召开的首届亚非作家会议，共同畅想战后新的文学发展。就像会议官方发布的《亚非国家作家会议告世界作家书》中所提到的：“文学事业同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的命运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只有在人民获得自由、独立和自主的条件下，文学才能真正地繁荣昌盛，消灭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是文学创作充分发展的条件……我们这两大洲的知识界代表有史以来第一次欢聚一堂……我们是十五亿人的复兴精神的代表者。”[27]此种流动，和在其中不断生成的文化与政治冲动，同样有力地回应着现代世界的种族主义话语。1959年，杜波依斯来到中国，受到了国家领导人、学者和作家的欢迎，几年后当他去世时，中国人纷纷撰文悼念这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冰心写道：

一颗黑色的巨星陨落了：但是他在艰难曲折的漫长的斗争路上，所高举的争取黑人解放，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大旗，将由他的同胞和全世界各色人种中的绝大多数的人民坚持着高举起来。他的洪钟般的号召美国和非洲的黑人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声音，将像蓬蓬远去的非洲鼓声，穿过森林原野，越过江河海洋，传遍非洲和其他大陆……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蓬蓬勃勃地开展，杜波依斯博士几十年的辛勤努力，已在萌茁，已在开花，我们愿同歇莉·格雷姆和美国黑人以及全世界人民在一起，以同样坚毅不拔的意志和决心来继续进行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28]

今日的读者大可将这些语言理解为一种特殊年代的政治修辞。不过冰心的文字正好说明了吉尔罗伊没有提到的历史内容：像杜波依斯这样的跨国社会运动家，他的思想中不仅有黑格尔的阴影，同时也携带着20世纪泛非主义、亚非团结运动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强烈底色。似乎可以说，英国新左派在从20世纪50年代起，试图以本土经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从而矫正“斯大林主义”的负面影响时，也未能经验性地进入与冷战同一时期的第三世界的政治与文化实践。这让吉尔罗伊在历史中看到了黑色大西洋的流动，却也将长时段视野下的亚非之间的连接阻绝在了英国文化研究的视野之外。

从另一个角度看，《黑色大西洋》一书的问世，同样处在欧美历史学关于奴隶制研究的转型时刻，即强调一种跨国视野的“跨大西洋转向”（Atlantic Turn）。历史学家莫斯·芬利（Moses Finley）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所谓“有奴隶的社会”（Societies with Slaves）与“奴隶社会”（Slave Society）的区别，前者用以描述历史上许多文明的特定发展阶段，后者的使用则非常有限，仅限于部分的西方国家和地区（比如19世纪的美国南方），其区别在于，“奴隶社会”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都是围绕奴隶所组织起来的。“跨大西洋转向”正是完成了从“奴隶社会”的美国南部到“有奴隶的社会”的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历史的范式变革，呼应了这一时段新的研究风向。[29]《黑色大西洋》确乎位于欧美历史研究的学术生产内部，不过对中国读者来说，我们需要回到那个问题：为什么是现在？稍加回顾不难发现，文化研究理论进入中国，与90年代之初人文学界的“失语症”，以及中国大众流行文化的兴起同步。知识的旅行与接受，恰好构成了几重有趣的错位。比如，当1991年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被率先翻译成中文时，英国文化研究已经开始呈现出前文所提及的更加多元的方向，随后走向低潮；同时，在中国经济进行市场体制改革，生产方式急遽转型，工人社群逐渐瓦解的时刻，研究工人阶级社群的文化研究“经典”纷纷作为理论“正统”来到中国。在随后多年的发展中，这些理论为处理转型期的系列社会问题，回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人生活与文化，以及理解20世纪90年代“再阶级化”的社会现实和这一历史周期之中的文化生产的现实，持续提供着有效的理论资源。[30]这一点，在近年来有关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及其再现的诸多公共讨论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有关《黑色大西洋》背后的诸种时差的疑惑，依然可以在吉尔罗伊本人最近的思考中得到解答。在他看来，当代大众文化的持续商品化、资本化、平台化，让黑人文化成为一种“外交和军事资产”，服务于“麦肯锡式的多元文化主义”。[31]的确，近年来少数族裔在西方流行文化中的可见度得到了显著提升，但是否可以仅仅通过改变演员肤色去改变这个不公的社会结构，仍然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更多的时候，所谓“麦肯锡式的多元文化主义”能够提供的不过是一种安放感，让每个人在再现系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资本和身份政治之间的妥协与耦合，在大众文化的表征体系中逐渐发展出一套“正确”的语法。再现的政治哺育着再现的经济，文化工业本身在“宕机”和“重启”后更为丝滑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扩张。

伴随“黑人同命”（Black Lives Matter）等社会运动的兴起和种族议题的全球升温，作为“世界的中国”的一员，中国读者有意愿也有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自身处境和实际经验出发，去理解和体认不同社会中被压迫族群的屈辱性体验，这让种族与阶级的跨国象征交换成为可能。但同时需要直面的是，新的历史条件也缔造了一种更为普遍的“时代的精神状况”。在2022年的访谈中，吉尔罗伊直言：“我被左派中最优秀的分子身上明显沉默的、文化主义的民族主义所困扰。”[32]这一担忧是《黑色大西洋》问题意识的最初由来，在今日似乎依然有效：伴随新冠疫情所带来的世界各国交往的阻断，中国人民见证了诸多易于察觉和不易察觉的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话语的登场。走向自我封闭的精神并不能将人们引领至更广阔之地，一种令人不安的沉默，同样发生在中国的公众舆论场，甚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领受了这份不安的人们，或许能够分享一种对健康、平等、正确的种族观和义利观的渴望，一种基于摆脱廉价的民族主义话语的渴望。归根结底，正是这些渴望，牵动了这份对重读的重读。

注释

*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以来中国大众文化中的非洲形象研究”（项目编号：22WXC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保罗·吉尔罗伊，《黑色大西洋：现代性和双重意识》，沈若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2。本文所引《黑色大西洋》的中文译文均出自该版本，部分译文在参考英文原著的基础上有所调整，英文原著见Paul Gilroy,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London: Verson, 1993。

[2] 保罗·吉尔罗伊，《黑色大西洋》，第8页。

[3] 保罗·吉尔罗伊，《黑色大西洋》，第14页。

[4] 保罗·吉尔罗伊，《黑色大西洋》，第22页。

[5] 保罗·吉尔罗伊，《黑色大西洋》，第6页。

[6] 本·卡林顿，《解构中心：英国文化研究及其遗产》，孟登迎译，参见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4页。

[7] Paul Gilroy, There Ain't No Black in the Union Jack. London: Routledge, 1987, pp. 50-51.

[8] 本·卡林顿，《解构中心：英国文化研究及其遗产》，第17页。

[9]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孟登迎译，《上海文化》，2015年第2期，第55页。

[10] 以上内容详见Stuart Hall, Chas Critcher, Tony Jefferson, John Clarke, Brian Roberts,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London: MacMilan, 1978。中文版见《管控危机》，斯图尔特·霍尔等著，黄典林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ed.,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Race and Racism in 1970s Britain, London, Hutchinson, 1982。

[11]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Cinematic Representation”, Framework: The Journal of Cinema and Media, No. 36 (1989): pp. 68-81.

[12] 纳博科夫，《微暗的火》，梅绍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第74页。

[13] 保罗·吉尔罗伊，《黑色大西洋》，第112页。

[14] 保罗·吉尔罗伊，《黑色大西洋》，第24页。

[15] 保罗·吉尔罗伊，《黑色大西洋》，第22页。

[16] 保罗·吉尔罗伊，《黑色大西洋》，第79页。

[17]沈若然（特约记者），《专访黑人理论家保罗·吉尔罗伊：必须珍视那种生机勃勃的混杂》，澎湃新闻2020年9月15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129821，[访问时间2023年7月23日]。

[18] 保罗·吉尔罗伊，《黑色大西洋》，第77页。

[19] W. E. B. Du Bois,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5.

[20] 保罗·吉尔罗伊，《黑色大西洋》，第160页。

[21] 保罗·吉尔罗伊，《黑色大西洋》，第190页，第191页。

[22] Paul Gilroy,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p. 135.

[23] 保罗·吉尔罗伊，《黑色大西洋》，第76页。

[24] 保罗·吉尔罗伊，《黑色大西洋》，第271页。

[25] 保罗·吉尔罗伊，《黑色大西洋》，第145页。

[26] 关于加拿大非裔文学研究者对“黑色大西洋”的反思，见Winfried Siemerling, The Black Atlantic Reconsidered: Black Canadian Writing, Cultural History,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15.对非洲在吉尔罗伊有关离散和音乐讨论中缺席的批评，见Tsitsi Jaji, Africa in Stereo: Modernism, Music, and Pan-African Solida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7] 《编者的话》，《塔什干精神万岁——中国作家论亚非会议》，世界文学社编，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第1页。

[28] 冰心，《悼杜波依斯博士》，《世界文学》，1963年第9期，第21页。

[29] 参见Noel Lenski and Catherine M. Cameron eds., What Is a Slave Society? The Practice of Slavery in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同一时期亦有其他学者以大西洋为原点展开跨文化研究。如Joseph Roach在吉尔罗伊的理论基础上所提出的“环大西洋表演”（Circum-Atlantic performance）的概念，关注大西洋沿岸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影响并演变出独特的表演形式，探讨非裔如何历经随着殖民、奴隶贸易和移民等历史事件后，通过表演维系自己的文化认同，保留传统。见Joseph Roach, Cities of the Dead: The Circum-Atlant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30] 关于文化研究在中国全面接受的历史语境，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初作为中国新兴大众文化的理论资源的特定历史性，见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31] 保罗·吉尔罗伊，《黑色大西洋》，第1页。

[32] 沈若然，《专访黑人理论家保罗·吉尔罗伊：必须珍视那种生机勃勃的混杂》。

文献引用格式

胡亮宇.重读的重读——在文化研究的时差中思考《黑色大西洋》[J].当代比较文学,2023,(02):15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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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莫伉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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