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丨《1956：百花时代》后记

李松睿——

在与洪老师交往的过程中，总能感受到他身上青春的气息。他为著作《1956：百花时代》所写的后记，同样是一篇“青春的回眸”。在这篇后记里，洪老师创造性地使用第三人称记叙自己在1957年前后的生活细节，为“回眸”增添了时间的距离和反思性的视角。其中有令人感动的种种青春细节，如1956年初次看到雪花的兴奋，1957年在景山后街一个门洞里度过的夜晚……更有数十年之后的“回眸”所带来的沧桑感，正如后记所叙述的匈牙利人民军歌舞团在北京大学的演出，对青春来说，那是生活中一个有趣的经历，但在“回眸”的注视下，生命中的偶然瞬间与历史的巨变深刻地扭结在一起，让人读来竟会生出惊心动魄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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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百花时代》

后记：

续“简短的前言”

洪子诚

    这本书所评述的，大部分都是在这一段时间里的运动、潮流：一个时期提出的口号，各种论争，创作上的某种共同趋向……看来，当代文学过程就是潮流涌动、更替、摩擦的过程。作家似乎都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他们只有在潮流中选择的自由和可能性，只有在潮流之中才有价值。我们很难在公开发表的材料中发现“潮流”外的声音，发现体现“潮流”之外的体验、思考的文本。有也许是有的，但很少。本书的作者在失望之余，有时便异想天开：有了赞成“干预生活”、“写真实”，也有了反对“干预生活”和“写真实”，难道就没有人产生这样的念头：这些口号本身都是人的自我折磨，在白白地破坏我们的智慧和灵性？当然，没有发现有人这样想。当代文学的这一“传统”，现在仍在继续和发展。

      在本书所作的这些评述之外，“历史”中也许还有同样有价值的部分，甚至更体现人的创造性和精神深度的部分，却被本书所忽略。但请相信，这种忽略，不是故意的。也许本书的作者缺乏这方面的敏感（他自己在当代的生活过程，以及他成天所处理的研究材料，也使他的思想、情感反应，早已被纳入当代的那些“潮流”之中——他也是被这一“语境”所铸造），但他也曾经想去发掘这样的材料，而最终所得不多。因而，当他读到傅雷先生1956年纪念莫扎特文章的这样一段话时，竟会觉得诧异：

“……他的作品从来不透露他的痛苦的消息，非但没有愤怒与反抗的呼号，连挣扎的气息都找不到。后世的人单听他的音乐，万万想不出他的遭遇而只能认识他的心灵——多么明智、多么高贵、多么纯洁的心灵！……他从来不把艺术作为反抗的工具，作为受难的证人，而只借来表现他的忍耐与天性般的温柔。他自己得不到抚慰，却永远在抚慰别人。但最可欣幸的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幸福，他能在精神上创造出来，甚至可以说他先天就获得了幸福，所以他反复不已地传达给我们。精神的健康，理智与感情的平衡，不是幸福的先决条件吗？不是每个时代的人所渴望的吗？以不断的创造征服不断的苦难，以永远乐观的心情应付残酷的现实，不就是以光明消灭黑暗的具体实践吗？有了视患难为无物，超临于一切考验之上的积极的人生观，就有希望把艺术中的美好的天地变为美好的现实。……”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独一无二的莫扎特》（《文艺报》1956年第13期）。“独一无二”是可能的吗？傅雷等当代的杰出者是想确立这样的生活和艺术目标吗？这种“超临一切考验之上”的人生观，在“残酷的现实”之中，是否永远意味着如莫扎特那样的悲剧命运？而“宁静”和“承受”是否也有限度，以至也会走到精神崩溃的边缘？这些，都只是留下了不可解的疑问。

     本丛书的主编者曾指示作者，要写得活泼，生动，有较高的可读性，要改变“文学史”的那种传统的写作方式。但是，1956年的这一册，却没有能贯彻这个意图。作者是个很枯燥的人。和作者过去的书那样，这一本也是毫无生动活泼可言。说到底，“灵气”不是可以要有就有的东西。意识到这一点，却没有办法改变，这是让人很觉遗憾的事。

      当然，如果说到是否能够稍稍具体点，那倒不是一点都办不到的事情。在写作的过程中，时或也会在眼前浮现一些图景，掠过一些情绪，只不过常被他所“压制”：他认为这只会破坏了思考和分析。他当时还不明白，“思考”、“分析”，有时是多么脆弱和没有必要。待意识到这点，却为时已晚。

在前言中曾说到，本书所写的这个时间（1956年），作者刚好从南方一个县城来到北京读书。在初冬下第一场雪时，他和同样来自南方的同学，狂奔着冲到楼前的空地，用手去迎接那些凉沁沁的白色碎片。他在课堂上，听他所仰慕的教授的讲课；在周末的活动中，见到许多他景仰的作家、艺术家。他听过何其芳、贺敬之朗诵自己的作品。他觉得贺敬之先生没有他想象的那样豪放，而何其芳先生也不是那样纤细和感伤。这颇使他感到失望。

五十年代，大学时期的洪子诚

      那一年的秋天和冬天，他和同学兴奋而又吃惊地关注着发生于东欧的事件。铁托、纳吉、哥穆尔卡、卡达尔是他们所熟悉的名字。他还记得，匈牙利“十月事件”发生时（他们被告知那里发生了反革命叛乱），匈牙利人民军歌舞团正在中国，也来到这所大学的“大膳厅”演出。本书作者和许多同学一样，怀着异乎寻常的心情来倾听合唱团的歌唱。演出结束时，学生会的负责人提议全体听众和艺术家一起合唱《国际歌》。那悲壮、雄浑的声音，真是“发自肺腑”，让他深觉感动。想到台上的那些艺术家，在祖国遭受危难、革命和社会主义已在血泊之中的时候，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就觉得应该以微薄的精神力量给他们以支持。不过，当时和现在，本书作者都不明白是什么原因，那些军人艺术家，并没有加入这歌唱，他们一个个抿紧嘴唇，神情严肃但又可以说是漠然地看着台下。

      到了第二年的五一，作者第二次参加游行。为了能在天安门看到日出，他和一个同学，在前一天的傍晚来到广场，打算在这里夜宿。他那时想，天安门的晨光和别处的肯定不同，至少是定会给他不同的体验。他却没有料到，午夜广场就“净场”戒严，他们无处可去，最后在景山后街的一个门洞里，挨着冻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找到学校的队伍时，尽管他瑟瑟发抖，却仍感到骄傲；只是周围的同学对这种骄傲没有任何反应。在那一年的5月，有长达三四天长的“春假”，同学们都去长城，去十三陵。他却和另一个同学，怀着做一个“学者”的梦想，躲在湖边的小山上读了三天朱熹的《诗集传》，还做了许多到现在也不知道有什么用的卡片。但他又不能心神贯注，常禁不住诱惑，时时拿出《汉园集》，期待着“预言中的神”的“叹息似的渐近的足音”：

“ 你一定来自那温郁的南方，

告诉我那儿的月色，那儿的日光

告诉我春风是怎样吹开百花，

燕子是怎样痴恋着绿杨。

我将合眼睡在你如梦的歌声里，

那温暖我似乎记得，又似乎遗忘。”

      在此后的日子里，他在“大膳厅”的东墙上读到那首著名的《是时候了》的诗。他听过林希翎的神采飞扬的演说，他在谭天荣的《一株毒草》前惊愕许久：这张大字报开头，引了赫拉克利特的话（“爱菲索人中的一切成年人都应该死，城——应该交给尚未成人的人去管理”），并宣称：“到现在为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离我们无知的青年还有十万八千里，我们的国家没有检查制度，可是一切报刊（例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和《物理学报》）的编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无知，对辩证法的一窍不通和他们的形而上学的脑袋中装着的无限愚蠢，就是一道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这场惊心动魄的运动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因为他在当时人手一册的《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的扉页上写着：

      1月13日雪，1958年。今天开始停课，进行对右派分子的处理。

      然而，这种种的一切，既与本书的论题无关，也是些不关联“本质”的“现象”，就让它们从他的记忆中消失吧。

——1997年1月于北京大学

燕北园

作者简介：

洪子诚，男，1939年生，广东揭阳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新诗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著有《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1956：百花时代》《当代中国文学概观》《中国当代新诗史》《中国当代文学史》《我的阅读史》《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等著作，多次获北京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科研成果奖。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 北京文艺观察”，感谢作者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石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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