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ctuality of Ayn Rand作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1949-）来源：The Journal of Ayn Rand Studies 3, no. 2 (Spring 2002): 215-27.安·兰德（Ayn Rand）着迷于展现绝对、坚定意志的男性形象，这似乎印证了西尔维娅·普拉特（Sylvia Plath）的名言：“每个女人都崇拜法西斯。”然而，如此简单粗暴地用“政治正确”来否定她的作品真的正确吗？兰德的意识形态方法有真正具有颠覆性的一面，不容低估。她极度认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而解构着这种意识形态。她对资本主义的狂热拥护可见一斑，就像她的一本著作标题叫《资本主义：未知的理想》（Capitalism: The Unknown Ideal）。在她看来，真正异端的思想不是拥抱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而是去掉社群主义、集体主义和福利制度的“糖衣”。因此，帕斯卡（Pascal）和拉辛（Racine）之于詹森主义（Jansenism），克莱斯特（Kleist）之于德国民族军国主义，布莱希特（Brecht）之于共产主义，兰德之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是如此。也许正是兰德的俄国血统和成长经历，让她能够如此直接地塑造出美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梦幻核心。她作品的核心意识形态支柱在于“先行者”与“二手货”或“大众”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将康德关于道德自主和道德他律的观点推向极端。“二手货”在外界寻求认可，他们的自信心和安全感取决于他人如何看待他们，“先行者”则完全接纳自己，依靠创造力，在追求自我满足的过程中并不依赖于他人认可，也不会为了他人利益而牺牲自己内心的渴望。这种意义上的“自私”是无害的。“先行者”很天真，不受他人恐惧的束缚，因此即使面对最凶恶的敌人也无须憎恨。比如《源泉》（The Fountainhead）中的“先行者”罗尔克（Roark），他并不仇恨宿敌托希（Toohey），只是单纯不在乎他。书中就有一段著名的对话展现了这一点：“罗尔克先生，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你为什么不说说你对我真正的想法呢？想说什么都行，没人会听见的。”
“可是我从来没想过你。”
基于这种对立，兰德阐述了她激进的无神论、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以及“自私”的道德。对她而言，“先行者”能够爱他人。这种爱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不是对自己的蔑视或自我否定，而恰恰相反，这是最高的自我肯定。爱他人是她理解的“自私”的最高形式——通过与他人建立关系来实现自己内心的渴望。基于这种对立，《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构建了一个完全幻想的场景。小说神秘的主角约翰·戈尔特（John Gait）召集所有“先行者”，组织他们罢工。他们退出集体主义的压迫和官僚主义化的公共生活。社会生活失去了动力，这是罢工的后果。从商店到铁路的社会服务都无法运转，全球社会解体，绝望的社会呼唤“先行者”回来。他们回来了，但带着自己的条件回来了。在此，一个男人发现并解决“究竟是谁推动了世界运转”这一永恒问题的幻想答案——答案是“先行者”。通过组织“先行者”罢工，他能够“停止世界引擎”。约翰·戈尔特成功地暂停了世界的循环，暂停了“事物的运行”，导致了象征性死亡和随后新世界的重生。这种意识形态颠覆了我们日常罢工经验中的角色分配。罢工的不是工人，而是资本家，这证明他们是社会中真正具有生产力且不需要依靠他人就能生存的一群人。“先行者”们撤退的藏身之地在一个位于科罗拉多山脉深处、只能通过狭窄的危险通道才能抵达的秘密场所，相当于香格里拉的反面版本，一个“贪婪乌托邦”，一个不受约束的市场关系主宰的小镇，在那里，“同情”这个词是被禁止的，每项服务都需要用真金（金本位货币）支付，人们不需要怜悯，也不必为他人牺牲自己。《源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揭示了维持“先行者”神话的社会关系矩阵。书中的四个男主角构成了一个符号矩阵。建筑师霍华德·罗尔克是自主的创造性英雄；报业巨头威纳德（Wynand）是失败的英雄，他本可以成为“先行者”——他与罗尔克有着深切的相似性，但他陷入了操纵大众的陷阱（他没有意识到他如何通过媒体操纵大众，实际上使自己变成了追随大众潮流的奴隶）；基汀（Keating）是一个简单的顺从者，一个完全外在化、以“他人导向”为特征的主体；托希是罗尔克真正的对手，是恶魔般的邪恶化身，他永远不可能成为“先行者”，并且他对此心知肚明——他将自身的无价值感转化为对“先行者”的自觉仇恨，他变成了一个邪恶的大师，用这种仇恨灌输大众。矛盾的是，托希是自我意识的关键，他是唯一知道所有事情的人，甚至比只遵循自己的罗尔克更能充分意识到事物的真相。因此，罗尔克是一种纯粹的驱力，不需要象征性认可（因此与拉康式圣人非常接近，只有看不见的分割线将他们区分开来），而威纳德、基汀和托希代表了三种妥协驱力。这里潜在的对立是欲望和驱力之间的对立，罗尔克与他的性伙伴多米尼克之间紧张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罗尔克表现出对“他者”完全的冷漠，这是驱力的特征，而多米尼克仍然陷入欲望的辩证关系中，也就是对“他者”的欲望。她被“他者”的目光折磨着。换言之，普通人对罗尔克的成就完全不敏感，却可以随便盯着它，从而破坏它的崇高品质。为了摆脱“他者”欲望的僵局，她唯一的方法就是摧毁这个崇高之物，以避免它成为他人无知目光的对象：你想要一样东西，它对你来说珍贵无比。你知道谁随时准备把它从你手中抢走吗？你不知道，因为这可能非常复杂而且遥不可及，但肯定有人觊觎它，所以你对所有人都有所警惕……我从来不会重读我读过并喜欢过的伟大书籍。一想到它被其他眼睛读过，想到读过它的人以及他们当时的想法，我就觉得心痛。
这些“其他眼睛”代表着最纯粹的“邪恶凝视”，它揭示了所有权的悖论。在一个社会领域里，如果我想拥有某个物品，这种拥有就必须得到社会认可。这意味着，那个认可我拥有该物品的“大他者”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预先拥有它，然后才能允许我拥有它。因此，我永远无法直接与欲望对象建立联系。当我带着渴望注视物品时，我总已经被“他者”注视着（不仅是想象中的 “他者”——充满竞争嫉妒的镜像双重体，更重要的是象征性的“大他者”，它保障着所有权）。正是这种注视我的“他者”目光，本质上是“阉割性的”，充满威胁。这里就构成了占有辩证法的初级阉割矩阵。如果我真的想要拥有一个物品，我首先必须失去它，也就是说，去承认它的原始拥有者是“大他者”。在传统君主制中，这个“大他者”的位置由国王占据，国王原则上拥有整个领地，因此任何个人地主的财产都由国王赐予或遗赠。这种“阉割辩证法”在极权领袖身上达到顶峰。一方面，他一再强调自己本身一无所有，他只是体现和表达人民的意志、创造力等；另一方面，他又赐予我们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们必须对他的一切心怀感恩，甚至包括我们微薄的面包和健康。然而，在驱力的层面，可以直接占有，可以支配“他者”，这与日常欲望秩序形成对比。在后者中，保持自由的唯一方式就是牺牲一切你关心的事物，摧毁它，永远不要一份你想要并喜欢的工作，嫁给一个你绝对鄙视的男人。对多米尼克来说，最大的亵渎行为是创造珍贵的物品却将它暴露于“他者”的邪恶凝视之下，也就是说，让它与大众分享。她对待自己的方式也与此完全相同。她试图通过自愿接受甚至追求极度屈辱的方式来打破自己作为欲望对象的僵局——她嫁给最让她鄙视的人，并试图毁掉她真正爱慕和钦佩的人（罗尔克）的事业。罗尔克当然心知肚明，她试图毁掉他，她想把这份爱铭刻在“大他者”的领域中。因此，当她把自己献给他时，他一再拒绝她，告诉她时机还不成熟。只有当她对他的欲望不再受到“他者”的凝视困扰时，她才会成为他真正的伴侣。简而言之，这时的她完成了从欲望到驱力的转变。多米尼克和威纳德的自我毁灭辩证法证明，他们完全意识到罗尔克纯粹驱力立场的可怕挑战，他们想要击垮他，把他从驱力的魔爪中解救出来。这种辩证关系为《源泉》中最关键的一幕提供了线索。多米尼克骑马经过一条乡间僻路时，偶遇正在她父亲的采石场当石匠的罗尔克。她无法忍受他回望的傲慢眼神，那眼神证明了他意识到她无法抗拒他的吸引力。多米尼克愤怒地抽打了他。（在电影版本中，这种暴力遭遇被描绘成一个典型的场景——强大的地主夫人或女儿偷偷观察着迷人的奴隶，无法承认自己对他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于是通过愤怒地鞭打奴隶来发泄自己的尴尬。）她挥鞭抽打他，她是主人，面对着奴隶，但她的鞭打是一种绝望的行为，意识到他对她造成的控制，意识到她无法抗拒他。多米尼克和罗克之间的第一个爱情行为就是毫无同情的残酷强奸。他所做的一切是出于蔑视，而非爱意，是一种玷污。这让她顺从地保持静默。哪怕他流露出一丝温柔，她都将继续冷漠，对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然而，正是这种主人般羞辱、轻蔑的占有，带给她从未有过的狂喜。这份蔑视与多米尼克想要摧毁罗尔克的无条件意愿相映成趣，这种意愿正是她爱意最强烈的表达。接下来的这句话印证了，兰德实际上是女版的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我会和你战斗，我会摧毁你，我平静地告诉你这一切，就像我平静地告诉你我像个乞求的动物一样。我祈祷你无法被摧毁，我也会告诉你这一点，尽管我什么都不信，也无处可祈求。但我将竭尽全力阻挠你的每一步，夺走你渴望的一切机会。我会通过唯一能伤害你的方式，通过伤害你的工作来折磨你。我会让你饥饿，让你在无法企及的东西上窒息。我今天已经对你做过了，这就是我今晚要和你共度良宵的原因。……每当我击败你，每当我确信伤害了你，我就会来找你，让你占有我。我渴望被占有，不是作为一个爱人，而是一个对手。
女子试图摧毁珍贵的、她所爱之人没有的东西，摧毁他那过分自主的创造力火花。她意识到，只有通过摧毁，她才能拥有他，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一对平凡的伴侣。然而，她也意识到，这样一来他将变得一文不值。这正是她悲剧困境所在。最终，《源泉》的场景是否与瓦格纳（Wagner）的《帕西法尔》（Parsifal）相似呢？罗尔克是圣洁的帕西法尔，是纯粹驱力的化身；多米尼克是寻求解脱的昆德丽（Kundry）；盖尔是失败的安福塔斯（Amfortas）；托希是无能的邪恶魔法师克林索尔（Klingsor）。就像多米尼克一样，昆德丽预感到帕西法尔的纯洁，想要摧毁他。同样，昆德丽也同时希望帕西法尔不要屈服，要经受住考验，因为她意识到，她获得救赎的唯一机会在于帕西法尔能抵御她诱人的魅力。因此，兰德两部小说世界中的真正冲突并不是先行者与寄生于先行者创造力天才的二手货之间的冲突。先行者与和女性伴侣之间的性张力也仅仅是这场主要冲突的一个次要情节。真正的冲突发生在先行者自身内部，它存在于先行者（纯驱力的化身）和他歇斯底里的伴侣之间这种（被性化的）张力之中，这位潜在的先行者仍陷在致命的自我毁灭辩证法中。先行者的真正敌人并不是一群二手货，而是自己。当先行者开始从公共生产生活中消失时，她怀疑存在着一个黑暗的阴谋，一个“毁灭者”，迫使他们退出，从而逐渐使整个社会生活陷入停滞。但她还没有意识到，她认定为终极敌人的“毁灭者”形象，正是她真正的救赎者形象。解脱之道在于歇斯底里主体最终摆脱束缚，并在“毁灭者”的形象中认出自己的救赎者。为什么呢？因为二手货自身没有本体论的一致性，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去打败他们，而是打破“迫使具有创造性的先行者为二手货服务的锁链”。当这条锁链被打破，二手货的力量就会自行瓦解。这是将先行者与扭曲的既有秩序相连的锁链，是她对创造天才的执着。一个先行者甚至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即使完全屈服于那个与自己作对的力量，屈服于那个寄生在他表面的二手货，仅仅是为了能够继续创造。因此，被歇斯底里化的先行者必须接受基本的“存在主义冷漠”，不能再愿意成为二手货勒索的人质了。（“只要你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就让你工作并实现你的创造潜能”）。先行者必须准备好放弃自己的核心存在，放弃对自己意义重大的东西，并接受“世界的终结”，接受维持世界运转的能量流的（暂时性）中断。为了获得一切，她必须准备好经历失去一切的“零点”。而且，这种假设存在主义冷漠的行为绝不意味着“主体性的终结”（也许正是孕育主体的绝对消极姿态）。因此，拉康所说的“主体匮乏”是主体本身的另一个名字，也就是歇斯底里的主体化之外的空虚。这超越主体化的主体是自由的，而且是自由的最彻底体现。所以，兰德的“先行者”并不以积极特质（超群的智力等）为特征。他们最内在的特征是他们缺乏虚假的负罪感，不受超我残酷循环的束缚——如果你陷入这个循环，无论你做什么都会感到罪恶。兰德引用反垄断法巧妙地阐述了这种超我逻辑。资本家做的任何事都会变成犯罪，如果他的价格高于别人，他就是在利用垄断地位进行剥削；如果他的价格更低，他就是在进行不公平竞争；如果价格相同，那就是共谋和操纵，破坏真正的竞争。这是否类似于精神分析病人的情况？如果病人迟到，那是歇斯底里的挑衅；如果他提前到达，那是强迫症的驱使；如果他准时到达，那是一种有悖常理的“仪式”。这里应该引入伦理和道德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当主体聚集力量突破这个恶性循环时，他（或她）就离开了道德领域，同时坚持了他的（或她）的伦理承诺。回想起高中时代，我的一位好朋友曾做出过一个奇怪的举动，当时着实让我吃了一惊。老师让我们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帮助邻居做好事会带来怎样的满足感”。老师的想法是，每个人都应该描述那种意识到自己做了善事带来的深刻满足感。我的朋友把纸笔放在桌子上，不像其他人飞快地写着。他只是静静地坐着。老师问他怎么了，他回答说写不出任何东西，因为他从来没有过这种需要（或满足感）去做善事——他从来没做过什么好事。老师非常震惊，给了我朋友一个机会，让他放学后在家写作文，也许他能想起一些曾经做过的好事。第二天，我朋友又拿着空白的纸回到学校，说他昨天晚上想了很久。他实在想不起自己做过任何好事。走投无路的老师脱口而出：“那你能不能干脆编一个类似的故事呢？”我朋友回答说，他的想象力无法企及，他根本无法想象这类事情。老师明确告诉他，他这种顽固的态度可能会让他付出沉重的代价，最低分会严重影响他的成绩，但我朋友仍然坚持他说没办法。他完全无能为力，因为他根本无法往这方面去想，他的脑海一片空白。他这种拒绝妥协的行为，正是最纯粹的伦理，与道德、同情截然不同。我这位朋友在行动上是一个非常乐于助人、善良的人，但他绝对无法忍受的事情是，一边做善事一边沾沾自喜地观察自己。在他看来，这种反思性的行为等同于最严重的伦理背叛。这个立场是否透着一种深刻的“兰德主义”气息呢？关于兰德本人，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表面上耸人听闻的一面往往掩盖了它非同寻常的伦理意义。据传，在50年代初，兰德在创作《阿特拉斯耸耸肩》时遭遇写作瓶颈，她向年轻的纳撒尼尔·布兰登（Nathaniel Branden）及其妻子芭芭拉提议，在写小说的这段时间里，每周下午两人见面两次，发生性关系以帮助她克服障碍。他们达成了协议，这些约会发生了，多年后小说完成后，约会也结束了。尽管之后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但这则轶事仍有两个重要方面。首先，与男性之间相互交换女性的标准父权制程序相反，这里的交换发生在女性之间。一个女人从另一个女人那里借走了一个男人。其次，更重要的是，兰德并没有欺骗，写作障碍并不是她纵欲的借口。一旦工作完成，她就把男人还给了他的妻子。在最亲密的关系领域表现出如此的坚定，证明了一种非凡强度的伦理立场。虽然兰德在这里可以说“不道德”，但她却是以最深刻的意义上的道德。正是这种内在自由的伦理立场，解释了兰德在描绘霍华德·罗尔克时的真实性：罗尔克站在他们面前，就像每个人站在自己思想的纯洁中一样。但罗尔克站在敌对的人群面前。他们突然意识到，对他而言，仇恨是不存在的。那一瞬间，他们明白了他的意识形态。每个人都扪心自问：我需要别人的认可吗？——重要吗？——我被束缚了吗？就在那一刻，每个人都获得了自由。自由到足以对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心怀善意。这只是一瞬间，这是罗尔克开口之前的缄默时刻。确实，正如拉康所言，真正的主人永远不会被背叛，即使真的被背叛了，他也不会失去任何东西。那么，这种兰德式的主人形象又是如何被“性化”的呢？这里我们面对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不要混淆——标准的男性叙事，讲述的是先行者（主人，创造者）与遵循普遍规范的“大众”之间的斗争；女性叙事，讲述的是从欲望转向驱力，从“歇斯底里的他者欲望僵局”到“去主体化的驱力”的存在主义冷漠。兰德式的主人公并不是“阳具崇拜”的英雄——阳具崇拜者更像是失败的形象。听起来也许自相矛盾，但当主体“经历幻象”并对他者欲望的谜团表现出冷漠态度时，纯粹驱力的存在就是一个女性形象。兰德没有意识到的是，她所着迷的那些正直、坚定的男性形象，实际上是摆脱了歇斯底里僵局的女性主体形象。众所周知，受挫（否认）的同性恋情欲构成了军队赖以存在的基础，正是因此，军队才如此坚决地反对同性恋者加入他们的行列。同样，兰德对强壮男性人物荒谬的夸张崇拜暴露了她内心否认的同性恋倾向，但她笔下有很多女同性恋情侣。因此，将兰德的意识形态和文学垃圾与终极女权主义洞见区分开来的，只是一条细微到几乎无法察觉的界线。因此，我们要将兰德的意识形态和文学糟粕与终极女权主义洞见分开来，但这条细细的分界线几乎难以察觉。这样的解读使我们能够就主体性的局限得出至关重要的理论结论。歇斯底里并不是主体性的终结，而是存在着超越歇斯底里的主体。当主体经历“主体匮乏”之后，“穿越幻象”获得的纯粹驱力存在并不是一种没有主体的、重复性驱力运动的循环，而是恰恰相反，它是主体最纯粹的形态，甚至可以说它是“本来的”主体。对永远无法被主体化的事物说“是！”，自由地承担不可避免的、驱力的彻底封闭，这才是主体性最高的表现。因此，只有在对他人欲望保持根本冷漠，摆脱歇斯底里主体化的游戏，中止相互（误）认的互动游戏之后，纯粹的主体才会浮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