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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营地来信丨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团结的时刻,世界的彼此关联在露营地熠熠生辉。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结绳志 Author 小结knot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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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编者按 


自2023年10月7日至今,以色列围攻加沙地区已超过半年,已有超过 34000 名加沙民众死于屠杀,包括超过 13800 名儿童。在加沙以外,北美的大学校园已经成为道义层面重要的战斗场域。在联合国停战决议迟迟无法达成,美德等国主流舆论场始终被犹太复国主义笼罩而对杀戮消声,第三世界国际团结不复上世纪盛况之时,在校园里不断抗议,不断被捕,不断互相支持,不断挺身而出的学生是刺耳而刺痛人心的强音。2024 年 4 月 17 日,支持巴勒斯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在校园内搭建 60 顶帐篷规模的“加沙团结营地”(Gaza Solidarity Encampment),以对抗当时正实时进行的众议院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米努切·沙菲克(Minouche Shafik)保证,如果哥伦比亚大学的师生有“反犹主义”的言行,就会被开除。听证会后,在沙菲克的授权下,纽约市警察局进入校园清场,逮捕了 108 名学生。而不到 24 小时内,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重新进入校园搭建帐篷,数量比之前还多。支持巴勒斯坦和哥大学生的帐篷团结营地也在全美不断生长。4 月 30 日晚,纽约警方对纽约多所高校进行了第二次清场,逮捕了近 300 人。团结营地的力量已可以从校长、警方、和国会的反应可见一斑。而占领,到底对学生而言意味着什么?是生活还是悬置?是特权还是团结?是质疑还是革命?抑或是这些意义的更新?在营地里,在领地内,在警察面前,在陌生人问候“你还好吗?”这样公共而亲密的时空里更新。本文作者在纽约诸营地奔走留驻之间,将这些感受和思考写入了这封营地来信。


作者 / Norie

原文用英文写就


我不能仅仅满足于读书和去图书馆。在[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历史情景里,每时每刻,每一个政治声明、每一次讨论、每一份请愿书,都关系到整个现实,因此绝对有必要站在事件的中心,形成自己的观点,无论它可能有多危险——而且确实会很危险。去观察,去记录,去拍照:我从未接受将研究对象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步骤割裂开来的做法,没有实践步骤,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知识。 

—— 皮埃尔·布迪厄,《为象征秩序展开的斗争》



“他们都被捕了。”


“抗议散了。”


地铁上信号不稳定,S 的信息传来得很慢。所以,当所有人被捕时,我还在时代广场。


“我还应该来吗?”


“我要走了。”


“行,但朋友说更多抗议者会来。我 10 分钟后到哥大。”


“好,如果你觉得我有必要回来的话,联系我。”


我突然我意识到我一直在抠手指上的死皮。为什么地铁这么慢?为什么这些人都在打量我,就因为我的库菲亚头巾?他们要去哪里?我刚刚怎么没马上换衣服出门?


4 月 18 日,星期四。这是哥伦比亚大学加沙团结营地的第二天。前一天,哥大的学生活动分子在黎明前来到西草坪,搭起帐篷,插上巴勒斯坦国旗。哥大学生计划在哥大校长米努什·沙菲克(Minouche Shafik)出席国会讨论大学校园“反犹太主义问题”的同一天举行。自去年 10 月以来,至少有 33000 名加沙人【1】被杀害。设立营地是在所有和校方的谈判都失败后的最后一步,一切都是为了呼吁人们关注美国和哥伦比亚大学在支持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中所扮演的角色。


学生们的诉求一直很清楚:披露哥大的投资状况和撤销所有与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相关的资金往来。迄今为止,哥大 99.34% 的投资状况仍不为人知,而可追踪到的极少部分已经披露了其对以色列和诸多共犯公司的贡献,包括波音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通用动力公司、雷神公司和卡特彼勒公司。其中,波音公司生产的 F-15 战斗机和阿帕奇 AH-64 攻击直升机,被以色列空军广泛应用在对加沙和黎巴嫩的所有攻击中。10 月 7 日之后,波音公司立即向以色列交付了 1000 枚智能炸弹和 1800 套 “杰达姆”JDAM 联合制导攻击武器套件。因此,哥大的学生们要求学校公开全部投资详情,并从所有从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灭绝中获利的公司撤资。


4月30号晚清场时出现在现场的卡特皮勒机械。卡特皮勒公司生产的最臭名昭著的产品是以色列用来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武装推土机,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常常直接连人一并碾压,受害者包括无数的巴勒斯坦人民,也有若雪·柯利(Rachel Corrie)这样来自美国的和平工作者。关于柯利在2003年的遇害,见:https://palinfo.habago.org/about/。图源:全国巴勒斯坦正义学生组织(sjp)的ins号:https://www.instagram.com/nationalsjp/



但为什么称之为种族灭绝?自 2023 年 10 月 7 日以来,我们目睹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迫使加沙几乎所有人口流离失所,针对性破坏维持生命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医院、诊所和学校,蓄意切断物资供应渠道,以及对黎巴嫩南部的威慑性轰炸。


我们称之为种族灭绝,因为它就是种族灭绝。这也是对以色列和德国一再坚持大屠杀的独特性,以及现代种族灭绝研究将大屠杀(Holocaust)作为欧洲独特案例加以制度性关注的一种反驳。这也是对反犹主义指控的武器化的回应,是对审查和恐吓的政治氛围的反击——现在任何支持巴勒斯坦的言论都会受到审查和恐吓。然而,暴力并非始于 10 月 7 日。暴力早在 1948 年 5 月 15 日以色列宣布建国之前就已开始。


我不会在这篇文章里详细讨论统计数据和历史事实,但请和我一起想象一下哪怕是非战争时期巴勒斯坦的生活现实(哪个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流散地?) 自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2】以来,以色列军事检查站已成为以色列统治下的巴勒斯坦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错综复杂的军事检查站已然把“犯罪”变成了巴勒斯坦生活的基色,但它们的作用不是完全阻断交通往来,而是使日常出行充满任意性和不确定性。你在检查站前排队,然后开始担心:我看起来可疑吗?我的行为得体吗?他们会搜身吗?他们需要什么证件?我有他们要的证件吗?他们会把我单独挑出来吗?他们会打我吗?我今天能过去吗?没有确切的答案。同样的不确定性也适用于最私密的家庭空间。你知道即使你什么都没做,以色列士兵也会在晚上闯进家门,但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来,于是你开始担心:他们今天会来吗?我今晚能睡吗?如果他们闯进来会做什么?你知道以色列士兵随时可能拆掉你的房子,但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来,你开始担心:他们是今天来,还是这周,还是这个月内来?我有时间撤走吗?家里有值钱的东西吗?我能重建房子吗?我有钱吗?他们会允许我重建吗?我能秘密撤离吗?但怎么才能做到秘密进行?在以色列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生活永远处于持续的担忧和焦虑之中,而这正是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策略。所以,我们称之为种族灭绝,我们坚持称之为种族灭绝,即便是在非战争时期。悬停的暴力也是暴力。因为它悬置了法律和时间,否定了巴勒斯坦未来,剥夺了所有超越赤裸生命的条件。


周四中午左右发布了紧急召集抗议者保护哥大营地的通知。据说,纽约警方正准备“清扫”营地,警车已聚集在街上。我看到了通知之后开始考虑是否应该去。我需要吃饭。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晚上有课。哥大很远,坐 R、2、1 号线地铁要一个多小时。而且我能做什么呢?我坐在书桌前,想出各种不参加的藉口。可是不行。我得去。必须去。


但我来晚了——营员们都被捕了。


4 月 30 日,纽约警方在哥大校长授意下在哥大对学生清场,逮捕近 300 人。图源:哥大巴勒斯坦正义学生组织(sjp)的ins号:https://www.instagram.com/sjp.columbia/


我走到哥大门口。警察在那里一字排开。我瞥了他们一眼,有些人回头看了我一眼。凭着朋友分享的位置信息,我走向一小群抗议者,加入了他们,开始高喊“自由属于巴勒斯坦!”


来了更多的警察。他们带着铁栅栏来围堵我们。我没多想,就冲过去阻止他们, 但这无济于事。警察不怕碰到我的身体,也不怕伤害我。在一小片被包围的空间里,我继续喊口号,一边观察他们。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警察。“纽约警察、三 K 党、以色列占领军(IOF,Israeli Occupation Forces)你们都一样!”我对着他们的脸喊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会紧张或羞愧吗?他们以为这只是小孩子的游戏吗?难道他们没有家人和孩子吗?为什么他们不能理解我们的愤怒和巴勒斯坦的痛苦?


身后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打乱了我的思绪。


“你要喝点水吗?”


“哦太好了,谢谢。”

队伍中的一个女孩递给我一瓶水。


O 走了过来,问我是否还好。


“我没事。你还好吗?”


他点了点头。


“我得走了。不过一会儿就回来。注意安全。”


张爱玲说,我们总是先读爱情小说,然后才谈恋爱。也就是说我们对生活的体验总是二手的。确实,我也是先读了有关革命的书,才经历和参与了革命。


我总在想着开罗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书里写,在埃及革命期间,解放广场中心成了一座帐篷城,各种政治派别和社会阶层的人都聚集在这里,他们讨论宗教、电视、政治、足球等等一切的大事小事。书里写,即使是最平凡的行为,比如清扫街道和准备食物,也会成为激发灵感的时刻。书里写,这些日常活动将解放广场变成了一个真正激进的空间。书里写,在解放广场,幻想得以实现,禁忌得以解除。


我第一次读到这些关于埃及革命是在一节社会人类学课上。当时我并没有想太多。那周的主题是革命人类学,我得交一篇分析埃及 2011 革命原因的论文。解放广场如何从一个非场所(non-place)转变为一个充满社群平等主义和激进革命潜能的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这并不是我当时关心的主要问题。或者说,这些文字并没有触动我。无论分析如何严谨、描绘如何生动,我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革命。


但我亲身经历了眼下这场革命。和张爱玲说的不同,这不是二手的。它是真实的。它远比文字和图像更真实。我终于明白了学者们所说的“革命”是什么。


营地。图源:作者


周四以来,事情进展得非常快。截至 4 月 22 日(星期一)凌晨 4 点,纽约大学巴勒斯坦团结营地已经出现。当晚,纽约大学的校长“邀请”纽约警察来清理现场。超过 120 名抗议者被捕,其中包括前来保护学生的教职员工。广场迅速被清空。一堵新墙被竖起来。一封由纽约大学校长琳达·米尔斯(Linda Mills)和校园安全负责人方丹·沃克(Fountain Walker)签署的邮件发给了全校,里面充满对营地的误导性描述,他们称这是一场违反法规的煽动者领导的闹剧。


“你冷吗?” L 问。


“冷死了。”


周一晚上,我们站在警察局外提供监狱支援。我累得不想说话,开始看手机上的信息。人们问我是否还好。纽约警方逮捕抗议者的视频。人们游行前往监狱支援的照片。我关掉了屏幕。L 拥抱了我。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怒火充满了我们。


4 月 26 日星期五,纽约大学巴勒斯坦团结营地再次活了过来。这次是在保尔森中心(Paulson centre)前,一周内在这里举行了许多社区活动。纽约警察很快出现,但又突然离开。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寡不敌众?


更多的睡袋、瑜伽垫、毯子、水和食物陆续抵达。这是抗议。这也是为了争取我们自己的空间,创建一个新的公社。在营地可以捕捉到普通的日常生活。我们谈论课业和期末考试。我们讨论过夜保暖的最佳方法。人们来询问我们需不需要更多的食物、毯子、暖手宝,我们有没有垃圾要扔。我们在营地这个空间里开社群会议,参加讲座和读书小组,一起看电影,做瑜伽,学习防身术以及和警察打交道的方法。是的,我们正常吃饭、聊天、睡觉。你可以说一切都是平凡的。可以说一切都是革命性的。我们在营地散发各种小册子。我们用英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印刷革命诗歌。我们协助组织巴勒斯坦人携家带口撤离加沙的捐款活动。


有些人可能会嗤之以鼻:你说这是革命?难道这不是这些享有特权的美国白人孩子的游戏吗?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是”,第二个是“不”。正如纳赛尔·阿布拉赫姆(Nasser Abourahme,2021 年)所指出的,我们仍然受困于欧洲中心主义对革命的理解,认为革命的目的永远只是关于推翻中央政府,建立新的政权。就巴勒斯坦革命(指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而言,他认为反殖民经验的革命性在于创建能够支持新的社群生活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校园上的营地是革命性的。这是对以色列圈禁巴勒斯坦生命的失败的嘲弄,也是对现代监狱国家试图将本国公民分为罪犯和良好公民的嘲讽。这是去拒绝遵循现代性和国家民族主义的剧本,拒绝让这些主义决定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怎么与彼此相处。这也是去努力突破被地铁线路、时刻表和校园安全所编码的压缩时空。从最根本的方面来说,这是把政治带回现代城市空间。


纳赛尔·阿布拉赫姆的文章Revolution after Revolution The Commune as Line of Flight in Palestinian Anticolonialism营地里的配图:“The land is for the hands that liberate it.” ʿAbd al-Rahman al-Muzayyin, PLO Unified Information (1980)。图源:The Palestine Project Archive


这当然不是特权阶层美国白人孩子的游戏。纽约警察局和大学管理部门的暴行——将学生拖进监狱、殴打学生、锁定骚扰尚未被捕的学生、让学生停学并把他们驱逐出宿舍——意味着这一切无比真实,有着真实的后果。我们面临着语言骚扰和威胁、身体暴力和逮捕的威胁。而一切都是为了巴勒斯坦。这不是一场游戏。


如果你想找,我们的营地里当然包括那些享有特权的美国白人学生,那些年轻幼稚的本科生。但还有很多人来自全球南方,拿着 F1学生签。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坚持以国籍为基础的身份认同,落入了东西方或南北方二元对立的非历史的陷阱,使我们无法思考超越殖民主义的生活。我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分裂的世界里,也不是说共同性就是天真的同质性的代名词。我想说的是,在承认权力结构性失衡的同时(比如我的 F1 身份意味着我无法承受被捕的代价,这自然会影响我在抗议活动中的决定和行为),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团结的时刻,世界的彼此关联在露营地熠熠生辉。


我在午夜时分离开了营地。经痛不允许我整晚都待在那。


“我得走了。”


“好,保重。到家时告诉我一声。明天见?"


“嗯,明天见。”


我很高兴这次我没有迟到。我很欣慰,我没有因为没能和朋友和同志们一起扎营过夜而感到羞愧,或因为不够激进而羞愧,或因为没有次次抗议都去而羞愧。在我的专业领域,我一直是个异类。那个研究中东问题的中国女孩。她是做什么的?她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尽管马哈茂德·达尔维什的诗歌起初吸引了我,但我还是放弃了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研究。我反复问自己,我凭什么写当代巴勒斯坦?我知道什么?我逃避了,因为身份,因为资历——这两者我都没有。


参与营地革命改变了一切。陌生人和朋友都会问我同一个问题:


“你还好吗?”


似乎没人在意我的身份。我不再纠结于自己是否有什么独特的见解。我行动,这是我的资历。我思考,这是我的资历。


我写作,带着一颗为巴勒斯坦破碎的心和一颗被爱修补的心,这是我的资历。纽约是个大城市。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战斗方式。在营地,我们要求终结战争贩子和对种族灭绝的投资;关闭纽约大学特拉维夫分校——一个建在被窃取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的校园;将接受过以色列占领军训练的种族主义警察赶出我们的校园;保护校园内的言论自由,并对所有因支持巴勒斯坦活动而受到处罚的师生给予全面赦免。


我们欢迎你,无论你是决定来参加巴勒斯坦的讲座、看电影、一起晚餐、听音乐、捐款捐物,还是露营过夜。一个小时或几个小时,一天或几个晚上。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这是我们的空间。我们欢迎所有人。现在还为时不晚。


领地。图源:作者




文末注释:
【1】截止到五月一日,被杀害的加沙人数已至少达到34568。

【2】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Second Intifada)从 2000 年 9 月持续到 2005 年 2 月,对巴勒斯坦人民而言,这是反抗以色列占领的全民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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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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