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东丨在洪子诚先生如此漫长的阅读跨度中，所有的美学问题都会历史化，而所有的历史问题也都会美学化。

/ 原编者按 /

当代中国需要进行相当程度的阅读史研究，无疑，洪子诚具有高度的自觉，也通过他的一系列著述，使其本人具有了典型特征，值得研究。在吴晓东看来，“洪子诚的这些著述，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考察中国学院知识分子在共和国历史中积淀的世纪性的情感、记忆乃至‘精神遗产’，另一方面对我们思考经典阅读和文学教育的问题，也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作为一个专业读者的案例”。他的评论，也就通过洪子诚的写作，抵达对文学本体和科学阅读的探讨上，是一篇充满智性的佳作。

“怀疑的智慧”与“阅读的科学”

文｜吴晓东

（《读书》2024年6期新刊）

洪子诚先生这些年连续问世的关于文学阅读的书籍颇令学界瞩目，如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我的阅读史》（第一版和第二版）、《读作品记》，台湾人间出版社的《阅读经验》、北京出版社的《文学的阅读》等，都对“阅读”有着集中的思考，“阅读”二字无疑构成了这些著述的关键词，值得从学理上进行各种深入的总结。这些著述不仅仅呈现了洪子诚的个人化的阅读历史和他所代表的一代学者的跨越半个多世纪时光的阅读经验，同时也提供了“阅读观”乃至“阅读本体论”，堪称是关于“阅读”本身的书。

洪子诚先生

李云雷曾经指出洪子诚先生“对个人阅读经验的梳理、反思，具有多重意义”，“不仅将‘自我’及其‘美学’趣味相对化，而且在幽暗的历史森林中寻找昔日的足迹，试图在时代的巨大断裂中建立起‘自我’的内在统一性”。但另一方面，通过对洪子诚的阅读史的再阅读，可以感受到，这种“自我”的统一性不是一下子就建构起来的，而恰恰体现为一种过程性、持续性或者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断续性，因此就具有一种历史性和未完成性。这种未完成性对于“阅读的科学”而言具有某种本体性。文学阅读对于一个人的意义有时是在一生漫长的岁月中逐渐体现出来的。所以卡尔维诺关于什么是经典的十四条定义中，第一条就是：“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

文学阅读对一个人的塑造在洪子诚那里就表现为一种对自我的持续的省思，而借助于对自身的阅读史的回溯，洪子诚也就塑造了一个“慢读者”的主体形象，同时也让读者领略到一个阅读的主体如何生成为一个省思的主体以及一个书写的主体。“主体”的建构就留有“慢读者”对人生岁月的潜心思考所铭刻下的一种长久的时间印痕。这就是文学阅读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历史性、持续性、过程性，以及一种未完成性。文学作品在阅读环节的未完成性，正是“阅读”过程本身所具有的本体性的特征。

[意]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

黄灿然、李桂蜜译

译林出版社，2016年

洪子诚的这些著述，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考察中国学院知识分子在共和国历史中积淀的世纪性的情感、记忆乃至“精神遗产”，另一方面对我们思考经典阅读和文学教育的问题，也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作为一个专业读者的案例，提供的是他人无法重复也就无法替代的个体阅读的生命史，探索的是自己跨越多个历史阶段的阅读记忆，这种探索在洪子诚这里是非常自觉的，而且有其极具个人性的情感方式和观照视角，读者从中可以读出一种真正个人化的阅读是如何在漫长的时光中塑造了对世界既有温情又保持审慎距离的阅读心灵以及情感结构。这几本专著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回溯的是逾越半个世纪的阅读生涯，譬如洪子诚描述自己从中学时代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共读过三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每次带来的都是“很不相同的体验”，“当初那种对理想世界的期待和向往，那种激情，逐渐被一种失落、苦涩的情绪所代替”；而六十年代初期读契诃夫则带给他一种“新的感性”，带来“那种对细节关注，那种害怕夸张，拒绝说教，避免含混和矫揉造作，以真实、单纯、细致，但柔韧的描述来揭示生活、情感的复杂性的艺术”。因此洪子诚很看重契诃夫的遗产。他的那篇值得重复阅读的文章——《“怀疑”的智慧与文体：契诃夫》，其中对契诃夫留给人类的遗产的总结，就具有一种穿越世纪直抵未来的历史理性和智慧之光：

在契诃夫留给我们的遗产中，值得关注的是一种适度的、温和的“怀疑的智慧”：怀疑他打算首肯，打算揭露、批判的对象，但也从对象那里受到启示，而怀疑这种“怀疑”和“怀疑者”自身。

洪子诚的阅读经验，甚而推及他的文化性格中，也同样有一种适度的、温和的“怀疑的智慧”。在洪子诚的“晚期风格”中，尤其呈现出一个“温和、适度而审慎的怀疑主义者”的形象，或者说与钱理群先生构成互补的一个消极浪漫主义者的形象。

凤凰网曾经组织过一场洪子诚和钱理群的对话，主持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高远东——在开场白中称钱理群是一个积极浪漫主义者，而洪子诚则是一个消极浪漫主义者。洪子诚幽默地回应：“我确实比较消极，可是一点也不浪漫。”如果说钱理群对文学的确有堂吉诃德一般的积极浪漫主义者一往无前的信仰，那么洪子诚则更是一个哈姆雷特型，或者说是以赛亚·柏林所谓的狐狸型的学者。不能说洪子诚对文学没有信仰意义上的皈依感，但可能更多的是灌注了怀疑主义精神，而对文学的多重质询也是洪子诚自我怀疑和思索人生的内在组成部分。

对话现场(左起)：高远东、钱理群、洪子诚(来源：凤凰网)

在当代学界，恐怕没有谁比洪子诚更像哈姆雷特，他不提供人生思考的标准答案，但总在逼着自己思索也逼着读者思索，思索关于文学的位置、关于经典的定义以及关于阅读的意义等问题。在洪子诚与钱理群的这次对话中，洪子诚也比较了自己在关于“文学”的界定上与钱理群的不同：钱理群是不断扩大文学边界，扩大文学存在的“社会空间”；而“在许多人眼里，我好像在徒劳地维护‘文学’的脆弱边界。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伟大文学，好的文学，和不大好、不好的文学。”“伟大文学”等提法或许标识了洪子诚阅读趣味的些许“保守主义特征”，但对“‘文学’的脆弱边界”的徒劳维护，则使洪子诚也呈现出某种“堂吉诃德”的品性。

亚历山大·加布里埃尔·戴尚《堂吉诃德与桑乔》

其实，洪子诚关于文学阅读的认知结构本身也有脆弱的本性，就像比起强力意志，人类的情感结构也永远是脆弱的一样。而“脆弱边界说”（文学有边界，但它很脆弱）中流露出的“文学观”，也同样具有一种洪子诚特有的“适度的、温和的、怀疑的智慧”。因此，读洪子诚的阅读史，也同样可以感受到他对文学的脆弱的信心，以及不那么坚定的信仰。但之所以“不那么坚定”，是因为洪子诚的信心首先来自于个人的阅读经验以及生活经验，因此他的文学阅读学也是相当个人化的，是以人类生命个体的脆弱性为基石的；但另一方面，他对文学的认知也是非常历史化的，或者说是历史境遇与个人经验的叠加。而最终，无论是个人性的坐标，还是历史化的向度，都使洪子诚蜕变为一个反本质主义者。

而对本质主义的疏离，也表现为洪子诚对文学阅读进而对生活世界始终保持一种“非确定性”的开放姿态，或者说对人类的精神生活持有一种必要的尊重和审慎的怀疑并存的态度，而不是把一种斩钉截铁的判断和毋庸置疑的立场强加在阅读对象身上，这些对象既包括文学作品，也包括他所“阅读”的活生生的个人。而对作家、学人心灵的秘密以及对文学作品固有的奥妙的审慎的尊重和深入的洞察，则构成了洪子诚阅读实践的精髓。比如他在那篇同样耐读的《一部小说的延伸阅读——“我的阅读史”之〈日瓦戈医生〉》中，就认为帕斯捷尔纳克首先把主人公的生命历程放在俄国革命的历史中，《日瓦格医生》由此并不是一部去历史化和政治化的作品；但另一方面，洪子诚又认为该小说并没有“让丰富的生存之谜，隐没、消失在‘政治的确定性’之后”，“生活有很多的面向，有许多我们所不了解的谜”。

[苏联]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

张秉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

这句精彩的判断背后是对文学的基本特征的洞察，文学的本体可能正是对生活之谜的揭示，是对文学的陌生性的尊重和体认。“陌生性”成了界定文学本体论的重要因素。我读耶鲁教授希利斯·米勒的《文学死了吗》一书，对米勒强调文学的“虚拟性”、“陌生性”和“隐藏秘密”深有感触。

我们称之为文学作品的这些虚拟现实，其主要特征是什么？

特征一：它们互相之间都是没有可比性的。每个都是特别的、自成一类的、陌生的、个体的、异质的。借用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的一句话说，文学作品是“反的、崭新的、少的，奇特的”。这种陌生性也让它们彼此疏离。……相反，文学则保守着自己的秘密。……隐藏秘密，永不揭示它们，这是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

“陌生性”和“保守自己的秘密”在米勒那里上升到了文学的基本特征的高度，也就成了界定文学本体的重要因素。好的文学都是相互不同的，彼此保持着疏离与陌生感，也就保守着自己的秘密。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也提出“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当一部分“文学研究者”干的其实是南辕北辙的事情，从事的是使文学去陌生化，或者说“祛魅”的活动。因此对于文学秘密和人类精神生活持有一种必要的尊重，追求某种非确定性把握和判断，应该构成文学研究者职业伦理的一部分。而这种职业伦理，我最早正是从洪子诚先生的课堂上和著作中多多少少体悟到的。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

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

对教师和学者来说，持续而持久的阅读是最基本的要求，同时也是职业伦理，甚至也是德性品质。张辉在其关于阅读的学术随笔集《如是我读》中说：“如何阅读是知识问题，但更是读书人的德性问题。”而通过总结读书人的阅读经验，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人文学者怎样审视自我、主体、历史等更具哲学意义的命题，同时还可能事关当代中国的一种温和、理性同时不乏批判和反思精神的人文主义的生成。而今天的人文主义，可能是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之后，陷入了一个更加低谷的时代，但可能还没有坠到谷底，但总会有伊于胡底的那一天。尤其在应对人工智能时代大潮即将到来的历史时刻，洪子诚的阅读实践背后的人文主义视野，就更具有启示录的意义。

由此我们似乎抵达的是更重要的议题：洪子诚先生这些年的著述不仅仅践行了属于他自己的“阅读观”，里面有阅读的方法论和“阅读的科学”值得总结；而且如果我们把“阅读的科学”再提升一步，背后可能就事关中国人文主义重建的大视野。

萨义德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一书中曾借用尼采的名言，讨论“阅读的科学”对于人文主义的重要性：

人类历史的真理是“一支隐喻和换喻的机动部队”。其中的含义有待于通过阅读和解释进行不断的解码，而这种阅读和解释的基础是作为现实——一种隐藏、误导、抗拒、艰难的现实——载体的言词。换言之，阅读的科学对于人文主义知识是极为重要的。

萨义德之所以对阅读特别看重，是因为“阅读的科学”对于人文主义有特别的重要性。他在《文化与帝国主义》这本书中分析了简·奥斯丁的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他认为《曼斯菲尔德庄园》，其“美学的知识的复杂性要求一种长时间的、缓慢的分析过程”。之所以要“长时间的、缓慢的分析”，是因为在奥斯丁写作的年代，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在小说中化为复杂的美学问题；而“非美学化”的，今天人们所习见的手机上一目十行的读法是无法揭示这种美学与历史间相互纠缠之关系的复杂性的。与此相似，洪子诚的阅读的科学中重要的方面也是对文本的更加缓慢和漫长的分析，他在《谈谈慢读传统》一文中这样论述何谓“慢读”：

慢读这个说法容易被理解为专指阅读速度，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甚至可以说速度只是个前提。速度之外，更重要的是阅读者的心态与方法。细心体会尼采安放在慢读之上的一连串界定，“缓慢地、深入地、有保留和小心地，带着各种敞开大门的隐秘思想，以灵敏的手指和眼睛……”也许会引申出这样的经验—不要过分执着于你事先设定的目标；开放你的情怀、心智以对待将要面对的世界；通过磋商、辩驳、思考和接纳获益，并将这一收获加入你阅读的记忆库中。

[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

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文本在洪子诚的记忆库累积和叠加，有时会穿越和穿透半个世纪之久。而文学文本的复杂性正蕴含在这种阅读生涯的漫长的历史性之中。在如此漫长的阅读跨度中，所有的美学问题都会历史化，而所有的历史问题也都会美学化。

洪子诚的阅读，正是对文学审美、个体经验和社会历史进行不断的解码的过程，其中所蕴藏的“阅读的科学”，由此事关新世纪人文主义的存续与再生，进而事关尼采所谓的认知“人类历史的真理”。“阅读的科学”之所以对人文主义至关重要，是因为只有“通过阅读和解释进行不断的解码”，人类历史的真理含义才得以显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理是蕴涵在“阅读”中的，洪子诚先生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文学阅读和阐释”实践就表现出对于人文主义知识所具有的本体性意义。

本文原载于公号“读书杂志”，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感谢作者及公号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唐综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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