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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灯丨《大地上的亲人》:看见土地上隐匿沉默的大多数

黄灯 海螺Caracoles
2024-11-19
“大多数中国人都如我的亲人一样,在柴米油盐、生儿育女、生老病死的细枝末节中推进人生”,“说到底,他们面对的困境和机遇,不过多数普通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真实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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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上的亲人》作者 黄灯

2016年,《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在网络爆火,引发全国范围内乡村问题大讨论。之后,作者黄灯系统爬梳整理近20年来她对乡村问题的研究思考,聚焦3个具有样本意义的村庄——(嫁入)丰三村、(生在)凤形村、(长在)隘口村:从丈夫家的哥嫂、姑姐、婆婆,到自己家的父亲、叔伯、子侄,再到外公家的舅舅、表妹、表哥,她在多重身份中转换,密切追踪50位身边亲人多年来的命运流徙,以社会学精确视角和置身事内的切近温度,深入体察乡村个体的人生经验,“勾勒出中国农民与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完成《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书。

三个气质不同却各具困境的样本村庄
展现转型期乡土中国真实复杂的乡村图景

丰三村、凤形村、隘口村,黄灯从与自己生命产生紧密关联、气质迥异却各具困境的三个村庄出发,直面中国乡村的普遍性困境:

丰三村,代表现代性转型中被动的承受者,隐忍本分却无法摆脱命运的捉弄;凤形村,展现乡村的活力与危机,不安分、充满激情,却又被城市文明冲击,陷入精神迷茫;隘口村,体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在守旧与变革之间摇摆,试图寻找新的精神支柱。他们挣扎、困顿,“场域的差异不是构成困境的原因,共同的身份才是他们领受相同命运的秘密”。

“在惯性中滑行”,成为他们实际的生存境遇:

我们这里,十七八岁生孩子的都有,在农村结婚都很早,不会考虑太多,婚前大多没有太多了解。

搞建筑这一行就是这样,依靠的是乡里乡亲的关系网。

疲惫和劳累是他们对打工生活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对一个留守家中十几年的男孩来说,安全感的匮乏、性格的暴躁、学习能力的欠缺、与人相处的生硬,等等都作为留守孩子的深深烙印,在他长大成人独自面对社会时必然会日益凸显出来,并影响他的发展和社会竞争力。

……

从2016年到2024年,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乡村问题也在动态发展,回到坚实的大地,也许是抵抗虚无的最好办法。以下文章摘选自《大地上的亲人》再版序言,面对各种不确定性,黄灯选择用行动重建与亲人之间的联系。

用行动重建与亲人之间的关联

毫无疑问,我笔下的村庄,无论是丰三村、凤形村,还是隘口村,在这短短几年内,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在“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建设”的大潮中,它们的面貌产生了切实的改变。以前的泥泞和石头小路,在“村村通公路、户户通公路”的惠农政策中,变成了以前无法想象的硬化路面(隘口村甚至铺设了柏油路);村容村貌也变得更为整洁,垃圾满地的情况获得了根本改观,三个村庄都配备了统一的垃圾收集场地;随着道路的优化,孩子们念书也变得更为方便,就算村里没有小学,镇上小学的校车,已经可以便捷地来到村口接送。每次回家,我都能切切实实感受到国家政策层面所引导的资源,实实在在流向了更为广阔的乡村,村民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不少改变。

不能忽视的是,在乡村面貌改善的同时,也伴随了新的问题,其中最让村民诟病的,是村庄诸多工程的华而不实,诸如建牌坊、修凉亭、修健身场地、修小花园,甚至是大兴土木地建广场,几乎清一色地模仿城市居民需求,呈现出竞争性的面子工程特征,不但耗资巨大、使用率低、折旧快、保养成本高,更重要的是,因为缺乏在地化实践,没有更多尊重村民的参与,事实上没有很好匹配村民的真实需求,在资源配置上,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乡村养老和医疗的迫切需要。

面对城市发展的收缩状态和乡村条件的日渐改善,我留意到笔下的亲人,根据各自的条件,也作出了不同选择。

一部分人选择回流故乡,他们主要为年龄偏大、劳动能力减弱的群体。诸如,小珍叔,尽管在多年的打工岁月中,被人称作“跑江湖的人”,但随着年岁增加,还是回到了凤形村,在孩子们相继成家立业后,依照乡村的习俗,她挑起了带孙子的重任。事实上,我丰三村的哥哥和在街边依靠缝补送孩子念书的瑛国叔,也属于这种情况。第一代农民工如何养老?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养老这个词,某种程度上,甚至算得上一种奢侈的结局。我的哥哥,因为生病,于2021年12月突然去世,只活了五十八岁;瑛国叔在孩子考上大学后,回到故乡没多久,也因病离开人世。他们活着时,尽管面对养老的态度,是“走一步,看一步”,但对于晚年的生活,还是有过美好的描述。可以预测,这个群体的养老问题,因为生命的透支状态,一定会面临很多与疾病相关的挑战。让人安慰的是,哥哥的两个孩子结婚后,还算懂事,振声能主动挑起家庭的重担,一直坚持在外打工;时春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也能意识到为人父母的责任,她和丈夫在家乡小镇上经营了一家快餐店,劳动之余还不忘照顾身边的老人;瑛国叔的儿子冯超已经在西安成家立业,一切都还顺利。

还有一部分人,选择依旧留在城市,他们主要为家庭负担重,在乡村找不到营生门道的群体。诸如,彩凤叔,尽管五十多岁了,但因为儿子勇勇尚在部队服役,还没有成家立业,加上建房子欠下的债务一直没有还清,她和丈夫魏叔,依旧选择留在三元里瑶池大街经营快餐店,只是随着广州流动人口的减少,他们的生意远远不如以前。还有我前面提到的丰三村侄子振声,因为长辈劳动能力的减弱,孩子开支增大,在老家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依旧留在东莞的工厂。同样让人欣慰的是,留在城市的人,诸如我的表妹春梅,选择进入表妹鸿霞的公司后,因为和丈夫勤劳肯干,加上为人诚恳,又愿意学习新的知识,在公司极受领导和同事喜欢,在亲人资助下,他们在东莞买了一套小产权房,算是彻底安了家。而她对教育的重视,也终于迎来了成果,儿子琪荣在西北一所二本院校毕业后,面对2021年激烈的考研竞争,顺利考上了中国矿业大学的研究生,算是成功上岸。

拉开时空距离,我越发确信一点,我笔下的村庄和村庄里的亲人,他们命运的流转,和这个时代之间,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深刻关联。他们无论回到乡村还是留在城市,都和大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就业形势好,经济环境好,他们通过各自的努力,就能拥有机会找到一个立足的位置;就业出现困难,经济形势恶化,他们作为最脆弱的群体,必然首先受到牵连。说到底,他们面对的困境和机遇,不过多数普通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真实遭遇。

从写作的层面看,《大地上的亲人》对我有着特别的意义。今天回过头审视,我发现这部作品,无意中包孕了我此后写作的基本母题。以近两年出版的《我的二本学生》为例,尽管它受到的关注远远超过《大地上的亲人》,但我知道,“二本学生”的话题,不过是“亲人”话题的自然延续。在“打工记(一):第三代的出路”,“打工记(二):出租屋里的叔叔辈”,“打工记(三):堂弟、表弟的隐匿青春”中,作品提到的丰三村兄妹的孩子小敏、周唯、媛媛、沈亮,凤形村姑姑的儿子李炫、瑛国叔的儿子冯超、隘口村表妹鸿霞、春梅的儿子琪荣,他们的遭遇,都是中国不同年代二本学生命运的具体演绎,我不过从家族的微观视角,对这个群体进入社会的过程进行了粗疏的勾勒。我不否认,这种来自身边亲人的切近观察,让我对二本学生这个群体的来路和去向,滋生了更为直观的感知。说到底,无论关注的对象是身边的亲人,还是讲台下的学生,如何尊重个体在转型期中国的人生经验,如何通过非虚构的形式,表达自己对这一复杂现代性经验的观察和思考,始终是我写作的焦点。从《大地上的亲人》开始,我就锚定了这一原点,并一直围绕它所包孕的视域,坚持创作实践。我想,这是我对这部并不完美的作品,格外珍惜的原因。

最后,说说家里的一件事情,表面看来,这件事和作品无关,但我始终认为,《大地上的亲人》作为文字形式的纸面驻留,反而坚定了父母多年以来的一个心愿。1987年,我们全家搬离凤形村,父亲退休后,一直念叨要回家,但因为老房子早已倒塌,无法居住,加上兄弟姐妹没有一人留守故乡,我们姊妹一直以老家无人照看为由,劝说他们不要回去。2020年,疫情稍稍缓解,已经离开故乡三十三年的父母,在辗转各地将孙辈带大以后,在双双七十一岁高龄时,再一次坚定了要回到村庄居住的心愿。他们不能容忍生养我们的土地,仅仅作为一个地名停留在我的书中,面对葬在故乡山岗的祖辈,这种长时间远离故土的疏离,在父母看来,无异于一种情感的背叛。这种强烈的回乡愿望,对我触动极深,父母的举动,第一次让我真切感知到“故乡”二字的重量,在我的记忆中,这几乎是他们这辈子对我们子女的唯一诉求,老人的坚定,消除了我们现实层面的顾虑,支持他们的选择,实际上也是给我们回到故乡找到通道。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家人终于在已经废弃的旧居旁边,和堂弟职培共同建起了新居。

回到村庄的父母,像是重新激活了人生。这种彻底释放的状态,让我意识到他们为了生计,被迫远离故土的选择,多少是一种心灵的苦役。只不过在多年的忙碌中,父母根本无暇顾及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亲近土地的母亲,重新开始了乡村的劳作,养猪、养狗、养鸡、养鸭、养鱼,成为她的日常,家里再一次呈现了六畜兴旺的局面;辣椒、茄子、丝瓜、南瓜、空心菜、白菜,红红绿绿的就在屋前屋后,目力所及之处一片盎然。我当然明白父母的放松,来自退休生活的坚定屏障,但回到故乡的笃定,事实上帮我链接起了和故土的情感牵连。

2021年9月6日,在离开旧居整整三十四年后,我第一次回到出生地——湖南汨罗三江镇凤形村垛里坡——过夜。月光皎洁、万籁俱寂,我熟悉的一切,仿佛从未远离。爷爷当年挖下的池塘、水井还在,奶奶曾经纳凉的竹林还在,二十六岁离世的婶婶洗衣服的桥板还在,旧居埋在土里的石板门槛还在,我童年看过的星空还在,深夜凉风刮过竹林的沙沙声还在。

三十四年的光景,不过一个长长的梦境,我惊讶地发现,我多年来一直寻求的安宁,竟然在这一时刻神奇地充溢内心。第一次,我深刻地感知,相比用文字重建与亲人之间的精神联系,回乡的举动,才是行动层面和故乡亲人建立关联的开端。

借拙作《大地上的亲人》再版的机会,面对故乡,我要再一次深情地告白:无论离开多久,我始终是村庄的女儿。

2022年6月2日


图书简介
《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作者:黄灯
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96088

“在亲人天聋地哑无法表达的境况中,我的写作,是一部三十年来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性裹挟城市的面具,彻底渗透到村庄、渗透到生活于此地人群的经验史。我出入与我深刻关联的村庄,借由亲人的遭遇,试图展现出身为农的亲人和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追问中国村庄的来路与去向,也借此袒露内心的不解与困惑。”

本书是非虚构领军作家、学者黄灯的代表作之一。继《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引起全国范围内大讨论之后,作者黄灯历时一年,爬梳整理20年来对乡村问题的研究思考,聚焦3个具有样本意义的村庄——嫁入丰三村、生在凤形村、长在隘口村,追踪50位身边亲人的命运流徙,以社会学精确视角和置身事内的切近温度深入体察乡村个体的人生经验,“勾勒出中国农民与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完成《大地上的亲人》一书。书中的他们面目不再模糊,而是“在柴米油盐、生儿育女、生老病死的细枝末节中推进人生”,在现代化的潮流中,起起伏伏,充满活力又潜藏隐忧。

身为亲人的黄灯,以文字重建与他们的精神联系,带给读者启发与深思。在时空的错落中,黄灯关注到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村落命运。在时代的裂变中,大地上的亲人们承受着个体与整体共生的命运。在关于乡村的叙述中,他们不是作为一个个偶然的个体存在,而是始终作为一个庞大而隐匿的群体在默默承受。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广州文艺”,作者黄灯。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朱桐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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