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 | 伊格尔顿忆杰姆逊：他无疑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文化批评家

特里·伊格尔顿

伊格尔顿忆杰姆逊：

他把“见鬼”挂在嘴边，爱吃海陆双拼

[英]特里·伊格尔顿/文

丁雄飞/译

我第一次见到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是在1976年。当时，他邀请我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给他的研究生上课。在此之前，我只因他五年前出版的惊艳之作《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arxism and Form）而知晓他的名字。那本书对卢卡奇、本雅明、阿多诺、恩斯特·布洛赫等思想家的深刻分析令人叹服。单凭书名，便已向枯燥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发起了正面强攻。书中还涉及大量德语著作，其中一些晦涩难懂，当时尚未被翻译成英文。

Fredric Jameson:

Marxism and Form: Twentieth-Century Dialectical Theories of Liter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那时我确信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这个名字很可能是某位汉斯-格奥尔格·考夫曼或卡尔·格鲁克斯坦的化名，一个从中欧逃难到南加州的难民。然而，我见到的那个人却是个地道的美国人。他以一种唐突的方式向我打招呼，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是因为腼腆。他身上的美国味丝毫不逊于蒂姆·沃尔兹（Tim Walz），尽管我很难想象沃尔兹会躲在角落里，一边喝酒一边读最新的捷克小说。他把“瞧瞧”（look it）和“见鬼”（holy shit）挂在嘴边，穿着牛仔裤，爱吃海陆双拼（turf 'n surf），在法国贵族知识分子面前明显感到不自在，更乐于和热情健谈的翁贝托·埃科打交道。这些都很真实无疑；但他毕竟是个知识分子，在他所处的文明中，像他这样的角色最好保持伪装。他的文风，那繁复冗长的修辞，或许也可作如是观，既是一种沟通方式，又仿佛是一副假面。杰姆逊在某种意义上是个性情内敛之人，却被推向了公共舞台，周游世界（我们后来在中国和澳大利亚也见过面），但他平日依旧住在北卡罗来纳乡间的一座偏僻农舍，有羊群与鸡只相伴，耳畔萦绕着孩童的嬉笑声。孩子对他而言弥足珍贵，而今他身后已留下了一大群孙辈，宛如一支浩荡的队伍。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1988）

他无疑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文化批评家，尽管“文化批评家”不过是一个权宜的称谓（placeholder），指向一种横跨美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精神分析、政治理论等领域的智识工作，而我们至今尚未找到一个恰当的词来准确描述这种工作。在人文领域，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目光，从电影、建筑到绘画和科幻小说，他读过的书似乎比地球上任何人都多。他既能谈巴门尼德，也能聊后现代主义。当库布里克的电影《巴里·林登》上映时，没人听过电影依据的那部萨克雷小说，他的一位学生笃定地说：“弗雷德肯定读过。”这很可能是事实。他身上既充盈着勃勃的美式活力，又蕴蓄着极高的欧洲式感受力。他坚信，如果马克思主义批评不能深入关注句子的形态，便无足轻重，而他自己则能从一个叙述转折或诗歌语调变化中，洞察出一整套意识形态策略。不过，他同样具备把握整个文明脉动的能力，正如他在那篇关于后现代文化的经典文章中所展现的那样。

如今，文学批评家在社会中扮演不了什么角色。杰姆逊的一大功绩在于，他向我们展示了这些低调的学者如何可能再次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成为影响力远超传统文学研究界限的人。正是这一点，赋予了“理论”这个面目模糊的词以意义，而杰姆逊便是最出色的理论家。

在杜克大学办公室里的弗雷德里克·杰姆逊（2013）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远读”，译者丁雄飞，感谢授权海螺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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