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金曼·布鲁斯特发布男女同校声明,终结了耶鲁大学长达268年的男校历史,打响了驱散美国顶尖大学男女同校禁忌的第一枪。到1973年,绝大多数精英全男性校园走向了男女同校。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第一批进入“男校”的女学生的声音失落了,这段历史的锋利边缘被磨钝,留下的是一个立刻实现男女平等的美化版传说,好像把这些男人村庄变成女性也能得到平等对待的地方,只需轻轻按下招生开关。然而,那并不是实际情况。“问问耶鲁女性吧。她们有一些不同寻常的故事可讲。”
安妮·加德纳·珀金斯,美国历史与高等教育领域学者、作家,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珀金斯在52岁时重返校园攻读博士学位,为完成高等教育史的课程论文,她决定讲述1969年到达耶鲁的第一批女学生的故事。珀金斯在耶鲁档案馆翻阅了成百上千篇旧报道,面谈和采访了42位毕业于耶鲁的优秀女性,积累了成千上万页笔记,最终成就了这一部生动的口述史。《耶鲁需要女性》,不同于其他书写藤校男女同校历史的专著,比起关注让女人进入校园的决定如何做出,它更着意在美国妇女运动、黑人权力运动刚刚兴起的背景下,第一批进入耶鲁的女生在“全男性系统”中,遭遇了怎样的困境和压迫,她们又如何“以少战多”,进行一系列愚公移山式的反抗斗争。珀金斯用令人倍感亲切的口吻,将这段独特的历史娓娓道来。珀金斯从“男校”耶鲁的骚动讲起——男女同校周运动、藤校间的招生竞争、普林斯顿关于男女同校研究报告,各种因素都殷切呼唤着耶鲁第一批女学生的到来。然而这不意味着女性的才华和智慧为耶鲁所需要,相反,女性仅仅是作为吸引男性生源的筹码而被需要。第一批女学生入学耶鲁的欣喜很快被接踵而至的性别打击稀释殆尽。女孩们被耶鲁课外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拒之门外:耶鲁不提供任何女子竞技运动,“女子健身”课程除外——即男子健身课程的注水版;啦啦队拒绝“女孩风格”,要求成员掌握富有男子气概的倒立、叠罗汉和前滚翻;威芬普夫斯合唱团的成员称“让女孩参与合唱会把声音变得低劣”;行进乐队的小伙子们告诉指挥,他们不想让任何女孩跟他们一起行进。耶鲁为这些“女性先锋者”打开了一个缺口以供进入,但并未消除或试图消除这个由男性主导的机构中无处不在的性别隔膜。更糟糕的是,女孩在耶鲁连最基本的安全问题都远远无法得到保障。醉汉可以造访夜晚的学院,色狼能够入侵未上锁的女生浴室,教授利用职权性骚扰甚至强奸女学生,反堕胎禁令站在被强奸、轮奸而怀孕的女生的对立面。而受到伤害的女生无处求援,求援将会冒着极大的被视作撒谎者或败坏名声的风险。“好女孩不讲述她们身上发生的事。”类似的“滥信条”造成了被侵害女生的集体失语。而校方顺理成章的声称并未听到女生的呼救,也就无需对安保系统进行完善。无论是学生社团将女孩拒之门外,抑或是针对女生的安保措施漏洞百出,都显示出耶鲁在无奈作出男女同校决策后,并没有真正做好迎接女孩入学的准备,而这也决定了女孩在耶鲁被边缘化的命运。另一方面,耶鲁虽自称已实行男女同校,但本科生中男生的占比高达87%,高度倾斜的比例又导致了女孩们在耶鲁的“中心化”。作为学校里的少数群体,她们被迫接受着耶鲁男性的凝视和评价,应付繁忙的、“非情愿”的约会和性交邀请。每个女生都会遭遇持续的引人注目,能够“消失”的权利被剥夺,时刻生活在男性令人极为不适的关注之中。“无一例外,每次我坐下来写论文或者阅读,电话就会响起。”回应这种关注挤压了女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致无暇顾及学业和私人生活。然而这并不仅仅是干扰,关注里还含有一种令人不快的特质:除了一直被观察、评判之外,如果你不是特别美,可能还会被认为“有待改进”。耶鲁女孩被带有评判性质的视线所包围,久久不能脱身。“中心化”和“边缘化”的矛盾感受共同塑造了第一批女生在耶鲁的灾难性体验,为了争取与男性相同的平等待遇,捍卫自己作为女性应有的尊严和隐私,女孩们不得不集结力量奋起反抗。男女同校委员会成员亚历克这样比喻在耶鲁争取女性权益的困难程度:“对着一辆坦克,却只有一把BB枪。一切看起来都如此徒劳和无望。”然而在反越战行动、黑人种族运动、美国妇女运动等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女性主义者的力量确能令看似刀枪不入的“坦克”为之动摇。杰出的耶鲁女性在不断将改变现状的决心付诸行动——姬特用强硬的吹奏实力在与男性乐手的比拼中连胜三个月,打破了行进乐队单性化的惯例;贝蒂顶着被停学的风险,参加学生争取民主组织的静坐抗议;萨雷尔夫妇推动开设了人类性学课程,解决性解放氛围下年轻男女的性困扰;玛格丽特召集了促进耶鲁进步男女会,在重要校友午宴上举起“终止女性压迫”和“女性站起来”的抗议牌;贝蒂和姬特成立了耶鲁姐妹会,凝聚起耶鲁女生的集体力量;教职工汤姆森和约翰逊扛着被耶鲁停职的压力,上书申请增加女生招生名额;校长特别助理埃尔加·沃瑟曼,持续为保障耶鲁女生人身安全、开设女性课程和打破招生性别限额而奔走,直至被耶鲁停职。女性主义者们的BB枪子弹,于1972年,成功将象征着男权压迫的“坦克”击打出一处凹陷:耶鲁集团投票废除了影响耶鲁男女同校前四年状态的性别限额,采取能力者优先的招生方式,更多不输须眉的杰出女性得到进入这所顶尖学府的机会,耶鲁正式走向政策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耶鲁女生将严丝合缝的男性至上的“常春藤规则”划出一道惊心动魄的裂隙,她们五年间锲而不舍的战斗成果也极有力地说明了,BB枪的确可与坦克一战。自“二百六十八年的男校”开始,至取得初步胜利的“移山之日”,第一批耶鲁女性汗泪交加的抗争史暂时告一段落。珀金斯的这段口述史可以被称为女性的“复调”乐章——女性创作者聆听女性亲历者的故事,而后再用自己的声音传达出来,如此,我们便得以在《耶鲁需要女性》中,听到两重女性声音的高低和鸣。在女性意识表达上,女性创作者往往具有男性天然丧失的敏感度。因此,以双重女性声音对女性抗争史进行复现,更有利于穿透性地挑明耶鲁习焉不察的传统男权观念,真正表现出第一批女性在校园生活和性别关系上的复杂处境,从而使历史亲历者和历史阅读者产生遥远的共振。珀金斯的文字读来现场感十足,她在展现了极致的女性同理心的同时,尽可能地保持了历史叙述的客观和理性,令读者在能够把握耶鲁女性反抗性别压迫的全貌的同时,为女孩们的不幸遭遇而痛心,对上层领导的不为所动而愤懑,切身地为女孩们取得的反抗成果而激动,心率随作者的叙述时而飙升时而回落。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语境对中国读者而言无疑是有隔的,而《耶鲁需要女性》之所以在今天仍能激起读者的共鸣,是因为第一批耶鲁女生遇到的种种困境,在今天又“稍加打扮”,以更为隐蔽的形式潜藏在女性的成长道路上,为她们布置了数场遭遇战。首当其冲的是职场歧视。近年来,女性进入职场呈现出稳定上升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妇女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障,但职场的性别歧视的问题依然无法忽视。现如今虽已很少看到某行业明目张胆地拒绝女性踏入,但其潜台词里的“男性优先”却呼之欲出。在诸如国家机关、党政团体、仓储运输等领域,鲜少看到女性从业者的身影,男性在此类行业中占据压倒性的优势。而如教育、艺术、卫生一类女性数量占优的行业中,亦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男性的“倾斜”——男性考生更容易考取教师资格证,男性护师更为医疗机构所青睐,男性在这些领域反成了“物以稀为贵”。其次,女性人身安全遭胁迫的问题,在如今因法律的完善、妇联等组织的成立得到了有效改善,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所处的弱势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提高。能否穿短裤短裙上街、能否独自走夜路、能否过上安全的独居生活,女性对于这些隐藏的性威胁的忧虑,是不怀好意的男性给她们施下的难以逃脱的紧箍咒。再次是来自男性的凝视。凝视是携带着权力运作或者欲望纠结的观看方式,而现代女性仍不自觉地被这种观看方式所左右。医美行业的急速发展,时尚品牌影响力的扩大,年轻女性中不断高涨的减肥热,女性对自身形象的愈发重视显示出其“被凝视”的焦虑。美的女性应肤如凝脂,美的女性应身材纤细,主流的“白”“瘦”审美追求,体现出仍有相当的女性被男性的视线所困扰和禁锢。职场歧视、安全危机、男性凝视,只要这些对女性的压迫和威胁仍然存在,第一批耶鲁女生的经历就不能被称为“历史”,女性的战斗依然是现在进行时。如珀金斯在《耶鲁需要女性》里暗示的那样,女性争取平等权益的抗争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需要团结女性力量、寻求男性同盟者的帮助、携手能接触核心决策权力的领导层,才能取得一些微小成效。即便如此,耶鲁女生的成功对我们而言仍是鼓舞性质的。耶鲁需要女性,何处又能不需要女性呢?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安于现状,不能麻木不仁,现代女性只有维持对性别不平等的敏锐痛觉,才能继承耶鲁女生过人的勇气与胆识,更新更有效的对抗不平等的战斗方式,拨开久久盘亘于女性头顶的厚重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