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黄专：作品背后的展览史 | ArtChina 现场
“金蝉脱壳——纪念黄专逝世周年邀请展”是一个非常规的展览，它既没有所谓的“策展人”，也没有所谓的展览主题，它是由四位艺术家王广义、张晓刚、隋建国和王友身发起的，是为了纪念艺术家们的一位共同的朋友黄专——独立艺术机构OCT当代艺术中心（OCAT）的创始人、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推动者和研究者，一位具有古典学术修养的艺术史家。
方力钧 2016 木刻版画 244 × 366cm 2016
在昏暗的光线下，这些作品似乎不再是展览的主角，它们被退缩到一种强烈的个人情感背后。这些作品被“生硬”地编织在一起，由于被抽离了原来的策展语境和思维逻辑，它们显得有些孤立。作品和作品之间并没有什么内在的关联性，但它们就像一个个展览的索引一样，在这些作品的背后，它们提示的是一段具有个人风格的策展史，以及一个具有个人史学判断的艺术史观。隐藏在这些作品背后的展览线索，尽管并不完整，甚至隐没了一些重要的展览，但也勾勒出黄专这位艺术史家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策展面向：
王友身 我奶奶去世前后 照片 60 × 41cm × 36 件 1989-1994
一是早期的主题性群展的策展实践，包括1994年“中、港、台当代摄影展”、2000年“社会：上河美术馆第二届学术邀请展”、2006年“江湖：中国当代艺术展”等。我们从艺术家王友身的作品《我奶奶去世前后》（在纪念展中，这件作品与“金蝉脱壳”后的“黄专”并置展出）、冯峰的作品《外在的胫骨》和向京的《你的身体》，可以看到这三个展览的线索。这些展览虽然不像黄专于1996年策划的“首届当代艺术学术邀请展”那样被我们所熟知，但它们的重要性在于揭示了一个时代的当代艺术与当下问题的关联性，其中隐含了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判断。
张晓刚 描述系列 银色签字笔于摄影作品上 40 × 50 cm × 20 件 2005
二是改变艺术家创作方式的策展实验。2005年至2006年分别在北京和深圳举办的“柏拉图和它的七种精灵”展，展览策划人黄专制定了一套新的创作机制，他拒绝艺术家使用最为熟悉的媒介进行创作，比如张晓刚被明确限定不能使用架上绘画，而只能使用图片的方式进行创作，由此诞生了改变张晓刚创作轨迹的具有转折意味的作品《描述》系列（在纪念展中，这件作品与他去年创作的思考生死问题的作品《重生1号》并置展出）。
王广义 圣物 油毡 120 × 80 × 1000cm 2012
三是作为一位艺术史家最为着重的个案研究和课题研究的展览实践，他强调用艺术史的方法研究当代艺术。个案研究包括2008年“征兆：汪建伟大型剧场作品展”、2011年“可能的语词游戏：徐坦语言工作室”和2012年“自在之物：乌托邦、波普与个人神学”；课题研究有2009年“国家遗产：一项关于视觉政治史的研究”。我们可以从艺术家汪建伟的《征兆》、徐坦的《言说与自圆其说》、王广义的《圣物》和卢昊的《复制的记忆》看到了这四个展览的踪迹。实际上，2005年黄专策划的OCAT第一个大型展览“文化翻译：谷文达《唐诗—碑林后著》”，可以说是综合了艺术家个案研究和课题研究的方法，而他明确提出并纳入艺术家个案研究序列的，应该是从“点穴：隋建国的艺术”算起。无论是个案研究还是课题研究，在这些项目中，研究和出版是核心，展览是结果，研讨会则增加了很多思辨性的色彩。
展望 拓地 不锈钢 116 × 216cm × 25件 2016
四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关于公共艺术的长期实践。我们在这些作品背后看到了2001年“被移植的现场——第四届深圳当代雕塑艺术展”、2014年 “姜杰：大于一吨半和2015年展望个展“暂时什么都不是”。艺术家顾德新的《2001年12月12日》、姜杰的《小于一吨半》以及展望的《拓片》依次参加了这三个展览（在纪念展中，三件作品的呈现方式做出了很大的改变，顾德新的作品从十吨放入深圳华侨城生态广场水池里的红富士苹果的现场，浓缩成为一张由艺术家王友身拍摄记录当时现场的照片；姜杰的《大于一吨半》缩小了体量，变成《小于一吨半》；展望的《拓片》缩减了数量，并且从平铺地面改为悬挂在空中的“碑林式”的呈现）。第一个展览代表的是始于1998年的常设性公共艺术项目“当代雕塑艺术年度展”（2012年开始更名为“雕塑双年展”），这项计划被策划人黄专自称为是一种“社会测试”——测试中国当代艺术公共化的可能性，当然也包含了试图建立一种真正平等和民主的公共艺术机制的诉求；后两个展览所代表的则是始于2007年的“上海浦江华侨城十年公共艺术计划”，这项计划每年由一位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个展和艺术家隋建国根据上海浦江华侨城的地理环境创作的公共艺术作品《偏离17.5度》组成。这两项公共艺术计划的共通之处，就是主办方收藏了参展艺术家专门为公共艺术计划创作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并永久性地放置在公共环境中，形成各具特点的艺术风景线，打造了深圳和上海的“无墙博物馆”。当然，这两项计划也都是他试图建立一种公共艺术机制的实践。
王鲁炎 W 三角尺1—8mm/ cm 布面丙烯 120 ×120cm 1998
展览中其他的作品，包括王鲁炎的《W三角尺1—8mm/cm》和《W三角尺2—12mm/cm》、方力钧的《2013—2015》和《2013—2016》、朱加的《零》、张春旸的《你是我的全部》、隋建国的《引力场——子夜》、曾浩的《1998年5月9日4点零6分》和《2008年4月16日下午4点》、魏光庆的《关于“一”自杀计划模拟体验》，虽然没有在黄专策划的展览序列中呈现，但它们也大多是他曾经关注和在艺术史写作中着重讨论的作品（艺术家隋建国的作品为最新创作除外）。
徐坦 言说与自圆其说 视频 2011
作为一位接受历史和古代艺术史专业训练的艺术史家，黄专虽然是以一位“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当代艺术领域（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参与《美术思潮》的编辑，90年代中期参与改版《画廊》，并且从90年代开始策划一系列展览项目，2005年开始主持一个独立的艺术机构OCAT，进行机构实践，并把重心放在研究和出版工作上），但他非常强调以“观察者”的视角与当代艺术保持一种具有“历史感”的观看距离，这个必要的“距离”正是他以艺术史的方式进行当代艺术研究的前提，同时也是他主持艺术机构OCAT、策划展览和做研究出版工作的态度与立场。他曾在为巫鸿教授的文集《走自己的路——巫鸿论中国当代艺术家》撰写序文时，严肃地探讨“当代何以成史”的命题，他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写作方法的问题，而是一种学问态度和价值判断的问题，并且认为必须具有一些基本的艺术史原则，否则当前的“历史写作”就无法进行。而对于当代艺术的研究，他还提醒我们应该对“当红”“时尚”“新奇观念”“标签式定位”和“过度阐释”等问题加以警惕和辨别。
隋建国 引力场-白夜 海水、石膏 240 × 120 × 100cm 2017
正因为他是以艺术史的眼光和态度来对待当代艺术，所以他从2005年开始主持OCAT时，他就强调和塑造这个艺术机构的独立性格，它不仅要与“时尚”保持距离，同时还要具有独立的判断机制，并且要用艺术史的方式开展当代艺术的研究。在这样一个艺术史观之下，展览退居在研究背后，他强调OCAT不是以展览为重心，而是以研究为前提，以出版和展览为结果。这种完全超出我们对于一个艺术机构的想象的“颠覆性”举动，其实是他对于“当代何以成史”这个命题的回应，也是他从2005年之后进行策展实践的重要转变。
顾德新 2001 年12 月12 日 苹果、铸铜、不锈钢柱 尺寸可变 2001
在2010年之后，黄专的工作兴趣似乎已经转向了建立一个以瓦尔堡图书馆为原型的研究机构，他甚至专门拟定了一份《关于建立中国当代艺术图书馆的计划》，希望建立一个具有自己方法论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在这份计划的开头，他引用了弗里茨·扎克斯尔研究文章《瓦尔堡图书馆的历史》的一句话：“在瓦尔堡看来书籍不只是研究的工具。把它们集合起来并加以分组，它们就从它的永恒的和变化的方面表达了人类的思想。”2010年3月他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做了一个讲座，题目是“我们需要一个图书馆吗？——图书、知识与艺术”，他通过对三种关于图书馆理论（“天堂理论”“监狱理论”和“世界三理论”）的分析，最后讨论我们需不需要一个图书馆，以及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图书馆。他认为当代艺术是和知识、理论紧密相关的视觉活动，是一个进行“世界三”创造的活动，它应该促进人类知识和智力的增长。他认为图书馆的重要性正在于，只有它才能帮助我们真正寻找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性途径。这也是他后来提出并积极推动建立一个当代艺术图书馆的原因所在。但遗憾的是，这份图书馆计划由于各种原因并没能够实现。2012年OCAT艺术馆群成立之后，他根据OCAT研究中心自身的条件，确立了另一种独具风格的运作模式——用高端的学术讲座带动研究、出版和展览。在这里，展览仍然退居其次，它始终是作为研究的成果而存在。
姜杰 小于一吨半 环氧树脂、纺织物、铁 1000 × 400 × 480cm 2014
“金蝉脱壳——纪念黄专逝世周年纪念展”虽然集合的是十八位参展艺术家的作品展，但从这些作品背后，我们看到了一位艺术史家的策展脉络和艺术史观，也看到了他在当代艺术领域所做的工作和杰出的贡献。
图片来自艺术家与OCAT深圳馆；摄影：孟祥远
本文刊登于《艺术当代》2017年第6期，原文标题为《作品背后的展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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