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姚小平：Taikonaut、Chinese Dama……这些“中式英语”蕴含着什么？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西方媒体和西方民众使用的中文借词类别不再只是生活词汇。语言交流背后的概念和认识才是最重要的。

作者：曹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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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konaut”，由中文“太空”的拼音音译和代表宇航员的英语后缀合成。1998年，马来西亚华人赵里昱认为中国宇航员应有专属词汇，在论坛中首次创造该词。今年6月，欧洲航天局向中国神舟十二号发出的“贺电”中也予使用，使这一“中西合璧”的名词再成热词。

语言是文化载体，也是交流工具，东西方语言在文化交融中彼此借鉴，通过音译或意译使用来自彼此的词汇和概念，这就是语言学中的借词（外来词）。“taikonaut”，正是一个典型的汉源借词。借词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东西方交流？东西方互鉴又是怎样影响了现代语言？中文未来又将怎样走向世界？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姚小平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栏目专访，从语言学角度阐述了上述问题。

资料图：执行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的3名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徐部 摄

为什么说中文是孤立型语言？

通常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地中海文明周边的语言，包括阿拉伯语，都圈定在屈折语言范畴，但中文是孤立型的语言。”姚小平指出，孤立型语言最大的特征就是每个音节都可能是独立的字，每个字一般都有意义，然后通过声调辨别表意，这是西方没有的。

这样的特殊性也表现在一个语言学疑难问题上：就起源而言，中文究竟是单音节语言还是多音节语言？中文的单个汉字，绝大多数能独立表意，但不排除一小部分连绵词，如“蟋蟀”“菡萏”（hàn dàn，荷花的古称），可能是外来的，也可能是上古中文自有的。中国人一向有拆分音节的习惯，慢慢会把语义赋予原本无意义的字。

姚小平举例：“比如‘琵琶’本是个拆不开的词，可宋代就有人说‘琵音长，琶音短’。这跟多音节的西方语言是不一样的，英语单词‘water’（水）就拆不开，不能说一个‘wa’一个‘ter’分别是什么意思。”这种独特的表意和审视习惯，显示了中文与西方语言的最大区别。

姚小平称，不同民族的语言各有所长，要研究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首先立场必须客观，要立足于科学的语言观；其次心态应当端正，既不自大也不自轻，我们的语言文字才能不断进步，各国语言文字才能共同繁荣。

资料图：2020年12月，广东省博物馆展出外销画、丝绸布匹、手绘丝绸、家居用品、服装饰品等共211件展品。黄苏哲 摄

汉源借词为什么有的被沿用有的却消亡？

公元880年左右，英语中出现“silk（丝绸）”这个词，被认为可能是英语中最早的汉源词。但姚小平认为，最早在古希腊就有“seres”，意为丝绸，当时的贵族以穿丝绸为时尚。据推测，这个词2000多年前出现在西方，经过古希腊、古罗马，从拉丁语进入英语。

姚小平指出，研究借词时，更应关注的不是词语层面，而是中西方在概念方面的互鉴和构建。中国很多体制、概念被西方借鉴，但从借词上看不出来，因为西方是将概念化用为自己的词汇。“比如科举制，当时的西方传教士非常欣赏，认为这是一种相对平等、公平的教育选拔制度。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洋汉语词典中会出现‘进士’‘举人’‘秀才’这样的词汇，甚至直接音译。”姚小平说，“但后来他们在自己的文化中逐渐将三进制以博士、硕士、学士来对应，音译词只是一种临时借用。”

资料图：游客在南京参观中国科举博物馆。泱波 摄

语言学也有“买方市场”，借词“借”的是什么？

19世纪，西洋科学的术语和概念大规模传入中国。中文中找不到合适的表达，便出现了很多借音词。姚小平表示，与属借用型语言的日语不同，中文则更倾向于借用概念，然后把其改造得像是自有词汇。比如“水门汀（英语cement的音译词）”这样的词汇，虽然在方言词典中仍然存在，但渐渐被“水泥”所取代。

另一方面，中国的表达方式也影响着西方，旧时上海租界中的“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是指在洋泾浜地区不讲语法，按中文“字对字”地转成英语口语的方式），以独特的方式融入。姚小平举例说：“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现在已在英语中运用得很自然，也收录在词典里。”

而早期中国移民和留学生则将生活词汇带到海外。姚小平称，随着中餐馆的出现，“西方人吃的中国菜比较多，因为没有西方词语指代菜式，他们就跟着中国人叫，甚至包括炒菜的锅叫‘wok’（锅的音译），这种词汇他们借用了不少。”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西方媒体和西方民众使用的中文借词类别不再只是生活词汇，为了能够理解中国特色经济概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family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铁饭碗（iron rice bowl）”等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成为英语中的固定搭配。

姚小平将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称为语言学上的“买方市场走强”——中国对海外影响越来越大，很多概念传至西方，“跟中国人做生意或交往的人，选择借用中国词，意味着潜意识中选择了这类信息传播的对象，即读这些文章、听这些人说话的人是‘我们圈子’的人。现在这样的圈子越来越大。”

汉语拼音也是现代汉源借词数量增加的推手。比如曾出现在美国《华尔街日报》的“Chinese Dama（中国大妈）”，英国广播公司（BBC）专题节目的“Tuhao（土豪）”等，都属于通过拼音直接音译的借词。

姚小平指出，任何一种语言文字都存在缺陷，因此会产生借词和借用。借西方的注音字母创造自己的拼音，是因为中文缺乏一种明确的表音工具，或者说，拼音是中西交流中，借助注音来帮中文一个忙。这种交流中的演进是所有语言的共同特点之一。

资料图：2017“你好大妈”全国广场舞总决赛落幕。陈春光 摄

顺应语言发展客观规律  中文该怎样走向世界？

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也都有自己的中文注音系统。例如《百家姓》第一位的“赵”，大陆拼为“Zhao”，台湾地区注音为“Chao”，香港拼为“Chiu”，新加坡拼为“Chow”，澳门和马来西亚华人的惯用拼法也各有不同。

“一种语言应该允许存在差异，如果语言使用基数特别大，像中文有十几亿用户，就一定会出现大量变体。”姚小平称，从生物学理论上讲，一个物种变异越多，越有益于自身的改进，存活的可能性也越高。

英国人曾认为伦敦音是唯一标准音，像“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中式英语”一度是贬义词，但现在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英语不再是World English，而是World Englishes。单复数之差，体现了变体之多，变体多有利于英语扩散，所以现在欢迎“中式英语”存在，且会吸收后者的影响。中文也是一样。

姚小平称，语言的消亡和上升都是很自然的。现在中文的圈子越来越大，但要成为世界性语言可能仍需时间。

同样，语言和词汇的借用也有规律可循，儒家和中国古代科学经典典籍被翻译至西方，产生很大影响，但西方语言一般不会直接借用词汇，而是创造出自己的词汇表达中国的概念。

姚小平强调，语言交流背后的概念和认识才是最重要的。通过这样的交流，中西方在科技上的共同进步，对文化的了解互鉴，才是比语言中词汇的借用重要得多的事。

受访者简介：

姚小平，祖籍浙江乍浦，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赴黑龙江嫩江县插队务农；197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攻读俄罗斯语言文学；1984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学专业硕士。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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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玉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