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于话题
#东西问
550个
高原丝绸之路犹如一个“供血系统”，不断给青藏高原输入新鲜血液，加速其文明进程，对高原各民族最终纳入中华文明体系起到了纽带作用。
中新社记者：贺劭清 岳依桐 徐杨祎
全文字数：2664
预计阅读时间：10分钟
“唐代吐蕃王朝之所以很快得以跨越其早期文化发展阶段，与它通过高原丝绸之路迅速融入当时最为重要的亚洲文明体系有着密切关系。”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川大博物馆馆长、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霍巍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高原丝绸之路如同一个张开双臂的巨人，从北拥抱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向南拥抱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时空范围更为广阔的交通路网，将历来被视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纳入中外文化交流体系。中新社记者：高原丝绸之路与古代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沙漠、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南方丝绸之路有何关联？霍巍：既往研究很少把丝绸之路同寒冷的青藏高原联系起来，认为青藏高原不具备条件开凿丝绸之路。但近年来的考古实证和文献资料显示，历史长河中，青藏高原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单元，它跟周边国家和地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高原丝绸之路”并非指代某一时期某条具体的道路，而是指代通过青藏高原的东方与西方、中国与外域交流的交通网络及其主要干线。从高空俯瞰青藏高原，可以看到高原以北有沙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以南有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若过去这些丝绸之路中仍有缺环，高原丝绸之路正好填补，把多条丝绸之路干线联系成一个整体。
西藏阿里海拔5200多米的孔唐拉姆山垭口。图中的盘山路是“高原丝绸之路”的一段。中新社记者 江飞波 摄
中新社记者：如何证明“高原丝绸之路”在吐蕃王朝成立之前就已开始发展？青藏高原是“文化孤岛”吗？霍巍：青藏高原东麓流行的猕猴装饰、西藏早期金属器时代发现的带柄铜镜、青藏高原古代岩画和器物中出现的“斯基泰风格”动物纹饰，以及近年来西藏西部地区发现的黄金面具、丝绸和茶叶等考古实证都显示，早在吐蕃王朝成立之前，西藏高原各古部族就已与中亚和欧亚草原地带有着文化交流往来。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考古工作者在西藏西部地区(过去象雄国范围内)发现了一批年代在公元3至4世纪左右的重要墓葬。出土的随葬品包含织有汉字“王侯”字样的丝绸，装盛在铜器、木案中的茶叶残渣等。此类丝绸也曾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新疆营盘墓地等多处考古遗迹中出土，同样带有“胡王”“王侯”等字样，一般被认为是由中原官方或地方织造机构制作，或作为赐予边疆地方王侯贵族、部落首领的赏赐性物品，或作为专为边地制作的高级消费品输往边疆地区;而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吕厚远认为，高寒环境下的青藏高原不生长茶树，印度也仅有200多年种茶历史，出土的茶叶残渣表明，至少在1800年前茶叶就已通过古丝绸之路一个分支，被输送到海拔4500米的西藏阿里地区。
由此可见，早在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之前，生活在青藏高原西部阿里地区的古代部族就凿开通道，和丝绸之路相连，并将产自中原地区的丝绸、茶叶等奢侈品输送到青藏高原。高原丝绸之路由青藏高原上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来自东北方向的鲜卑、吐谷浑，东面的氐羌，西面的象雄等都曾经积极参与到构建高原丝路的历史进程。上述研究成果提供了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将青藏高原的早期人类活动置于欧亚文明交汇的广袤空间来加以观察思考，而非将其视为封闭的“文化孤岛”。高原丝绸之路的初创，可以上溯到公元7世纪以前。青藏高原西部和北部地区大致在汉晋时代，就和西域新疆、中亚、南亚等地建立起相当程度的联系与交流，从而迈出高原古部族走出雪域高原、融入欧亚文明体系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步。中新社记者：在不同历史时期，高原丝绸之路发生了哪些变化？霍巍：现有资料可将历史上青藏高原与外部世界的交通和交流史划分为三个重要阶段：其一可称为“前吐蕃时期”(或可称为“上古西藏时期”)，主要指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形成以前考古学可以观察到的西藏与外界的文化交流若干迹象;其二是吐蕃王朝(西方学者称其为“吐蕃帝国”)时期，随着吐蕃势力不断扩张、所控版图不断拓展，其与外界的交流范围更为广阔，形成的交通路线和网络在前期发展的基础上更为成型、复杂;其三是公元10世纪吐蕃王朝灭亡之后的“后吐蕃时期”，这些交通路线有些仍继续发挥其作用，有些则逐渐走向衰落，以后被融入13世纪新兴的元帝国横跨欧亚大陆的交通网络之中。吐蕃王朝时期对高原丝路的最大贡献，是在与唐王朝“和亲”后，开通了从长安到吐蕃都城逻些(今拉萨)，然后沿雅鲁藏布江溯江而上之后南下，直抵南亚泥婆罗(今尼泊尔)，继而进入天竺古国(古印度)的“新道”。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多次出使印度，正是利用了这条唐初开通的国际路线。1990年我在中尼边境吉隆县发现的唐代《大唐天竺使出铭》摩崖题铭，便是王玄策在这条古道上遗留下来的极为重要的考古证据。
中尼边境吉隆口岸等待通关的尼泊尔货车。中新社记者 何蓬磊 摄
霍巍：高原丝绸之路还是一条经贸之路、求法之路。西藏考古新出土的资料表明，在“汉唐盛世”，中原地区的物质、精神文明成果通过高原丝路源源不断输送到青藏高原，极大促进了当地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除茶叶、丝绸等汉地“奢侈品”外，唐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所带的汉地文书、宗教礼仪、生产工具、工艺技术、内地物种等历史记载和传说影响深远，也都和高原丝路的开通有着密切关系。
2013年，当年年度藏传佛教格西拉让巴学位立宗活动暨颁证仪式在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主殿前举行。大昭寺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由唐代文成公主带至拉萨供奉在此，现在这尊佛像依然是藏传佛教千万信众的信仰依托。中新社记者
李林 摄
吐蕃王朝时期，来自中亚、西亚和南亚的诸多物质文明和宗教文化，不仅传入和影响到吐蕃本土，也沿着高原丝绸之路继续向东传播，如粟特和波斯系统的金银器、马具、马球、香料、珠宝，波斯和大食的医学、具有粟特与波斯特征的服饰图案和装饰等。佛教、本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文化也在青藏高原遗留下若干踪迹。
拉萨大昭寺藏吐蕃银瓶上的胡人反弹琵琶像。受访者供图
在这些广阔领域、不同层面的文化交流中，高原丝绸之路犹如一个“供血系统”，不断给青藏高原输入新鲜血液，加速其文明进程，对高原各民族最终纳入中华文明体系起到了纽带作用。吐蕃王朝时期在哲学、宗教与思想观念等各方面都深受唐代汉地文化的影响，在其文化的“底色”与根基当中融入了“汉地文化圈”若干因素。这表明从吐蕃王朝立国之始，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和文化选择上都具有明显倾向性。该客观事实映射出吐蕃文化在深层脉理上与唐代汉地文化之间的趋同性、相融性和同质性，与吐蕃和其他国家、地区之间发生的文化交流往来有着本质区别。高原丝绸之路如同一个张开双臂的巨人，从北拥抱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向南拥抱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时空范围更广阔的交通路网，将历来被人们视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纳入中外文化交流体系中。人们不仅通过高原丝路看到中国同南亚、中亚各国的友好交往，也可由此看到不同文明之间如何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更深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受访者简介：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霍巍。中新社记者 张浪 摄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图片编辑：苏丹
文字编辑：丁宝秀
责编：张楷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