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文明根性特别策划（二）之一：王绍光：“人民至上”为何写入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
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绍光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中共的人民观不是抽象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因应不同发展阶段而不断变化的。中共从建党之初就开始重视人民，发展至今上升到“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成为其非常关键的经验。
2021年6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在京举行。图为情景交响歌舞《人民至上》。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从《尚书》记载“民惟邦本”到明清“仁学”盛行，民本思想对中国古今政治发展起何作用？
王绍光：“民主”一词在中文里比在西文中出现更早，最早见于《尚书》，约成书于距今3000多年的战国时期。西方“民主”概念关注“谁来做主”，而中国传统“民主”概念关注的是“为谁做主”的问题。中文“民主”的最早含义，主要源自《尚书》记载的“民之主宰者”。
但并非所有身居大位的人都具备担任“民之主宰者”的资格。战国中期的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认为“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可见，中文“民主”的最早含义是指施仁政、得民心的“民之主宰者”。
明末清初，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强调官员应“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这部政治专著比西方首先宣扬“主权在民”思想的卢梭《社会契约论》早整一百年，故后世也将其誉为“中国的《社会契约论》”。
鸦片战争以后，还有不少人直接从古代思想资源里挖掘治国理政方式，他们多以“三代”（夏、商、周）作为理想，强调“民本”“询谋佥同”“通上下”。1840年代林则徐主持翻译《四洲志》、1856年英国传教士慕维廉编译《大英国志》，在理解、介绍欧美政治制度时，不约而同都使用了《尚书·虞书·大禹谟》中的“询谋佥同”（意指遇事通过咨询和商议最后达成意见一致）。近代思想家、报人王韬认为，西方议会“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郑观应主张，中国应“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的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
今天有些人会批判他们“以西方制度有中国根源”，我倒不这么看。他们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发现“为谁做主”的思想资源，对今天治国理政也是有用的。
中新社记者：您曾指出，在民主实现方式上，西方更关注“公众参与”而中国更强调“群众路线”。差异是什么？
2013年11月，市民在福建革命老区长汀群众路线教育馆参观。长汀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也是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实践地和形成地。中新社记者 王东明 摄
王绍光：西方“民主”一词出现在约2400年前，原意类似于“人民当家作主”。遗憾的是，西方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只是一种可望不可即的理想。很多西方学者著书直言“西方没有民主传统”，从古希腊到20世纪初，“民主”在他们眼中都是一个“坏东西”。
在整个19世纪的西方文献中，“民主”一词出现的频率相当低。法国学者爱弥尔·法盖（Emile Faguet）曾感叹道：“几乎所有19世纪的思想家都算不上民主人士。在写作《19世纪的政治家与道德家》一书时，我曾花了很大功夫，希望找出哪怕一位民主人士，以介绍其民主理论；但最终一位也没找到，真让人扫兴。”
“民主”真正被西方社会广泛接受，还要到20世纪以后，且是类似于熊彼特提出的“最低限度的民主”。那是一种形式上的民主，民众只要有权在数个精英集团中挑选由哪个集团来统治，就是“民主”的。在这种民主模式下，人民无法当家作主，因为不存在整体的“人民”，“人民”的作用只是每隔几年选出一批政客为他们作主。
在民主实现方式上，西方政治学关注“公众参与”，中国则更强调“群众路线”。“公众参与”是形式民主的典型，其假设所有人都有同样的参与能力，都对政治有同等的影响力，就像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一扇“弹簧门”，决策者在里面，公众在外面。公众有权推开那扇门，参与屋内的游戏，但决策者却不会走出户外，而是坐等民众参与。大量实证研究发现，“公众参与”是一个没有依据的假设，因为政治参与是完全不平等的。
雅克·巴尔赞在93岁高龄时说道：“在西方真正民选的政府中，这一制度已经离它原来的目标和运作模式渐行渐远。首先，选民投票率大为下降；国家大选的胜出者常常是以不到选民人数一半的票数当选的；人民已不再为有选举权而自豪。这种漠然出自对政治家的不信任和对政治的轻蔑，尽管这两者正是代议制政府的机构。政治成了贬义词，被冠以此词的行动或机构被人们嗤之以鼻。”
2020年10月，在美国2020年大选弗吉尼亚州阿灵顿一处提前投票站放置的代表选民已完成投票的贴纸。中新社记者 陈孟统 摄
中共的群众路线则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又在实践中创造出“人民至上”的理念，其逻辑与西方“公众参与”几乎恰好相反。它强调，无论哪一级别的决策者都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而且还形成了一套制度，包括驻村干部要与基层民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等。这里暗含一个假设，既然民众对决策的影响不同，那么决策者就要主动接触那些最底层、生活最困难、发声能力最弱的社会群体。
2020年7月，在山东省日照市莒县招贤镇西黄埠村盛世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驻村第一书记钟翠娟和合作社员工查看玫瑰生长状况。近年来，驻村干部带领该村走出了“电商+产业+扶贫车间”的发展路子。中新社发 朱元理 摄
中新社记者：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特征，这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有何相似之处？对中共的人民观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绍光：青年马克思曾经试图探索一种“真正的民主制”，但成熟的马克思最终以探索“人的解放”为目的。他提出“普遍的人的解放”的主体力量是无产阶级，强调“人的解放”涵盖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个体解放三个向度。正如高放教授所概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的解放学”。
中文语境下，“人民”是由“人”和“民”两个语素组成的复合词，二者原来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人民”这个概念的出现则只有大约百年的历史。1920年，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将“People”译为“人民”，此后共产党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均沿袭这一译法。但在中共早期文献中，“工农兵”“无产阶级”的出现频率更高，因为彼时工、农、兵就是人民的主体。
2021年6月，上海，“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展上展出的《共产党宣言》。中新社记者 张亨伟 摄
中共真正提出系统的人民观，是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人民”一词出现了57次，超过此前7年中共文献的总和。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确定了中共人民观的四个基点，即“人民”的内涵、外延、主体、数量。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的内涵、外延可能会变，但其主体地位和占最大多数的数量不会变，这是中共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体现。
中新社记者：中共百年历史上第三个《决议》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坚持“人民至上”写入决议有何现实意义？
王绍光：总体而言，三个《决议》都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形成对未来的指导意义。中共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就对过往的经验做一次梳理和总结，有利于凝聚共识，团结一致向前看、向前走。
1945年，中共七大前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人民”一词出现了59次。当时的背景是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中共因此发出争取全国解放的动员令。1981年，中共十二大前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人民”一词出现了193次。当时的背景是改革要从农村“进城”，中共因此发出改革开放的动员令。
2021年，中共二十大前通过了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发出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动员令。此次《决议》中，“人民”一词出现了249次，更重要的是，《决议》将中共百年历史经验总结为“十个坚持”，第二便是“人民至上”，其中的历史意义不言而喻。
中共从建党之初就开始重视人民，发展至今上升到“人民至上”的理念，成为其非常关键的经验。第二个《决议》对第一个《决议》的评价是“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的迅猛前进和伟大胜利”，现在可以说第二个《决议》也是如此。第三个《决议》也会产生这样的作用，未来30年再回头看的话，它的历史意义会更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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