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闻:西方中国艺术史研究的领航者
方闻先生作为享誉海内外的艺术史学者,以其“结构形式分析法”开创了中国书画艺术鉴定与研究的新领域。其实,方闻先生是不折不扣的上海人,少时师从清末书法家李健学习中国传统书画,后入上海交通大学,随王遽常习中文。早年在国内的学习经历使得方闻先生不仅精通古汉语,于传统书画也有所实践。后方闻先生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成为最早一批留洋海外的中国艺术史学家。之后几十年,方闻先生先后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艺术考古系主任、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主席,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等要职。他始终坚信艺术是全人类共通的语言,将自己漫长而杰出的职业生涯奉献给增进西方世界对亚洲艺术的了解上。
在方老八十七岁生日之际,小编搜罗了许多业内人士对方先生学术人生的评价。他们当中,有的是方先生的好友,有的是方先生的同事,有的是方先生的学生,但无一例外,都阅读过方先生著作,并且得到了珍贵的启发。
幼年方闻五岁时的书写照片(方闻夫妇藏)
方闻将自己漫长而杰出的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增进西方世界对亚洲艺术的了解上。方闻的教学和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他大胆地将包括文学、政治和社会史、地理、人类学、宗教等学科引入到艺术史研究之中。
——2008年,方闻教授获哈佛大学授予的荣誉学位,颁奖词
少年方闻书写照片(方闻夫妇藏)
对于艺术史我是外行,不敢多说。但是从中国史的背景出发,我读方闻的论著都时时有会心不远之感。我觉得他确实进入了中国书画史的内核。例如他讨论晚唐张彦远“书画异名而同体”之说索引及于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名言,我读后启悟良多。以前我仅仅“知其然”,但读后才“知其所以然”。这不仅因为他的理论和方法具有开创之功,而且也由于他熟知欧洲艺术史,在相互比较之中凸显出中国书画史的文化特色。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余英时
民国三十七年(1948)《中华民国三十六年美术年鉴》“方闻”条目
对我而言,当务之急是找一下西方对这种含糊语汇的鉴赏表达,唤起的诗意和精确的分析,主观的感人和客观说服力,立马让我想起了书法的批评历史。西方艺术史学家们真的可以像自己乐意却一直含糊的口号那样,去扩大我们的批评语言,利用全范围的经验去建立艺术本体吗?这一点我相信,是方闻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艺术史家 大卫·罗桑(David Rosand)教授
撰写博士论文《大德寺五百罗汉》期间,方闻夫妇在日本京都大德寺,1956年(方闻夫妇藏)
门开了,在我位于普林斯顿迪金森街16号的房间的门后探出一张年轻学生的面孔。在玛利皇后号上经历了五天从南安普顿到纽约的跨海航行,以及最后一晚的风暴,我正在房间里休息。这个青年就是方闻,也正是他以长而恳切的书信劝说我放弃在英国剑桥与Cheng Te-k’un对汉代的研究,来到美国。方闻1956年毕业,在学术前行的道路上,他分秒必争。
1966年夏天,我大部分时间是在方闻位于滨湖路的房子度过的,在那里做笔记、打印许多年后成书为《心印》的第一稿文稿。方闻很喜欢留我做文字秘书。成为方闻的学生享受了许多殊荣。
——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中国和东亚艺术荣休教授 韦陀
狄隆与方闻,20世纪80年代,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藏部门资料
方闻是第一代华裔中国美术史家,是欧美中国美术史风格学派的领军人物。他始而以西方风格学理论,结合中国实际,有效地构建了书画风格断代辨伪之结构分析的理论、方法和标准,把传统的书画鉴定提升为现代的有学理依据及可操作性的学科。
继之,他不但重视艺术风格演变的自律性,而且与艺术家的生平与个性的分析结合起来,进而再与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的研究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艺术本体出发由微观而宏观地打通了中国美术史与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艺术与人文一些方面的内在连接上作出了深度论述。
他还以独特的国学根底特别是汉字书法的学养与造诣,向西方人精微地阐释了密切联系着汉字书法的中国艺术从视觉到精神的奥秘,彰显了中国书画艺术可供世界分享的独特美。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薛永年
方闻及夫人方唐志明(右二、一)与王季迁(左三)、何慕文(左二)等人在“画家收藏家:王季迁家庭收藏绘画名品展”开幕式上,1999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藏部门资料
方闻的信念是:卓越的见识来自与艺术品的直接交流。为此,他致力于组织展览、构建博物馆收藏。在严密的风格分析基础上,方闻一方面利用这些资源来验证断代和真伪判定的理论; 另一方面他还撰写著作,讲述中国书法和绘画复杂的演进历史和密切关联。作为学者和博物馆藏品研究者,方闻始终坚信艺术是全人类共通的语言。他将漫长而杰出的职业生涯奉献给增进西方世界对亚洲艺术的了解上。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 何慕文(Maxwell K. Hearn)
狄隆与方闻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方闻荣休庆祝会上的合影,2000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藏部门资料
方闻教授的学术研究集中于中国书法与绘画艺术史。最大贡献便是提出一套“结构分析”的方法来突破传统学术的困境。他的“结构分析”超越了过去对母题、构图、笔墨等个别元素的讨论,试图从整个作品内部所现的“视象结构”中重建一种对中国艺术史“时代风格”的新理解,并经由对各种视象结构差异中所具年代学意义的梳理,串起一个可以被合理说明的“历史”。他所发展出来的这个以视象结构为基轴的艺术史理解,不仅施之于重整以传世作品为主的书画史研究,而且还扩至近年大量出现的考古出土艺术文物,即学者称之为“美术考古学”的范畴,并赋予这些作品资料一个更完整的文化史诠释。
——台湾“中研院”院士 石守谦
1973-1974年,方闻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出版的《宋元绘画》、《蔡文姬与〈胡笳十八拍〉》、《中国古代艺术》和《野色》四本图录
方闻有许多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艺术史学界的学生,其学术思想和方法论上都受到他的深刻影响。他们的探索也“横跨许多桥梁”,将艺术史与其他各学科——文学、政治、社会史、宗教、人类学、地理学等连接起来。
——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艺术史教授 谢伯轲
方闻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任职期间(1971-2000)所举办的部分书画展览图录书影
在现代学术研究中, 中国艺术史是一门新的专业学科。它在过去的数十年间, 得以由传统的传记形式, 发展成为具有高度学术性与科学性的一门学问, 实与美国华裔艺术史学者方闻的努力有关。从建立“风格的历史”,进而结合历史文献与古代理论,现代艺术史研究方法终得以将中国绘画置于历史及文化的角度中,进行客观而深入的探索。而在这过程中,方闻无论在方法的建立、理论的实践或研究的推动上,都担当着重要的角色。
当然,若要全面地了解他的成就,还必须包括他在博物馆及大学教育方面的贡献。在其领导下,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建立了庞大的亚洲艺术收藏,扩展及更新了亚洲艺术的展览馆,将艺术修复工作现代化,举办了不少广博赞誉的专题展览,并推动了众多的出版及教育计划。
在普林斯顿大学,除了发展该大学博物馆的收藏及研究外,方闻更致力培育艺术史研究人才。目前他的学生便有不少在博物馆界及学术界担任要职,影响力遍布西方及亚洲。可以说,中国艺术史在20世纪下半叶得以提高学术性及专业性,并在西方得到推广及备受重视,方闻功不可没。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莫家良
2016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方闻中国艺术史著作全编”系列丛书之《中国艺术史九讲》 《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夏山图:永恒的山水》
通读方闻教授的著作,我将其在书法研究上的方法总结了七条:一、坚持直接与原作对话,与高品质的真迹对话;二、其研究和教学都强调对每一个字和每个笔画进行极其严格的风格分析;三、识别艺术家的风格来源;四、精通早期书法批评理论文献,并且运用自如;五、始终坚持书法的自我表现性,即其所称expressive presentational structures;六、沿着沃尔夫林的学术理路,他向我们介绍了如何描述有着2000年悠久传统的中国书法历史;七、阅读广泛,熟读历史著作。……方闻教授只身将书法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在美国确立下来,并且著书教学。1970年代正是书法的时期,而方先生中流砥柱,像现在一样,不是吗?
——芝加哥大学博士、堪萨斯大学副教授 倪雅梅(Amy McNair)
《中国艺术史九讲》书影
方闻中国艺术史著作全编目录
《大德寺五百罗汉》
《心画:宋元绘画赏珍》
《夏山图:永恒的山水》
《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
《两种文化之间:近现代中国绘画》
《中国书法:理论与历史》
《中国艺术史九讲》
《艺术即历史:书画同体》
《法外法:石涛山水课稿与书画风格研究》
《方闻中国艺术文编一》
《方闻中国艺术文编二》
《方闻中国艺术文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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