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与规则的认知与建立 ——陈振濂与“当代书学之路”（下篇）
（下篇）
第二本是《民国书法史论》。它原本是一篇论文，我也是通过它提出了一连串的学术问题。过去我们研究书法，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宋元明清按时间顺序研究，于是构成了一部史，这些我们已有所了解。以民国为限，前面共有13个朝代，那么“民国书法史”的含量无非就是“13+1”变14了，似乎看起来像一个简单延续的断代史。但经过深入思考仔细研究，发现并没有这么简单。在民国之前是皇帝的时代，是封建时代，“封建”这个词其实也不是很准，因为准确含义是“建制封王”，是与秦始皇推行的“郡县制”对应的，所以我们说的“封建社会”的概念其实是有偏差的。但是民国来了，民国是总统议会制，与“帝制”相比，它在制度上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奇变”，这是梁启超所说的原话。如果我作为一个学者，只是如前所述是把它当作13个朝代顺接的第14个朝代，我觉得我太没有才气，太没智慧了。事实上，我认为的“民国书法”，相对前面13个朝代来说，不是“13+1”而是“13:1”。从清末开始100年的书法所遇到的问题，是之前13个朝代从未遇到过的，是完全的新问题。这就是“民国书法”之所以要被特别提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比如书法艺术从传统书斋到美术展览厅、从传统雅集到艺术社团组织、从口耳流传印刷文本到定时定版的报刊传播乃至今天的互联网，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还有从毛笔字到钢笔字，从右起竖行到左起横行，乃至汉字改革和简化字、拼音文字，还有使用标点符号……这些都是民国开始有的。我记得“文革”之后启功先生曾经说：“笔墨当随时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运用一下标点符号。”后来启功先生发表的几件书法条幅中都标有标点符号；因为当时社会提倡文化改革的影响，迫使书法家认为只能靠这个方式来保存自己，所以他也真的是写简化字，点标点符号。当然，最后因为“文革”结束，这种尝试没有再继续下去。后来听启功先生说，这样的尝试看来不成功，老百姓也不接受。但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书法大家都在为创新而苦恼，不断寻找可能的出路，在精神上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这样的思考，唐宋元明清书法家绝不会考虑——这么多的变化，从上古史到中古史再到近古史，一直到近代史都没有过的，你能说它是“顺延”吗？它是一个重起炉灶的时代，和今天的当代书法则非常有关系。又比如，古代书法没有展览会，作品都放置在书斋里。今天的一场书法展，在展厅中至少500件作品。过去书法家可以平心静气地坐在书斋里，磨练自己的性情、涵养；今天的书法家，要让你在500件作品的激烈竞争里能够不被淘汰，要能够脱颖而出，你的心态要是还是和过去在书斋里的文人士大夫书法家的心态一样，创作手法也一样，你就着急了，因为必败无疑。我们的国展是从六万件作品里面刷到1000件，这样残酷的比例，民国以前肯定没有，它是近代从西方从日本引进的竞争机制。现在人绞尽脑汁想进入中国书法家协会，对我们来说我们最挠头的就是各类社会人士，努力的确很长时间，但水平不够，能否开个后门让我入选入会？等等等等，过去书法何尝有过？此外，今天我们有报纸、杂志还有网络。因为这些唐宋元明清都没有。所以“民国书法”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你对这个时代如果没有了解，你肯定把握不住。也就是说，“13+1”和“13:1”这个1相当于它的13，但是更重要的是性质变了。它有很多问题是只研究古代书法者给不出答案，要用今人的智慧重新寻找答案。也就是说，其实当时我们在做《民国书法史论》提出问题时，后来别人写的《现代书法史论》就是按照古代的方式，把书法家的生平排一排，哪个时代有多少书法家？例如唐代有多少有名书法家和作品？有多少种排法？像个人名大辞典，它明显缺乏高水平之间的思想的比较。我们开始倡导民国近现代书法是“13:1”，明明不到100年的近现代历史，却足以抗衡3000年和5000年的古代书法史，并且还要给出充分的依据和理由。倘若你有这样的见解，就不是我们说的没有学术了。回想起来，没有当年全身心的学术研究的投入就不会有这些，所以才会说我们当时有巨大的决心和意志，我们可以抵制世间的各种诱惑而不动心，认认真真、兢兢业业，满头大汗做学问。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本书，其实它告诉你的不是民国书法史的资料，它告诉你的是通过它可以找到一种看法，一种立场；作者是如何解读这一个特殊时代书法并给出哪些思考的？
还有一本《篆刻艺术学通论》，相对而言，篆刻的学术研究人才更少。所以这本书时，我偶然找到了一个记录：30年前在权威刊物《文艺研究》上发表的长篇学术论文《篆刻美学导论》，作为学术意义上的首发，专论“篆刻美学”的，这是第一篇。所以我把它收录在这本书里，当时想，这是第一篇谈美学的，具有学科启蒙的价值，在篆刻理论的当代史中、和在我的学术记录中也都有首创意义，姑且立此存照吧。
《民国书法史论》内页欣赏
又关于此书，大部分坊间同类篆刻著作，都是从篆刻谈篆刻，视线固定，思维老化，大抵只是一种简单的知识介绍，几乎谈不上研究方法。甚至连“篆刻”与“印章”的概念异同也毫无觉察，故我希望在许多方面有所开拓。比如谈“印章制度”，这是官印中的一个大领域，甚至私印也受到制约。尤其是牵涉到对已有文献史料的补充和订正，是印学能够超越于自身而走向大历史的一个重要视点。又比如“印谱”，过去的篆刻书籍都不涉及。看印谱也不看其他，只关注印蜕作品，但其实印谱史是一个非常大的独立领域，它关乎刻版史、印刷史、古印观念史和钤拓、边款史，还关乎印章篆刻的呈现方式，比今天我们研究篆刻创作的展厅文化的学术意义毫不逊色，但在当时却是一个空白地带。我们也作了补充和展开。再比如“文人印章”（而不是文人篆刻），其中牵涉到很多“用印”（环境与社会习惯）而不仅仅限于刻印（作品对象），比如黄山谷用印注错，欧阳修开始用款印，各种唐代宫廷鉴藏印、明代文人斋馆印，这些都是十分丰富的内容，仅仅是刻印家的狭窄视野，恐怕未及想到。我想，有了这些，与坊间常识书拉开距离，就有了一本不一样的《篆刻艺术学通论》。
《民国书法史论》内页欣赏
后面还有《日本书法史》。是代表了更大规模的中国对日本书法的研究规模和品质。过去我在日本大学当老师，有机会研究日本书法史，但日本同行了解了以后，态度很奇怪，日本不理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日本书法界研究的问题，是从中国甲骨文开始的漫长中国书法历史，你却倒着研究日本书法史？第一没有必要，不值得。日本书法史没有多少内容，而且你是中国人怎么能够透彻地知道我们的历史？当时我记得在研究日本书法史的时候，中国书法界也质疑声不断。有人提出日本书法史有什么可研究的？中国还没有研究好，奢谈什么日本？但无论外界有多大的误会，我都坚持投入研究，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定力？就是当时我们在学术上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认定这件事情肯定是有意义的。目前看来，日本书法研究应该构成了我的学术生涯很重要的一个板块。关于图册、译著、专著、论文，古代史、现当代史；创作、理论、教育……都有独立的著述。目前所达到的规模和质量还有开辟之力，似乎仍没有挑战者和匹敌者。
《民国书法史论》内页欣赏
现在要说中国的学术理论界当代书学之路，我想我大概可以搬出很多的“第一”：对“民国书法”、“近现代书法”独特性的倡导；“书法美学”用书法的立场来展开美学；“史观学派”、“日本书法研究”、书法学学科研究等等。我已经十多年不做日本书法研究了，因为我后来转到学校管理和社会管理方面，有很多的政务工作，没时间做日本书法了。但到目前为止，在网上现在还能搜集到我过去出版的许多日本书法类的书籍。
还有即将出版的《书法教育学》。现在的书法教育人人都在喊要提倡要推行，但却没有教育中最重要的规矩意识，也没有理论思想准备。过去书法就是写字，没有书法作为“艺术学”的这个概念。但是这两个概念有什么不一样？写字是不是就是书法教育？不是的。书法教育有它自己的游戏规则，有它的规律。这些规矩规律规则在哪里？于是我们就开始尝试着去建立。当时大部分写字的人所谓的书法教育，就是写字技能教育。其实一直到今天，我们的美术学院，我们的浙江大学，遇到有些书画专业老师，我真是拿他无可奈何。上课全凭经验，胡吹海侃，聊大天，随意性很强。是既没有具体教学计划也没有课堂教学目标也没有阶段性的推进更没有逻辑。但如果没有清晰的教学目标，你准备怎么去检验它？目前艺术类院校老师大部分都是经验式的教学，其实离我们现在严格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的标准相去甚远，于是我就写了这本《书法教育学》，试图建立书法教学尤其是大学级别的教学应该具备的素质、标准和操作规范。
《民国书法史论》内页欣赏
说了那么多，最后要讲一个什么题目呢？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幸运的时代。我们的时代面对的过去是被“文革”断裂的一代或几代，前面是一片空白，因此我认定我这个时代是最需要快速地建立规则，建立学科，建立框架。我这个时代，民国时期的书法研究水平比较低，清代以前的书法家做研究没有理论体系，解放以后的中国和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交流中断；但是改革开放给我们了一个机会——走出去，看世界。当身在学校时可以潜心学术，而这个时代，刚好是一个需要建立规则的时代，被我幸运地赶上了。我们远离了诱惑，一门心思在建立规则。“书法学”、“书法美学”等等就是在此时建立的。
比如，既然是书法专业的学生，怎么可以不学“书法美学”？不讲审美，那你这个艺术从哪里来的？所以必须要开这个课。如果要开这样的课，这个可能就是第一本教材，当时第一本书法美学著述立场是强调必须从书法出发的，又必须是极其系统的教材。这书里抛出来的很多的问题，都是当时的书法家，只练笔墨的人，想都没想过的问题。学术的追根寻源在我们这里出现了，它算不算一个规则？民国的、近现代的书法和古代的书法相比，把民国、近现代的书法一百年时间，准备和人家的五千年去抗衡，这是不是个规则？这样，这个领域的重要性马上就起来了。大家觉得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地方。我刚才讲的日本书法，我刚才讲的篆刻，我刚才讲的教育学，其实都是在建立规则。
一个刚刚退休的同行说：陈老师，你知道别人是怎样说你的么？别人说整个的当代书法四十年，陈振濂最聪明，在书法圈里全覆盖，有点像“圈地运动”。我当时听了一愣，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只考虑学科规则建立的必要性，完全没有想到圈地不圈地。他的意思是，等你把地都圈完了，别人要做的时候，要不就是跟在你后面做；要不只能看看你的关注后其他外面还有没有余地？跟不跟得上？我想这个说法肯定不是赞扬而是揶揄和嘲讽，也许心中还带着不满和无奈，但是我觉得对于我而言，“圈地”也就是个玩笑而已。从本质上说，就是刚才说的建立规则，要顾及方方面面，当然不能有重大缺漏，要强调学科的完整性，当然就只能亲历亲为，不放过任何一个盲点了。而且要能做到“全覆盖”，必须要有出色的方法论能力和手段，只会研究某一个书家的某一段历史，视野极窄，既不“当代”包罗万象，又不“书学”拥有稳定学科构架，还不能开辟道路让后人沿循，凭什么说是“当代书学之路”？
我们这一代书法人和上一代人不一样，和今后这一代人也不一样。比如今后的人再做书法美学，他肯定会做得比我好。而且我必须准备他比我做得好，因为这是自然发展规律。只是我是开始者、启动者、建立者，所以当别人在揶揄我是“圈地”或许还愤愤不平时；我想的却是：如果大家都认定我是在学术上“圈地”，那就意味着我当年希望用学术研究去影响一代人的目标和建立规则的目标，通过四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达到了。后人所有想在书法学术领域中布的点，前面都已经尝试着有开辟有实践了，而且也许已经做得非常系统了，有的短时间内根本超不过。比如日本书法研究，后面人想超过这一代的成果，无论就体量数量质量而言，我估计也非常难。因为要研究一个外国的书法史，除了一般史料常识外，还要与一个国家的学术上层人士交流，要有学术上的人脉，这样才能找得到最珍贵的资料，提出其本国人也提不出的新见解。
我不知道我以前有没有讲过这个故事？我以前出国多次，有几次是一年一次，每次回来，行李超大，总被海关扣住。海关查有没有禁书？有没有违规要加税的家用电器？那个时候电视机、录像机中国也没有，十分稀罕。海关官员一看：这家伙读书读傻了，带了四五十箱书啊，这么重，光是运费就不得了。再一看，破破烂烂，灰头土脸，因为都是明治大正时代的书，都是150年前的出的那种书。我那时候经常去日本东京神田町和大阪梅田等地去淘书，收了不少。海关官员翻了半天，好不容易在一本日文版的《艺术概论》里找到一张插图，是安格尔的《泉》，检查员请示领导：这算不算是黄色书？海关官员说这不算，这是世界名画，画得挺好。于是放行，脸带微笑。这个过程你没经历过你真的不知道：海关的职责，怕这些书的字里行间有反对我们国家的，或者国外的对中国污蔑攻讦的宣传品进来；所以他们一本本拿出来翻，一翻就把行李翻乱，翻得我火冒三丈，于是跟他们发火。海关说你还发什么火？我如果查到一份违禁品你就得进去说清楚；结果一看，都是那些最早的古书旧书。但就是靠这些书，才能完成日本书法史、美术史、文艺史、比较书法学种种的中国特色大规模研究。所以建立规则，是我们“当代书学之路”的精要，如果宏观地看，它是上一个世代我们所做出的最有价值的努力和成果。
今天中国大陆，据说已经有170多所高校建立了书法专业，但是我仔细看看他们排的课，做的教学大纲，我觉得他们对“规则”的认识还是非常模糊的。只有书法实技练习，没有专门的《书法美学》课，没有专门的《书法学学科研究》课，我们在1989年就编撰过一套上下卷的《书法学》，开启了学科研究的第一幕，刚刚还有在场观众说当年就买到过我主编的《书法学》，是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的，这样的课如果不开，还谈什么专业？也就是说，整个学术研究的基本框架，都是符合我们当时所做的建立规则的标准形态，都是一个个有效举措。如果硬要以“小人之心”度之，认定它为“圈地”，那又何妨？除非不做学科研究，不然论知识零片断简，论框架缺胳膊断腿，那还叫“学科”吗？
所以我觉得书法在一个学科专业里面，如果哪个地方有空缺？就要努力跟进去。至于在某个具体领域中掌握基本知识，不需要几十年积累；只要掌握了一定的学术方法，举一反三，就会很快进入角色。稍稍找几本基础的可靠的书，通过很多前贤学术研究中的提示作为线索，你已经能知道阅读哪些书是基本范围？这样基本就能掌握相应的知识，接下来就是见识、观点，建立规则；“当代书学之路”要做的就是点出这样的题。
当代四十年历程，过去没有书学，现在有书学，我们只是初步做了一个轮廓，现在还在深化它，推进它。无论是深化还是推进，如果当时不是这样全身心地去做书学尤其是学科研究的话，今天要让我来运作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学术委员会，要摆平不同的研究方向如史学、美学、创作论、批评等等，我是做不到的。现在许多书法理论家，做个案可以做得非常出色；但在个案之上，一定还会有一个大的学术领域结构在我的预期之中，就好比一座建筑，门窗在哪里？台阶在哪里？屋顶在哪里？一定不会出现有某一个选题某一个研究，会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或让我措手不及。也就是说差不多应该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们今天在场的还有几位博士，比如在座这位女生，一二年级读书时不在状态被我严厉批评过，原来是在中国美院读博士，今年夏天博士毕业，成绩优异；但课题还没做完，继续到浙江大学读博士后。浙江大学是文科精英汇聚的地方，但是我也发现到了，相当一部分导师指导博士生选择研究课题的时候，一定是动员学生选择导师所熟悉所喜欢的，换句话说就是老师给学生指定课题。比如你是一位博士，现在告诉老师你要开始写博士论文了，论文题目一定是老师给你出的。因为担心学生选的题目如果老师不熟悉不知道，老师怎么指导学生？我老师当然应该要站得比你高，一定选择的是比你熟悉的领域。所以一般是老师研究什么？学生就找其中的一个分支进行研究。这是常态。但我和我的学生不是这样，我在浙江大学是2000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到现在为止十八年了，他们博士生们的选题都是他们自主先提，然而他们提出的任何选题一旦讨论确定，我就会顺着告诉他们如何往下深入？怎么开始细化？你的论文应该按照什么样的章节配置来展开你的逻辑？但是选题都不是我规定的。这样的做法，在浙大中国艺术研究所的博硕士学生里，在全浙大都有非常好的口碑。在浙大极少有老师，可以不管自己的专业，学生报任意什么选题，老师就指导什么选题。而且毕业的时候，博士的论文答辩又非常严格，决不马虎放水。甚至有时候还会陷入“孤军奋战”的绝境。我记得最严格的一次，一位博士完成毕业论文，送出外校盲审，但请的外校书法专业的老师评委多是搞实践出身，理论有的不太擅长。结果给这篇论文打分反馈有一个优两个良一个及格一个不及格，这是比较严重的评判结论，按理五个审查教授的意见，应该都是优秀或良好，只要有一个不及格，按规则就不能安排参加答辩了。学生研究的是古代书法理论中的一个字“气”，就这个“气”字的文艺理论价值，写了博士论文竟有十五万字，他用的方法一开始我也很陌生，因为用的是语言学的方法，跟我们艺术学的方法完全是两回事。我看了他论文的十几页，一点也没有找到感觉。直到读了三分之一后，开始有感觉了。他的这个选题和研究方法都太古怪，所以他发出去给博士论文通讯评审老师，许多老师说这个论文不行，哪里像艺术论文？和书法、国画的艺术论文完全两码事。但是一旦被否定后，从程序上说，这个学生就毕不了业了。然后我们开学术委员会，我说这篇论文超出了目前书法教师所接受教育的那个层面，它已经是另外一个领域；大家认为它通不过是很正常的。但是我已经好不容易读懂它了，并且我已经纠正它的很多细节上的错误，例如逻辑上有悖论的地方。但是，我坚持认为这篇文章的研究方法是我接触的以往书画论文没有或罕见的的方法，是有足够新意的。这样的从外界引进方法来研究，正是浙江大学所鼓励的学科交叉的优势，不但不应该扼杀掉，还应该鼓励。我希望他能毕业，希望学术委员会的各位委员投一票。如果有什么托人情走关系的学术腐败问题发生，我可以用我的学术生涯来担保，也即是说，我用我的公信力和名誉担保这篇论文是优秀的。最后大家都认为，对这样在方法上创新的成果，可以破例支持和通过——当你的学术研究的盘子很大，当代书学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可能性都在你的视野掌控之中时，你就会知道里面将会有哪些东西？只要花时间去做就行。如果我没有时间做，我可以让我的学生如博硕士生去做；但我一定知道他的优劣好坏在哪里？如果知道并掌握住这个范围，那么“当代书学”就可以在我们这代人中建立起来了。
当然别人在他的领域里也可以做得很好，只要当代书学的每一个项目出来，一定要先找他的创新点在哪里？出发点在哪里？今天在这里有不少我们的硕士博士在场，大家可以回忆一下看，我们是不是这样做的？你的标题一出来，我就会问你的问题在哪里，你的创新点在哪里，你不要给我拿一大堆资料，虽然收集得很辛苦，我要知道的是你的问题点，你能告诉我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和看法吗？你所收集到的资料我都看过，对我来说都是老生常谈；我是想知道你在这些老的资料里，老师脑子里已经滚瓜烂熟的资料里，能否提得出新看法，使用新方法？如果没有，这个论文就不要写了，应该换个题目。如果有，我就会与你探讨这个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成立的可能性，有没有放水？是不是冒牌？如果它经得起我的检验，这个题目你才有价值进行下去。这个就是我们在说的“当代书学之路”。
我们现在的努力是在将它往大学科的方面靠拢，我们现在的博士论文所要达到的标准，我和很多专家说我一定要将我们研究所的国画、书法、篆刻等方面的艺术论文，混入文史哲各文科的毕业论文中看不出来，水平相同相近，至少要达到七十分以上的水平。你的论文放在哲学教授那里审查，除了专业知识他不知道，其它的如逻辑推理，演绎方法，他都应该知道，对还是错他都能判断，而且他还要同意、赞成、甚至佩服你。过去我们艺术论文找人文学院文史哲的老师参与答辩，他们曾经在心态上嗤之以鼻：写学画画唱歌跳舞的，有技术没文化，能有什么好文章？能做到语句通顺没有错别字就不错了。但来过四五次后，开始肃然起敬起来，觉得有些优秀论文他们自己的学生也做不出来。文献的功夫，选题的精准性，文科学生也未必做得出来。所以从书画之学在综合性大学里的这个地位、形象、身份的转变，可以据以见出我们现在的努力成效，也可见今天所做的“当代书学之路”研究在推动我们这个时代书法的兴盛发展中所发挥的支撑作用。在一个综合性大学里，你必须把学术论文中提出来的观点看法，让大文科的专家看了后觉得不错，有水平，那他才会尊重你。
“当代书学之路”，首先要感谢上海书画出版社，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发表“谬论”。后面还有三本也很值得期待。我想不仅仅出这六本书，而是说它是一个架构，包含了书法、篆刻等作为学问的方方面面。如果三十本书都做好了，你将看到一个庞大的学科形态。这个学科过去有丰富内容，但没成型过。如果仅仅把这几本书看出版的业绩，我认为这个评价还是不够准确、不够到位。我认为无论你是专家还是业余学习，要把“当代书学之路”看作是这个四十年，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们所建立起的比较完整的学科构架，就是我说的形成了“规则”，这样后来者就能有方向。
今天碰巧有一件非常高兴的事值得与大家分享。今天是9月2日。昨天，也就是2017年9月1日，是小学生开学第一天上课。教育部通知，今年的语文课本作了大改革：是“先学识汉字后学拼音”。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做法，是针对小学语文课启蒙教学的先拼音后汉字的旧做法，作出了有效的改革。从中体现出中国倡导的“文化自信”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气度和胸襟。我在全国人大“两会”的五年里总共提了八个议案，从国家文化安全角度强调汉字启蒙教育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尤其是在今天互联网时代面对电脑手机字母键盘，让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国孩子必须先学习汉字字形，强调它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强化汉字记忆，弱化拼音教学”、“语文教学中文字书写先于拼音学习”“汉语拼音不能蜕变为汉字拼音”等等，都是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议案的题目。昨天9月1日开学，全国上千万小学生开始使用“先识字后拼音”的新语文教材。先学“天、地、人”“你、我、他”“金、木、水、火、土”而不是“a、o、e”。这对我这个呼吁者而言，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大好消息。它证明我们持续多年的坚持、发现、判断、建议是符合并领先于时代潮流、符合国家在文化上的大政方针的基本方向的。虽然它并不是直接的当代书学发展的内容，但却是更大范围的国家文化建设的大命题。即使站在书法专业研究家的角度，我们也应该有这种“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其实仔细想想，“当代书学之路”回溯三十年，致力于构建学科和建立专业规则，这些哪一样少得了“家国情怀”？
做一个好的书法家；对于过去、现在、将来有清醒认识；能够在这个时代建立一个本专业的规则、秩序；强化汉字记忆，应领先于拼音教学。以上就是我今天谈“当代书学之路”命题的主要内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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