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大林：我之幸，谁之哀？——《盛氏微言》后记

【按】此文是刚刚出版的拙著《盛氏微言》的后记，简述了出版此书的背景及考虑。天猫“中国发展出版社旗舰店”有售。打开天猫，搜索“盛氏微言”即可找到。

关心我的朋友应该会发现，近几年在电视或电台上看到或听到我做评论的次数多了，而在网站和报刊上看到我写的文章少了。的确，自2012年以来，我已经由以前的“写”评论转为“说”评论。

为什么不写了呢？因为写的太久、太多了！自1993年开始涉足杂文时评，我连续写了近20年，发表了3000多篇文字。坚持时间之长、发表文章之多，在全国都是数得着的。能评的事儿都评过了，想说的话也都说过了，重复以前的观点没有多大价值，又实在难以写出新意，加之近年报社的工作多了起来，而且我对书法的爱好又重新燃起，所以，暂时停下写作之笔可谓顺理成章。

回望20年的写作历程，我时常产生一种冲动，那就是作一次“小结”，而出本选集应该是比较好的方式。虽然7年前曾经出版过一本《“意见领袖”是怎样炼成的》，但筛选范围只是此前三四年创作的文章。但每当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又时而有些犹豫，因为时评被称为“易碎品”，也就是很容易“过时”——时过境迁，我的那些紧追时事的文章还有价值吗？读者还会感兴趣吗？但最近的一件事儿，让我有了自信、下了决心！

著名刑辩律师田文昌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了他对“舆论审判”的看法。十多年前，涉黑的沈阳“刘涌案”曾引全国关注，而田律师就是被告人刘涌的辩护人。一审死刑，二审死缓，正是二审的改判让舆论哗然。在那场声势浩大的质疑中，笔者就曾经是主力。在舆论的压力下，最高法院提审，又改判死刑。后来有消息说，刘涌受到了刑讯逼供，死刑判决是有问题的。于是，“媒体审判”、“舆论杀人”之声再次响起，很多专家主张对媒体作出限制。出人意料的是，“输”给了媒体的田文昌律师明确反对“舆论审判”之说。他说，媒体发表评论是权利，不应该受到限制。“评论可能对也可能错，可以说内行话也可以说外行话，那都是它的问题，但司法机关应当’脚正不怕鞋歪’，如果你没有底气，跟着别人跑，那是你的问题。他说他的，你判你的，能经得住检验，就不怕别人说。这才是一种正确的制约关系。如果因噎废食，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制约手段，司法公正就更难保证了。所以，舆论监督对独立司法是必须的，是不容置疑的！”田律师的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 对他的这种超越个人利害的品格，也深为感佩。于是，我把田律师的这篇文章转到了微博和微信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时评家马少华先生跟帖说，几年前时评家陈杰人发表过类似观点的文章，他这一说，让我想起了自己的一篇文章，那就是2001年8月8日发表于《中国青年报》的《法官的独立性从何而来？》。我对少华说，“这篇文章可能还是您亲自编发的哩”，因为当时他是中国青年报评论部的编辑。我的这篇文章谈的也是舆论监督与独立司法的关系，观点与田律师完全一样。我在十几年前就论述过的问题，直到今天还在讨论，批评“媒体审判”的文章仍时有所见——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这个问题没有过时，我的观点及文章也没有过时。

翻看自己20年来发表的作品，我发现这种“时过”但没“过时”的文章还有很多。比如在《小平同志的话也要历史地看待》中，我实事求是地对“不争论”之说提出了不同看法。这篇文章是10年前写的，当时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今年已是110周年，虽然10年过去了，但“山还是那座山”。我于2004年发表的《旗帜鲜明地否定仇和》当时就曾引起广泛的争议，十多年后仇和落马。2011年，我率先提出“聂树斌案应由最高法院提审”，5年后被最高法院采纳。再比如我对“谢绝自带酒水”及“开瓶费”的辩护、又比如我率先在国内提出的“彩票中奖者身份应该公开”等观点，至今仍时常引起争论。

本应“速朽”的文章，却迟迟没有过时，甚至不断得到印证。对时代来说，这是不幸的；但对作者来说，却是幸运的。如果这些文章还能让读者朋友读得下去并能引发一些思考，我将非常高兴！

“盛氏微言”是对“盛世危言”的套用。“盛”是我的姓“氏”，“微言”是取“人微言轻”之意。我曾在《东方今报》上开过同名的专栏，《河南日报》官方微博上也开过同名的微专栏，《贵阳日报》对我专版专访的标题也叫“盛氏微言”。之所以钟爱这四个字，是觉得这个名字既讨巧又贴切——用这个个性鲜明的“标签”作为我的书名再合适不过。

此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发展出版社社长包月阳先生的大力支持。著名杂文家鄢烈山先生的序言更为拙著增色不少……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14年8月18日于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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