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是由复旦发展研究院和丰实集团共同打造的中美关系研究的学术平台
美国东部时间2月9日18时，前福克斯新闻网主播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son）释出了两个小时采访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视频。由于马斯克等人的助力，在社交平台上下载量短短一周内就飙升至两亿，赚足了热度。普京上一回接受美国记者专访还是2021年在莫斯科与NBC新闻的凯尔·西蒙斯对谈，卡尔森的专访也是2022年新一轮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第一次接受美国新闻人采访——卡尔森已从福克斯新闻网离职，一直是独立的媒体人，所以此次他仅以个人名义前往俄罗斯采访普京。此前克里姆林宫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针对为什么卡尔森能得到采访普京的机会做出了解释：普京之所以愿意接受卡尔森的专访，是因为他的立场与其他西方媒体不一样——卡尔森与那些致力于亲乌反俄宣传的传统盎格鲁-撒克逊媒体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采访内容涵盖为什么普京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美俄关系、中俄经贸、被俄罗斯指控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记者格什科维奇（Evan Gershkovich）、人工智能、宗教信仰等方面，但主要是关于乌克兰危机——普京花了大量时间讲述乌克兰的历史和乌克兰危机的由来，并向卡尔森解释俄罗斯行动的依据。采访释出后，各方反应不一，欧洲一些官员认为卡尔森是普京的工具，并声称将制裁卡尔森，还有人认为卡尔森这是在替普京宣传、打击乌克兰和西方阵营。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每日邮报》撰文，呼吁西方阵营不要被蒙骗，举出美国总统里根的事迹以期美国能继续援助而不是“出卖”乌克兰；曾被俄罗斯联邦判刑、后来流亡海外的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Михаил Борисович Ходорковский）专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逐条批驳普京关于历史的论点。而卡尔森则认为普京不是扩张主义者，戳破了美西方主流媒体的虚假叙事。抛开这些基于政治立场的声音，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次采访作为一个窗口，揭示了乌克兰危机背后俄罗斯政治精英思考的方式。普京在采访的大多数时间都在阐述乌克兰的历史经纬，许多内容都重复了普京在各类演讲、尤其是2022年2月的万字演讲中的老生常谈。总的来说，这些都是在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乌克兰对俄罗斯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普京的话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俄罗斯主义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对乌克兰问题的解释：1654年的佩列亚斯拉夫协定标志着俄乌的联合，所谓“独立的乌克兰民族意识”是19世纪奥匈帝国策动的产物，乌克兰是后世“拼装”起来的国家，拿走了不属于乌克兰的俄罗斯土地，等等。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第二点。沙俄原本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帝国”，有着诸多不同的宗教信仰、语言和民族，上层贵族更是以说法语、亲西欧为荣；而在启蒙思想的冲击下，为了稳固沙俄的统治，杜绝十二月党人起义这样的革命事件，尼古拉一世时期的教育大臣乌瓦罗夫提出“东正教、专制、人民”的三位一体民族性原则，沙俄开始推行“俄罗斯”化，表现之一就是对乌克兰民族运动的发展持否定态度，将其视为“马泽帕主义”（Мазепинство），认为这一运动的支持者是在追随盖特曼（Гетьман，乌克兰及立陶宛大公国的军队指挥官头衔）伊万·马泽帕（Іван Мазепа）——在俄罗斯历史传统中，马泽帕被视为俄罗斯帝国建设事业的叛徒。沙俄政府还在乌克兰民族运动中发现了“奥地利的阴谋”，认为它受到奥地利的支持。19世纪末的俄罗斯保守派——尤其是米哈伊尔·卡特科夫（Михаил Катков）、谢尔盖·肖戈列夫（Сергей Щеголев）和瓦西里·舒尔金（Василий Шульгин，大名鼎鼎的保皇派组织“黑色百人团”成员）——都认为，说乌克兰语和独立的乌克兰民族这一理念本身都是人为创造的。作为应对， “小俄罗斯”方言书籍在1876年被彻底禁止在俄罗斯出版，但在1917年的革命后乌克兰成立了自己的拉达，也经历了不同于俄罗斯的争夺政权的战争，斯科罗帕茨基、彼得留拉和乌克兰苏维埃轮番登场，随后就是饱受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非议的苏联领导层的乌克兰政策——他们认为，在苏联的授意下，乌克兰得到了许多本属于俄罗斯人的东西，比如普京提到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获得的黑海沿岸领土。此次专访不同于之前演讲的地方在于，普京特意拉上了匈牙利，在花了大篇幅讲述现代乌克兰国家的由来后，指出乌克兰除了从俄罗斯取得领土外，还从其他东欧国家取得了不属于自己的领土，尤其是匈牙利的外喀尔巴阡，还以自己上世纪在乌克兰旅行的切身经历试图说明西乌克兰存在许多渴望回归匈牙利的匈牙利人。应该说这精准切中了匈牙利人的痛点，因为匈牙利人认为现在乌克兰的外喀尔巴阡历来是匈牙利历史上“圣斯蒂芬王冠领地”的一部分，是一战后对匈牙利极度不公正的《特里亚农和约》才让匈牙利失去了“自古以来”的外喀尔巴阡。即使时过境迁，距离一战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也没有冲淡匈牙利人对《特里亚农合约》的痛苦回忆。2010年，匈牙利国民议会宣布将《特里亚农和约》签订的日期确定为民族凝聚日；2020年，匈牙利科学院（MTA）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94％的受访者认为和约是不公的，有五分之一的受访者去过乌克兰西部的外喀尔巴阡地区。可见，《特里亚农和约》对匈牙利人是刻骨铭心的痛。该地的匈牙利人也认为自己跟俄乌矛盾无关，不愿意加入乌军与俄军冲突，更担心被乌克兰强征入伍。匈牙利前总统卡塔琳·诺瓦克（Katalin Veresné Novák）也在本轮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说，“现在每个人都要用自己跳动的心来关心外喀尔巴阡的匈牙利人”。可以说，在历史问题上，匈牙利最能理解俄罗斯“乌克兰是人造国家”的思维模式，也对俄罗斯的立场颇为同情，成为了俄罗斯的绝佳拉拢对象。此前据路透社报道，2024年1月27日，匈牙利极右翼政党“我们的祖国”（Mi Hazánk）运动领导人托罗茨凯·拉斯洛（Toroczkai László）在布达佩斯接待德国选择党、荷兰“民主论坛”等欧洲极右翼政党的会议上表示，如果乌克兰战败、失去国家地位，该党将对生活着大约15万匈牙利人的乌克兰西部外喀尔巴阡州提出主权声索，得到了在场人士的热烈欢迎。2023年11月，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彼得（Szijjártó Péter）也曾抨击乌克兰对待少数族裔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善，其境内的匈牙利民族的处境正在恶化。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亲俄疑乌的态度更是众所周知：他一直以腐败问题指责乌克兰，威胁要行使一票否决的权力拒绝乌克兰加入欧盟。另外他还在2023年12月14日的欧盟峰会上阻挠对乌克兰的援助计划，一些欧盟领导人批评欧尔班“玩政治游戏”，以至于欧盟威胁冻结对匈牙利的拨款，被欧尔班批评为“勒索”；2023年12月15日，欧盟宣布启动乌克兰的入盟谈判，欧盟各国领导人开始表决时欧尔班“恰好”离开会场、不参与表决，因此算作匈牙利“弃权”，在场26国得以全票通过。欧盟就以这样“有创造力”的方式绕开了匈牙利。欧尔班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欧盟26国的决定是“毫无理性和根据”的胡闹之举，他认为乌克兰还没有做好加入欧盟的准备，匈牙利不打算加入这场闹剧。更耐人寻味的是，之前在2023年8月30日，卡尔森也采访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而普京和欧尔班都是美国和欧洲保守派、民族主义者的崇拜对象，尤其是在反对“多元文化”的运动中他们享有共同语言。从这个意义来说，普京和欧尔班已经成为了发源于美国的“文化战争”的一部分，而普京也在借此努力赢得更多国际支持。考虑到并不是所有的右翼都天然支持俄罗斯（比如阿根廷的米莱、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其中“五星运动”出身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更是以帮助匈牙利维护在欧洲理事会的表决权说动了匈牙利松绑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在专访中大段谈及东欧历史和美国自由帝国霸权就更是具有针对性的话语输出。事实上这种策略已经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在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就对援助乌克兰提出了许多附加条件，对乌克兰的“腐败”“民主”问题尤其关注，与对以色列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换言之，普京以“历史回顾”争取匈牙利等涉及与乌克兰存在历史领土和人口恩怨的东欧国家的好感，以社会保守主义向美国的右派示好，从而合理化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来对抗拜登政府和北约对乌克兰的援助。乌克兰语：Закарпатська область，匈牙利语：Kárpátalja，英语：Transcarpathia，是乌克兰最西部的一州，首府为乌日哥罗德（图中标粗的Uzhgorod），是乌克兰西连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家的主要地区。图片来源：https://www.karpatenukraine.de/index_en.html对于卡尔森而言，愿意与普京对话不意味着完全赞成和支持。他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一是如果乌克兰理应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为什么特别军事行动会拖到2022年？另一个则涉及基督教神学，卡尔森向普京提问：基督教是一种非暴力宗教。耶稣说，把另一边脸颊转过来。不要杀人。一个必须杀戮的领导人怎么可能是基督徒？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针对第一个问题，普京没有给出正面回答，而对第二个问题，普京的回答直截了当：“要保护自己、家人和祖国，其实很容易。我们不会攻击任何人。乌克兰的事态发展始于何时？从政变和顿巴斯的敌对行动开始。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们在保护我们的人民、我们自己、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未来。”其实这也可以视作对第一个问题的回应。这背后隐藏着一段公案，即对“敌基督者”是否需要采取武力手段。这里卡尔森说的是《马太福音》中耶稣有“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邻居，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的教导，最早是大文豪托尔斯泰主张“勿以暴力抗恶”，看起来也与耶稣的教导相符，但是白银时代的哲学家伊万·伊里因（Иван Ильин）坚决反对托尔斯泰的主张，认为这是无政府主义，应该以“强力抗恶”，因为耶稣的“爱仇敌”是在基督教的范畴之内，也就是适用于基督徒之间，对敌基督者不能采用基督徒的标准。伊里因认为，“基督在号召爱敌人时，指的是人类自己的敌人。基督从未号召去爱那些践踏神明的上帝之敌，这亦属于关于宽恕欺侮的那条圣训的内容，亦属于“不要与恶人作对”那一训诫的内容。将这个呼吁在个人行为中持温和态度的号召解释为呼吁对暴力和不公做意志软弱的漠视的号召是错误的。”伊里因问道：“难道将弱者出卖给恶人便意味着表现温和？让那些恶人们把持凌辱教堂、灌输无神论、断送祖国的权利便意味着是温和的、慷慨的？于是，便形成了爱的否定性一面。这样的爱，不可能接纳人类之恶，而是会积极地与之对抗。对恶的否定，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不赞同、不同情，到肉体上的消灭和折磨。施行否定的爱，对人类而言是不愉快的和痛心的；它要求人类做出舍己忘我的义举，并且是严酷的义举。”为此伊里因写作了《强力抗恶论》（О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и злу силою）：“追求道德完美的人能否用武力和剑抵挡邪恶？一个信神的人，接受他的创造和他在世界上的地位，岂能不以刀剑武力抵挡邪恶？” 托尔斯泰曾断言一个人不应该受到压力，而应该独自进行内心的道德斗争，伊里因认为这意味着自己避免这场斗争，被动地纵容他的邻居表现出邪恶，他写作的要旨就是力图抵制“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对俄罗斯宗教和政治的毒害。这种论调引发了别尔嘉耶夫、高尔基等知识分子的批判，认为他是为暴力和专制辩护，将东正教扭曲为“复仇的宗教”。伊里因也予以回应：强力抗恶不是要提倡暴力，只是认为外在的强制措施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保护善与精神,使之免受恶的侵害。苏联解体后，伊里因的思想流行起来，多次被普京引用，显然普京非常熟悉类似的讨论，也会很娴熟地用这样的话语为俄罗斯联邦辩护。既然特别军事行动是保卫自己而不是进攻其他国家，自然是在退无可退的时候发起。在此意义上，迟至2022年不是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正当性的动摇，而是俄罗斯联邦对乌克兰和西方释放充分善意却屡遭冷眼、避无可避、忍无可忍的结果。伊里因曾经预测：“（一旦苏联垮台）一个世界性的宣传机构会向全俄罗斯的混乱状态抛出一个号召：‘昔日俄罗斯的各民族们，分家吧！’这时便出现了两种可能：或者是在俄罗斯境内兴起一个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专政，它把‘缰绳’握在自己的强有力的大手之中，使这个导致灭亡的口号消失并引导俄罗斯走向统一，中止国内所有各类分立运动；或者是这样的专政不能形成，于是，国内便将开启难以想象的大混乱—人口的迁移、回归、复仇、屠杀、交通崩溃、失业、饥寒交迫和无政府状态。’”普京曾经说过，苏联解体对俄罗斯是最大的地缘政治悲剧，原因即在于此。显然，今天的俄罗斯政治精英认为，俄罗斯需要走第一种道路，以民族的专政避免俄罗斯的分崩离析。就像普京在专访中说：“正在发生的是一场内战。西方国家的每个人都认为，俄罗斯人民已经被敌对行动永远分裂了，现在他们将重新统一。团结依然存在。乌克兰当局为什么要解散乌克兰东正教会？因为它汇聚的不仅是领土，还有我们的灵魂。它还汇聚了我们的灵魂。没有人能够分离灵魂。”这也应了伊里因的观点：人类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危机。伊里因认为，人类文明的现代性危机是一种精神危机，即对人类存在的基本精神原则的破坏。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和更新这些原则，为此有必要深入渗透其真实本质，并了解社会中精神价值观的同化和传播的特殊性，各种社会机构（家庭，民族，国家等等）在此过程中的作用。而俄罗斯“独特”的思考方式在于，战争恰恰是精神的修行中值得鼓励、甚至不可缺少的部分。伊里因提到，“战争不仅是震撼，更是精神的考验和精神的审判。战争迫使一个人回答这个问题：我生命中是否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可以为之而死？”“战争的意义在于，它号召每个人反抗并捍卫他迄今为止所生活的、他所热爱的和他所服务的。” 在普京等俄罗斯政治精英看来，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恰恰是维系俄罗斯赖以生存的精神的完整性和灵魂的“了然/显明”（очевидность）的必由之路。普京提到的与斯捷潘·班德拉（Степан Андреевич Бандера）齐名的乌克兰纳粹分子、“乌克兰反抗军”（UPA）领导人罗曼·舒赫维奇（Роман Шухевич），曾策划了1943年的加利西亚-沃利尼亚大屠杀，1950年3月被苏军击毙。普京提到了俄罗斯的灵魂，还在回答卡尔森对基督教神学的提问中提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至于一般的宗教，你知道，它与外部表现无关。不是每天去教堂，也不是用头去撞地板。它存在于内心，而我们的文化是如此以人为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方非常有名，他是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文学的天才，他谈了很多关于这一点，关于俄罗斯人的灵魂。毕竟，西方社会更加务实。俄罗斯人更多地考虑永恒，考虑道德价值。”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底是如何阐述俄罗斯文化的，以至受到后世重视？也许可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找到痕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一位法国人可以为之效力的，不仅是自己的法兰西，甚至亦有人类，只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那便是他将依然是个最法国化的人；英国人或德国人亦然。只有俄罗斯人，甚至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就是说，在将要做出全面总结之前很早的时候，就在他最欧洲化的时候，他方才获得了逐渐成为最俄罗斯化的能力。这便是我们不同于所有人的最重要的民族差异····。俄罗斯绝不是为自己而生存，而仅仅是为一个欧洲而生存。”在《少年》的手稿中，还有这样一段：“俄罗斯贵族，如同是世界公民和全人类之爱的预言家。这是历史进程嘱托于他的。是彼得大帝打开了他们面前的视野。” 俄罗斯哲学史作家阿尔谢尼·古雷加（Арсений Гулыга）在《俄罗斯思想及其缔造者》（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и ее творцы）中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谈到的“贵族”指的不是一个阶层的属性，而是一种文化水准、一种精神状态。在对待阶层态度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没有偏见，也没有幻想，而是在文学作品中揭示世袭贵族的衰败与蜕变。某种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的两部文学作品，也是他思想的结晶《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讲述的都是这一过程。《少年》里的公爵索科利斯基成为了刑事犯，而真正的精神贵族却是昔日的农奴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多尔戈鲁基——他的姓氏是公爵的姓氏，他的思维举止也是公爵式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里老卡拉马佐夫被害，大儿子迪米特里被判流放西伯利亚，二儿子伊万精神失常生命垂危，私生子斯梅尔佳科夫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外省地主家族卡拉马佐夫就此败落。唯有虔诚修道、纯洁善良，对所有人都怀有爱心的小儿子阿廖沙存活了下来，他在一次次修行中体会到：奇迹不在修道院的灵柩、也不在圣典中，而是在与平凡人的对话中、在每一次谅解与同情中悄然闪光。小说结局阿廖沙在男孩伊柳沙的葬礼上发表演讲，希望伊柳沙不会被忘记，学童们一起手拉着手，高喊“卡拉马佐夫万岁！”这意味着作为一个贵族家庭的“卡拉马佐夫”倒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颗敬爱、友善之树升起，人们的灵魂得到了新生。陀思妥耶夫斯基憧憬着全体俄罗斯人民都成为贵族的时代。这与托尔斯泰呼吁贵族放弃自己地位融入平民形成了反差，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罗斯文化的处理方式也更受俄罗斯政治精英欢迎。陀思妥耶夫斯基还通过长篇小说《少年》中主人公韦尔西洛夫之口注意到，在俄罗斯“一个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还没有的、最高等级的文化类型——对所有人的普世性热心关注正在形成”。这种“普世性的热心关注者”，在古雷加看来，源自俄罗斯“乡土派作家”：对故土的眷恋越是强烈，这种情感便会越快转化为这样一种理念：祖国的命运与整个世界的命运是不可分的。渴望安排好整个欧洲的和整个世界的事务的志向，作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俄罗斯人特征，亦是由此而来。从这里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对俄罗斯人的“特殊性”和高贵之处的论证。美国历史学家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在《持续焦虑——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中认为，这是以18-19世纪德国哲学家（谢林、赫尔德、费希特、黑格尔、康德等）的方式，在西方政治哲学理论框架内论证了一种反对西方现代性的途径，还让俄罗斯人有了在文化上傲视西方的资本。正是从这里开始，俄罗斯才有了现代主权国家体系下的“弥赛亚意识”，认为西方过的是物质生活，而俄罗斯人的生活是精神层面的。普京只是表露出“物质”与“精神”区隔，并没有明确的褒贬，其实俄罗斯人在表达这种主张的背后还有这样一层意思：俄罗斯鄙夷物质的生活，并且认为对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将导致世界走向无可救药的地步。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被判苦役的迪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意识到逃离西伯利亚后只能去美国（这正是西方物质生活的大本营），而这让他极度反感：“这就是我瞎想的，并且我断定：如果说我将要逃跑，甚至是要带上钱和护照，甚至是要逃去美国，那就是还有一个念头在鼓舞着我，即我不是为了寻求快乐而逃跑，不是为了寻求幸福，而实在是为了寻求另一个苦役服刑地，一个也许不会比这个更差的服刑地！·····而对这个美国，见它的鬼去吧！我现在已经是憎恶了······我真的将会在那里咽了气！”
这背后正是这样一种意识：相信俄罗斯人的精神生活可以救赎这个腐化、堕落的世界；职是之故，俄罗斯人才是真正的上帝的选民，拯救世界是俄罗斯的义务。如果说迪米特里的想法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虚构，那么曾经获得西方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的俄国大文豪索尔仁尼琴与迪米特里如出一辙、也在到达美国后猛烈抨击西方社会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表明俄罗斯在精神上与西方有根本的不同。与18世纪沙俄官方以拜占庭传统和东正教理念为自己合法性辩护的手段——比如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Феофан Прокопович）的“凯撒优先于教皇”主义（цезаропапизм，指国家领导并高于教会的政教关系），他的代表作是《论政权和沙皇的荣誉》（Слово о власти и чести царской）、《君主意志的真理》（Правда воли монаршей），谢尔巴托夫公爵以此为依据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以帕宁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交锋——不同，也不像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рамзин）那样以各国历史进程为依据给沙皇专制辩护（针对亚历山大一世的自由主义政治，卡拉姆津撰写《关于古代和现代俄罗斯的札记》（Записке о древней и новой России），反对自由主义者斯佩兰茨基主持的改革并促成其下台），更非简单重复19世纪中后期斯拉夫派发展的民粹主义和反虚无主义思想以及对俄罗斯特殊性的论证（代表人物有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Аксаков）、尤里·萨马林（Юрий Самарин）、伊万·基列耶夫斯基（Иван Киреевский）等），陀思妥耶夫斯基、伊里因等深谙德国哲学和文化民族主义精髓的俄罗斯思想家是基于西方的理论框架证成了一个现代的俄罗斯，并对西方现代文明体系提出了批判。当叶利钦和普京时期俄罗斯向西方靠拢的尝试失败后，俄罗斯的政治精英自然而然地转向这一条反西方的思想路线。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在2022年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极力鼓吹反西方的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曾经是一位亲西方形象示人的俄罗斯政治人物。这对亲西方的俄罗斯人也是一种宿命：曾经的革命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保守主义活动家波别多诺斯切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Петрович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给予高度评价，支持他对亚历山大三世建议的严厉压制革命活动的方针；与西方有紧密联系的寡头们，即使反对特别军事行动也很难在西方得到认同。这次专访虽然很大程度上对双方都有宣传成分，也缺少新的内容，双方都怀有自己的目的，但是从两个小时的采访可以看到，普京并不是专门讨好自己在西方或其他区域潜在的同情者，而是充分表述了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思考方式：诉诸历史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以提高俄罗斯国内支持度为首要目的。至于能否在西方得到共鸣，则是次要的副产品。这些思想基础源于19世纪沙俄，以及苏联时期流亡海外的俄罗斯哲学家——尤其是后者，在苏联不被承认，在今天的俄罗斯联邦却被重新取出。这种意识形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或民族主义，而是19世纪德国和俄国反启蒙运动的产物，体现了19世纪到20世纪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一个接纳现代性的俄罗斯的构想和适应现代社会的俄罗斯命运的思考，有一条连绵不断的思想线索。朱亦凡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本文版权归“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所有，如需转载请与本公众号联系并注明出处。
如有投稿，请直接发至xinyanyan@fudan.edu.cn或zhongmeihuxin@163.com。一经录用将有稿费奉上。“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是由复旦发展研究院和丰实集团共同打造的中美关系研究的学术平台，该平台通过课题研究和精英讲坛的联动运作方式，力求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学术权威分析中美关系的热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