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专业化：何以可为？
基层治理现代化既是基层治理的议题，又是现代化的议题。基层治理落到社区层面即社区治理，而现代化则主要考察精细化分工和之后的有机团结，以及在此基础上达到的效果。就社区治理而言，目前社区层面的各种事项、任务已经达到了精细分工的程度，但承担社区治理任务的人才队伍的精细化分工远没有完成。对社区治理人才精细化分工的要求即社区治理的专业化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和发展水平。因此，社区治理的专业化也应该随之提上议事日程。那么，社区治理专业化能带来什么呢？如果进行针对性分析，社区治理专业化可以实现以下几方面的改进与突破。
减负与增能：从边界明确到内涵丰富
社区减负是近年来社区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虽然各地都在强调为基层减负，但如何实现减负的效果，最根本的出路在于为减负对象明确工作边界和服务的事项准入。社区工作人员经常提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是指几乎所有的上级政府或部门的工作事项都会延伸到基层社区来落实，也都会变相转移到社区工作人员身上，而行政考核和推动的主要手段就是开会、发文与填报表格材料，社区工作人员为了应付这些多头的任务，陷在行政系统之中，无法腾出手去专门做诸如入户、探访、预估、计划、服务、评估等服务居民的工作。专业化的首要任务就是明确职责、岗位的边界和准入。虽然服务群众的相关事务是社区治理的分内之事，但应当有所区分。涉及行政应对的，应当交由各类行政机关在不同层级和领域内处理，可以让各自的工作下沉到社区层面，但不应将所有工作都转嫁给社区工作人员。
减负不是目的，减负是为了让社区归位，回到全面服务居民的基本定位上去。对于参与社区治理的专业力量而言，减负之后才能增能。如何增能呢？从目前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定位可以看出，基层社区服务居民的能力主要是搞好基层党建、维护好基层党群关系的能力。然而，基层治理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在服务居民群众中做好党建引领。此前的路径是在行政层级的传递下，自上而下地开展党建引领，其特征是通过理论学习、政策制定、文件传递、会议落实等环节进行，而这需要在社区治理中重新审视。
基层党建引领，依然是为了保持党的建设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地位，但关键在于，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融入为基层人民群众服务的实际工作中。“引领”二字有三层含义：首先是基层党组织的率先垂范，基层党组织要成为服务基层人民群众的桥头堡；其次是党员引领，基层党员要在社区治理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最后是确保党的理念和宗旨在基层治理中实现，就是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社区治理的基本遵循，去考量每一个社会组织、社区工作者、社区服务活动的成效。
基于此，可以将减负之后的增能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对基层党组织的增能，使其在新时代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符合人民的需要和党中央的要求；二是对基层党员的增能，使其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培养其在社区服务中的骨干作用；三是对基层社会服务力量的增能，在党的政策指引和号召下，让各种社会力量以社区居民为中心提升服务能力，这一方面尤其重要。
内卷与外扩：从突破内卷到扩大外延
在全社会都在创新话语的驱动下，基层治理创新也概莫能外。但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基层治理创新大多停留在概念创新、文本创新和口号创新的层面，是一种低水平的同质化竞争，深陷“内卷”困局。这种内卷既无法真正改善基层治理的格局，又无法给社区居民带来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其原因在于基层治理身陷行政系统，在应付上级检查和应对自身繁重任务中艰难跋涉。社区干部往往委身于各级各类的政策文件、会议表格、汇报评比、参访观摩中，只能寻找语言与文本上的不同表述，以求得标新立异、与众不同，而没有时间、精力和能力去投身于基层的实际问题，很难在专业服务上深耕细作，以开展深入研判与实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目前之所以会如此内卷，也是因为其目前依然是行政逻辑向下的延伸，无法突破。社区干部的成长空间主要还是在编制的承认、上级的认可上，专业技术空间上的成长可能性很小。
专业化在确保了岗位薪酬、身份待遇和工作边界之后，对服务理念路径、方法技术和评估体系等均有明确要求，区别于一贯的行政科层制评价方式，需要进行诸如专业、服务对象、财务、行政和社会的多重交代，这就为社区治理在职业成长上提供了区别于行政序列的专业技术序列。专业技术序列的成长可以打破目前基层治理的行政化内卷，使基层服务型治理在内容上扩大外延。
如何扩大外延呢？比如就基层治理而言，最终的目标在于实现社区的共建共治共享，过程在于促进居民和社区的成长与发展，判断权和决定权在居民自身，而不在领导干部的意志上。在此基础上，就专业服务而言，社区人群如何细分？各类需求如何获得？基层的自我动员如何实现？社区志愿者的开发如何制度化、长效化？各类资源如何链接到社区？社区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水平如何提升？这一系列问题都要在既有的理论界和实务界所探索的资源库中找到回应和对话，在老百姓的需求满足和真实评价中得到发展。唯有如此，专业化之路才能真正走上正轨。
职业与尊严：从有位有为到服务治理
专业化是职业化的内核。在社会工作初创和发展阶段，强调“有为才有位”，可以促使社会工作专业从业人员通过彰显专业魅力求得自身生存和发展。但在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发展阶段，必须强调“有位才有为”，只有先保证从业人员的身份待遇，才能在其实现职业成长的同时要求其尽心尽力地为民服务。
然而，目前社区治理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少属于公益性岗位，其特点在于临时性、低收入和不稳定性。公益性岗位虽属财政支付，但其身份是临时工，待遇参考地方最低工资水平，在一个较短周期内就面临解聘，工作内容简单重复，工作要求繁琐无度，就个人而言几乎没有什么职业成长。目前的困境在于，一方面，基层很多细碎的工作都由公益性岗位承担，其工作的基本模式是“人盯人”和“人盯事”，而不甚要求专业内涵；另一方面，当需要政府购买专业服务时，公益性岗位作为一个基本的参照标准，使得社工岗位的薪酬与地位也无法真正建立起来。一言以蔽之，社区的公益性岗位设置目的在于为相关人员提供一份最低保障和一定程度上的维稳，远非一份体面和有尊严的工作。
职业化是专业化的外壳。目前我国社会工作三级职业水平认证体系已经建立，社区治理也应该归属于社会工作专业的序列，但社区治理与社会工作职业化体系尚未挂钩。提供一份体面的、有尊严的且可以进行职业成长的工作是社区治理专业化的必然要求，唯有让社区工作人员有尊严地工作和成长，才能让面向居民的服务和社区的治理有温度、有内容。
目前社区治理在专业化与职业化方面均在稳步推进。其推进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项目式推进，另一种是平台式推进。项目式推进主要是指社区服务被打包成各种项目，专业社工通过社工机构承接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而进入社区。这时执行项目的社工在身份上和服务内容上均是专业化的，其职业身份则归属于机构社工。当然，他们在开展社会服务、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也让社区居民认识到了专业和职业的“社会工作者”。但是，由于受到项目周期和项目经费影响，很多社区服务项目往往以一个财政年度为周期，导致社工机构需要不断地通过招投标去争取项目的持续。这就使得拿到特定社区服务项目的机构与社工可能并不稳定。同时，如果是试点项目，则可能今年有，明年没有，或者今年在这里试点，明年又换为别的地方或领域。这些都会影响项目式推进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平台式推进主要是指在社区治理的岗位设置和服务内容上走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路子。一方面，让社区工作者逐步专业化。比如，以持有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为标准建立准入制度，进行专业理念、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提升社区工作者的专业化水平，或者将专业社工岗位纳入事业编制，确保其待遇和身份上的稳定。另一方面，逐步建立社区事务的准入门槛，把一些不属于社区服务的工作业务从社区事务清单中排除。
总之，专业化与职业化的合并，就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让行政的归行政，服务的归服务。只有在身份和工作范围上均划清界限，才能进行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也才能通过服务达到和实现治理的目标。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制度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9ZDA144）的成果。作者系甘肃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甘肃北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
作者：任文启
来源：《中国社会工作》2021年11月上刊，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
END
责编：汪昊
制作：谢霄
喜欢本文，就点击右下角“赞”和“在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