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大师 | 李晓江：双碳目标下的城市绿色更新发展之路
编者按：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城市开发建设方式逐步由粗放型外延式发展向集约型内涵式转变。“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预示着中国城乡发展的新阶段到来。城市更新不同于房地产开发也不是旧城改造，需要解决城市发展中包括产业、文化、环境、设施、居住等在内的众多问题，是一门复杂的系统性学科，需要社会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商共讨。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专家咨询委员李晓江以新时代的美好生活需求为出发点，提出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应注重认识四大价值：一是经济生产价值，在层级化资源配置制度下激发城市经济动能；二是社会民生价值，增长导向模式下对城市空间进行“补短板”；三是文化审美价值，在文化精神需求下，通过更新提升居民的审美体验；四是绿色低碳价值，探索绿色、低碳的城市更新模式。日前，CBC城市更新研究院对李晓江老师进行了专访，讨论了城市更新行动的价值、意义和地域差异，并结合国合会近年的研究课题，探讨了双碳目标下的城市绿色发展之路。
李晓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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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专家咨询委员
访谈实录
01
城市更新行动的意义和地域差异
Q1
"十四五"规划中国家提出城市更新行动，这里所提出的城市更新不等同于一个学术的概念，而是针对国家发展全局，针对整个城市的发展，以城市更新倒逼传统的建设方式转型的手段。您如何看待这一政策？
李晓江：所谓的城市更新，是指不要把过去的东西简单地废弃或者拆除掉。从专业视角来看，城市更新行动涉及到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已有资源的利用。城市建筑的寿命绝不是30年、50年。任何一个钢筋混凝土的建筑或者高品质的木质建筑，使用100年甚至更长时间是没有问题的。看到这些建筑被拆除，专业人员会觉得痛心和浪费。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已有建筑、已有资源。二是老旧的东西往往有一种历史的沉淀、历史的痕迹或者历史的象征。旧建筑的背后是一种文化价值。不管是资源环境的价值还是文化的价值，从专业层面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发展的合理性问题。
百年建筑 © 乐游上海
从国家的宏观政策来看，今天讲城市更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节奏放缓的城市发展阶段，城市人口的增长明显比10年前要慢。另外，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建带动的。我国经济增长中很高的比例来源于公路、铁路、机场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住房的建设。所以中国经济结构其实是一个长期基建性投资占比高的经济结构，消费占比很低，从比例上来讲只有发达国家的一半。在这种发展模式下，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今天这种物质财富已经到了出现剩余、空置和低效利用的状况。所以国家没有必要再继续盖那么多的房子，修那么多的路，再大规模地投资建设更多的物质性资产，而是开始转向利用存量资产的道路。
从政府的财政逻辑来看，我国过去的扩张型发展模式高度依赖土地财政，地方政府通过不停地卖地来获取收入。因为郊区的土地不值钱，城市里的土地区位好、价值高，所以就要大拆大建。然而依赖土地财政的发展路径会把中国的经济带到一个恶性循环中，房价被不断推高，老百姓面临更高的住房成本和生活压力。国家需要摆脱这种发展模式，不再通过拆除重建的方式来更新城市，而是要通过更新功能、更新（产业）结构来持续地利用既有资产。
综上，我觉得城市更新可以从专业视角、城市发展阶段、政府财务逻辑三个角度来理解。这三个角度的出发点和立场是不一样的。
利用既有资源的城市更新 © CBC建筑中心
Q2
您认为不同类型的城市在城市更新行动中采取的模式有哪些不同，面临的城市更新任务有哪些差异？
李晓江：我觉得（不同城市间的）城市更新差异在于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东部沿海和中西部的城市，发展机遇和速度不一样。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财富的积累远远超过中西部城市。我认为需要判断的是，在过去40年，城市的发展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发展，还是集中在某些领域的发展，由此带来的城市问题是不一样的。
比如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四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都是传统的中心城市，它们的发展整体上是相对均衡的。它们不仅经济、产业繁荣，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也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在这些城市，更新需要解决的主要是体制问题和补短板的问题。目前北京、上海的城市更新，主要是文化设施和公共空间的补充，尤其是一些吸引人的公共场所，满足居民新兴的需求。
上海文化街区 © Cyneaki77
而深圳的城市发展则是另外一种类型。深圳发展的前半段主要是靠制造业的聚集；后半段则是靠科技创新和新经济的发展。它前半段和后半段聚集的人是不一样的。在制造业发展阶段，深圳主要聚集的是产业工人，也就是农民工；而在进入高科技发展阶段后，深圳出现了一个人口置换的过程。从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到第七次人口普查（2020年）期间，深圳大概退出了400多万的农民工，新进了600多万大学生。随着城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它的居民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居民结构发生变化就意味着居民的需求在发生变化。农民工没打算在深圳干一辈子，来了以后只需要有个住的地方，然后打几年工就走了。有的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有的在自己家乡附近的城市定居。但是大学生就不一样，大学生来深圳是想落户的。所以深圳最近这10年出现了两个典型现象，一个是房价持续增长。农民工不买房，大学生要买房，那买房的需求就出现了。深圳过去10年房价涨得比北京、上海、广州都快。另一个现象是深圳开始大规模地建学校和医院。为什么？农民工很少带着子女打工，但是大学生在这里要就业、成家、生育，组织家庭生活。他们需要大量的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学校，所以深圳这几年拼命地在补学校等公共服务的短板。因此，深圳的城市更新内容主要涉及传统工业向新兴产业的转变，城中村向正规住房的转变，低效率工业用地向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转变。
深圳中学 © 深圳中学
城市更新是针对不同城市的不同需求来进行的。城市发展路径、发展模式以及经济结构、行业结构的转型都在影响着城市居民的构成和需求，推动着城市更新具体内容的选择。在过去几十年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西部中小城市是受益相对较少的。现在它们的城市短板很多，有些可能连住房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公共服务也短缺，有些还经历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大规模工业用地的转型等问题。我觉得面对城市更新，每家都有每家难念的经，每家都有每家独特的需求，很难找到一个规律说大城市怎么做，中等城市怎么做，小城市怎么做。可以看到很多发达地区的小城市发展得很均衡、很好，但是中西部有一些大城市可能还有很多欠缺。所以我倾向于从地域、发展阶段和城市短板来考虑城市更新目标和路径。老百姓的美好生活需要什么样的空间，经济产业转型需要什么样的新空间，我们就通过城市更新提供这些空间。
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有机更新建立在对城市空间供需分析的基础上。只有弄清楚城市空间的供给和居民尚未满足的需求，才可能把城市更新真正做到位，发挥出最大的社会效益。我们现在一讲更新，就是文化创意、网红打卡，但是真正通过更新变成网红的地方还是少数。有人计算过，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只需要几十公顷的文化创意空间。所以不加区分地通过文创、网红的方法做城市更新，我觉得是一种缺少想象力，缺少真正对城市需要的把握。在城市更新项目中，我认为首先要满足老百姓在一般意义上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然后再在这里面去寻找一些有特色的东西。能做成网红，能吸引到文创当然更好，但并不是所有城市、所有更新的地区都有这种机会，这种机会是很少的。
杨浦滨江的公共空间 © 建日筑闻
Q3
在住建部发了禁止大拆大建的通知之后，很多城市的房地产都在降温，很多地方的土地开始流拍。您觉得这是不是城市更新对于地方政府摆脱土地财政依赖的一个倒逼？您觉得这种阵痛期要持续多久？怎么去打破这种阵痛期？
李晓江：我认为阵痛的核心原因在于我们的基本制度，这个制度涉及到财政体制、税收制度和货币政策。1994年的财政分税制改革，削弱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分配的自主权。地方政府面临财政收支不平衡的状况，只能依赖土地出让缓解财政压力。再加上我国实行间接税的税收制度，在过去几十年里，大量货币涌入了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我国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依赖于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房地产市场也呈现出不健康的发展态势，房价高涨，进一步限制了居民的消费力。
十四五规划已经提出要“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优化税制结构，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财政体制和税收制度，中国经济才有可能摆脱对房地产和土地财政的依赖。我认为现在所有压房价的行为，都是通过一种行政的手段来调控，防止个别城市的房价涨得太高。这实际上是一种转移效应，把北京的房价转移到河北去，把深圳的房价转移到周边的中小城市去。但是房地产货币收入的总量不会减少。我觉得转移效应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的方案，它是一个缓解问题的方法，或者说把危机和风险尽可能往后挪的一个过程。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通过十四五规划提出的财政体制改革，甚至货币政策的改革。另外，我们还需要将我国基建导向型的经济结构，转型为一个真正以老百姓消费为引领的经济结构，才能彻底摆脱对房地产和土地财政的依赖。
房地产经济依赖下的房价高涨 © 腾讯
Q4
我国很多超大城市和大城市都存在房价高涨、环境污染、交通拥堵、通勤距离长等的问题，这造成了高碳排放和低宜居性。您认为应该如何通过城市更新治理这种典型的大城市病？
李晓江：从目前我们推进的城市更新政策和规模来看，我觉得城市更新对治理大城市病的贡献是有限的。因为大城市病的根本问题不是城市环境需要更新的问题，而是刚刚讲到的财税、税收制度的问题。但城市更新能够起到一定的改善民生的作用，比如它能够让老百姓的生活环境更有品质，让公共服务供给更加充分和便利。
我认为以人为本的城市更新应该关切不同人群的需要。比如北京的城中村里面居住着几百万流动人口。这些人本身都是从事经济生产的劳动力的一部分，所以城中村其实在城市里面扮演着一个重要的低价住房供给这样一个角色。只看到它外观乱糟糟的，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看到它的经济作用，它的劳动力供给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能把城市更新片面地理解成把破破烂烂的城中村变成了高楼大厦，或者变成文化创意空间，而应该看到城中村居民的生活环境也需要改善。在过去这些年，深圳进行了一些大规模拆除城中村的更新，也进行了一些比较成功的城中村有机更新。有机更新的方式既保全了城市低成本的居住空间，又让低收入人群的居住环境、卫生安全条件得到改善，是更有意义的。所以城市更新应该是广义的、多元价值的、多种方式的。不能一讲城市更新就是大拆大建、高楼林立，一讲城市更新就是文化创意、网红打卡。我觉得这些现象都可以有，但是不应该成为一种现代价值取向。
城中村 © 网易
02
双碳目标下的城市绿色更新发展之路
Q5
今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表示，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您如何看待这一目标？
李晓江：城市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两部分——生产环节和生活环节。生产环节的碳排放是各种生产活动产生的。生活环节碳排放主要由生活用电和交通出行构成。我国在这两方面的碳排放水平还比较低。发达国家生活领域的碳排放大概是我们的三倍以上。随着我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们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增长，未来中国的碳排放结构会逐渐从以生产环节为主转向生产环节和生活环节之间的相对平衡。也就是说，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工业生产碳排放可能已经到达了一个峰值，但是我们生活还会发展，明年比今年有更多的消耗，这是必然的。在人均GDP从1万美元走向3万、5万美元的时候，我们还会消耗更多的能源、更多的资源。如果将来中国在生活领域的能源消耗达到北美、欧洲的水平，即使有三个地球的能源都不够中国用的。所以我们不可能重复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必须从现在开始就走低碳发展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是绿色低碳是中国现代化唯一的路径，没有选择。
目前中国在能源和资源上是高度依赖进口。持续地依赖进口，实际上就意味着经济体系的安全性有问题，将来国外可以在资源上卡我们的脖子。所以我们国家的经济安全也要求我们转变发展模式。我们的美好生活需要不能放弃，但是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高排放的模式是可以放弃的，也是应该放弃的，甚至是必须放弃的。所以我觉得碳达峰、碳中和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安全的问题，是我们在满足未来美好生活的需求时是不是找到了一条合理的可持续的道路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种风范，一种担当，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的责任。
绿色低碳是一条非常明智的发展道路，也是大国话语权、大国竞争力的重要组成。在绿色低碳的竞争中，我们要倒逼自己。首先我们要解决自己的能源问题，我们想象一下，将来中国需要的能源都能在自己的国土上生产是一件多好的事情。而且，绿色低碳的领域将来一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一个极其重要的科技领域。中国如果能够先行，能够自己在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上先走一步的话，至少不至于像上一轮的高科技竞争，最后受其他国家制约。我觉得从民族的发展，民族的文明现代化抑或是其他方面来讲，绿色低碳带来的收益和回报都是巨大的。
低碳绿色的城市格局 @ 投资成都
Q6
看到您在城市绿色发展的研究项目中选取了上海、重庆、深圳等城市作为案例，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下一步您会如何应用和推广这些成果？
李晓江：其实我们这个课题的先进性就在于这是第一个认真扎实地用一手数据分析日常生活和社区碳排放的研究。但是我不会直接去做标准，因为其实我们国家的绿色标准也推进了很多年，在建筑的绿色节能领域已经推进了20年。现在双碳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我相信很多地方政府会去主动调查所有社区、园区和街区的碳排放，去做低碳化路径的探索，不用我们操心了。所以我觉得我也可以转变研究方向了。
像这些前瞻性的事情，在早期参与的价值是最高的。那时候我们和国际组织、国际咨询机构合作，比如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大自然保护协会等。我们跟这些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合作，其实是在撬动国家对这些事情的认识，社会对这些事情的认识。一旦撬动起来以后，各地政府都会积极地去做这低碳社区的探索，我相信很快会有一大批数据会整理出来。因为这个成了地方政府的责任，成了企业的责任。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法规，越来越多的政策陆续出台。
去年到今年第四季度的拉闸限电，其实就是国家在采取行动。现在的方法很直接，简单地拉闸限电，其实接下来就是给地方政府定额供应一年的用电，倒逼它优化配置，把能源用到最重要的行业，用到最好的企业。如果能源开支是没有约束的，那一定是乱的，一定是低效的。现在设定一个刚性的指标，其实就是在倒逼地方政府把资源用到刀口上去。我觉得未来国家的政策会步步紧逼，会越来越快地推动发展模式向着低碳绿色的转变。
低碳生活方式——共享办公 © 好租
Q7
您提到过，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不能仅靠绿色技术、装备和材料，而需要真正、系统性、高强度的干预生活方式及消费模式。那么在当前的城市更新行动中，我们可以通过哪些策略或者途径来倡导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呢？
李晓江：我们发现全世界走在绿色低碳最前沿的是北欧和西欧国家。它们在可持续的发展路径中，也是不断碰到新问题，不断给自己加码。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光靠绿色技术、绿色装备、绿色材料要实现低碳是没问题的，但是要实现碳中和是不够的。前面也分析过了，随着我们生活水平和人均GDP的提高，生活领域的碳排放量预计还会大量增长。在欧洲，我们看到很多人放弃开车，真的是为了减碳；很多人不住大房子，而去改住更小的房子；很多人买东西是看碳标签的。其实这都是一种社会文明进步。我一直讲绿色低碳不是为了救地球，地球不需要救。绿色低碳是为了救人类，是为了人类自己能够活得更好。所以我们认为根据国际的经验也是必须要推广绿色的生活方式。这种绿色生活方式不是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而是改变生活形式。比如远离电器，亲近自然，绿色出行，极简主义生活等。你读一本书和看一部电视剧，获得心理的愉悦是一样的，但是排放的碳是完全不同的。你多走几里地的路，可能会多花时间，但是对你的健康是有益的。这些生活方式都是我们可以改变的。但是我一直强调，绿色低碳不是宗教，不是在向大家传教，应该给大家选择的空间。推广绿色低碳不应该是用一种强迫的方式强制大家去做，而应该让大家逐渐转变认识，自愿地去接受这种理念。
更多李晓江先生关于城市更新的观点思考和实践经验分享，敬请关注12月2日18:30城市更新大讲堂第九讲《李晓江：双碳目标下的城市绿色发展与社区绿色更新》。
城市更新大讲堂 第九讲
双碳目标下的城市绿色发展与社区绿色更新
Ecological Urban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Neighbourhood Regeneration towards “Dual Carbon” Target
主讲 李晓江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
时间 2021年12月2日18:30—20:30
主办 CBC建筑中心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50号中间建筑艺术家工坊3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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