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研究】田文林：中东格局变动中的政治伊斯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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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林：中东格局变动中的政治伊斯兰运动

作者：田文林，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来源：《当代世界》2021年第4期；当代世界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内容提要

伊斯兰教的创立和发展对阿拉伯半岛的政治生态产生巨大影响，并在穆斯林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近代，在西方国家侵略和操纵之下，伊斯兰国家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政教分离与世俗化的政治制度。在伊斯兰世界内部危机、以色列威胁和西方大国的刻意操弄等内外因素影响下，中东地区的政治伊斯兰经历多轮周期性复兴大潮，但政治伊斯兰的兴起并未缓解伊斯兰世界的种种问题，反而给中东地区的国家治理与主权国家体系带来较大冲击。迄今为止，政治伊斯兰仍是塑造中东国家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但其影响力下降或为大势所趋。

关键词

中东格局；政治伊斯兰；世俗化；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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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地区，伊斯兰教以其庞大的信众基础和两世兼重的价值取向，成为政治动员最便捷有效的思想工具，伊斯兰势力成为中东舞台上最独特的政治力量。在学术界，“政治伊斯兰”“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复兴运动”等概念看似千差万别，实际指向的都是同一类事物。中东政治与政治伊斯兰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伊斯兰世界的种种结构性问题促使政治伊斯兰势力出现周期性复兴，而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复兴又会对中东政治与地缘格局的变化产生一定反作用。

 

内忧外患导致政治伊斯兰周期性爆发

从纵向角度看，伊斯兰因素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呈现“高开低走”的态势，大体经历了一个“波浪式后退”的发展轨迹。

伊斯兰教创立初期和四大哈里发时期（622—661年）是伊斯兰教与现实政治结合最紧密、成效最显著的阶段。伊斯兰教创立前，阿拉伯半岛各部落间相互仇杀，整个半岛四分五裂、一盘散沙。622年先知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后，以伊斯兰教为精神纽带，地区国家建立起超越部族和种族的穆斯林共同体（乌玛），中东国家的政治和精神面貌由此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有学者指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统治十年期间，阿拉伯半岛政治生态发生了三大转型。一是阿拉伯部落在伊斯兰教这一新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结构下联合起来，形成了革命性的伊斯兰国家。二是皈依伊斯兰教的信徒接受了作为乌玛成员的身份，使其与非穆斯林处于敌对关系。三是穆罕默德及其宗教精英明确提出“圣战”概念，并迅速成为伊斯兰社会一项基本责任。最值得注意的是，“乌玛”作为穆斯林的集体身份，取代了传统的部落忠诚和身份认同，并被提升为一种能够推进和捍卫其海外利益的政治机构。正是凭借这一将信仰与政治、军事有机结合的特殊优势，阿拉伯人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迅速统一阿拉伯半岛，并最终建立起地跨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

在此之后，阿拉伯人的命运几经波折，最后被纳入土耳其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在此期间，虽然伊斯兰教在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缓慢下降，但仍服务于奥斯曼帝国苏丹统治的官方意识形态。进入近代后，面对经历过工业革命且用“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欧洲列强，伊斯兰世界整体陷入被动局面。为实现富国强兵，伊斯兰世界主动或被动地效仿欧洲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政教分离和世俗化日渐成为政治主流。然而，政治伊斯兰从未因世俗主义兴起而真正退出政治舞台。自近代以来，中东地区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大体经历了三轮周期性复兴大潮。

第一轮政治伊斯兰复兴是18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持续威胁，中东地区出现了明显的伊斯兰复兴思潮。18世纪，阿拉伯半岛出现了要求正本清源、回归经典的“瓦哈比运动”；19世纪，阿拉伯国家倡导宗教改革，主张将伊斯兰与现代西方文明结合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在中东兴起，其代表人物是阿富汗尼（1838—1897年）和穆罕默德·阿卜杜（1849—1905年）；20世纪20年代，埃及宗教学者哈桑·班纳创建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并在此后不断发展壮大，使政治伊斯兰力量逐渐实现了组织化。

第二轮政治伊斯兰复兴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二战结束后，阿拉伯社会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中东大行其道，政治伊斯兰的影响力处于历史最低点。然而，1967年埃及、叙利亚等国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战败，导致阿拉伯社会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影响力急速衰落。面对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挑战以及美国和苏联在中东的激烈争夺，中东出现了新一轮政治伊斯兰复兴大潮。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与伊朗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是本轮政治伊斯兰复兴大潮中的标志性事件。该事件在阿拉伯世界引发强烈反响，甚至出现了极端分子占领沙特麦加大清真寺的罕见事件。1991年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思潮的退潮促使政治伊斯兰在中东加速蔓延。1991年苏丹宣布在全国实行伊斯兰法，成为中东地区第二个实行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神权政权；1991年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参加全国大选并在第一轮大选中获胜，后因军方反对未能上台，该国随后陷入持续近十年的内战；1996—2001年塔利班在阿富汗建立伊斯兰政权；2002年土耳其具有伊斯兰底蕴的正义与发展党赢得大选并执政至今；2006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赢得大选并在加沙地带长期执政；2011年黎巴嫩真主党组阁执政。

第三轮伊斯兰复兴潮始于2010年底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在突尼斯，复兴运动党在2011年10月的民主选举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该党总书记哈马德·杰巴利出任过渡政府总理；摩洛哥温和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在2011年11月的大选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在2012—2016年上台执政；穆兄会支持的埃及自由与正义党候选人穆尔西在2012年6月举行的埃及总统大选中胜选上台，一度掌握埃及最高权力；在利比亚，曾经长期被压制的伊斯兰势力乘机坐大，目前位于的黎波里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就具有浓厚的伊斯兰色彩；在叙利亚，此前处于非法状态的穆兄会重趋活跃，宗教极端组织更是借机发展壮大。此外，中东世俗政权的垮台还导致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伊斯兰势力异军突起，甚至一度独立建国。有学者感叹，中东剧变后，政治伊斯兰的影响力不断上升，超过奥斯曼帝国解体近百年来的任何历史时期，也可能超过自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以来的任何时期。更有学者认为，“阿拉伯之春”正变成“伊斯兰觉醒”。

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周期性复兴是内外因素共同促成的。从内因看，政治伊斯兰兴起是伊斯兰世界内部危机向纵深发展的结果。中东国家自近代开始走上世俗化道路，将宗教限定在社会生活和个人信仰领域。但伊斯兰教毕竟具有两世兼重属性，其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不会因世俗化完全消退。伊斯兰教早期“宗教+政治+军事”组合模式创造的辉煌业绩，一直令后世诸多穆斯林津津乐道。每逢伊斯兰世界陷入重大危机，民众便渴望通过“回归伊斯兰”谋求复兴。从力量构成看，中东世俗政权长期严厉镇压左翼力量，处于右翼的宗教势力则相对稳固。政治伊斯兰势力虽然处于蛰伏状态，但始终如“影子政府”一般，对现行权力机构虎视眈眈。穆兄会作为中东地区影响力最大的政治伊斯兰组织，其分支机构已遍布阿拉伯世界，并且政治影响力有增无减。当阿拉伯世俗国家出现经济停滞、贫富分化严重、腐败问题突出等种种社会难题，政治伊斯兰便会乘势兴起乃至上台执政。

总结近代中东出现的三次伊斯兰复兴浪潮，共性原因就是中东国家出现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困境，原有权力体系无力应对挑战。20世纪70年代政治伊斯兰影响力上升，很大程度源于世俗民族主义政权在l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失败。当前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再度复兴，同样源于世俗政权治理失败、世俗民族主义崩溃导致的意识形态真空。换言之，正是中东剧变带来的权力真空，为政治伊斯兰复苏提供了政治活动空间。

从外因看，政治伊斯兰兴起还与日趋严峻的外部威胁和西方大国的刻意操纵有关。近代以来，中东伊斯兰世界始终面临外部威胁和挑战。二战结束后，阿拉伯国家看似赢得政治独立，实则始终未能摆脱外部安全威胁。在地区层面，阿拉伯国家在与以色列的博弈中日渐处于劣势地位，其合法权益和民族尊严不断遭受践踏。在国际层面，中东石油资源丰富，地理位置重要，历来是西方大国称雄争霸的重点区域。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中东行事愈加肆无忌惮，多次发动战争，给中东国家造成难以弥合的灾难性后果。

面对以色列和美国的霸权威胁，阿拉伯国家无所作为，由此激起穆斯林的反政府、反西方情绪。在民族主义旗帜号召力下降的背景下，这种寻求自我救赎的强烈情绪很自然地转向政治伊斯兰，导致政治伊斯兰运动此起彼伏。与此同时，中东乱局还为宗教极端组织提供了发展契机。伊拉克战争前，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原本是与萨拉菲“圣战”分子绝缘的世俗国家，但美国占领伊拉克后解散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和伊拉克军队，导致数十万人失业（大部分是逊尼派），为宗教极端组织滋生蔓延提供了契机。伊拉克“基地”组织创始人扎卡维从阿富汗逃到伊拉克，并利用逊尼派的不满情绪传播极端思想，蓄意挑起教派内战。同样，叙利亚危机促使国际“圣战”分子纷至沓来，使该国成为所谓的“圣战天堂”。

政治伊斯兰升温还与西方大国的暗中操纵有关。冷战时期，为了对抗苏联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扩张以及中东地区盛行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美国大力支持伊斯兰势力。在美国看来，激进民族主义是一种可怕的威胁。因此，华盛顿曾竭力争取和拉拢埃及领导人纳赛尔和伊朗世俗民族主义者穆罕默德·摩萨台。在上述计划失败后，美国在沙特帮助下制定了一项以削弱并推翻阿拉伯和穆斯林民族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的的伊斯兰战略。20世纪50年代，纳赛尔与埃及穆兄会决裂后，美国利用该组织反对纳赛尔。正是受益于美国的政治支持和沙特的巨额资金，穆兄会才得以发展壮大。埃及著名学者萨米尔·阿明认为，伊斯兰主义者“服务于帝国主义”。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与沙特一起，通过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向阿富汗的伊斯兰武装力量输送资金和武器。美国的援助额从1980年的3000万美元增至1986—1989年的年均6亿美元。塔利班等伊斯兰武装以及“基地”组织等极端恐怖势力均在这一时期生根发芽。可以说，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大国对中东的武力干涉和刻意操纵，对中东政治伊斯兰势力兴起特别是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壮大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着政治伊斯兰得势，中东教派矛盾日渐升温。沙特与伊朗的地缘争夺助长了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教派矛盾。图为2021年3月8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军营，该事件至少造成3人受伤。（图片来源：新华社）

 

政治伊斯兰对中东格局冲击巨大

政治伊斯兰运动形态各异，共同特征就是试图通过复兴伊斯兰教或将其进行现代性转换，帮助伊斯兰世界走出困境。然而，由于种种局限，政治伊斯兰的兴起非但未能缓解伊斯兰世界的各种问题，反而使伊斯兰世界陷入更为严重的困境。

一、中东国家治理困境日趋加剧

政治伊斯兰的兴起原本来自中东世俗政权治理困境带来的“负面合法性”，中东国家治理绩效越差，政治伊斯兰势力就越活跃。但是，政治伊斯兰势力一旦上台执政，很快就暴露出缺少对现代政府常规政策程序的认识与准备的缺陷，由此导致政治伊斯兰组织相关领导人在监狱或流放时作出的竞选承诺很难兑现。政治伊斯兰势力掌权使得中东国家面临的各种困境更加凸显，这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

一是加剧中东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撕裂。道统与法统有机结合，是政治制度稳固长久的前提条件。道统为法统提供理论合法性，法统为道统提供制度支撑，二者缺一不可。如果失去道统的支撑，作为法统的政权便只能依靠强力维系。就中东国家而言，其效仿西方的世俗化原则，将伊斯兰教从政治中剔除，导致自身始终面临道统与法统分离的困境。过去几十年来，中东世俗政权凭借强大的国家机器，强行将政治伊斯兰势力压制在附庸地位。

然而，政治伊斯兰兴起打破了中东国家“法统高于道统”的脆弱平衡。伊斯兰政党不断强化内外政策中的伊斯兰色彩，乃至重新确立沙里亚法对社会政治生活的主宰地位。这种做法对中东国家长期奉行的世俗主义构成巨大挑战，并由此导致教俗矛盾的日趋激化。“阿拉伯之春”爆发后，随着政治伊斯兰力量升温，中东国家在政治、宗教和种族上的两极分化前所未有。在埃及，穆兄会指责世俗团体在2013年7月支持军方反对穆尔西，世俗团体则指责穆兄会在执政期间试图垄断权力，控制国家机构。在叙利亚，不同宗教和族裔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公民之间的信任程度不断降低，使通过大规模动员或公共行动将不同社区团结起来变得更加困难。

二是加剧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困境。经济困境是政治伊斯兰复兴的重要原因之一。过去几十年来，以埃及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由此导致本土工业化水平今不如昔，这些国家重新回到了依靠旅游、侨汇、运河通行费、石油等“靠天吃饭”的“地租经济”。新自由主义政策还导致经济停滞不前、贫富分化加大、失业率居高不下，由此使强调社会公平的政治伊斯兰思潮日趋受到民众青睐。可以说，正是国家经济衰败刺激了政治伊斯兰运动，为其不断壮大提供了契机。伊斯兰主义者能够通过其庞大的慈善网络，为社会提供一种替代性的伊斯兰解决方案，并“从幻想破灭的中产阶级、没有未来的学生和其他社会阶层中招募人才而发展壮大”。

然而，由于政治伊斯兰的优势在于塑造身份认同和解决社会问题，而非发展经济。所以，政治伊斯兰势力未能给中东经济发展带来光明前景，反而加剧了原有的经济困难。以萨拉菲派政党为例，其经济政策存在许多困难和陷阱。首先，萨拉菲派政党认为慈善事业可以取代提供福利的国家机制，国家的作用仅限于保护个人财产和经济自由，个人应通过宗教慈善（施舍或宗教捐赠）与需要帮助的人分享收入，但这种观念与现代国家的本质不符。其次，萨拉菲派政党在经济框架中遗漏了大量政策工具，非但没有涉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未对改革政策进行详细的成本评估，并经常提供不可调和的政策处方。此外，萨拉菲派政党相信宗教道德可以克服国家经济管理中的困难。

政治伊斯兰本质上是一种右翼思潮，这使其无法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带领中东国家摆脱新自由主义泛滥带来的经济困境。过去几十年来，政治伊斯兰势力对中东地区阿拉伯社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攻击和批评，指责其为无神论国家构建的混合物，是侵入穆斯林社会和政治的“特洛伊木马”。相比之下，即便是最激进的政治伊斯兰组织也很少反对资本主义或敌视市场经济。他们回避对市场自由化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批评，声称自己代表整个社会，所以避免使用会凸显社会阶级差异或社会冲突的方法。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组织的成员结构日趋向中上层和富裕阶层倾斜。正是这种演变使埃及穆兄会不愿参加2011年1月反对穆巴拉克政权的抗议活动。不仅如此，穆兄会还驱逐了组织内部持不同政见并走上街头的年轻中层干部，为那些支持新自由主义政策、渴望在埃及政商精英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高层人士铺平了道路。在2012年总统选举中，穆兄会支持的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尔西被视为经济政策最自由的候选人，他的竞选纲领被称为“复兴计划”，即呼吁埃及恢复战略性经济部门的私有化。穆尔西执政的一年中（2012—2013年），新自由主义市场理论成为穆兄会经济计划的核心。有研究显示，2013年上半年埃及发生了超过4500起抗议活动，其中大多数抗议活动是出于对穆兄会相关政策的不满。事实表明，自2010年底中东剧变以来，政治伊斯兰势力上台并没有使中东国家的经济出现明显改善。

二、政治伊斯兰动摇了中东主权国家体系

现代中东的主权国家体系本质上是英法殖民者强加的结果。一战结束后，英法根据此前秘密达成的《赛克斯—皮科特协定》，将原本完整统一的阿拉伯世界分成若干“委任统治国”，造成中东地缘版图碎片化。因此，阿拉伯世界许多领导人和民众始终不认可、不接受这种外部强加的主权体系，并试图颠覆和重塑地区秩序：一种是根据“阿拉伯”纽带重塑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另一种是根据“伊斯兰”纽带重组中东格局的伊斯兰主义。政治伊斯兰属于第二种类型。他们从《古兰经》和宗教教条出发，认为现代民族国家有悖于伊斯兰基本原则；国家主权是有限的，唯有真主才拥有绝对主权；穆斯林社会的共同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政治伊斯兰的终极梦想就是重建穆斯林共同体“乌玛”。

事实证明，无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靡中东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还是此后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都未能成功重塑地区秩序，反而加剧了地区认同危机。“一战后建立的中东主权国家缺乏历史合法性，所有中东国家都无一例外地试图在国家主权之上强加一种身份。但无论意识形态、宗教、王朝还是权力中心，这些尝试都失败了，并常常导致分裂和教派紧张。”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败后，政治伊斯兰一度试图通过重建宗教身份构建新的地区秩序，但就像阿拉伯民族主义一样，政治伊斯兰引发了人们对暴力运动横扫国家和边界以及自由经济的恐惧。

政治伊斯兰因素在中东格局中凸显，客观上加剧了中东“教派冲突+地缘争夺”的复杂局面。在过去相当长时期里，中东多数国家的教派矛盾并不突出或至少不是主要矛盾。然而，随着政治伊斯兰得势，中东教派矛盾日渐升温。沙特与伊朗的地缘争夺助长了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教派矛盾。在叙利亚、也门、黎巴嫩等国，处处能看到两大教派矛盾激化的痕迹。“沙特和伊朗之间的竞争，推动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极端主义，加深了整个地区的危机。”土耳其也打着宗教旗号进行地缘扩张，导致中东国家间矛盾更加复杂，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

此外，政治伊斯兰兴起对宗教极端运动的发展构成了影响。历史表明，压迫往往会导致激进主义。年轻人感到既没有被政府代言，也没有被任何其他伊斯兰或非伊斯兰运动代表，没有政治形式表达自己，他们很可能会寻找激进伊斯兰运动作为替代方案。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穆斯林兄弟会”“光明党”“复兴党”等温和伊斯兰运动风光一时。但随着穆兄会受到严厉镇压以及中东乱局向纵深发展，温和伊斯兰势力黯淡退场，崇尚恐怖暴力的宗教极端势力后来居上，其中的代表性力量就是“伊斯兰国”。宗教极端势力兴起既是中东局势不稳定的产物，也是激化中东教派矛盾和恶化地区安全形势的助推力量。中东剧变后，此前一度元气大伤的“基地”组织死灰复燃，并在利比亚、马里、埃及西奈半岛、叙利亚等“三不管地带”设立据点，声势日益壮大。“伊斯兰国”的兴起更是将整个西亚北非地区的极端势力连点成面。反恐问题又成为中东的新难题。

三、政治伊斯兰与西方冲突使伊斯兰世界沦为受害者

政治伊斯兰兴起与西方的压迫和操纵直接相关，因此政治伊斯兰势力对西方世界感情复杂。一方面，西方国家经济富足、军事强大，是伊斯兰世界竭力学习和效仿的榜样。而且，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伊斯兰组织坚持西方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其商业利益与西方紧密绑定。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在中东推行霸权主义，侵蚀伊斯兰世界合法权益，又使政治伊斯兰具有强烈的反西方属性。“伊斯兰主义从一开始就反对现代西方体系和在阿拉伯与穆斯林社会建立的秩序。”对伊斯兰主义者来说，“十字军东征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历史进程，除非伊斯兰取得最后的胜利，否则这个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

由于缺乏切实可行的反霸权主义之道，部分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反西方情绪最终被宗教极端组织利用，演变为以西方平民为目标的恐怖袭击。“基地”组织将打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作为首要目标，针对西方大张旗鼓地发动恐怖袭击，并最终策划实施了“9·11”事件，促使伊斯兰与西方的冲突演变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正是在这次恐袭事件后，美国借机在中东接连发动两场反恐战争，公开在中东推行“民主改造”，导致伊斯兰世界陷入前所未有的深重灾难。同样地，2014年异军突起的“伊斯兰国”不仅没能重振伊斯兰世界的荣光，反而使伊斯兰世界更加动荡分裂，让伊斯兰距离复兴越来越远。需要指出的是，“伊斯兰国”谋求独立建国、破坏中东现有地缘版图的行为符合美国竭力使欧亚大陆持续内讧分裂的战略目标。因此，“伊斯兰国”适度搅局非但不会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反而会使中东更加分化，让弱小的海湾国家更加依赖美国的力量，也为美国武力介入中东事务提供了借口。

 

政治伊斯兰影响力下降或为大势所趋

迄今为止，政治伊斯兰仍是塑造中东政治的重要因素。在阿拉伯世界，以穆兄会为代表的温和伊斯兰组织仍具有顽强生命力。在阿拉伯世界之外，伊朗的政教合一神权政体至今稳固，宗教对政治的影响不言而喻；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继续执政，并在国内外推行伊斯兰化政策。此外，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势力虽然已经式微，但仍在频频制造恐怖袭击事件。

近现代以来，由于传统宗教与外来思潮理论不能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种种结构性问题，政治伊斯兰在衰落与复兴之间循环往复，并最终被基于世俗化的外来制度和思潮取代。然而，政治伊斯兰的回潮，没有为相关国家和中东地区的稳定提供可行的方案，还往往引发地区战争、宗教压迫和经济停滞。

政治伊斯兰运动频频登场与退潮，逐渐耗尽了伊斯兰势力的政治能量，导致政治伊斯兰呈现“波浪式后退”的特征。在可见的未来，中东还会出现伊斯兰复兴运动，但其规模和影响力将会逐渐减小。2019年“阿拉伯新闻”（Arab News）委托舆观调查网（YouGov）针对中东北非18个国家所作民调显示，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大多数人反对用宗教来谋求政治利益。黎巴嫩和伊拉克两国反对伊斯兰政党的呼声最为强烈（比例分别达到74%和73%），绝大多数人(伊拉克68%、黎巴嫩65%)认为如果将宗教与政治分开，全球冲突将会减少。

当前中东政治伊斯兰势力影响力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2019年6月埃及前总统穆尔西去世，但该消息在埃及公众中几乎没有引起波澜。穆尔西死后，埃及、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的街头抗议主要针对社会不公、边缘群体困境、青年失业以及对柏柏尔人的立场、阿马齐格语地位等一些争议性问题，不具有政治伊斯兰色彩。即使在教派冲突严重的伊拉克，宗教在政治中的重要性也在下降。过去两年来，伊拉克南部什叶派聚居区发生了反对什叶派政府的抗议活动，抗议者的主要议题是青年就业、公共服务不足以及大规模腐败问题，对政教关系和教派矛盾只字未提。突尼斯在2019年举行的总统选举中，由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党支持的候选人未能进入第二轮选举。尽管如此，在中东地区，政治伊斯兰影响力的下降是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这股力量仍将在中东政治中发挥不容小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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