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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菡 袁东振:拉美政治发展的钟摆效应与新一轮左翼浪潮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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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菡 袁东振:拉美政治发展的钟摆效应与新一轮左翼浪潮的特点

作者:李菡,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袁东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本文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3期;国际研究学部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在拉美现代政治进程中,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相互竞争、交替发展、轮流执政,呈现出政治发展的独特钟摆效应。近年来,左翼政党又在多个拉美国家相继重新执政,催生了新世纪以来第二轮左翼浪潮。拉美国家新一轮左翼浪潮的出现,既是拉美政治发展钟摆效应持续发酵的结果,也体现了当前拉美地区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新现实。新一轮左翼浪潮不仅改变了拉美地区的政治社会生态,也会对拉美国家的内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一、拉美政治发展的钟摆效应与新一轮左翼浪潮的来临1959 年古巴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拉美左翼力量的士气。从1970 年代后半期到1980 年代,伴随着拉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巩固,左翼总体处于从低潮缓慢复苏的过程中。1980年代末至1990 年代初,随着冷战结束和苏东剧变,拉美左翼力量再次遭受致命打击,右翼的影响力再度上升。从20 世纪末到21 世纪初,拉美左翼出现了群体性崛起的态势,左翼政党在多国取得执政地位,形成了所谓的“粉红浪潮”。在21世纪前10 年,拉美20个主要国家中,有13个国家由左翼执政。从21世纪第二个10年起,特别是2015年以后,拉美政治发展的钟摆明显向右回调。近期,拉美政治发展的钟摆再次向左转,左翼力量的政治影响力有所增强。有学者将这种态势称为新世纪后拉美左翼或拉美进步主义的第二次潮流。2018 年,墨西哥左翼的“国家复兴运动”党在大选中获胜并上台执政,给当时陷于低潮的拉美左翼以极大的鼓舞,并随即在拉美地区产生了“传染效应”。在2019 年的阿根廷大选中,左翼政党在阿根廷重新执政,并继续保持议会第一大党地位。在2020年的玻利维亚大选中,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候选人路易斯·阿尔塞当选总统,该党重新执政。2021 年,拉美有五个国家举行大选,除厄瓜多尔外,左翼政党在秘鲁、智利、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四国胜出,拉美地区政治左转幅度进一步加大。此外,委内瑞拉左翼执政党在2021 年的地方选举中占得绝对优势。2022 年,哥伦比亚和巴西等国家将举行大选,左翼政党已经显示出强大竞争力,届时如能取胜,拉美政治发展钟摆的左转幅度将进一步加大。二、拉美左翼的一般特性与新一轮左翼浪潮的特点新世纪以来,拉美地区的两次左翼浪潮有着类似的历史轨迹,都是通过大选中的激烈竞争取得执政地位。然而,与本世纪初兴起的“粉红浪潮”相比,新一轮拉美左翼浪潮有自身的独特性。具体表现如下:第一,发生的背景和环境不尽相同。第一次左翼浪潮发生于拉美经济上升期,左翼政府执政的环境相对有利。2003年后,拉美经济出现了“黄金十年”。经济增长为左翼政府减贫以及其他社会计划的实施提供了财政支撑。新一轮左翼浪潮发生的背景则更为复杂。2014年后,拉美经济步入下行通道。由于经济环境恶化,左翼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将受到更多约束。第二,政府政策的优先选项不同。在两次浪潮中,左翼政府的政策优先选项不同。在第一次左翼浪潮期间,拉美各国的左翼政府均对此前右翼和中右翼政府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取向、社会政策的优先目标、结构改革的方向等做出了较大调整,强调放弃新自由主义模式,探索新发展模式和新发展道路。相比之下,在本轮左翼浪潮中执政的左翼政府,只倡导在某些方面进行改革,并没有对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进行颠覆性否定,也没有简单地把拉美发展的困境归结为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外部因素。第三,执政路线更加温和。在第一次左翼浪潮期间,拉美左翼政府的政策主张和施政纲领的激进色彩较重。查韦斯等左翼旗手提出“拉丁美洲的21 世纪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主张替代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模式,提出反传统体制、反政治精英、实现社会变革的口号。激进左翼政府推动宪法和政治改革,试图用直接民主取代代议制民主;主张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强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通过持续的国有化加强国家对资源能源、电力电讯等战略部门的控制。本轮左翼浪潮是在近期社会运动中异军突起的、具有变革倾向的新兴左翼力量。鉴于拉美特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这些新的左翼执政党为维护和稳固执政基础采取了更加温和的执政方针。第四,在对外政策、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方面更加务实。在第一轮左翼浪潮期间,部分拉美国家,特别是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等激进的左翼政府,仍然表现出强烈的反美倾向。与第一轮左翼浪潮相比,本轮左翼浪潮中的许多左翼政府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国的态度,更加温和务实,对在地缘政治上反美似乎不太感兴趣。第五,缺少对地区左翼力量有引领作用的“领头羊”。在第一轮左翼浪潮期间,拉美左翼政府分温和与激进两类,两类政府都有自己的领头羊。温和左翼以巴西为领头羊,主导建立了“南美国家联盟”。委内瑞拉是激进左翼的领头羊,与古巴一起主导建立了“玻利瓦尔美洲联盟”。 而在本轮左翼浪潮中,拉美左翼缺少地区性领头羊。巴西目前仍由右翼政府执政,墨西哥的洛佩斯政府缺乏对地区其他左翼国家的引领,委内瑞拉则陷入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治理危机。,拉美左翼政府还没有对重振区域合作机制或建立新机制表现出明显的兴趣。第六,执政根基更为薄弱。在第一轮左翼浪潮期间,左翼执政党根基相对牢固。许多左翼政党不仅在总统选举中优势明显,而且在国会中占有多数席位,或本身就是议会第一大党,在国家立法机构中具有主导权,可为政府有效施政提供有力支撑。相比之下,在本轮左翼浪潮中,多数左翼执政党的根基并不牢固,在选举中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在国家立法机构未能占有多数席位,难以摆脱弱势政府的窘境。第七,左翼执政党越来越难以实现连续或长久执政的目标。在第一次左翼浪潮期间,左翼总统连选连任现象非常普遍,在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都曾发生。受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双重制约,最近上台的拉美左翼执政党很难在短期内取得令人满意的业绩。有观察家认为,大规模社会抗议浪潮将在拉美卷土重来,会对左翼执政党构成重大威胁,预计拉美政治钟摆效应的频次将加快,左右更替的周期将更加频繁。

三、拉美出现新一轮左翼浪潮的原因

第一,新一轮左翼浪潮是拉美政治发展钟摆效应的必然结果。如果说本世纪初左翼“粉红浪潮”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社会各阶层希望纠正此前右翼政府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缺陷及其所导致的消极社会后果,那么新一轮左翼浪潮的出现更多地则是因为社会各界希望通过执政党的轮替来扭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困局。第二,左翼的社会平等主张在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下对民众更有吸引力有助于促成拉美左翼政党重新执政。在2003 年后的拉美经济“黄金10 年”期间,左翼政府加大了社会公共政策力度,地区社会形势明显好转。在2015 年后开始的右翼执政周期内,经济衰退以及随后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则造成了政府的社会支出能力下降,失业增加,贫困现象加剧,导致新世纪以来十几年的减贫成果荡然无存。拉美左翼以新阶级斗争式的极化言论对此加以利用,把选民置于是保护少数人的特权、还是保护占人口多数的穷人的利益的争论中,促使选民抛弃右翼。   第三,民众反建制和反执政党的心态不断发酵,助推了执政党更迭和左翼重新执政。执政党轮替和政府更迭成为拉美地区选举的主基调。民众不满“所造成的后果只能由执政党来承担”。选民对当时的右翼政府不满,选择与其切割,并把选票投给左翼政党候选人。四、拉美左翼的发展前景新一轮左翼浪潮的出现表明,拉美左翼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左翼力量再次崛起极大地改变了拉美地区政治生态和政治力量的对比。但是,拉美左翼执政党面临着巨大的执政压力,左翼发展受到诸多约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地区政治发展的钟摆效应。一方面,拉美地区左翼成长的环境相对有利,左翼发展仍有新空间。拉美国家长期缺乏深刻的社会变革,致使“社会排斥”“边缘化”现象一直很严重,因此广大中下阶层拥有改变不平等社会结构、实现社会公平的诉求,左翼的思想和主张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另一方面,受诸多制度和体制性约束的影响,拉美左翼执政党的执政前景仍具有较多不确定性。多党制是拉美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代议制、权力制衡、多党竞争和执政党轮替等理念根深蒂固。在这种多党竞争和执政党更替风险常态化的环境中,拉美左翼执政党也无法突破现有体制等束缚,更无法确保自己能长久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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