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江泽培导师相处的往事（下）
毕业论文答辩
在我研究生第三学年的最后一学期，大威病休半年早已复学，江先生指导他做毕业论文，还担任了本科生的概率统计基础课，每周两次，在文史楼三层一大教室上课。听课的除数学系本科生外，还有进修教师，教室里挤不下，有人就坐门口走廊上。每当课快结束时，我就赶到教室，一下课即进入课堂，帮着收拾、檫黑板、提包，跟随他下楼，常常走到燕东园才返回。途中，或者我汇报有关情况，或者他给我说事。六月中旬，他叫我准备毕业论文答辩。
论文答辩大概在六月底或七月初举行。答辩那天，我早早来到一院二层中间的会议室。八点多钟开始，陈家鼎老师主持，答辩成员有谢衷洁、龚光鲁、程乾生等五、六位老师。我报告一刻钟，江先生作了简要介绍，指出“论文取得了具有创新意义的成果”。然后，老师们提问。龚光鲁老师的问题有点特别，至今我还有印象。他说：论文用了许多函数论的深刻性质，切中要害，恰到好处。“请问，你是怎么想到的？”我答：“主要是受原论文启发，同时，我将函数论与矩阵论有机结合。”提问结束，我去楼下等候，老师们评议。直到下午近一点，陈老师才招呼我上楼，宣读了答辩委员会的结论意见，“通过毕业论文答辩，授予理学硕士”，会议结束。
离开一院，程乾生老师与我同行，他给我讲了答辩会的有关情况。他说：“你的论文是科大殷涌泉教授和我们教研室的龚光鲁评阅的，本来，今天的答辩会由殷涌泉主持，但他前两天出国了，所以陈家鼎代理。”程老师接着说：殷涌泉是许先生的研究生，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山东莱阳农机校教书，58年科大成立，是华罗庚点名要回来的。他是国务院刚公布的全国首批概率统计专业七名博导之一，江先生也是。殷在评语中说：将一维过程的性质推广到多维，通常会出现实质性困难，本论文的工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本文难度大，创新强，达到博士论文水平，建议授予博士学位。正是围绕授不授博士，答辩委员会讨论了两、三个小时，最后还是江先生拿主意，否决了。我说：能通过毕业论文答辩，授予硕士学位，我就心满意足了；至于博士学位，我压根就没有奢望。程老师说：“你怎么想，是你的事。殷涌泉是知名学者，他的话是有分量的。答辩委员会讨论，是对他的尊重，也是对你负责。”
答辩后第二天，我去江先生家。他叫我尽快把论文修改投寄北大学报发表，同时，他建议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说：再按规定学几门博士课程，至于论文，可沿着现在的工作做下去。他提了两个方向：一是进一步推广，将满秩扩展到非满秩，将多维扩展到任意维，还有随机场；二是针对一些特定的矩阵谱密度，例如有理函数矩阵等，得出更具体、更深刻的结果。我考虑再三，没有采纳他的读博建议。后来听大威说，江先生曾建议他在我的论文基础上做，但由于他对时间序列分析有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不便更改。
三年研究生终于结束了，我返回原工作单位。离校前，江先生特设家宴款待了我。
参加概率统计年会
1982年10月，全国首届概率统计年会在昆明滇池海埂国家培训中心隆重举行。这次年会，投票选举了中国概率统计学会第一届理事会，江先生当选为第一任理事长。
我和黄大威应邀参会，将我们的毕业论文提交年会交流。在会议进行分组交流时，我所在的组我首先报告。随后是江先生。但他并没有讲他的论文，而是阐述我的论文思路和创新点。该组主持人、复旦汪嘉冈老师也对我的论文表示赞赏。
会议期间，组织代表游览昆明西山风景区。途中来到一座建筑雄伟、古老的寺院，院前有两棵参天古树。大家走进院内大殿参观。江先生指着眼前的大厅说：当年在西南联大时，为了躲避日寇的轰炸，他与同学们就来到这大厅，上课、就餐、睡觉。他还讲了许多具体细节，讲得绘声绘色，生动有趣，大家听得很专注，如身临其境。感触颇多。
会议结束，江先生要去成都看望他的叔叔，教研室老师建议我陪同，我欣然接受。傍晚时节，江先生与我从昆明乘火车沿成昆线北上，全程约30个小时，到成都是次日深夜。白天，我到江先生的卧铺车厢闲聊，一起就餐，晚上回硬坐车厢休息。我想，深夜到成都，人生路不熟，住宿怎么办？我是军人，如能带江先生一起住军人招待所就好了。于是，我就在列车里到处游弋，走到软卧车厢，看到一位年轻军人坐在走廊边的座位上，我前去主动与他搭讪，得知他是昆明军区后勤部的，是陪首长去成都军区观摩调研的。我出示了军人通行证和单位工作证，向他表明：我是刚从北大毕业的研究生，陪导师到成都办事，希望能到军人招待所落脚，不知能否帮忙？他说要向首长请示，说着，就进了软卧间，没过多久，就招呼我进去。我进入房间，发现这是一个包间，里面坐着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军人，还有他的家眷。根据我的经验，这应是一位正军职干部。那首长一见我就问：“你是北大的研究生，陪教授去成都出差？”我说“是”，并再次出示了证件。他又问：“就你们师生两人？”“是。”我答。接着，他爽朗地说：“到成都后我给你们解决住宿问题，下车后跟着我们走就是了。”听他这一表态，真是喜出望外，忙说：“谢谢！谢谢！”我赶往江先生处，讲述了这一经过，他表示听从我的安排。
列车到达成都站，下车后，我和江先生一直紧随那位首长一帮人走，来到车站广场一边，那里停着两辆车，一辆桥车，一辆吉普车。首长拉着江先生和他的家眷乘前面的小桥车，我跟他的随从乘后面的大吉普车。当我们进入成都军区大院时，已过午夜12点，车停在餐厅前，里面亮着灯，就随首长进餐厅，餐桌上摆着夜宵。就餐完毕，江先生安排在师职房，两人间，设施完备，条件不错；我安排在团职房，大房间，六张床，但就我一人住。按当时规定，住军人招待所不收住宿费，就餐自理，要交粮票，不过价格便宜、实惠。第二天早晨，我带着江先生来到餐厅，买了就餐卷，补交了昨晚的夜宵卷，然后凭餐卷用餐。早饭后，江先生去他亲戚家，我上街观光。江先生每天只吃早餐，晚上回来较晚。他进入军区大院后，总是先到我住的楼看望我，再回他的房间去休息。我们在成都呆了三天，就乘火车返回了北京。
在昆明期间，大威告诉我：“江先生说，现在北大编制冻结，等解冻后，将组建概率统计系，把我与你收拢回去。”我说：“你行，我不行。”因为，部队不会批准我转业；同时，在严控进京户口的时节，单位刚特批解决了我家属分居问题，如我再闹着转业，岂不遭人唾骂！大威是65级，比我小好几岁，后来，他考回北大做江先生的博士生，毕业留校任教。
江先生在81年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二批研究生。从昆明返回后，江先生安排我与大威参加为他的研究生举办的讨论班。但当时交通不便，堵塞严重，我从家到北大，来回一趟要走四、五小时，费时费力，加之我在单位科研任务重，所以未能坚持到底。
出国高访
1994年，我有幸被总政遴选为全军首批赴美高级访问学者，赴马里兰大学数学系，跟从Kedem教授研习时间序列分析。出国前，我来到江先生家，请他赐教。他说，Kedem来访过北大，他见过，还送给他一本时间序列的书。说着，他从书架上取出那本书，送给了我。然后，谈了一些时间序列方面的问题。我说要走了，他急忙披上外衣，换上鞋，我一再劝阻，他仍坚持要送。于是，我们从五楼下到一楼，绕到清华园内横穿东西的河道边的马路上，肩并肩西行，边走边聊。到了清华西门，我要到马路对面去乘车，请他留步。我大步走过去，回头一看，只见他也侧着身在人群的夹缝中急匆匆紧随其后，我忙停下脚步前去搀扶，一起穿越马路，来到车站旁等候。我上了公共汽车，透过车窗，看到那位年逾古稀的尊敬老人，仍站在车站不停地挥手。此情此景，使我深深感受到真诚的师生情谊！
我从国外访学结束回国，得知江先生生病，住北大医院泌尿科。我赶往医院，江先生躺在病床上，汪老师坐在傍边。他们见我进入病房，无比激动。汪老师告诉我：病床很紧张，开始在走廊里，后来院长查床，发现江先生是他当年在北大医学院求学时的数学老师，经过他的斡旋，才在病房里加了张床位。我看江先生精神不错，就简要汇报了在国外的进修情况，他听了表示肯定。此后我还去他家看望过。江先生属前列腺癌早期，通过注射打针，慢慢就痊愈了，指标恢复到正常范围。后来，老两口还出国探亲，看望子女。
2002年春节期间，我与夫人、大威与夫人一起到江先生家拜年，中午到清华园一家餐馆就餐。席间，江先生特地点了他爱吃的扬州豆腐丝。当时江先生的状况并不太好，行动不便，来回都是雇车接送的。
2005年春，一天早上，我刚要出门去上班，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是程乾生老师的声音。他告许我，“江先生走了”，并讲了治丧安排。一时我很震惊，平静下来，我又给系里打了电话寻问。遗体告别哪天，我来到八宝山悼念堂。那天参加悼念的人很多，除北大、科学院，还有首都其它高校的师生。悼念开始，我与大威并列走入大厅，向这位曾经朝夕相处、呕心沥血指导我们的尊敬导师深深地鞠躬致哀，表达我们无限的悲痛和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