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 校园乐队的地下乌托邦
仅一层水泥地板的隔断，便划分出地上地下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紫金港体育馆地上寒风萧瑟，几乎难觅行人踪影；地下却有音乐隐隐约约传出。
体育馆负一层的排练室里，鼓手小潘正在调试鼓架高度，准备今晚的表演。看着被清理得有些空荡的排练厅，她恍然间有些失落——这场告别，就仅仅是这样了吗？
即将告别的，是这间陪伴了浙大电声乐团长达六年的地下排练室。一个月前，乐队成员们收到排练室搬迁的通知，体育馆即将整体装修，为亚运会做准备。音箱设备届时会被一一清空，暂存在操场的仓库里，乐团将进入过渡阶段，等待着下一个排练室的审批。「办一场简单的告别音乐会吧。」团长Tom决定。
这场告别仪式的筹备，与排练室的「地下」气质精心契合——没有拉赞助，不收门票费用，不做大规模宣传，只在浙大摇滚乐迷群内相互转告。乐手们希望，这场表演只献给真正热爱音乐的朋友，让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最后一次在这个摇滚乌托邦里沉浸、狂欢。
乐器调试完成，表演准时开始。气氛在电吉他的第一个扫弦后被点燃，观众高举着双手，发出亢奋的尖叫与欢呼。随着演出的渐入佳境，越来越多的观众进场，事前准备的观众席早已没有了空位，观众们便站着，或者干脆坐在乐手旁边的地板上，整间排练室慢慢地被人挤满。
这样的场景超出了小潘的预想，她环视一圈，意外地发现有许多陌生的面孔，甚至还有浙大电视台和校拍的朋友，自发扛着机器过来拍摄。「我一直以为，摇滚乐队在学校里是一个小圈子，就是我认识的这些人，但今晚出乎我意料。很谢谢他们能来这场告别仪式，让我知道，我们在做的事情，是能够得到认可的，是被欣赏的。」
两个半小时后，告别音乐会结束。观众纷纷离场，地下排练室又归于寂静。几支校园乐队的成员迟迟不愿离开，乐手们又重新拿出乐器，默契地开始一段即兴合奏。团长Tom没有加入，他默默地坐在角落的椅子上，独自喝着啤酒。
这是乐团最后一次待在这间排练室了。
01
秘密乐园
地下排练室
从体育馆南二门走入，随电梯降落至负一楼，这里有着与地上天差地别的体感——阴凉潮湿，像走进一间闷闷的、隐约带着异味的空调房。这种环境与专业排练室的标准相去甚远——如果一把吉他放在这里超过两周，木制的琴身便开始发霉，铁制琴弦慢慢生锈，吉他的音色也失去原本的质感。唯一的救星，是排练室里一台24小时运作的除湿机。
沿着走廊向前走，经过管乐团排练室，后面便是电声乐团的排练室。推开大门就能看到一套橙色架子鼓，旁边的谱架上，零零散散地放着几张手写鼓谱，还有几根已经被打裂的鼓棒。
旁边是一台上了年纪的电钢琴，那是六年前第一届团长斐然毕业后留下的。这台电钢琴见证过一届届电声乐团的新旧交替，如今，它的主人也早已告别校园乐队，成为阿里集团的一名数据算法师，在正职工作之余，他也偶尔搞搞作曲编曲，当作对音乐热爱的延续。
这间排练室的前身，是小剧场里不足五平方米的小房间。实际上，当时的电声乐团还没有成立，维系着浙大各支乐队的，是这个小圈子里彼此惺惺相惜的情谊。而这个小房间，严格来说，也并非乐队的专属地。「那间教室是文琴乐团的其中一间排练室，刚好文琴里面有个朋友也玩乐队，我们就蹭着他的地盘来排练。」斐然回忆说。
共享的不仅仅是排练场地，还有各式各样昂贵的设备。乐手们从宿舍搬来自己的音箱，长期摆放在排练室里，给其他乐队排练使用。狭窄的房间里，摆放着一套架子鼓、三个音箱和一个电钢琴。
「很拥挤，我们几乎没法走动，唱嗨了身体也没法跳动起来。」小空间配上大音量，挑战着乐手们听觉的极限。电声乐器接进音箱后，音量被扩大好几倍，再混杂着巨大的鼓声，在小小的房间中回荡，最终一股脑地灌进耳蜗里。「每次排练完出来，我都要检查一遍自己有没有失聪。」斐然回忆起那段排练经历，半开玩笑地说。
而这个环境不尽人意的小房间，却是张伟的秘密乐园。
他常常独自一人来到这里，像是走入了一个异度空间，与外界完全隔绝开。在这里，他往往是漫无目的、随心所欲的——心情好的时候，会抱着吉他陶醉地唱情歌；情绪低落，就通过打出密集的鼓点来释放压力，「哪怕我就待在里面，什么都不做，我也会充满安全感。」
有时候，他一待就是三四个小时，丝毫没察觉时间的流逝。常常等他从音乐世界里回过神来，已经是深夜。有人问他：「你觉得自己在虚度时光吗？」「不会啊。」他先是脱口而出地回答，继而思索了好一会，补充道：「我觉得大学是一个很开放的地方，没有人规定它非得是一个什么样子。」
2014年，随着申请的审批通过，这间小小的排练房正式被体育馆地下排练室替代。
当时博士在读的斐然肩负起布置与管理新排练室的任务，他使用学校的赞助经费，购入一批设备——架子鼓、贝斯吉他音箱、控音台、麦克风、麦架、吉他线、插线板等等，并召唤了几位「身强力壮的小伙伴」帮忙，将它们一一搬至地下。同时，斐然利用圈子的人脉，将校园的各支乐队组织起来，成立了电声乐团，还为不同乐队分别安排了排练室使用时间，这套时间表的使用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这间排练室给我一种家的感觉。」来自台湾的南区飞行员主唱勤勤这样形容。
来到大陆念书的这两年里，勤勤对于文化差异始终是包容的，然而一种隐约的疏离感还是一直包裹着他。「但在这间排练室里面时，我有一种归属感。」没有乐队排练的时候，他喜欢和键盘手小熊来到这里，两人配合着进行音乐创作。这里齐全的设备和乐器给予他满足与幸福，「就像小孩子走进一个全部游乐设施任他玩的游乐场。」
勤勤
他们干脆将电脑和作业也带过来，学习累了，就坐到钢琴旁边弹点舒服的旋律，或者拿起萨克斯吹上一曲。他们曾经开着玩笑幻想，以后可以买个睡袋，就可以在排练室「安顿」下来了。
在鼓手小潘的印象里，南区飞行员大部分的排练时光，是欢乐与自在的。没有主音吉他的部分时，吉他手香菇会在一旁陶醉地给大家伴舞；在排练的间隙，吉他手弹出一个和弦走向，其他乐手便默契地合进来，开启一首新歌；偶尔心血来潮时，他们也会打乱乐队的分工——主唱勤勤弹起键盘，鼓手小潘抢到吉他手的位置，主音吉他手变成鼓手，照样能玩起来。「他们身上有一种很神奇的特质，跟他们一起待在排练室时，我比任何时候都放松、自在，可以怎么舒服怎么来。」吉他手一丝说。
02
自由
从小到大，小潘都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乖巧懂事，成绩优异，多才多艺，也似乎一直走在最正确的人生轨道上，考进浙大，均绩过四，拿奖学金，她成了无与伦比的「同辈楷模」。
被贴上这个标签，她一直开心不起来，却也始终想不通缘由。这种模糊的困惑，在她与摇滚乐相伴的日子里，逐渐被解开。「鼓棒敲下去的那一刻，我所有想要传达和宣泄出来的情绪，瞬间得到释放，我不需要去遮掩什么东西，或者按照别人的期待来做，那一刻的自己是最真实的。」
进入电声乐团后，小潘结交了许多真诚洒脱、有态度的朋友。他们会成群结伴骑着电瓶车，在校园的道路上放声唱歌；会在上舞台之前举起啤酒干杯，彼此加油打气后一饮而尽；也会跨年夜时聚在民宿里，喝着小酒，弹吉他唱歌，一直到天亮。
小潘的第一支乐队在高中期间组建，取名「变质汽水」。他们很渴望登上元旦晚会舞台，因此常常在紧张的学业之余，抽出时间加紧排练。终于，他们收到了表演的邀请，但万万没想到的是，高中校方提出了「提前录制」的要求，实际上就是「假弹假唱」。他们愤怒于校方对舞台的不尊重，毫不犹豫地选择罢演。「这是我人生里，为数不多的，很‘摇滚’的时刻，坚守内心不妥协。」
小潘演出现场
「摇滚乐的产生，本身就是一种反抗。」感冒药吉他手钏钏表达他对摇滚态度的理解，「摇滚乐反抗了原有的音乐形式，找到自身生命力的表现方式。我们可以通过音乐自由地表达对生活枷锁的反抗。」
遗憾的是，这种反抗，常常被简单粗暴地理解成为一种叛逆。2012年IHeartRadio音乐节，朋克乐队Green Day的表演时间被活动方砍掉一大半，唱到中途的主唱突然停下来，对着「还剩一分钟」的提示牌破口大骂，并愤怒地把吉他砸成两半，用力丢下话筒离场。圈内人更愿意将这件事归结为摇滚「表达情绪」的自由，而不是刻板地将摇滚定义为愤怒与叛逆。
感冒药主唱怡然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刻板印象，是来自父母。她小心谨慎地向父母隐瞒自己的乐队成员身份，屏蔽朋友圈，交流时也避而不谈。但在大二暑假，父母还是从别人口中得知了她乐队主唱的身份。「他们立刻打电话给我，担心我跟着乱七八糟的人混在一起，变成坏孩子，直到后来我考出他们满意的成绩，才换来了默许。」就像许多父母也会觉得，玩乐队是洪水猛兽，是抽烟染发讲脏话的象征，是孩子胡乱交友、荒废正业的源头。
「但其实摇滚乐也可以是很积极向上的东西，或者是温暖的、治愈的、深情的，摇滚不应该被单一地定义为某一种情绪或态度。我们追求的内核是自由，自由地透过摇滚乐表达情绪，各种各样的情绪。」
感冒药主唱怡然
Foo Fighters 的《My Hero》，是勤勤最近循环播放的一首歌，他一边听，眼泪一边不自主地流下。「它带给我一种力量，相信跟坚持的力量。」他有太多怀疑音乐的时候——因为太专注音乐让女朋友不开心，因为忙于乐队表演而成绩下滑，脚踏实地练习技巧却一时难见成效。「其实音乐不能给我带来什么实质上的东西，不像我努力工作，就能赚多几块钱，或者做多几道题，就能拿多几分。它带给我的，是一种有些抽象但又很真实的力量感，在我很难过的时候，在背后支撑着我。」
03
门槛
音乐创作与表达的自由也正在被慢慢吞噬，越来越庸俗化的大众审美，将摇滚慢慢推向角落，逼回地下。「其实在八九十年代的美国，摇滚乐才是大众流行的音乐。这与时代审美有关，而当下的国内审美正在被娱乐工业塑造着。」
「我们现在已经被装进了一个又一个的框框里。」钏钏说道。这些框架的形成与束缚，在感冒药乐队的眼中，是现下流行音乐带来的冲击。「很多人其实已经没有审美了，」鼓手莉欣打趣道，「平台推什么他们就听什么。」她打开抖音，里面的音乐多半是套路化生产、毫无情感内涵的「网红口水歌」，她一边听一边反问，这种音乐，还纯粹吗？彻底掉进商业泥潭中，还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吗？
她又点开近期热播的一个乐队综艺，苦笑着说：「一群人要一起玩音乐，首先得做朋友。哪有这种用选拔淘汰的方式来组乐队的？」吉他手博尧补充：「80年代的乐队甚至很抗拒允许上电视，上电视会被看作是对乐队的羞辱。音乐就是音乐，纯粹的音乐。」
莉欣对音乐上的情怀泛滥感到很无奈，甚至反感。她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抱起一把木吉他就标榜自己是忧郁音乐人，拿着话筒在广场上嘶吼就是放荡不羁爱自由。「不能是这样。这个行业是有门槛的，跟读书一样，需要积累跟进阶。」勤勤也目睹过一些新生乐队的不专业，比如拔吉他线之前没关音箱，不懂得调乐器音色，不清楚试音流程，弹琴时不跟节拍，等等。「这些是可以被包容的，因为需要一个成长过程，但重点是，你得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而且你有在想办法，让自己变得更好更专业。」在他的心目中，玩乐队需要具备的条件里，态度处于首位，「认真地、尽最大能力地去追求音乐质量，而不是随便弄一弄就满意了，耍耍帅就完了，这样不尊重你做出来的音乐，也不尊重舞台和听众。」
南区飞行员演出现场
04
抉择
在接触音乐之前，张伟觉得自己的人生仿佛都被框住了。考浙大，选管理专业，他恍恍惚惚地跟着既定的路线走。他甚至怎么也回想不起来，当初为什么会填管理这个专业，「可能是大家都说这个专业热门，家人又喜欢，就选了吧。」
他清楚地记得，人生第一次无比地明确自己想要做什么，是在吉他协会担任会长期间。当时在吉协里诞生了一批充满活力的校园乐队，但苦于没有展现的舞台。于是张伟萌发了举办一场音乐节的大胆念头。
说干就干。他找来几个玩乐队的朋友，一起到校外机构拉赞助，再用筹来的赞助费，找了一个琴行来承包舞台设备，同时他联系上学校文体部的老师，努力说服他们通过举办音乐节的申请。
最终的舞台效果没有辜负他的努力。「当时文广几乎挤满了人，现场气氛很热烈。」人群中的张伟，仿佛置身于梦境。耳边的音乐声似乎被笼罩住，变成遥远的回音，他清楚地听见自己加速的心跳声， 那一刻，他确定了自己想要做什么。
「我可能没有足够的天分，去做一个舞台上的artist，但我始终无法割舍自己与音乐的关联，那我就做一个幕后的推手，把更多更好的乐队送上舞台。」这也是五年来，张伟一直在做的事情——他创立了咘贰音乐公司，承办高校音乐节，支持校园乐队的原创音乐。「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自己这个决定，如果让我重来一次，还是会这样选择。」
张伟在舞台工作中
张伟的这份坚定，对于其他校园乐队来说，有些遥不可及。他们大多数在徘徊与踌躇之后，将毕业默认为乐队生涯的句号。「以前很多优秀的校园乐队，毕业后都解散了，到各行各业中去了。」张伟说。
「学校是象牙塔，是舒适圈。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有很多问题不用去想，还不用养家糊口，」钏钏对此十分坦诚，「我们现在就是演，能去几场演出就去几场。」而关于对未来的规划，他们不约而同地给出心目中答案——是爱好，也只能是爱好。
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感冒药陷入对自身能力的质疑，没有创作出优质的作品，演出效果也平平，与偶像有着遥不可攀的距离，能做的只是模仿。「这也是为什么决定以后不走这条路吧，有的人是天才，但我不是。」他们的态度也逐渐变得洒脱，「我们可以就写一写自己的垃圾歌，再唱一唱别人的歌，当作爱好一直玩下去，就挺好的。」
从事音乐舞台工作的张伟，见证了一批批乐队从建立到辉煌，从辉煌再到解散的过程，却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多么遗憾与伤感的结局。他想起去年毕业的靠北乐队，他曾经提议过让他们做一些原创，「当时他们很明确地说，我们就是想在大学里好好玩乐队，不考虑未来的发展，我觉得也很OK。玩乐队对于大学生来说，意义并不在于成名成家，或者将来要不要把它当作职业。它可以就是很单纯的，大学期间珍贵的经历之一。」
张伟大学时期的乐队鼓手，在当年毕业的时候，出于工作稳定的考虑，选择了城市管理的岗位。然而七年后，她还是选择辞去了「铁饭碗」，重新组建一支新乐队，回归音乐圈。「这份热爱只要还在，不管过多久，都可以重新被点燃，去延续。」
而就算没有办法以音乐为正职，「努力赚钱，养活音乐」，也是小潘的未来规划。广告专业、即将升大四的她，正在面临实习、毕业、考研的重重压力，生活变得忙碌起来，当初那份成为音乐人的热忱，正在一点一点地黯淡下去。在popi问答箱里，有匿名好友问她：「以后想做什么？」她写下：「一直做着可以专心玩音乐的白日梦，好蠢哈哈哈。」对于未来，她还是觉得有些迷茫，摸不清一个明确的方向。
她唯一坚定的是，不会放弃音乐。「我会努力赚钱养梦，希望业余时间还可以跟朋友玩玩团，玩到就是赚到！」她轻快地说。
本文为《校园媒体实践》课程作品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出现的人名均为化名
（文 | 陈翊思 李想 徐汇紫琳）
（图 | 源自受访者、zju校拍）
（编辑 | 求是潮新闻资讯中心 吴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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