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投资中国的最本质问题

赵佶，瑞鹤图

投资是人一生必须做的事，但是正确的投资方法又很难得，有时面临艰难的自我更新。

投资不能狭义地理解为买股票买房子，虽然它们是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的投资包括如何安全、富足地度过这一生。从狭义到广义的投资，都不得不解决一个最本质的问题：我们所处的系统长久来看，是否安全？

一家公司，长久来看不安全，那短期有再多利好，也不值得买。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来判断一个国家。在一个国家投资，小到股票房子，大到托付一生与子孙，它长久的安全性如何，就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而且必须得出答案。

中国长久安全吗？这十来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我买中国的股票与房子，也没有移民计划，从行动来看，答案是肯定的。但在思想上逐渐肯定，是近几年的事，没错，中国长久是安全的，中国的体制与美国的体制不同，但这个体制是健康的，不必变成美国的体制。这与流行的观念相背，70后之前的中国人，美国标准就是好，几乎成为一种信仰，凡与美国一样的，就是对的，凡与美国不同的，就是错的。中国的体制没有变成美国的体制，那就是有原罪的。这可以省却思维之苦，也方便当批评家，但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这与事实明显冲突，中国10多亿人的巨大体量，这40多年来的经济奇迹，也是人类发展奇迹，就是在中国体制下完成的，它不仅不必变成美国，甚至可能是更能发挥出市场机制的。当然，美国标准派也可以一句话就否定掉：只要不变成美国，中国当下怎么好，也迟早会崩溃。

对同一件事，不同的理念得出相反的理解。一年多以来，华为事件，香港事件直至疫情，我的理解都与美国标准不同。

美国打压华为。美国标准认为华为一定有错，不然美国为什么打你？我则认为，美国政府是反市场的最大力量。华为是中国市场经济成功的标志，是民营企业目光长远，追求技术创新的典范，也是中国的骄傲，它的错就是中国第一次有重量级的技术公司真正领先于美国。

香港事件。美国标准认为这是反抗邪恶体制的美丽风景线。我则认为，这是一座城市愚蠢的自毁，所谓的自由，并没有让此地人民变得理性而务实，反而从贩夫走卒到大亨巨贾，简陋得只剩下盲目的仇恨和空洞的口号。

而防疫。美国体制下，政客作秀、推诿、无能，民众愚昧、反智、无能，终于溃败，无法可想。而这在美国标准看来，可以接受，甚至可以解释为更科学，更高级。中国的防疫，如此成功，可是，只要敢否定中国的防疫，无知、虚伪、臆想的人，一度也被吹捧成圣母。

这些事件，长久以后看，都是改变世界格局的事。美国标准可以假装看不到，继续当轻松的批评家。但是投资者，愿意认真生活的人，却必须看到，必须尊重事实与真理，否则，投资不可能理性，最后输的是自己。

我一度觉得自己孤单，当然，这没什么可怕，生活是自己的，他人怎么看不重要。但是看完李录的《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觉得不孤单了。

李录是成功而独特的投资者。他是中国的精英，到美国成长为投资精英。他因巴菲特的启发步入价值投资之路。他深得自己的偶像芒格的信任，芒格甚至将自己的家族基金交给他管理。

如果你看过芒格的《穷查理宝典》，将发现《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很熟悉，毕竟价值投资理念一脉相承。李录此书的最主要的价值并不在此，而是回答了芒格与巴菲特都无法回答的问题。这两位老人家不止一次说中国好，但怎么好，对中国人、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更了解的李录才知道。

李录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不认同国际上流行的（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流行的）的观念，认为政治民主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中国的成功是反例。政治民主并不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中国自商鞅变法以来，摸索出唯才是举的贤能制度，社会动员能力极强，一直处于领先。这成功几乎成为包袱，在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这阶段开始落后。1840鸦片战争，中西碰撞，中国落败。此后100多年，一直摸索道路，不停试错，一直到邓小平时代来临，中国终于找到自己的道路，形成独特的政治经济体系，将农业文明形成的唯才是举的贤能制，通过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形成“三合一市场机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密切合作，中央政府制定战略，提供资源，调节经济。地方政府互相竞争，形成“公司式地方政府”，为企业更好地提供总部式服务，从土地、劳力与制度，竭尽全力帮助企业落地与发展。作为回报，企业只需抓牢市场机遇，提供就业机会，贡献GDP与税收。这机制将中国人的力量与潜力尽情释放。

这40年的成就，是之前100多年摸索的结果，是中国文化的传承，它不可能放弃，也不会变成美国。文明与现代化的条件是市场与技术创新，中国现在的体制，比美国体制更爱市场与技术创新。在接下来的政府间竞争中，中国体制不会输，中国不仅不会崩溃，反而是更安全的，更有投资价值的。

每一个投资者，每一个认真思考中国未来的人，都应该读一读李录的这本书，认真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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