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西：“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我的张老师
（50多年前西南师范学院学生证上的张老师）
一
“你就是刚转来的？”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75年8月底，我在老家仁寿读完高一，转学到乐山五通桥中学时，班主任张老师便用这句并不算热情的话迎接我。我一抬头：三十多岁，高个，椭圆脸，一双美丽的眼睛微微凹进去，鼻梁便更显挺拔。我想到了电影里的外国女郎。其实张老师的装束很朴素：白衬衣、浅色裤子、白凉鞋。
我点点头。张老师不再说什么，向我一招手便径自朝教室走去，我胆怯地跟在后边，心想：“这个老师好像有些冷淡。”
虽说第一印象不太好，但张老师很快便征服了我。她富有魅力的教学艺术，使枯燥的物理课妙趣横生。张老师性格特别耿直率真，待人直爽、坦荡、热诚，没有半点客套（我之前感到的所谓的“冷淡”，纯属我的错觉）。张老师由衷地爱自己的学生，但并不是口头的问寒问暖或婆婆妈妈地管个没完。她随和、豁达、不拘礼节，使每个同学都与她亲密无间。渐渐地，我当然也和张老师“没大没小”起来。
“张老师，帮我缝一床被子！”开学第一天报完名，我抱着被褥大大咧咧地闯进了张老师的家。
“你会找人呢！──下午四点钟来拿吧。”她很爽快地答应了。
下午到点，我准时来取，却见同班一女同学在给我缝被子，张老师在一旁备课。那年头的中学生，男女界限特别严明，我红着脸说：“张老师连被子也不会缝！”
张老师听了，有点“恼羞成怒”：“你这鬼娃儿，帮了你的忙还要说我！”
其实，我早就听说张老师不会做家务：煮面用冷水，切豇豆一根一根地切……看来是真的了。
二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也许是我的成绩好，尤其是物理成绩特别好吧，反正张老师喜欢我并特别信任我，我因而十分得意。我会写作文，于是，班上的学工挑战、支农申请、学期总结等等，张老师统统交给我。她还不止一次地当着我的面，向其他老师夸耀：“这是我班的秀才！”
所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上面要求各班成立“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罪行调查小组”，我自然被张老师“委任”为组长。
受命之后，自然要有成果，但这个“重任”把我难住了：我没有受过“17年教育”（这里解释一下，所谓“17年教育”指的是1949年到1966年期间的“修正主义教育”），到哪里去调查呢？想来想去，我想到一个自认为很“对口”的调查对象：张老师。张老师不是文革前大学毕业的吗？而且可以推断，她小学中学也受的是“修正主义教育”，找她调查不就可以了吗？
于是，一天傍晚吃完晚饭，我气宇轩昂地来到了张老师的家。她听我说明来意，也忍不住笑了：“你还会找呢？找到我头上来了！”我说：“不找你找谁呢？你接受的不正是修正主义教育吗？”
我们聊了起来，她认真地回忆，我认真地用钢笔记录。我一边记，一边咬牙切齿：“这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可真是害死人哪！”张老师说的是什么呢？记得当时她给我讲过一个“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害人”的例子，她说她在读大学（西南师范学院）的时候，同系有一个男生，俄语特别好，便到图书馆偷偷看俄文原版的《真理报》，那正是1963年前后，中苏论战正在激烈地进行，这个男生的行为被发现后，成为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最后遭受了“待分配”的处分——那个年代，这已经是很严重的处分了，因为当时国家对大学生包分配，而“待分配”则不知哪年哪月才会被“分配”，所以“待分配”就像八十年代的“待业”一词一样，其实就是失去了工作。记得张老师讲到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里不无惋惜，但她仍然似乎是言不由衷地补充道：“这就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人的毒害！学了俄语不好好为人民服务，而是里通外国。”
我听了之后，也唏嘘不已。
三
张老师一直非常欣赏并信任我，对我很好。其实张老师并不是只对我一个人好，她真诚而平等地爱着每一个学生，也绝不容忍有学生不尊重别人。我曾为了取笑班上一位年龄较大的农村同学，在他桌子上赫然写下一行毛笔字：“祝你安度晚年！”张老师知道后异常愤怒，当着全班指着我的鼻子勃然大怒道：“李镇西！你简直被我惯坏了！……”我伏在桌上痛哭不已。
太不给我面子了，太伤我自尊心了！以后几天我都不理张老师。过了好久，我自觉惭愧，面对张老师，鼓起勇气喊了一声：“张老师……”
“怎么？还是要理我啊？”从此张老师不再提起此事。张老师虽然是女教师，但非常爽快利落，绝不拖泥带水，甚至连“苦口婆心”和“语重心长”都很少，更不会像有的老师那样，学生犯了错误便长时间“谈心”，还一个劲儿地追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当时是怎么想到？动机是什么？”孩子犯错，很多时候是糊里糊涂做了就做了，哪会想那么多？张老师也从不让犯错学生请家长。这就是张老师的风格。
教语文的林老师也对我特别好，因为我的作文写得好，但我的好朋友孙涛却特别讨厌林老师。一次，林老师批评了孙涛，孙涛特别郁闷。为了帮孙涛出气，我便画了一幅丑化林老师的漫画，托老实忠厚的张天贵同学悄悄丢进他的提包。第二天，张老师叫我去她办公室。我惊讶于张老师如此洞若观火，怎么会如此快捷精准地判断是我画的呢？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如何给张老师认错。结果，张老师不是怀疑我，她叫我去竟是让我帮她破案！
“你暗中观察一下，看是哪个画的……”张老师充满信任地委我以重任。她第一个怀疑的对象就是孙涛，因为她知道孙涛对林老师一直不满。她当然知道孙涛是我的好友，但她还是信任我，要我好好观察一下孙涛。我心虚，但居然每天都向张老师汇报：“好像是孙涛，但又拿不准，我再观察观察……”时间一久，张老师放弃了追查，但始终没有怀疑过我，因为她多次夸我：“你很单纯，也很聪明。”直到毕业，张老师都不知道她信任的“福尔摩斯”正是“作案者”。
四
毕业前夕，学校要求各班写“强烈要求”上山下乡的《申请书》。说来好笑，作为一项政策，当时的高中毕业生必须到农村去，这和“申请”没有关系，你不“申请”也必须去！但上面偏要这样装模作样地走走过场——这么多年来，无数中国人都这样“被自愿”过。写申请书的任务，当然就落在我的身上了！这样的公文，我是驾轻就熟，一气呵成。具体文字现在记不清了，反正都是些当时流行的豪言壮语，结尾我隐约记得，大约是说，亲爱的党啊，请考验我们吧！让我们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扎根农村一辈子，让共产主义鲜红的太阳照彻全球！
申请书写完了，就该让全班同学签名。我想都没想，便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且是排在最前面，第一个。结果被张老师“批评”：“怎么能你先签名呢？应该由团支部书记朱桂兰签第一个名嘛！”我一下感到了自己的“僭越”，脸红了。张老师却得看着我，一脸坏笑。原来她是在“幽我一默”呢！
说到毕业，我的心又开始揪了起来，因为最最使张老师伤心的，莫过于毕业那天──
当张老师发下毕业证离开之后，班上早已“誓不两立”的两派同学便展开了“最后的决战”——双方人马大打出手，教室里一片混战。我个矮且胆小，不敢去肉搏，便通风报信，煽风点火，调兵遣将，推波助澜，直到我方大获全胜。
离校时，我想起了去向张老师告别。一推开张老师的家门，我却愣住了──
张老师面窗而坐，右手撑着耷下的头，几乎伏在写字台上的身子正一抽一搐地颤动！桌上的镜子反映出张老师的面容：张老师在无声地流泪！一颗颗泪珠从她美丽的脸庞上洒落下来，桌面已湿了一片……
面对张老师的背影，我嗫嚅道：“张老师……”
张老师一动不动，用颤抖无力的声音说：“我……已不是……你们的老师了！想不到……你们会这样，来与我……告别……”
无地自容！我什么也说不出了。默默地站在张老师身后，痛苦地久久凝视着张老师的背影……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背影！
不知站了多久，我把打算赠给张老师的一幅名为《延安颂》的画悄悄放在屋子靠门的墙边，便退了出去。
“张老师不爱我了！我失去了我的张老师了！”我一遍又一遍含着眼泪在心里对自己说。
……
我决定暂时不回老家，而在同学家里住几天。我一定要当面给张老师认错，再向她告别。几天后，我又来到学校，见到了张老师，她的气已经消了许多。我真诚地表达了我的悔恨，张老师原谅了我。
我给张老师深深鞠了一躬，不仅仅是谢意，更有歉意。然后，告别了张老师，乘公共汽车回到我的老家。
五
一年后，已经下乡当知青的我回去看过张老师。那一次，我鼓起勇气对张老师说：“张老师，高中时你要我破的那个画林老师漫画的案子，我已经破了。作案者就是我。”张老师很惊讶：“真没想到是你！”但她没有生我的气，只是说：“马上去给林老师道歉！人家林老师对你那么好！”于是，张老师陪着我，来到林老师家。我真诚地向林老师道歉。林老师宽厚地笑笑：“呵呵，过了这么久的事，不说了不说了。”写到这里，我不禁怀念已经去世多年的林老师——对不起啊，亲爱的林老师！
再后来，我考上大学了，去学校报到前又去看了张老师。张老师自然很欣慰，她说我们76年高中毕业的这个年级，只考上两个，一个是我，考上的四川师范学院；另一个是张一成，考上的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
但张老师很奇怪我为什么要考中文系，她问：“你怎么不考物理系呢？你的物理成绩那么好！”张老师说的是实话，中学时代，我的数理化成绩都很好，特别是物理很拔尖，但骨子里我非常喜欢文学。我对张老师说：“我的兴趣在文学。我的物理成绩好，那是因为你教物理。”
后来我大学毕业，成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师，依然常常去看张老师。有时候碰上张老师正在批改物理作业，便要我帮她批改作业——在她心目中，我还是“物理尖子”，其实那时我的物理知识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张老师依然关心着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着急我的“个人问题”，忙着给我介绍对象。记得有一次，她带我去女方家相亲，快到女方家门口，我怎么也不好意思进去了，张老师急了，说：“又不是去挨刀！唉，就算是挨刀，你也去挨一刀嘛！有什么大不了的！”
八十年代中期，我去五通桥出差，在四望关的索桥上，和张老师不期而遇。她一见我，居然给我来个军礼！笑死我了，张老师还是那么幽默风趣。我和张老师谈教育，谈社会，谈到当时一些社会现象，我忧心忡忡，向张老师倾诉着我的绝望。张老师说：“李镇西，我不担心你犯经济错误，也不担心你犯生活错误，但我担心你犯‘政治错误’。说话一定要小心啊！”
再后来，我在教育上有了一些成绩，张老师知道后，颇为欣慰。我也暗自想，我一定不能给张老师丢脸。后来，张老师退休了，我依然至少每年都去看她一次。
六
2007年8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张老师的电话：“李镇西，我正在去成都的车上。”我一乐：“张老师要来看你女儿？”她说：“不，我要定居成都了！”我忙问：“你房子在哪里？”她说：“九眼桥，锦江边，顺江路……”
我吃惊地几乎跳起来：“我也在那里住啊！”
就这么巧，就这么巧！三十多年前，我和张老师以师生关系相识于乐山市五通桥中学校园。当时的我们谁能想到，三十年后，我和张老师居然住在同样一个小区，成为名副其实的邻居！
其实，张老师本来就是成都市的“土著居民”，她的家原来在庆云南街，好像是我读大学时，张老师回成都，还带我去她家坐过。据说解放前，张老师的家是很有“身份”的家族，但因为“出身不好”，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的张老师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后来才调入五通桥中学，再后来又调入乐山草堂高级中学，退休后又被聘请到乐山更生学校。她也没有想到，退休以后，居然“叶落归根”。
这以后，我见张老师就很方便了。有时候在小区门口会碰见张老师散步，或去买菜。每次她都说：“你忙，快忙你的去，别耽误你的事了！”虽然见面方便，但的确因为忙，我依然很少去看张老师，一年也就那么两三次吧！但教师节前，我是一定要去看望我的张老师的。
张老师不会打麻将，也不会斗地主，现在每天都带外孙女，当保姆，然后就是看书、上网。当年用冷水下面、豇豆一根一根地切的张老师，不但早就学会了开水下面、切豇豆，而且做得一手好菜。有一次，我还收到过张老师的一条短信：“红烧肉好了，过来一起吃吧！”
虽年过70，但张老师有着年轻人的活力，思维依然敏捷，说话依然风趣。比如我每次去看张老师，张老师都会对着我一脸坏笑：“嘿嘿，李校长……”她有时还调侃我：“李劳模……”我问她身体如何，她有时回答：“现在没发现什么，也许已经有癌症了，只是我暂时不晓得。”我要她别“瞎说”，她却一本正经地说：“是暂时不晓得嘛！”有一次去看她，聊起一位去世的老师，然后我问她身体如何，她不动声色地说：“快了！”脸上还是一本正经。她这“一本正经”正是她的冷幽默。虽然是玩笑，但张老师对生死真的看透了，非常豁达。不过，张老师的身体其实很好，这让我和同学们很是欣慰。
当然，我们也不只是调侃。一次去看张老师，告别时，她很认真地对我说：“李镇西，你还保持着本色！人就应该这样。”我认为，这是张老师对我的肯定，也是对我的最高评价。
七
今天早晨6点过，我开车接上张老师，回到乐山市五通桥区参加我们班高中毕业40周年聚会。所有同学见了张老师，就像见了母亲一样，女同学们激动地扑上去和张老师紧紧拥抱。大家都说张老师没变，“一点都没变”。这还真不是夸张，75岁的张老师，和我们这些年近六十的的学生相比，真的差别不大。
有一个细节，让我很感动。中午吃饭时，大家给张老师敬酒，有同学指着我说：“李镇西是张老师最得意的学生。”张老师马上纠正：“不，每个学生都让我得意！”同为教师，我深知这句话所蕴含的意义：唯有视每一个学生都为“得意”的老师，才是真正而纯粹的教育者。
而张老师确实是对每一个学生都爱。我调到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工作是，有一个叫黄静的同事读了我的《爱心与教育》，看到书的“后记”中我提到感谢的人中有“张新仪老师”，很激动地找到我：“李校长，我是张新仪老师九十年代的学生啊！”他直夸张老师“对学生有爱心”。
早晚往返四个小时车程，我一边开车一边和张老师聊天。她说：“我从1963年大学毕业开始教书，一直到2007年，从22岁到66岁，整整44年，教过两年俄语，后来一直教物理，一直当班主任，一天都没有离开过讲台。那天女儿问我，这一辈子最开心的日子是什么时候？我说，还是我当老师和学生在一起的时候最开心。学生总是那么单纯可爱，只有和学生在一起，才会真正快乐。”
我问张老师：“那你教了一辈子书，有没有学生恨过你呢？”
张老师想了想，说：“嗯，有的。一个学生比较贪玩，我就去家访过他的家长，这个学生对我就不高兴。后来参加工作了，在医院工作，见到我都不理我。”
这是唯一一个长大后都对张老师还耿耿于怀的学生，但张老师显然没有半点错。我说：“你去家访是他好，对他负责，可能他以为你是告他的状。现在好多老师都不家访了。”
张老师却并不认为自己去家访有多么“高尚”，说：“以前，老师家访是常规工作。”
过了一会儿，张老师问我：“李镇西，你教书这么多年，对学生说过假话或做过什么假没有？”我回忆着，心想要说一点违心的话都没说过是不可能的，我正要回答，张老师却主动说：“我做过假。有一个学生来叫我给她开初中毕业证明。她读书时因为成绩不好，并没有拿到毕业证。但工作后因为什么原因，需要一个初中毕业的证明。我想了想，还是给她写了一个证明，拿到学校教务处盖章。我知道这是作假，但人家都已经工作，这个东西也许对她有好处。”
我说：“您这个‘作假’充满爱心，是为你的这个学生着想。我中学时因故失学，也是我父亲的一个当校长的朋友给我开了一个假的转学证明，使我得以继续学习。不然，我后来不可能考上大学。所以，那次‘作假’，改变了我的命运。”
“当老师的，最根本的还是要爱学生。”张老师这句朴素的话，也是贯穿她教育生涯的灵魂。
八
几天前，接到《中国教育报》约稿，要我配合“教师节”宣传写写我的老师。我当即便想到我的张老师。
我对张老师说：“我要写你，然后发表到《中国教育报》。”她马上回我，表示推辞：“我是极普通的一名教师，就是喜欢和学生打堆。我这个人毛病很多，急躁。沒有那么高大上！”
我其实也不认为张老师多么“高大上”，但她的确教书特别棒，所有学生都喜欢听她的课，她能够把物理讲出趣味和魅力，当年我就是因此迷上物理的。我今天参加同学聚会，专门带去了我保留的当年张老师给我批改过的物理作业本。她当班主任，那是真的爱每一个学生，绝无半点功利，更不势利。可是，张老师却不是特级教师，也没当过任何学校的行政职务。她最高的“职务”，就是班主任。
记得有一次我问过她：“张老师，你怎么是是特级教师呢？好多特级教师还不如你呢！”
她说：“我母亲从小就告诉我，知足常乐。我从不与人争，所以一直很满足。学生们对我都很好，但我从不在乎学生们是否对我‘记情’，毕业后是不是要来看我。他们来看我也好，不来看我也好，我都认真教书，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教师的一切都是为了学生，而不是为了‘上面’。一个老师好不好，最终应该由学生来评价。”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张老师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我当老师，正是自觉不自觉把张老师当做标杆。像她那样爱学生，像她那样胸襟豁达，像她那样善良宽容，像她那样以教学艺术赢得学生的心，像她那样尊重每一个人……一句话，像她那样真诚热爱自己的事业和学生，做一个平凡而幸福的老师。
因为要写这篇文章，我在微信上便问张老师：“您工作几十年，获得过哪些荣誉称号？”她马上回我：“好像得了不少！”我问：“最高级别是什么？”
她第二天才在微信上给我留言：“你问我获得的最高荣誉是哪一级？不好意思，昨晚我查了查，翻了翻，最高级别是市级，其他全是学校发的奖状。无论是三八红旗手、优秀共产党员，还是优秀教师都未超过市级！我从来也设有想过。真的不好意思，我确实没有刻意去追求过荣誉，我只是想把学生带好，希望学生长大后能为社会出力。我沒有像你一样从教育学的高度去教育和带领学生。我只是希望我这个班主任的阳光要照到每个学生。不以成绩好坏论英雄。我努力这样做，但做得不好！”
我没有再回复张老师，因为我不知说什么。最近几年，媒体喜欢用“最美”二字来褒奖教师。而我的张老师既没有获得过“最美教师”的称号，也不是“全国劳模”“特级教师”，但她显然早就用不着靠堆叠的证书来证明自己的“优秀”，她的全部光荣与尊严，已经印刻在她历届学生温馨的记忆里——
我和张老师44年中所教过的所有学生都可以证明：无论外貌还是内涵，先后在乐山市五通桥区桥沟中学、乐山市五通桥中学、乐山市草堂中学、乐山市更生学校执教的张新仪老师，是中国最美丽、最优秀也最幸福的老师！
2016年9月3日晚
（高中毕业时，我们和张老师合影。前排左一蹲着为作者，中间坐者为张老师。）
（张老师当年为我批阅过的物理练习本。四十多年了，我一直珍藏着。）
（上张老师当年留下的批改字迹依然鲜红，我好像回到了高中时代。）
（张老师曾经认为我应该考物理系，因为我当年在班上的物理成绩很好。后来虽然我没教物理而教语文，但一辈子如张老师一样在中学教书育人，也算没有辜负张老师当年对我的教诲和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