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西：做一枚高贵的鸡蛋——就“于欢案”答友人十问

《我该如何给学生讲于欢》（虽然在“镇西茶馆”被删，但通过百度搜索在其他网站还可以读到）一文，在赢得广泛共鸣的同时，也引起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个很正常，谁也不敢说自己就垄断了真理。我那篇即兴之作也绝非“句句是真理”。对所有严肃的商榷以及哪怕很尖锐的批评的文字，我都欢迎。最近还有不少朋友时不时地给我发送“最新内幕”之类的东西，好心提醒我。只是因为太忙，没时间一一回应了。对个别胡搅蛮缠甚至讽刺谩骂的文字，我照例是不屑一顾；但对真诚的关心，我不能一点表示都没有。因此，这里梳理出朋友们提出的十个问题，做个简单而诚恳的回答，算是我对“于欢案”最后的评论，以后我不会再写相关文章了。

一

问：作为教师，您如此给学生讲“于欢案”恐怕不妥吧？这不是赤裸裸地宣扬“不要法律，只要暴力”吗？

答：所谓“我该如何给学生讲于欢”，是一个假设的情景。我快退休了，也很难再有学生问我。所以，我不会有机会给学生讲。之所以这样假设，是基于一种“教育视角”的写作构思。因此，这并不在展示一个“谈话技巧”。写这个话题的人太多，我不想重复别人的套路，于是便以这个角度行文，而并非真的是要给学生这样讲。当然，如果以后真的有机会给学生讲这个问题，我显然会非常谨慎地给学生讲可以给他们讲的“法”“理”“情”之间的关系，但无论如何“谨慎”，危急关头一定要保卫母亲，这是一定要强化的理念。 

二

问：你了解全部事实真相吗？最近几天又有新的“内幕”被披露，事件似乎正在走向“反转”，说不定最后会“惊天逆转”。你在没有全部了解真相之前，凭什么要评论于欢案件呢？

答：什么叫“全部事实真相”？除了现场亲历者，恐怕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了解了“全部事实真相”。媒体和法官所依据的都只是事后以各种方式尽可能“还原”的“事实真相”。我了解这个案件并写成文章，所依据的是媒体的报道和一审判决书。有人说二者有差异，说实话，我看不出什么本质的差异，虽然行文风格有差别，因为各自得符合各自的文体。事实上，目前包括法官在内的专业人士和许多法律专家，他们判断、评论这个案件所依据的都是同一来源的“事实真相”。在这一点上，我和他们没有区别。

至于说“惊天逆转”，我不是预测未来的算命先生，也不是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因此对这几天一些“音频曝光”“重磅黑幕”“据说”“网传”不做评论。如果真的有什么之前一直被隐瞒的“真相”足以颠覆此前包括一审判决书在内的事实陈述，也推翻了我此前的认识，那么我愿意向“真相”投降，并承担应有的责任。

我今天在“镇西茶馆”特别转发了著名青年评论家曹林先生昨天写的《有人为何那么希望辱母案“反转”》一文，他说出了我想说的话。大家可看看。

三

问：这么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您不觉得您的那篇文字太情绪化，甚至太煽情了吗？

       答：是很有情绪，义愤填膺的我无法没有情绪。我写的不是法律文书，就是一篇随笔或者说是一篇杂文，我没有想过要抑制自己的情感。至于“煽情”，没想过。如果读者也激起了情绪，那叫“共鸣”。当然，因为义愤填膺，所以措辞比较激愤，甚至比较极端，比如“应该入选‘中国道德楷模’”之类的话，因而的确不够严谨，这点我承认。但要求义愤填膺的我冷静写文，我做不到。我不是法官，我只是一个公民（教师）在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情感，没有必要像法官那么冷静理智——何况法庭上的法官也不是绝对没有情绪。作为前省人大代表，我曾经旁听过法庭审判。法庭上，法官义正词严的陈述和宣判，充满正气的声音，不也蕴含着情感吗？

四

问：作为一个教师，你为什么在文中自称“法盲”？你并非法律专业人士，你为什么认为于欢无罪呢？

答：说我“自称‘法盲’”是“误读”。我原文中的“法盲”特别加了引号，表示是别人眼中所谓的“法盲”。紧接着我说“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于欢何罪之有”。在认为于欢是有罪的人眼中，我自然就是“法盲”。但是，岂止是我这个“非法律专业人士”不知道于欢何罪，还有许多法律专业人士同样认为于欢无罪。本来，对同一个案件，就算是“事实清楚”，就算是依据同一部法律，也依然见仁见智，有人认为有罪，有人认为无罪。中外皆有这样的例子，这不很正常吗？

至于我为什么不认为于欢有罪，那是我基于自己对法律的应然理解所得出的结论，“道德是最高的法律，法律是最低的道德”，于欢的行为在我看来，显然是符合道德规范的，自然也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法律界人士（包括一些德高望重的法律专家）也有认为于欢应该无罪释放的，他们的理由更“专业”。我就不用举例了。

五

问：你是不是宣扬“以暴制暴”？

答：当然不是。在法律健全、司法公正、公权力保障有力的文明时代，我坚决反对私力救济、“以暴制暴”。但如果不得不用私力救济的方式制服暴力不法侵犯者，那么，这不应该视为“以暴制暴”，而是受法律保护的“正当防卫”。

六

问：你看了一审判决书吗？判决书已经事实清楚，你怎么还会质疑判决呢？

答：虽然枯燥冗长，而且难以辨认（因为是影印件），但我还是认真看完了。判决结果与我基于道德、常识、常理的判断结果截然不同，我不自觉地开始质疑法院判决了。所谓“事实清楚”，这四个字可没那么简单。历史上那么多的冤案，远如刘少奇，近到聂树斌，当初不都是说“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吗？如果一审都“事实清楚”，怎么经常看到上一级法院以“事实不清”为由“驳回重审”呢？

七

问：在法院没有终审此案之前，你这样评论合适吗？你有权质问一审法官吗？

答：是的，我不止一次在文章中质问聊城法官，并要求“请正面回答我”。这是宪法赋予我以及任何一个公民的权利。宪法第二十七条：“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里，可没有“法院和法官除外”的说明啊！所以且不说此案在“法院没有终审此案之前”可以评论 ，就算是终审了，执行了，任何公民必须服从判决，但依然也可以评论。这同样是宪法赋予任何一个公民的神圣权利。

八

问：你不认为法官应该独立办案，法院应该排除法律以外的干扰吗？你难道认为“法律应屈从于民意”吗？

答：法官当然应该独立办案，法院当然应该排除法律以外的干扰。但这里的“干扰”不仅仅是舆论的干扰，还有权力的干扰。请问，为什么有人仅仅强调“法律不能受舆论干扰”，却不说“法律不能受权力干扰”呢？这么多年来，司法究竟是受舆论干扰多一些，还是受权力干扰多一些？

我当然认为法官判案不应该简单地被舆论左右，但从根本上说，应该符合民意。“舆论”和“民意”不完全是一回事。我说过：“法律从根本上讲应该体现人性，凝聚公正，代表正义；如果法院的判决让几乎所有人都感到了愤怒，那要么是法律有缺陷，要么是法官有问题。”什么叫“民意”？人性、公正、正义，就是民意。难道法律不应该满足这个“民意”吗？

有人说：“法律是法律，情感是情感，道德是道德，不能混为一谈。”我不敢苟同。从法律精神的层面说，法律不应该与情感、道德截然对立。法律的基石应该是人性，法律体现人民意志。卢梭有一句名言：“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心里。”

九

问：有人说，如果非杀人救母不可，正确做法应该是杀了辱母者，然后服罪坐牢。这样，既不违孝道，又尊重了法律。您认为呢？

答：这里再次把法律与道德对立起来。貌似情是情、法是法，其实谬也。如果属于正当防卫而杀凶，自然不会坐牢。“宁肯坐牢也要杀人”这种极端做法，也许只在某种特殊的情形下可能发生。 

其实，一千多年前的柳宗元曾就“礼”和“法”的统一说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话，翻译成白话文大意就是：礼和法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都是维护秩序、伸张正义、防止生乱，只是采取的方式不同罢了。所以，表彰和处死是不能同时施加在一个人身上的：处死一个人应该被表彰的人，叫乱杀，属于乱用刑法；表彰一个应该被处死的人，这就是过失，严重破坏了礼法。如果这样，追求道义的人就不知道前进的方向了，想避开刑罚的人也不知道该该怎样立身行事了。

这话放在今天依然有意义。只是我想问，难道今天的国人，对“礼”与“法”的理解还不如古人吗？ 

十

问：您作为一名教师，应该多谈教育，跨界谈法律，往往容易说外行话。您为什么喜欢对社会问题发表评论呢？您多写一些教育文章，可能对中国教育的作用更大一些。写这些容易引起争议的时评，有多大意义呢？还容易给自己惹来麻烦，何苦呢？

答：真诚感谢您以及所有朋友对我的关心！不过，我还是要说，我是教师，也是知识分子，更是公民。谁规定了教师只能谈教育？何况在教师眼中，一切都是“教育”。法官判案自然具有广义的教育功能，如果错判，那是糟糕的示坏；只有正确的裁判才能引导公众抑恶扬善。我没有参与侦破案件，没有参与审问嫌犯，没有参与分析案情，更没有参与起草判决文书，不存在也没有机会“说外行话”。我之所以评论一些社会现象，是因为我就是社会的一员。远方他人今天的不幸遭遇，很可能就是我明天的遭遇。面对强大的不公，我们都是潜在的受害者。

前几天看了一篇非常棒的文章，题目是《在鸡蛋和石头的较量中，我永远站在鸡蛋一方》。文章开头两段是这样的——

2009年，村上春树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时，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震撼不已的话：“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村上春树为何要这么“蛮横”地永远站在鸡蛋一方？因为——“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鸡蛋，我们都是装在脆弱外壳中的灵魂，很多时候都必须面对一堵冷酷的高墙。”这堵高墙可能是恶势力，这堵高墙可能是行政体系，这堵高墙可能是司法体系……“这堵墙实在太高太坚硬，在不明真相之际，如果我们不站在鸡蛋一边，鸡蛋立马就被撞碎了。”村上春树说。

“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鸡蛋。”这话让我怦然心动。

我愿意做一枚高贵的鸡蛋。

仅此而已。

                 2017年3月31日